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第二章 角色冲突 读书会材料

浅析《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张春敏
【期刊名称】《农村经济与科技》
【年(卷),期】2016(27)24
【摘要】张静教授的著作《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以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用过程—结构分析方法深刻探讨和解释了关于基层政权的权
力结构及性质、角色冲突和乡规民约等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进一步回答了乡村冲
突的制度性来源和政治后果.书中分为十大章节,涉及许多关键性问题,我的报告第一部分是将各章节分别总结并谈谈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第二部分是结合自己的知
识积累谈谈对本书的思考与启发,最后是结语.
【总页数】3页(P172-174)
【作者】张春敏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0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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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中的权力冲突与对策【摘要】村民自治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权力冲突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权力冲突的根源和表现形式，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包括加强透明度与民主决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等。

为了解决权力冲突，需要村民自治组织及相关方共同努力，推动其健康发展。

通过这些努力，可以使村民自治组织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的目标。

加强透明度与民主决策是解决权力冲突的重要途径，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则能有效防范权力滥用。

希望本文能为村民自治组织在权力冲突处理中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共同努力解决权力冲突，推动村民自治组织健康发展将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村民自治组织、权力冲突、根源分析、表现形式、策略、透明度、民主决策、监督机制、共同努力、健康发展。

1. 引言1.1 村民自治组织的重要性村民自治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有效地促进基层民主，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目标。

村民自治组织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推动村民参与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可以让村民更加直接地参与农村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增强村民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意识和能力。

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村民自身的自治能力提升，也有助于解决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村民自治组织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抓手之一。

只有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就。

1.2 权力冲突的普遍存在权力冲突是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中常见的问题，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都普遍存在。

权力冲突通常源自于各种利益的碰撞和竞争，导致了组织内部的矛盾和纷争。

在村民自治组织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或个人往往会因为权力的分配和运作方式而产生不满和争执，从而引发权力冲突。

权力冲突的普遍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决策的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分配不公等。

乡村政治的悖论与冲突摘要：乡村政治在其自身的发展运作中，不断体现着它与国家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及村庄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从表面上看，国家对村庄进行了高度统合，村庄的权力运作呈现出稳定有序的状态，人们的行为遵循着道德的规范和约束。

但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乡村政治的运作呈现出许多悖论和冲突。

对此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展现该时期乡村政治运作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乡村政治；悖论；冲突；人民公社在对相当多的关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政治运作的著作和论文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相似的论点：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体制，它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强大的行政手段实现了对村庄的高度统合，从而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入到基层乡村社会中，迫使乡村政治的运作服从于国家的目的和意志；在这种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为基础所维持的秩序下，乡村社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运作状态；受这种“有序”状态及革命话语的影响，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得到宣扬并被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政治的上层以禁欲式的教条限制着党员干部的欲望，社会腐化现象大为减少。

所有这些似乎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在人民公社时期，村庄是高度统合的；村庄的运作是井然有序的；人们的行为是道德的。

针对以上学者们所普遍认同的观点，笔者试图提出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以期实现学术的沟通和对话并引起学界的思考，从而使我们再次深入到该时期的乡村社会，仔细解读蕴涵着乡村真实的材料和碎片。

一、村庄是统合的，还是分裂的？人民公社时期，从表面上看，国家对村庄的统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以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将村民纳入到国家的政权体系中。

国家权力的下沉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使传统社会的“王权不下县”现象趋于消失，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杜赞奇所说的“赢利型经纪”对村庄经济和权力的破坏，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

虽然国家的政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但人们从未动摇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忠诚。

读书笔记个体与权威----a05f8fe3-7164-11ec-bef4-7cb59b590d7d读书笔记个体与权威阅读笔记和阅读框；个人与权威&rsqb；读张静《个体与权威：如何建立两者的联系？》------崔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来源和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般来说，基层民众与权威当局的制度化联系被认为是保持社会平衡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种制度化联系渠道或机制由两个主要的相互作用的环节组成：即自下而上的利益传输和合法性供给与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和利益的满足。

它们之间的畅通循环，为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基础。

张静老师的《个人与权威：如何建立二者的联系》正是基于此理论关怀展开讨论的，作为以“单位”“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切入点对职工利益传输机制的研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分为六个主要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了问题的意义和目的；第二部分阐述了相关背景，特别是案例分析的重要概念，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在中国特定国情下的特殊性；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描述了案例体验现象，并具体讨论了作者调查的企业中“代表是如何选举的？”“代表们能做什么？”三个方面；第六部分讨论了案例提示的一些理论问题，并阐述了作者的观点和思考。

我读这篇文章有以下几点特别的感悟：一、中国语境中的概念理解1．选举。

在西方以多元取向进行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通过政治竞争过程选择政治代表，投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通过被选代表参与决策，个体即投票者与决策者即权威建立起利益联系。

