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黄河三角洲移民概览

历史悲剧——黄河三门峡⽔库⼤移民历史悲剧——黄河三门峡⽔库⼤移民　这是⼀个⼤规模移民的悲剧故事。

恰巧是⼀个30万⼈三⼗余年。

与丹江⼝并列世界第⼀。

五⼗年代初，全国⼈⼤通过决议，建造三门峡⽔库。

当时政府圆熟地以解决政治问题的⽅式解决了⼀个科学问题，但留下了漫长的灾难。

（如果⽔库以最低⽔位来设计，那么相当⼤⾯积的⼟地将划在库区之外，⼤部份农民不必迁移；如果⽔库按照最⾼⽔位蓄⽔，则全部⼟地都会被淹没，也不会发⽣事后移民返回争夺未淹没⼟地的风潮。

） 政府巨⼤的宣传⼯程轻⽽易举地制造出⼀种⽆尚的荣誉感。

⼈们被告知：他们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的⽣命财产安全⽽作出牺牲，他们是国家的功⾂。

政府并信誓旦旦地向移民们作出保证:安置地的⽣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准。

　1956年秋，节⽇般的⼤迁徙开始了。

很快，政府的谎⾔被⼤漠风沙所撕破。

宁夏贺兰县和陶乐县的移民安置区地处黄⼟⾼原的沙漠边缘，⾃然环境极端恶劣，⼀年到头狂风漫卷，黄沙蔽⽇。

晚上闭门睡觉，第⼆天早上房门就会被流沙封住。

当时，⼀位元负责移民事务的⼲部不⼩⼼掉进⼀个沙坑，没有挣扎出来，顷刻之间便被流沙掩埋，全村⼈出动也未能找到他的遗体。

谎⾔破灭了，⼤逃亡开始。

南路逃亡队伍在宁夏⾸府银川附近被当局拦截，绝⼤部份被遣返安置区。

北路的逃亡者穿越险恶的内蒙古沙漠，辗转于秦晋⾼原，终于成功地返回黄河岸边的家乡。

当⾐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逃亡者们⾛进⾃⼰祖居的村落时，已经泣不成声。

他们讲述了安置区的恶劣环境和逃亡途中断⽔喝尿、沿途乞讨的悲惨情景。

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如同召开全村⼤会。

听的⼈和讲的⼈哭成⼀⽚，泪⽔淹没了村庄。

第⼆天黎明，村⾥的马车队出发了，去迎接那些还挣扎在逃亡途中的亲⼈。

恐怖与悲伤迅速席卷了库区，各村派出的马车队汇成⼀股洪流，浩浩荡荡向北进发……次年秋天的移民，再⽆欢声笑语。

政府派出的⼤批移民⼲部如围猎⼀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者，并随即推倒房屋……原住民早已占据了好地，移民们只好被安置在沙漠边沿。

黄河三角洲的移民文化黄河三角洲是典型的移民区域。

自明初以来的600多年间，先后有三次大的移民迁入高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事移民和农垦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移民和农垦移民。

如果将当代的三峡移民圈入，那么，黄河三角洲移民始自明初，延至21世纪，历时600余年。

在亘古贯今的黄河三角洲移民中，尤以山西洪洞移民为主体的明初移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因而对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最明显。

黄河三角洲文化就显现着浓重的山西移民文化色彩。

首先，这里的地名印记着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

当山西移民来到陌生的黄河三角洲，首先要做的便是确定一块安家立业之地，并按自己的意愿给新居地命名。

因此空旷的黄河三角洲在接纳了大批山西移民后，首先留下标记的，便是一夜之间遍布各地的新兴村落。

由于山西移民在入住黄河三角洲前，大多经过了几次转移迁徙，因此，急于拥有土地的渴望，使他们面对旷野，便匆忙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占地建村。

或者跑马占地，或者犁沟围田。

因而地名命名也大多遵照简便直观、不假思索的人文因素与地理因素而产生。

有的依地形地貌为村名，如坡陈家、草洼子、张家滩、河套李、夹河等，显现着名副其实或比象比类的传统文化因素；有的按姓氏名村，如林家、毛家、夏家、刘庄、傅窝、王店等，体现出宗法观念下聚族以谋生存的特点；也有的按从事的职业名村，如豆腐巷子、簸箕刘家、炊帚王家、油坊许家、菜园、枣园、船王、碾李等，透露出封建社会末期专业化经营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信息。

还有一些以营、屯、堡、寨取名的村子，如张营、陈营、崔家营、前边营、二十里堡、省屯等，印证着明初军队屯垦的历史。

更典型的是阳信县水落坡乡有一个由明初山西移民建立的村子，干脆以“王洪武”命名，以最显现、最直观的方式标注了明初移民的史实。

其次，民间传说透露着黄河三角洲移民对先祖来路的模糊记忆。

在黄河三角洲，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的传说。

近代史几次移民之路：闯关东走西口陇海线“山河不移，流民似水”，大饥荒面前，为了求生，逃荒成为灾民不得已的选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用双脚走出一条逃荒路。

