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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第一节宋朝法律制度学习重点：1、两宋的法律思想；2、宋代主要立法和法律形式；3、宋代法律编敕是宋朝最重要、最经常的立法活动编敕的地位高于《宋刑统》，但《宋刑统》并未被完全废弃，“诸敕令无例者从律，律无例及例不同从敕令”，《宋刑统》仍可被适用。
（三）编例编例是指将原本临时性的具体的案例经过编修程序，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指挥与断例。
1.指挥是中央尚书省等官署对下级官署的指令，对下级官署有约束力。
2.断例是审断案件的成例，断例表现为法律形式时与诏敕一样，需经编纂的程序。
（四）条法事类南宋中后期立法活动的“条法事类”的出现。
条法事类指的是以公事性质为标准把统编的敕令格式分门编纂的法规大全。
它改变了原来所编的敕、令、格、式中，同一类法律关系的法规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中，缺少条理，难以检索，给司法官员的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的情况。
最早的条法事类是《淳熙条法事类》，保存至今的是《庆元条法事类》。
三、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一）行政法律规范1．中央“二府”与“三司”机构及其相互关系中央：“两府三司”：两府：中书门下（最高行政机关）与枢密院（最高军事行政机关）；三司：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掌握财权）2、职官的管理与任用官吏的选拔“糊名考校法”，科举考试仍然是宋人任官的最主要途径。
宋朝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为了防止科场作弊，宋朝创造了“糊名考校法”与“誉录试卷法”。
前者是把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糊封隐没，使阅卷官不知试卷作者；后者是在糊名考校法的基础上，为防止考官辨认考生字迹和剥换卷首而创设，但如何确保誊录过程中与原文的完全一致成了这一方法的最大问题。
（二）刑事法律规范1．刑事政策《重法地法》：仁宗嘉佑年间，统治者首先出于京城地区安全的考虑将京城开封诸县划为“重法地”，规定在“重法地”内犯罪的，加重处罚。
随着地方民众反抗的加剧，“重法地”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各个重要的府、州、军，其量刑也日益加重。
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朝代，其法律制度也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朝法律制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法的体系和体例，二是具体的法律内容。
首先，宋朝的法律体系和体例主要包括刑法、律例和尚书令制度。
刑法是宋朝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刑律、疏议、刑统、刑律录等，它们规定了犯罪的定义、罪刑的种类和刑罚的执行方式等。
律例是根据刑法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其中包括律仪、律制、律节等，具体规定了刑法的各项条款的执行细则。
尚书令制度是宋朝法律体系中的行政机构，尚书令是掌管刑狱的高级官员，负责处理案件和颁布法令。
其次，宋朝法律的内容主要包括刑法、婚姻法、房产法、契约法、军事法等。
刑法是宋朝法律中的核心内容，对各种犯罪行为和刑罚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婚姻法主要规定了婚姻制度和家庭法律关系，如婚姻的缔结、解除和继承等。
房产法主要规定了土地产权和住房所有权的归属和转让等问题。
契约法主要规定了合同的成立、权利和义务的确定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等。
军事法则主要涉及军队的组织和纪律，规定了士兵服役年限、军事纪律和军事惩罚等。
宋朝法律制度的特点是注重实用性、严谨性和公正性。
宋朝制定的法律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考虑到了当时社会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执行。
同时，宋朝法律制度也注重严谨性，对犯罪行为和刑罚的规定条款进行了精细的划分和界定，以确保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此外，宋朝法律制度还注重个体的权利保护，对婚姻、房产和合同等领域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规定，保障了个体的合法权益。
然而，宋朝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法律执行的不公正和不完善。
尽管宋朝制定了严格的刑法和法律程序，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官员的腐败和滥用职权，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严重威胁。
二是法律的局限性和陈旧性。
宋朝法律主要依据唐代和前代的法律经验和制度，因此在面对新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时，律例和刑法的适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总的来说，宋朝法律制度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个人权益和调节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第一节宋朝立法概况一、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1.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2.崇文抑武，儒道兼用；3.临下以简，务必哀矜；4.重惩贪墨；5.义利并行，通商惠工。
二、主要立法活动1.五代时期立法概况（1）后唐《同光刑律统类》，对《宋刑统》有较大影响。
（2）《大周刑统》，亦称“显德刑统”是五代十国，后周时期制订的一部最重要、最完善的法典。
对《宋刑统》的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宋刑统》的颁布体例仿自唐宣宗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和五代后周的《显德刑统》。
共12篇，30卷，502条。
建隆三年（962），乡贡明法张自牧、工部尚书窦仪奏请更定刑统，得到太祖批准，由窦仪主持刑统更定之事。
次年七月完成，刻版模印，颁行天下，史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
是宋代开国以来的第一部法典，也是宋代最基本的一部法典，“终宋之世，用之不改”。
3.编敕编敕是宋代最为重要的立法活动，也是宋王朝调整变革法律的主要途径。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
