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的读后感

约翰 斯图尔特 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也译作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边沁的功利主义对穆勒的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边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从小就常常拜访边沁,逐渐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这对穆勒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穆勒从法国返回后,其父曾打算让他学习法律,以便日后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指导他学习罗马法,一方面让他阅读介绍边沁学说的书籍。这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据穆勒自己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原理将此前的道德立法理论完全推翻了。在穆勒看来,边沁功利主义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既表明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动力不是个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标准应是效果,而不是动机,这效果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义的这些原理成为穆勒观察问题的根本观念和哲学思想。1823年穆勒发起组织了一个研讨边沁功利主义的学会。

约翰.穆勒（1806——1873），他倒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大多是以经验主义立场来论述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形而上的困惑，只求行之有效，所以他本身的这种特性让他的学说在近代产生了无比重要的影响，使得功利主义学说有力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我在这里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奠定他近代功利主义创始人之一的伦理学名著《功利主义》中的部分重要思想。

他立论的根据是“最大幸福原理”即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在数量和质量上尽可能多的满足大多数人的幸福（难怪尼采要不厌其烦的骂他）。他的所有论述都是根据这一原理展开的。

可以想到，他本人并不承认道德原则是先验自明的，“一切第一原理，我们知识的第一前提以及我们行为的第一前提，都是无法得到推理证明。”（*第四章论功利原则能够得到何种证明）他所注重的是道德的社会功用，并且强调个人要在什么样情况下考虑自己或他人的利益，“任何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只有在例外时，才有能力大规模地增加幸福，换言之，才有能力成为一个公众的施主；唯有在这样的时刻，才能要求他考虑公众的功利；而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他必须加以考虑的只是私人的功利，只是少数几个人的利益或幸福。”（*第二章功利主义的含义）

功利主义

开放分类： 经济、哲学、伦理学

目录

 • 功利主义概述

 • 功利主义的发展

 • 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 • 功利主义的派别

 • 功利主义的应用

 • 边沁的功利主义

 • 图书《功利主义》

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概述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功利主义的发展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休姆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姆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 (G.E.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

姚洋先生的学术札记《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中的《公正为谁而设？》一文一万余字，思路清晰，分析客观，给出了一个社会分配问题的新尝试。启发意义较强。纵观全文，姚洋先生以当今两大重要的公正理论为主线，围绕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标准，利弊，发掘两条标准各自的优势，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谨慎的功利主义道德观。笔者试图以该文内容为感悟的基础，进一步拓展姚洋对两者的优劣的分析及其高度概括，以功利主义为侧重点讨论其内容，同时表达对社会分配问题的思路。

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标准，英文中utilitarianism在汉语中被对应为功利主义。事实上，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功利论有一些基本的不同之处，而在日常生活和媒体报道中常常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功利论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混为一谈，令人啼笑皆非，因此有必要弄清楚两者的区别。功利主义伦理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在看肯定并维护人的理性自利的前提下，倡导个人对他人的共生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以及对公共幸福的，公共福利的关注，目的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商品经济开道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所造成的弊端，从而使社会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工业所要求的经济秩序和合理化趋势相适应。而中国传统功利则往往是在传统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最为流行，作为冲破日趋僵化的封建道义论体系和传统的道德要求，价值信仰束缚的一种思想武器，其思想特点是在维护基本道义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申扬个人欲望和利益的合理性。所以从理论实质上看，功利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特征，因此必定导致行为上的利己主义观点，但是功利主义又以最大幸福主义作为主要理论标志和最终目标，即边沁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当说，功利主义在这两者之间架起桥梁而做出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的，而我国传统功利论一般都没有放弃诉诸整体性，对国家民族，王朝的整体利益有强烈的关注（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学者的功利主义思想）。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利”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作为义利之辨中“义”的对应词出现，加上几千年道义传统的熏陶，所以在人们心中常含有贬义，意指自私，利己主义。现在网络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功利主义”的报道，云某某人出于不道德的动机或是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做了某某事情，论文网掀起社会上的一片谴责。如果以这样的语境来理解“功利主义”，当然与utilitarianism秉持的最大幸福主义的理论原则和他的社会哲学视野大相径庭。因此曾有国内学者牛京辉建议能够使用“功用主义”一词，这样更符合 utilitarianism的本意和初衷，并且能够避免与原有的功利一词的混淆，鉴于行文方便，笔者在此对utilitarianism的译法与姚洋先生文中所指的功利主义保持一致。

功利主义造成污染边沁的功利主义

:读后感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读书报告

读了密尔的《功利主义》，似乎觉得这本书比他的《论自由》更加好懂一些，可能是因为对我来说自由有些抽象了，功利具体一些。第一次看到“功利主义”这四个字，脑子中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实主义，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做的一切往往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人们一般只关注自身的利益。

所以呢我就郁闷了，在我看来功利主义说白了就是财富，名利至上，那么为什么如此浅薄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在西方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呢。于是我迫不及待得读起《功利主义》来，读后才发现真的是一叶障目啊。在《功利主义》中，密尔所指的“功利”并不是我们世俗地对功利的理解，即“狭隘的仅仅存在于口语中的意义上使用的一词，将其看作快乐的对立面”抑或是“把一切都交给快乐来处理，而且是交给最粗俗的快乐”。书中密尔认为：“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指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所以我们不能光从“功利主义”四个字去肤浅地理解《功利主义》，否则很可能误解和曲解，庸俗地认为功利主义仅仅是追求个人功利和幸福的个人主义。

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挑战和矛盾，包括信仰缺失、贫富差异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各地的雾霾频发不断）、道德底线不断被践踏„„面对这种种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的一些所谓的公知往往谈及这些问题时

说，这些矛盾就是由主张功利主义的思想导致，急功近利的发展导致社会的不协调的发展，导致社会出现裂痕，最终只是恶性循环。我不能否定他们的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在这里说的功利只能说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并不是密尔书中所指的功利主义。这种用功利主义批评功利主义的情形屡见不鲜，说明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将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密尔的功利主义混淆，同时也说明人们这种典型功利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只要一提起功利主义人们潜意识里就将它与典型功利主义等同起来。

无独有偶，一些人针对密尔的“最大幸福原理”：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他们说“如果按照密尔口中的功利主义标准来看，倒不失为共产主义的伦理基础。人人皆为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采取行动，而对那些造成危害的人给予惩罚，则世界大同不远矣”。这种观点我就不敢苟同了，这里的密尔所说“最大幸福原理”并不是要人们追求所谓的绝对公平主义，只是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那我们来想想我们每个人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