对很多逃荒者来说，逃荒路简直是死亡路，但求生的本能还是让他们毅然走上这条“希望之路”。

山西人的走西口，山东人的闯关东，以及1942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后河南灾民的西行之路，铸就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几条移民之路。

走西口：山西人的苦难史“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二人不成亲……”这首二人台唱的正是当年走西口的老百姓为了生存经杀虎口到口外谋生的那段历史。

据历史记载，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清光绪初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造成大饥荒，与其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

刘晓焕告诉记者，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涌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

“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在民歌里，山西人凄惨地唱出当年走西口的人们的哀怨心声。

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心中难免充满悲伤与酸楚。

当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练而精明强干的晋商。

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口超过200万。

在100多年前，它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

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慢慢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

复盛公就是山西乔家在100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走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内一样生存无着，走西口的规模渐渐变小，从此走向衰落。

1 黄河三角洲基本情况1．1地理位置黄河三角洲泛指黄河在入海口多年来淤积延伸、摆动、改道和沉淀而形成的一个扇形地带，属陆相弱潮强烈堆积性河口。

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湾和莱州湾之间，东经118°10′至119°15′与北纬37°15′至38°10′之间，行政区划划分为东营、河口两区和广饶、利津、垦利三县，为研究方便，习惯上又根据年代不同以及具体地理状况分为近代三角洲和现代三角洲。

近代三角洲是指以宁海为顶点，北起套尔河口，南至支脉沟口的扇形地带，成135°角，面积约为6000余km2，海岸线长约350km，大致于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后而形成的；现代三角洲指以渔洼为顶点，北起挑河口，南至宋春荣沟的扇形地带，面积约2400km2，主要是由建国后为大力发展河口经济、保护河口工农业发展、防洪防凌等目的而人工改道控制而成。

1．2黄河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黄河自古历经多次改道，曾北抵天津，南至江淮，纵横25万km2，塑造了华北大平原。

因此，从黄河出孟津峡谷，上至天津下至江淮统称为古代黄河三角洲。

而近代黄河三角洲是指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复流渤海，从1855年至1934年，改道6次，行河79年，最少数年、最多22年改道一次，最终形成的以宁海为顶点、东起支脉沟、西至套尔河口、向海延伸至深约15～16m等深线附近的扇形堆积体。

从宁海至入海口大约有100km。

其中各行河河道和年限见表1-1。

这一时段的改道基本上是由自然原因引起，很少受人类活动影响。

1855～1904年间，三角洲主要向东淤进，共大约推进了20km，平均0.4km/a；1904～1929年间，主要向北淤进，共淤进大约18km，平均0.72km/a；1929～1935年间，黄河改道主要向东南淤进，共淤进约4～5km，平均0.8～1km/a。

一般规律为尾闾摆动扫过面积越大，淤进速度越慢；扫过面积越小，淤进速度越快。

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旧中国流民外出打工路线“死逼梁山下关东”“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

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严令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流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即山海关)，或北渡渤海”，不顾身家性命，多方冒险“闯关”。

“闯关东”即由此而来。

1860年(咸丰十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始向流民敞开。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

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居高不下。

1927、1928、1929连续三年超过百万。

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或更能深入到流民生活的深处。

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

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中，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

每逢大灾之年，总会有“闯关东”的巨浪涌起。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

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

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

“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照史书上的话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荒”居首位。

1860年山海关大门敞开后，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往东北。

“当时的奉天、锦州二府，荒地很多，稍加开垦，即成膏腴良田。

”《胶澳志》记载说，“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

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

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

”由单身到全家，由“候鸟”到移居，这是一种渐进的转化。

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

”但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

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闯关东”浪潮不仅使东北“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使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黄河口移民风情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黄河三角洲先后有三次大的移民迁入高潮。

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大都分布于黄河三角洲中西部地区；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南的移民，大都分布于利津、沾化和垦利一带；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地油田的移民，主要分布于东营市东部地区。

目前，黄河三角洲腹地总人口540多万，其中滨州市373万，东营市180多万。

打开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的东营市地图，你会发现，那些密若星辰的村庄名称各具特色、别有风趣。

有以序数加一个“村”字为名，如一村、五村、二十五村等；有村庄带“林”字的，如建林、友林等；黄河入海口附近，越过黄河主流往北，则逢村必有个“屋子”缀尾，如张家屋子、利城屋子…….再向西南至三角洲顶端，则多是刘家、李家、孙家…….迥异而又奇特的村名，记载着历史印痕，诉说着忧患兴衰，验证着沧海桑田。