”（《宋史·刑法志》）大体说来，神宗以前是律敕并行时期。
神宗时，敕的地位上升，此后便进入了以敕破律、以敕代律的时期。
4.编例5.编纂条法事类所谓“条法事类”，是指以事为类，统编敕、令、格、式等形成的综合法律汇编。
《淳熙吏部条法总类》，又称《吏部七司条法总类》。
修成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7)，分68类，30门。
《淳熙条法事类》，修成于淳熙七年(1181年)，分总门33，别门420，共420卷。
《庆元条法事类》。
三、法律形式敕（律）、令、格、式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谓之格，使彼效之之谓式。
第二节宋朝行政法律制度一、行政体制1.中央行政机关宋代中央行政机关大体延用唐制，但基本上以神宗元丰改制为界，前期厉行中央集权，“三省六部”有其名无其实，权力归于“二府三司”；后期则恢复唐制。
（1）二府。
是指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号称“政府”和“枢府”。
中国法制史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其法律制度对中国法制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宋朝，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律、令、训三个方面。
首先是律。
宋朝的律法分为刑律和科条两部分。
刑律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规定，科条则是对各种民事纠纷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规定。
宋律主要依据唐代的律法，但也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如宋律删除了唐律中的杖法，而增加了罚金和监禁等惩罚方式，体现了法律制度的人道主义化。
其次是令。
宋朝的令是对行政管理和治安维护的规定。
宋朝法制的重要特点是通过令的制定和实行，使政治中央集权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
宋朝实行了三司、九寺、三府等组织形式，通过令的发布，对国家政事进行管理和调控。
宋朝令的内容涉及广泛，如农业管理、礼仪规范、商业贸易、水利工程等，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后是训。
宋朝的训主要是官方编纂的成文法律和司法实务经验的总结。
宋朝的训不同于律，它是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和执法原则的总结和规范，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宋朝训的形式和内容比较丰富多样，对后世法律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的来说，宋朝法律制度相对完善，与唐代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和创新。
宋朝法律制度主要通过律、令、训三个方面来规范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民利益。
其中律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规定，科条则是对民事纠纷的解决办法的规定，令是对行政管理的规范，训是对司法实务的总结和规范。
这一法律制度体系对于宋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宋朝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宋朝法律制度在一些方面仍然保留了封建社会的传统，特权阶级在法律面前仍然享有较大的特权。
此外，法律的执行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和不公平现象。
这些问题对宋朝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总之，宋朝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对后世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以律、令、训三个方面来规范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民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公元960年—1279年）重点、难点：一、《宋刑统》及编敕、编例的立法特点；二、宋朝刑事法律内容的主要变化；三、宋朝民事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四、宋朝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唐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
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
1127年，北宋被金政权灭亡，康王赵构继而即位，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1279年被元朝所灭。
北宋统治前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先后建立政权，并长期与两宋王朝对峙。
916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
1125年，辽被金国所灭。
1038年，党项族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它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对峙而立，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
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达建立金国，并先后灭掉辽及北宋。
1234年，金被蒙古军与南宋联军灭亡。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1279年，元朝结束了两宋时期各民族政权分裂并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
1368年，元朝被元末农民起义推翻。
宋辽金元时期持续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法制并存的时期。
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社会问题相当尖锐复杂，其法律制度的时代特色最为鲜明。
宋朝吸取唐末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加强统一，防止分裂，高度强化中央集权，因而立法活跃，法律形式多样，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诉讼审判制度有重大发展，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更为严密。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制日趋汉化，但又大量保留原有的民族习惯，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特征。
