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现实的挑战面向理论的创新——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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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现实的挑战面向理论的创新——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评2001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文学评论》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部分高校的著名学者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中国文学的境况下,当代文艺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
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现实,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与时俱进,开拓研究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任务。
这几年来,文学理论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多样,它们既涉及当今文学理论所处的语境问题,同时又关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议题,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1、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议题并非旧话重提或空穴来风,而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人文理想精神对现实发出的提问,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人文理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人的处境及其现状。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转轨进入了市场经济。
一方面,物质逐渐丰富起来,极大地开发了过去被压抑的个人的潜力。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又危及人的生存,而且由于信仰的空白与缺失,形成了人们对物的追求。
物的拼命追求与物的挤压,使人的精神转向颓废,不少人变为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
加上这样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更是培育出了大批大批以追求物欲、权欲、性欲为目的的钱性权式的人物。
在如此残缺的现实面前,要重新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有何价值意味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认为,人的存在是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或受动而能动的存在。
人的生命存在的”受动-能动”性,使人不再像动物或其他物种那样只是接受或适应一种给定的生存境域,而是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
2007年的文艺理论热点问题大都具有反思和探索的特征,而这正是文艺理论能够不断取得进步的常态。
当然,热点是相对的,不同的观察者会有不同的眼光和选择,所以,我想2007年文艺理论的热点问题也决不会只限于下面述及的五个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举措,甫一提出就在思想理论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艺理论界也引发了强烈反响,在2007年度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话题。
学者们主要就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阐述和讨论,既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引领作用,也论及了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推进与建构功能。
曾繁仁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我国文艺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南与启示作用,也为我国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要人们在当代文艺学建设中照搬这些理论,而是要求人们以其为理论指导,紧密结合文艺学的学科特点进行符合学科规律的科学的建设工作。
(曾繁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文艺学建设》,《人民日报》2007年1月18日)赵慧平认为,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更直接地沟通着社会公共意识与人们个体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实现着社会文化思想与艺术活动之间的相互转换与促进,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进步文艺以引领文艺创作是文艺批评发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用的首要工作。
(赵慧平:《发挥文学批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文艺报》2007年11月20日)赖大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是相对于价值多元化的现实而言的;在文艺价值取向多元开放的格局中,要突出应有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尤其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和引领。
(赖大仁:《核心价值观与当前文艺的价值取向》,《文艺报》2007年5月15日)张炯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是我国当代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文化的最有力的传媒,理当为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有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使作家的作品获得深厚的历史内容,从而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作用。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新世纪文学状况与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创新”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李昕
【期刊名称】《文艺理论研究》
【年(卷),期】2022()3
【摘要】2021年6月18至21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新世纪文学状况与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市龙顺庄园会议中心召开。
本次会议共收到参会申请300余份,经学会遴选,最终来自全国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南开,共襄盛举。
本次大会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杂志社主办,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市美学学会、天津市文学学会协办,会议旨在全面探讨中国文艺理论如何应对文学的新状况与全球文化政治的新命题。
【总页数】3页(P224-226)
【作者】李昕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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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摘要】本文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展开讨论。
引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和历史背景。
在首先阐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然后探讨了其在当代的创新和应用,以及对外的影响。
最后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前景。