以家族姓氏打头的村庄，昭示着黄河口久远的移民之路究根寻源，黄河三角洲移民最早始自北宋哲宗（1086年）年间。

至元末明初，形成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

元朝末期，就有从内地往黄河三角洲近海一带的垦利、利津迁移的民众。

到了明朝的洪武、永乐年间，移民规模加大，朝廷有组织地从陕西、山西一带往黄河入海口一带移民，并以山西洪洞、河北枣强为集散地。

黄河三角洲顶端的大多数村庄就是那时形成的。

如黄河三角洲顶端的利津县北宋镇，102个村中有71个是明洪武元年、洪武二年由山西洪洞、河北枣强一带迁来的。

黄河三角洲上流传至今的古老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要问祖上在哪边？本是直隶枣强县”，“鼻祖东迁离枣强，公输事业姓成庄”，就是明初大移民的佐证。

近的还有淄川、滨州、博兴、章丘，远的有浙江、湖南等地盐民、盐商、灶户、逃荒户到这里定居形成的村落。

这期间的村名，多以家族姓氏打头，如王家、张家、单家等。

位于黄河三角洲顶端、现利津县北宋镇梁家村，于明洪武二年（1369）梁氏始祖梁中森由直隶枣强迁此立村，取名梁家。

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历史之鉴作者：种效博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1期[摘要] 黄河三角洲开发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移民垦殖，但大规模开发始于建国以后，可分为五个阶段。

回顾黄河三角洲开发历史，既有经验值得总结，也有教训应当汲取。

在实施黄蓝国家战略的新时期，应当以史为镜，把确立战略目标作为谋划发展的根本所在，把坚持发展定位作为跨越发展的关键之举，把基础理论研究作为科学决策的主要依据，把完善基础设施作为开发建设的重要支撑，把培育主导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基本路径，把区域协调合作作为凝心聚力的必然选择，以此促进黄河三角洲地区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黄河三角洲；开发历史；借鉴[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1-0035-04黄河三角洲从其地理概念而论，有古代和近代之分。

古代黄河三角洲，指自远古到1855年改道山东大清河入海之前，多次变迁中冲积而成的诸多三角洲的统称；近代黄河三角洲，指1855年以后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以垦利宁海为顶点，北起套尔河口，南至支脉河的扇形淤积地区。

[1] 而今所论黄河三角洲，一般指规划的经济区概念，特别是黄河三角洲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基本实现了地理概念和经济区概念的合二为一。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以国务院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为标志进入了新阶段。

对其历史进行系统回顾和研究，可为今后的开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黄河三角洲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移民垦殖，后有民国时期屯垦，以及解放后的移民安垦、农牧场建设、石油会战等。

东营市的成立，使黄河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初步形成，后又经多次规划调整。

东营市成立之初，经济区范围是刚刚成立的东营市辖区，目的主要是以农业开发支持胜利油田开发。

1985年，山东省政府提出把黄河三角洲建成以石油和石油炼制、石油化工为主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内外贸易、科研文教等多功能的现代化经济区，变单一的石油经济为整个社会经济。

三角洲垦荒移民境内土地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期农业垦殖见于元朝,盛于明清两代。

民国时期虽有“军垦”和“民垦”，终因军阀扰民，地主欺压，屯垦步履艰难，农民视屯垦为畏途，致使垦务经营多年，实绩甚微。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利津、广饶边区建立“垦区”抗日根据地，在当地垦户中采取“计口授田”的政策，重新确定地权，调动了垦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安定了垦区农业生产。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把农垦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计划地建设了一批国营机械化农场，开垦了大量荒地，发挥了国营农场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带头示范作用。

党和政府还多次移民来此安垦，逐步改善了生产条件，使黄河三角洲由原始的土地资源开发，逐步走向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

一、建国前的农业垦殖早期开发时期境内垦荒最早始于元朝末年。

现董集乡大请户、东请户、南请户和胜坨镇宋家庄等村，便是官府请住户来此安垦而形成的村落。

明王朝推行“移民就宽乡”和“鼓励自由民垦荒”的政策。

明代的土地开垦，有军屯、商屯、民垦三种方式，在境内主要是民垦。

据《读文献通考·田赋》记载，民垦规定，“凡民众垦田，免赋三年，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从洪武二年到永乐十年（1369~1412年），先后有多批移民由山西洪洞县和直隶（现河北省）枣强县迁来境内垦荒定居。

因此，这一时期耕地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

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利津县新志》记载，明初（1368年）利津县有额地374772亩，经多年民垦，到明万历九年（1581年），增加到464452亩，另外新增垦荒升科额地85608亩。

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利津县屡遭兵燹、荒年，不仅没有新垦荒地，且农田亦荒废过半。

清代推行劝垦政策，民垦在境内再度兴起。

按照清政府颁发的部弓（240部弓为1亩），先清丈田亩，后行放垦。

对所垦荒田，只征地价银，不征田赋。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在利津县盐窝镇设立专门垦务管理机构，名曰勘丈局，统一管理土地开垦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