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量刑轻缓化分析探讨

(一)量刑制度完善刑罚是一柄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

量刑制度之完善针对于自首制度之不足，着眼于从立法高度遏制量刑畸轻之滥觞，以收正本清源之效。

因而，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样几个疑问:(1)哪些情况下应当从宽，哪些情况下又属于少数情况而不予从宽? (2)哪些情况下从轻，哪些情况下减轻，哪些情况下又属于犯罪较轻可以免除处罚? (3)从轻的幅度是多大?减轻的幅度又是多大?200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自首的认定和运用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规范职务犯罪刑罚的裁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还不足以完全解决目前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还需尽快、尽可能详细地制定自首的量刑细则,统一自首在各类型犯罪中的适用标准,完善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规定,将免除处罚的具体条件付诸成文。

(二)量刑理念更新量刑理念之更新意指调整法官对职务犯罪之社会危害性以及职务犯罪人之人身危险性的既往认识，树立从严把握的态度。

诚然，职务犯罪往往由于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被害人，因而法官即便对其从宽量刑亦不必担心被害人的对立情绪。

然而毕竟法官裁量刑罚轻重的依据是法律而不是被害人的情绪，法官不能因为害怕情绪对立而加重一罪之刑罚，也不能因不存在情绪对立之风险而对刑罚作不当之从宽。

何况，职务犯罪并非不存在被害人，国家往往就是作为抽象和拟制人格充当了被害人的角色。

评价职务犯罪之社会危害性，实则就是在评价职务犯罪给被害人—国家的法益造成了哪种程度上的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职务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都存在着被害人，差别只在于:普通刑事犯罪往往存在具体的作为自然人或法人的被害人，被害人对判决之结果更为关切，对犯罪人更有求以重刑的愿望，他们会给法官以压力;而职务犯罪的被害人往往是抽象的国家，它不能直接地向法官表达量刑诉求，更不能直接向法官施以量刑压力，这对于习惯通过具体被害人的受害程度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法官来说，等于是宣告了职务犯罪社会危害性偏低的“事实”。

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反思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在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

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削弱了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

因此，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进行深入反思，探寻其成因并寻求对策，对于维护法治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的现状近年来，我国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但与此同时，轻刑化现象也日益突出。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缓刑适用比例过高，部分职务犯罪人员在判决时获得了缓刑，从而减轻了刑罚的实际执行力度；二是自首认定过于宽松，一些职务犯罪人员在案发后主动投案自首，但自首情节的认定标准较为宽松，导致部分人员得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三是量刑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标准存在差异，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二、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的成因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立法层面的不足是导致轻刑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尚不够完善，量刑标准较为宽泛，为法官在量刑时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此外，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分歧，进一步加剧了量刑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

其次，司法层面的因素也对轻刑化现象产生了影响。

一方面，部分法官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存在“重罪轻判”的倾向，过于注重保护被告人的人权，而忽视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和审判过程中存在“选择性执法”和“选择性司法”的现象，导致部分案件得不到应有的查处和惩罚。

此外，社会层面的因素也对轻刑化现象产生了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错综复杂，一些职务犯罪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谋取私利，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然而，由于一些人对职务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反腐败工作的支持度不高，导致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纵容和默许。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形成因素及策略探讨论文摘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求从严打击职务犯罪，同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日渐突出，成为司法机关理应妥善化解的难题。

本文从造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情况入手，分析了成因与现实危害，并提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进一步规范对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

关键词职务犯罪轻刑化监督机制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包括积存、重报)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

然而，尽管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质量不断提高，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亦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

当人们欣喜于上述数字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对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感到忧虑。

职务犯罪量刑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若任其发展下去，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职务犯罪的轻刑化倾向，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棘手而又不得不妥善化解的难题。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一)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

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量刑幅度之宽(1至10年)在刑法规定中实属罕见，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

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