因此，选举的作用被确信为，能够有效地保证个体和权威相对的一致性，尽管存在选举模式的差异。

但是，在中国明显的政体下，选举是否具有同样的政治意义？列宁曾有过经典的解释：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由经常的选举竞争，而是通过统一贯彻的权力，组织完善的科层结构，官员和民众的平等地位和薪金，组织内部严密的纪律，和具有正确政治方向的政党保证上下利益一致的。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一个文献综述2011-11-21 14:42:38 来源：三农中国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农民跌宕起伏的遭遇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与百年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张弛之变紧密相连。

围绕着中国农民历史创造者的动力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关于中国农村的变革形成了两种不尽相同的解释路径，一种是“抗争/底层社会”的线索，一种是“权力/文化”的线索。

前者在描述底层政治的显性特征和回应转型政治的突出特点上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性，后者则试图揭示基层治理的特征及其社会结构的基础。

关键词：农民抗争底层政治国家政权建设乡土中国一、三农问题与中国农村变革到底是谁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变革？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对20多年来的农村改革进行了反思，“三农问题”正式进入了知识界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开了反思改革的序幕；2002年，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进一步把“三农问题”引向了大众。

在此前后，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共同塑造了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的反思。

《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农民调查》中的弱者的农民形象深入人心，而《黄河边上的中国》的“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私”的形象同样振聋发聩，温铁军的反思，则似乎说明一个道理，中国农民在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中的确是受害者，尽管中国农民为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时之间，晏阳初在二三十年代所言的“贫、愚、弱、私”的中国农民形象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历史推动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两种矛盾的农民形象引起了人们深思，由此，底层政治的逻辑及乡土社会的现状构成了近年来农村研究的两个主要论域。

温铁军在《“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系统表述了其中国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1]的核心观点，并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土地制度变迁；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

摘要：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是作者从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机构及其性质，并用此来解释乡村冲突的结构和制度性来源。

书中涉及问题众多，有地方权威的来源及其角色、乡规民约的作用、基层财税制度及其政治后果、乡村干部的产生制度及其地位等。

我的读书报告是按照下面的逻辑写的，整个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总述每一章的中心内容，然后根据这些具体的细枝末节的问题写一些自己的想法。

第二部分是针对整本书的内容而言，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乡村基层一、分章阅读总结及感想（一）历史：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及其变化传统中国在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之外存在着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的地方性管制单位，且它承担着实际的管辖权力。

对基层组织的官方授权刺激的是基层干部集团内部利益组织化的发展，社会本身的组织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国家政权建设遇到了瓶颈。

从本章分析的基层权威授权来源的变化产生的政治后果中可以看出权力的有效行使依赖于权威的来源。

作者最后指出“社会授权关系在基层治理中可以防止权威和社会利益脱节，所以，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强化权威的社会基础，是保证基层长治久安的根本”。

我很赞成这种观点。

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想避免权力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规制，而最有效的监督主体无外乎权力直接作用的对象。

通过社会授权使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形成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使二者都不能偏离对方而存在，如此，权力才能不被滥用，政治才能良性发展。

（二）角色冲突：公共服务与垄断经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基层政权的新角色是从事经营，成为经济行动者，经济角色将合理的发展出“私利”，并与其他组织形成资源竞争，政权角色则要求它为公共利益服务，二者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冲突。

这一冲突造成了不受任何社会监督的、相对独立的、内聚紧密的、脱离地方集体利益的资源垄断集团，并通过专控的人事制度保证利益的延续。

村民自治与基层行政管理的矛盾及对策作者：赵岳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32期摘要：村民自治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也是一项伟大的成果。

村民自治有着重要意义，乡村的治理方式有了深刻改变，国家不在对村民直接管理，给与他们一定的权利自行管理。

随着村民自治的逐渐深化，基层管理和村委会之间的逐渐的出现不和谐现象，这些不和谐的问题严重的阻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道路。

文章就针对村民自治与基层行政管理的矛盾及对策进行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村民自治;基层行政管理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民主自治指的是国家赋予村民一定的管理权，村民可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

随着村民自治的逐渐深化，代表着乡镇政府的基层管理权与村委会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对我国的村民自治的有着负面的影响，因此对这些矛盾的以及相关的解决对策的研究势在必行。

一、村民自治与基层管理之间存在的矛盾（一）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非法干预基层管理对于村民自治非法干预首先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在村民选举中，有些基层的乡镇政府利用手中的职权直接对村委会选举进行非法干预，政府干预村民的选举流程，有的政府强行任命村委会干部，强行撤换任期未满的村干部，有的地方甚至是多年不进行村民选举更换村干部，有的乡镇党委在选举中强行推荐自己亲信的人，这样方便日后村党委能够更好的听从乡镇的领导。