结论部分再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发展、重要性、历史背景、基本观点、当代应用、对外影响、发展前景、结论、回顾、展望1. 引言1.1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对文艺创作的主题、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及对文艺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和作用进行全面评价。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强调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更加重视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将文艺作品与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使作品不仅仅是艺术的表现,更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还在于其能够引导文艺创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生活,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精神追求,推动文艺创作走向人民、走向现实,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效益。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不仅可以帮助创作者在创作时找到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还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作品,从而推动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文艺创作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1.2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欧洲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阶级分化加剧,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文艺理论学科建构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面向新世纪的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承接和汲纳古今中外有价值的文论遗产,尤其需要与新世纪的文艺实践相结合。
文艺理论的学科建构应以深化和优化“文”和“史”、“人”、“美”的关系为宗旨,以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所构成的审美关系为基础为核心,着重解决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问题。
一、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性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理论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
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积累和贮存了丰富的宝贵的文论资源。
无论从“文”和“人”的关系、“文”和“史”的关系、“文”和“美”的关系,还是从体现这些关系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所构成的审美关系,都以直感的形式作了充分的描绘和阐发。
中国的历史上的文论仿佛存在着这样一个潜隐的逻辑线索:以“审美”作为贯穿“历史”和“人文”的网结和纽带,古代尽管有以孔子、杜甫、白居易为代表注重于“历史”因素,但总体上侧重于“人文”;现代虽然有以王国维和一些浪漫主义作家为代表倾心于“人文”因素,但总体上倚重于“历史”。
这种潜隐的逻辑线索好像与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形成反照。
西方的古代偏重于“历史”因素,到了现代,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才突现“人文”因素,使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成为主潮。
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戏剧性的错位和互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文化现象。
中国富有渊远流长的人文传统。
中国文论对“文论”和“人文”的关系的研究是非常精当的。
儒家先哲孔子立“兴、观、群、怨”说,主张:“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要求文艺有益于时政,对改造世风起到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肯定张籍的古乐府诗时指出,文“可讽放佚君”、“可诲令暴臣”、“可感悍妇仁”、“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下可理性情”。
《周易》有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与人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些论见,都弘扬一种奋发有为、极积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人文精神。
文艺理论发展的问题及出路诠释摘要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主要存在学术意识、问题意识、世界意识与创新意识缺乏等四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文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并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从而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提供出路。
关键词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发展;问题;出路;现实语境;可选择的现代性。
新时期以来是各项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文艺理论大发展的时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
但笔者又同时认为,这并不等于说,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就没有问题了,相反,如果我们多关注些问题,就会发现,当前中国文艺理论不仅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对此再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极有可能对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造成根本上的戕害,职是之故,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将这些问题予以清理,以引起疗治的注意,反思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学术意识缺乏。
学术意识就是一种以学术为重的学术关怀意识,具体表现则为,在对待学术问题上,多一些站在学术立场上的讨论与沟通,少一些从个人私欲出发的意气用事、党同伐异的非科学态度。
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不乏观点的碰撞与交锋,本来,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对待理论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正所谓真理是越辩越明,问题是越辩越清,并且有利于学术活动的正常与深入开展,关键是要以学术为重的学术意识为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与名利意气不相水火的。
但现在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在当前中国学界,谈文学与文论研究的学术意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身处的现实,一言以蔽之,就是与名利意气相裹挟的低俗风气日盛,而严肃认真的学术意识日见匮乏。
中国学界曾经有过严谨的学术意识传统,即便是在新时期以前,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李泽厚、朱光潜、蔡仪、吕荧等美学家也进行过相互论争,却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性质,少有意气之语,更无谩骂之辞。
新时代下的文艺创作及文艺理论研究在新时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正在经历着全面深化。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文艺工作者们正在积极探索创新之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
一、文艺创作:创新是取胜之道创新是文艺创作的核心要素。
在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们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创新意识,积极开拓新的创作领域和方式。
一方面,文艺创作需要具备业内人士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保持时代敏感性和超前性。
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敢于挑战和突破常规的创新精神,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艺的表现形式和语言,展现出更为丰富和深厚的内涵和意蕴。
例如近年来,音乐、戏剧和电影等领域均出现了一批别具一格的作品。
如音乐《红旗颂》、话剧《血色浪漫》以及电影《流浪地球》等,都在传承中华文化基础上,创造性地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展现了更具个性化和时代感的风貌。
二、文艺理论研究:深入探索文化之美文艺理论研究是文艺自身发展的保证,它不仅是保持文艺创作的时代性和主流性的重要保障,也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整合和展现文化融合的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亟需深入探索文化之美、弘扬中国文化精髓。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从自身文化维度和场景出发,自觉地肩负起促进文化交流和多元表达的社会责任,同时还需要发挥自身文化创造性,去探索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文化融合之路。
例如,近年来不少文艺学者和实践者积极探究中国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交融契合。
比如,戏剧与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通过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艺术的融合,向世界传递出更为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的艺术价值观和审美理念。