一、宋朝立法概况（一）立法指导思想1、加强控制，集权君主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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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朝的法律制度1．法律指导思想：（1）从“立法严、用法恕”至“立法贵乎中”。
（2）“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增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控制权。
（3）“政丰”、“理财”，“通商惠工”，宋代统治者重视民商、经济立法，制定了大量有新意的经济法规，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2．法律形式：（1）《宋刑统》，在体例上，在律疏后附上唐中后期以来各代颁发的敕令格式，并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相关敕令格式等条文作为一门进行分类编排，“刑名之要，尽统于兹”。
（2）编敕，是将过去历年散敕编纂而使其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立法形式，自太宗以后其地位也越来越高，以致到了破律、代律的地步。
（3）编例。
例指将以对前事的处理作为对后事处理标准的成例，到南宋时期，其作用之大仅次于编敕。
（4）条法事类，就是南宋时期，在敕令格式等法律形式并行的基础上，以“事类”为标准分类，统一分“门”进行编纂的法典编纂形式。
宋朝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敕令格式”法律体系。
到南宋时期，又形成了“条法事类”形式的法典编纂体例。
3．刑法的发展：（1）特别刑事立法，主要有《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
（2）刑罚制度的变化：主要包括“折杖法”、刺配刑和凌迟刑的合法化。
折杖法实施后，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突出表现了宋初的轻刑省罚思想。
刺配是为宽贷死罪而设立的，是一种“决杖、刺面、流配”三种合用的刑罚，比较严酷，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渐成常法。
凌迟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
4．民商类法规的发展：（1）在民事类法规中，土地法规是核心，因此宋代有关土地买卖和土地租佃的法律规定比较完善。
（2）在商事类的法规中，重要的有市易法、禁榷法以及市舶条法等。
5．司法制度方面：（1）“务限法”，有关民事案件的审理规定了“务限”期，由于农务繁忙，所以停止民事案件的审判制度。
限满之日方可受理审判直至次年入务日为止。
（2）“理雪”制度，指犯人及其家属如有不服判决，可依程序逐级申诉。
（3）翻异别勘制，是指被告推翻原口供时应该重审的制度。
（二）元朝的法制1．法制指导思想：（1）“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形成了蒙古法制与中原法制相融合的一种混合产物。
（2）“因俗而治”，蒙汉异制，把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分而治之，主要目的是保护蒙古人特权，反映了其民族压迫的色彩。
2．立法概况：（1）蒙古汗国法律。
（2）《至元新格》，元世祖至元年间颁行的一部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也是元代的首部成文法典。
（3）《风宪宏纲》，仁宗时将“格例条画有关风纪者，类集成书”，称《风宪宏纲》，似未颁布。
（4）《大元通制》，是元英宗至治年间成书的一部法律集成，元代法典至此定型。
（5）《元典章》，是与《大元通制》几乎同时出现的一部由当时地方官府汇编而成的法规大全，其内容涉及元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
3．元代法制的特点：（1）五刑体制的变化。
笞杖之刑以七为尾数，因为要“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笞刑为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为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以十为等差。
徒刑：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杖一百七，先决杖后居役。
流刑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分别流于辽阳，湖广，迤北。
死刑分陵迟与斩两种。
（2）实行“四等人”制度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优待蒙古、色目人而限制歧视汉人、南人。
4．司法制度（1）司法机构中央有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地方则是行政司法合一的行省、路、府、州、县各级衙门。
（2）监察制度方面，确立了御史台、行御史台及肃政廉访司体制。
二、案例分析（一）阿云之狱1.案件史料熙宁元年七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
按问欲举，自首。
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
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
刑部定如审刑、大理。
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
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
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
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
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
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
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覆论难。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
”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
”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
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
”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
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