在民主决策中，村民不能完全的行使民主决策权，很多基层政府会直接对村民的决策进行干涉，或者基层对村民进行强行决策，以不太正当的由头向村民乱集资、乱分摊。

在乡村的财政管理上矛盾尤为突出，原则上村财务由村民集体所有，一般情况下由村委会进行保管，由村民同意决策之后使用。

但是在有些地方村财务却是由基层的乡镇政府管理，村民财务的支出和使用变成了由乡镇政府决定而不是村民决定，这样便经常会出现村财务被乡镇政府私自挪用侵吞，给村民造成了损失。

农村基层政权治理性危机的表现、根源和解决之道一、农村治理性危机的主要标志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治理性危机，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近十年来，全国乡镇政府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目前全国65%的乡镇共负债达3200多亿元，其中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最为严重，这些乡镇还债能力低下，致使负债仍在不断增长，濒临破产的经济状况已严重地制约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

其二，广大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集体抗争活动，这些事件不仅快速增长，组织化程度也迅速提高，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日益增强，暴力化趋势普遍蔓延。

其三，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乡村干部为完成各种“任务” 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吓和强迫农民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也屡见不鲜。

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都集中地表明了国家基层政权合法性正在逐渐丧失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降低。

但是，它们所表明问题的性质又有一定的区别。

其中，乡镇财政危机表明的是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国家财政体制和税收政策、乡镇政权汲取资源的能力及财政开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有组织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表明的是农村政治秩序的稳定状况。

它可以破坏社会的稳定性，也可以作为一定时期内各种利益关系的外部化，具有结构的可控性，特别是对“能够容纳冲突的开放社会”而言，“能够从冲突中得到封闭、专制的社会所难以得到的益处”；而基层政权的黑恶化则表明国家机体发生了病变，这种病变不仅仅是国家政权出现了功能性异化，而更严重的是一种结构性退化。

甚至可以说，如果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是制度性的原因在起主导作用的话，就标志着国家政权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曾经有过探讨。

他在研究民国时期乡村政治状况时就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

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谢立中摘要：“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的倡导者批评“结构-制度分析”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静态的结构来加以看待,因而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奥秘。

他们主张只有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来加以看待,才能够对社会现实作出更为适当的描述和理解。

“结构-制度分析”的倡导者则对此种看法进行了严正的反驳。

其实,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立场来看,这两种研究策略都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而已。

在它们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对社会现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

但对于这两种话语系统及人们在它们各自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所完成的那些话语建构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问题,我们却难以做出绝对的判断和回答。

关键词过程-事件分析;实践社会学;结构-制度分析;多元话语分析;所谓“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部分社会学家所倡导的两种社会研究模式,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倡导者们之间就两种研究模式的是非优劣所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对这一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当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拟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对这两种研究策略及其发生在它们之间的相关争论做一个简要的叙述和评论。

一、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什么是“过程-事件分析”?参照孙立平等人的描述,所谓“过程-事件分析”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它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

以下这段话是孙立平自己对这种分析方法的简要说明:“比如,我们来到一个村庄,研究村民们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

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存在于什么地方?一些人在一起抽烟聊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在那种场面中,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谁和谁是父子,谁和谁是兄弟;我们能够从村民在互相见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称呼中洞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也相当困难。

论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中的权力冲突与对策村民自治组织是作为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替代组织出现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对农村社会资源的掌握和生产经营失去了控制，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社会与政治一体的基础坍塌了，人民公社制度已经无法履行它的职能。

1983年，中央政府决定实行政社分离，恢复了乡镇政府的设臵，人民公社遂被乡镇政府所替代，原公社范围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体制也不复存在，大队权威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过去的行政命令和指挥已经失灵，于是村一级就出现了许多无人管，大队干部想管又管不了的事情，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序和混乱状况。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实行的是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土地的集体所有者主体不能出现缺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创造了自己管理本村公共事物的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一出现就被中央高层人士所肯定，随即被载入宪法，作为农村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1998年11月，全国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从组织形态上看，农村基层组织已经完成了权力的转变，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乡镇政府的管理和基层党支部的直接领导机制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有些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引起村民委员会组织运作过程中难于避免的权力冲突。

从事农业管理部门的权威人士也承认：“现在一些地方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个别的甚至矛盾尖锐，既影响村里工作，又损害支部，村委会的形象。

”(注：《农村工作通讯》，2002年第3期，第4页。

)这种不协调妨碍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挫伤了农民的政治热情，也成为我国农村村民自治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本文试图从村民自治与党支部的领导、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的管理产生的权力冲突进行分析，探讨村民自治组织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有了顶层设计图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王静■ 《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刘越山关注┃GUANZHU2021年7月11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使基层政权坚强有力，基层群众自治充满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

《意见》指出：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教授王静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意见》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构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统一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对基层治理有许多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如：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

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民的事没有小事，要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在吉林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于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夯实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层基础，巩固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82关注┃GUANZHU考察时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