三、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实践与理解的共同进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关系。
在新时代,二者的协同发展有望实现更深层次的更新和提升。
一方面,文艺创作需要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关系密切,关注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把握人民群众的情感和需求,折射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向。
另一方面,文艺学者和理论家也需紧密关注时代现实和文化需求,深入探究文化与社会的关联和共生,从理论上回应文艺创作的核心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若干理论问题探索金元浦创新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动力源。
对于传统理论的质疑,是改革创新的起点,而理论探索的开放则是一切创新和改革的前提。
本文对文艺学的问题意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多元的文学范式观、文学批评话语的不可通约性、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等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梳理与探索。
认真总结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当下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以一种有限的框架去对无限时空中生生不息的对象予以框定,惟其无限,才只能以这种有限的方式去把握,否则世界无以认识;而一旦框定又只能是对无限世界的割裂、剖分与固着,失却了其无限发展的本态和解释方式的无限多样性。
这种认识、把握只能通过解释实践的无限的试错性而永远处于接近世界本身的过程之中。
在加达默尔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野。
”①文学像其他所有学科一样,不可能拥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这就是解释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因为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解释者,任何一个共同体(作家共同体、读者共同体、批评家共同体)都不可能以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去“忠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或映照文学作品本身,而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
也就是说,他(他们)必然已经先在拥有某种关于文学的理念、范式、话语、范畴(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觉意识到),并只能依照这种框架来理解和解释文学。
不懂某种语言文字,不了解某一国度、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背景与特征,不具备有关文学的基本知识,就不可能进入文学的理解、解释或研究。
一句话,前理解展开了①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译文有改动。
5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理解的可能性,没有前理解构架就不可能有理解。
而每一理解都是向文学对象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是理解主体(前理解)向对象的一种抛掷、投射,对对象的一种设计或曰筹划。
On the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s Theory of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In the Case of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
作者: 刘艳[1]
作者机构: [1]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山东威海264209
出版物刊名: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90-96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4期
主题词: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文艺;群体;个体;创新
摘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习近平文艺论述最为集中的系统阐述,以
群体与个体并重的人民文艺本质论、文艺与人民利益福祉重要关联的文艺功能论、文艺要适应
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文艺精品论、人民的精神与价值观塑造的文艺创作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尊重
与引领机制的文艺制度论,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之处,从而成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生动阐释与创新性表达,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的重要创新性发展.。
学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哲学思考
李校利
【期刊名称】《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3(000)006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综合而又广泛的命题,我们应该从其本质涵义和角度背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的形式和条件、理论的创新价值、方法论意义及其逻辑环节等方面准确把握.
【总页数】3页(P9-11)
【作者】李校利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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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实践一、前言现代文艺理论是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艺创作和评论的理论基础。
文艺创新与实践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指导,而现代文艺理论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支持。
二、创新与实践的背景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使得文艺创新变得日益重要。
同时,新的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涌现,使得文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到空前拓展。
在这一背景下,文艺创新和实践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三、现代文艺理论的创新1. 文艺美学的创新现代文艺理论在美学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对审美情感的重视上。
以前的文艺美学往往注重文学作品的逻辑结构和语言艺术,而现代文艺理论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应,以及文学作品所传递的情感体验。
2. 形式与内容的创新现代文艺创新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多样化,也包括了对内容的重新思考和创新。
通过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现象的关注和分析,作者们在创作实践中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3. 艺术价值观念的创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人们对艺术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现代文艺理论更加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反应和影响。
文学作品的价值也不再只是在于艺术的独立性,同样也体现在作品对人类生活的启示和影响上。
四、实践中的文艺创新1. 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以各种不同的视角来描述人类的感受和生活,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艺类型风格也越来越多样化。
2. 文艺作品的多媒体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的媒介技术,如电影、电视、网络和移动设备等,使得文艺作品的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3. 人文关怀的深入作者们在创作实践中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分析,反映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关注人文的关怀和精神生活。
五、结语文艺创新与实践是一项生动而激动人心的工作。
实现文艺创新与实践需要使用现代文艺理论作为依据,并不断地适应现代社会发生的新变化。
现实要求与专业回应——社会工作助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思考作者:袁光亮来源:《社会与公益》 2020年第8期Salo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Scholars本期导读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使用科学助人方法的助人职业活动,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社会为提升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而普遍采取的重要制度安排。