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
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
”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
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
”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
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
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
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
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
”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
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
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
”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
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
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
按《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
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
’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
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
”从之。
——选自《宋史?刑法志》2.案情今译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神宗下诏说：“谋杀已伤，司法官经审问将要纠举时，罪犯自首，依照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
”早先，登州报奏有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亡服丧期间许聘给姓韦的男子，她嫌恶韦丑陋，谋杀而没有杀死。
在审问过程中，决定将要检举她的时候，她供认了犯罪事实。
审刑院、大理寺判定为死罪，用违律为婚的理由奏报皇帝裁决，皇帝赦免了她死罪。
登州知州许遵上奏，引用《宋刑统》律文中关于“有所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人，可以免所因的罪，依旧按照故意杀伤法处断”的规定，以阿云图谋杀人作为原因，认为应当依按问欲举自首的诏条予以减刑二等论处。
刑部核定的意见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
当时许遵刚刚被召判大理寺卿，御史台奏劾许遵判决的不当，而许遵不服，请求将案件发下内外两制讨论。
于是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就各持己见分别上奏皇帝。
司马光认为刑部的判决是对的，王安石则支持许遵的判处，皇帝诏命采纳了王安石所议。
而御史中丞滕甫仍要请求再推选官吏评议决定，御史钱顗并奏请罢免许遵判大理的官职。
皇帝又下诏将案件送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行审定。
吕公著等人的议论与王安石一致，于是皇帝制书说：“可以”。
可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议论并奏告皇帝，说吕公著等人所议是不当的。
于是皇帝又命王安石和法官等人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这一难案。
第二年二月（1069年）庚子，神宗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一并奏报皇帝听取裁决。
”这一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于是上奏说：“律文意思是因犯杀伤罪行而自首的，得以免去所因的罪，仍然依故意杀伤法律规定论处；若是已经杀了，则准照故杀法的规定，为首的必判死刑，不须奏报皇帝裁决；从犯的处理自有编敕奏裁的条文，不须再立新的诏制。
”他与唐介等在皇帝面前争论了多次，最后皇帝还是接受了王安石的意见。
于是皇帝又下诏令：“今后此类案件一律依去年七月诏书办理。
”判刑部尚书刘述等又请求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也都提出同样要求。
神宗认为律文很明确，无须合议。
而曾公亮等都认为，广泛收集异同的意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也是无妨的，这样，才以众议而付诸枢密院评议。
文彦博认为：“所谓杀伤者，就是图谋杀死而致伤，也就是说，已经杀了，不可以用自首。
”吕公弼认为：“杀伤罪在律文上是不可用自首的。
今后已经杀伤人的罪犯请依律惩办，其从犯协助加功者自首，要奏报皇帝裁决。
”陈升之、韩绛的意见与王安石的主张略同。
正巧富弼升任宰相，神宗皇帝着令富弼议论，富弼以有病辞，久而不议。
至此才作了决定，而富弼因告老请假，没有参预。
元丰八年（1085年）尚书省上奏：“凡是捕获的盗贼，有已经杀人，以及原来犯有强奸罪、强盗罪免死而改判流配的人，如果再犯罪被捕获，官吏照例适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
况且律文规定的自首减等判处遣流之例，是因为其罪情还不是最大的危害行为，并且有改过新的愿望。
至于强奸、劫盗，与其他犯罪不同，难以照自首之例减刑。
现在奏请凡是强盗已杀人，以及强奸罪或原犯强盗罪宽贷免死，还有三人以上持有器械的，知道他人将要告发，或按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以及有人代替罪犯自首而应该宽减的，都不属减等之例。
”在此以前，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争论过按问自首法，神宗最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到了现在，司马光任宰相，又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改过来了。
于是哲宗皇帝下诏：“强盗罪按问欲举而自首的，不适用减等法例。
”不久，给事中范纯仁上奏：“熙宁时按问欲举条款都是得以原宥减免的，所以，庇护纵容坏人太多了。
元丰八年，就另立了条制。
我考察了法律，已杀人、强奸等罪，依法规定是不该以自首处理的，不应改用按问自首减等法。
至于强盗死罪宽贷免死和持有器械的强盗，也不减等处理，实在是太重了。
依照《嘉祐编敕》规定：‘应定犯罪的人，因有嫌疑被拘系，赃物证据还不确凿，或同案人已捉获，还未被指控，但是罪犯本人在审讯过程中—经诘问就供认犯罪事实的，都按照按问欲举自首减等法科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