随着城乡社区日益成为人们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成为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的落脚地和集聚地,成为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根基,也逐渐成为本土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作用的重要平台,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更是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对此,袁光亮教授试图从社区治理的现实要求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回应对社会工作助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进行阐述,而赵玉峰博士和袁明博士则更加学术地通过社会工作历史中的社区基因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爱国传统分别探析了社会工作助推社区治理的路径,这清晰地表明了本土社会工作助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还有更多的研究空间和实践路径。
本期主持人:袁光亮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区发展研究所教授袁光亮/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区发展研究所近期,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通知》,要求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助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一、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对专业社会工作的现实要求城乡社区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1],是党和政府巩固和扩大社会基础的工作领域,也是专业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服务平台。
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事关党和政府执政基础,社区治理能力的高低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和社会的科学发展。
直面当下人生,走向实践诗学——《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一)12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与《文学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与会者分别来自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基于现代与后现代等多种学术平台就“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人的发展”、“人”、“人学”,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
谈论人与人学,绝非问题的先验预设或者旧话重提,它是基于新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具有特殊旨趣的一个命题。
在中国当下,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尽管学术立场与平台互有差异,但学术旨趣却不约而同地辐凑于“人”并认同马克思“人是最终的目的”之命题,只不过其分野在于对“人”的不同理解或者说对“人”的不同角度的切入。
正如西方理论革命直接导致了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中国理论界在经历了“众声纷纭”的表述危机以后,寻求话语间的“通约”与“间性”已成为一种理论自觉。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的出场。
作为一次多平台、多话语的对话与交流的尝试,这次研讨会表现的非常成功。
其中既有现代性平台上对“人”的精英主义的价值关注;又有后现代平台对人的“本真状态”的探询;更有期许通由某种和谐的理论中介达至“持两用中”的对话语“间性”的一种追寻。
钱中文在开幕式上重提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点出了本次研讨会的旨趣所在。
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树立起的近乎“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已随经济社会转型而黯然失色,新的时代在释放人的潜力的同时又面临着信仰缺失的诘问。
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
新的人文精神应融合我国原有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与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
黄克剑则由价值形而上学的角度切入,从作为对象化活动之人生众多价值之维中析出审美之维,并把人生放在审美视界中去把握,认为一旦审美这一维萎缩,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让审美重新自觉的话题说起来,在当下仍有必要。
文艺理论热点研究资料近年来,文艺理论领域出现了一些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这些热点问题,并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支持。
一、文艺创作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在文艺创作领域,多样性与多元性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
多样性指的是不同类型、形式和样式的文艺作品,而多元性则强调文艺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涉及到的不同文化、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
研究表明,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可以促进创新与进步,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多样性与多元性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观点认为,追求多样性与多元性往往导致文艺作品的失真和碎片化,难以形成持久的艺术价值。
因此,如何在追求多样性与多元性的同时保持作品的内在一致性和艺术性成为了当前的研究焦点。
二、文艺反思与社会批评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文艺界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声音逐渐增多。
社会批评强调文艺作品对社会问题进行抨击和呼唤公正的作用,通过审视社会问题,达到引起公众意识的目的。
文艺反思与社会批评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指出,文艺作品的反思和批评能够唤醒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引发公众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讨论。
然而,一些研究也指出,过度强调批评和反思可能使文艺作品失去审美的本质,变得过于功利化。
三、文艺作品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成为当前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议题。
传统文化的融合可以使文艺作品在表现形式和意义上更加丰富和内涵。
研究表明,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为文艺作品赋予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然而,传统文化的融合也面临一些挑战。
由于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因此,在文艺作品中如何恰当地融合传统文化成为了当前的研究热点。
四、文艺创作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对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艺作品的主要途径。
新时代思想范文:重新焕发文艺理论的风采新时代,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的时代,新思想,是我们正积极研究探索的理论基础。
不同于以往,新时代思想是为时代而生、为人民而生,融入了时代背景与人民需要,旨在解决现实问题,实现更为全面和持久的发展。
在文化领域,新时代思想也有了重要的体现,即文艺理论。
新时代的文艺理论要重新融入实践,走向人民、服务人民,让人民切实感受到文艺的力量。
下面,我就来谈谈新时代思想下的文艺理论。
新时代文艺理论要紧贴时代,贴近现实民生问题。
文艺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一种精神气息所在,它需要紧密结合时代大变革的新发展、新使命,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艺不仅要承托起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需要,而且还要在新环境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
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国家对于文艺工作的认识还处于二十世纪的传统范畴,即认为文艺是为了“人民的饮食”的服务,或者仅仅是为了装饰作用。
我们必须承认,新时代的文艺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理解范畴,文艺作品需要在创造和观看的过程中,同时获得身心的启迪和意境的愉悦。
文艺创作需要随时更新自身的精神理念。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文艺理论必然会逐渐融入到作品创作中去。
背景下,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积极钻研新的理论、新的艺术思想,不能仅止于在传统课本、经典作品中寻找艺术灵感。
这样,才能使文艺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映时代现状、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能力。
文艺作品必须在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成长。
这种多样性是文艺创作没有终点、没有界限的一个标志和动力。
在多元文化体系中,文艺创作不仅具有复杂多样的形态和表现方式,还具有结构多样、内容复杂、格调高贵的品质。
我们必须强调文艺作品的多元性、跨文化和全局性,并不断推广、传播他们。
同时,也应该注重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加强各国之间文化交流,让人类文化更为丰富、丰满,更为多元、多彩。
新时代文艺理论应该注重创造人的价值。
文艺创作作为一种创作活动,在实践中必须要追求文明、和谐、人本和精神体验的积累。
回应现实的挑战面向理论的创新——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评2001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文学评论》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部分高校的著名学者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中国文学的境况下,当代文艺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
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现实,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与时俱进,开拓研究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任务。
这几年来,文学理论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多样,它们既涉及当今文学理论所处的语境问题,同时又关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议题,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1、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议题并非旧话重提或空穴来风,而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人文理想精神对现实发出的提问,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人文理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人的处境及其现状。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转轨进入了市场经济。
一方面,物质逐渐丰富起来,极大地开发了过去被压抑的个人的潜力。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又危及人的生存,而且由于信仰的空白与缺失,形成了人们对物的追求。
物的拼命追求与物的挤压,使人的精神转向颓废,不少人变为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
加上这样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更是培育出了大批大批以追求物欲、权欲、性欲为目的的钱性权式的人物。
在如此残缺的现实面前,要重新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有何价值意味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认为,人的存在是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或受动而能动的存在。
人的生命存在的”受动-能动”性,使人不再像动物或其他物种那样只是接受或适应一种给定的生存境域,而是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
人为自己创设生存境域因而以自己创设的生存境域为存在对象是由于人自己,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当然可以是”自由”而非”他由”的。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人的”富强”、”正义”、”和”、”真”、”善”、”美”、”圣”等价值之维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展示,因而也正意味着人对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文化诸多领域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
要达至这种”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是人的未来的追求。
钱中文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身是以走向完全的自由、人的全面解放为条件的,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理想人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伟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渴望全面发展。
但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
人始终存在于”去存在”之中。
如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本质的、先在的,并按照这个观点去规定人的话,就是一种倒退。
现在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解成开放性的,始终处在实现的过程中的,非现成性的。
正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如此艰难,才需要精神的践履,需要人文知识分子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
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认为,全球化语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
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
如何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片断化的状态转入知识分子的对话化,非中心的的圆桌化,文化语境的清洁化和知识分子的前瞻化,实在是全球化语境中仍能保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2、把”人”与”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命题来讨论时,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命题来作一番谱系学的考察,看看是谁在谈论以及怎样谈论”人”。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牛宏宝认为,在历史上有三种谈论”人”的话语方式。
一种是”园艺师”的方式。
”园艺师”对”人”进行修剪。
其二是”立法者”的方式。
”发展”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人”发生了本质性关系。
其三是”编码者”的方式。
”编码者”把”人”看作是一套符码,并给”人”编码。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是在”立法者”的话语中被言说的。
但是,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此命题的言说中,却只是取此命题的召唤力,谈论的话语却遵循的是”园艺师”的话语逻辑。
这样,学术界就可以获得最高权能的授权,但也就失去了这个命题作为”立法者”话语的独立性和自明性以及它的全部内涵。
一个由”园艺师”谈论的”立法者”的话语,在今天却遭遇了”编码者”的话语逻辑的结构,这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幸和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吴琼认为,要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必须先确定自己的知识平台。
现代性话语提出要通过激活人的感性力量以对抗启蒙理性的单向度统治,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话语产生的知识机制,而现代性则是此后人们讨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平台。
但是,随着后现代时代的到来,随着后结构运动对人、主体、精神、历史等传统概念作的根本性解构,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后现代性。
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只站在一个知识平台上来讨论问题。
我们同时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杂语境中,这构成了我们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真实平台。
因为只有在这个平台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才能与当下的中国经验发生联系,我们的文艺学建设才能找到其现实的生长点。
当我们从后现代的知识平台上来讨论”人”的”发展”问题时会发现,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进行质疑的理论。
但在中国的后现代论述中(特别是那些批判后现代的论述),似乎后现代话语是反人性、反人道,似乎反对一切人文关怀。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晓明提出了”后现代的人性”的命题。
他指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
只不过去除那些虚假的、人为的面具,恰恰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
例如,福科的《疯狂与文明》、《诊所的诞生》、《性史》等一系著作,难道不是对人的命运极其深切的关注吗?德里达也并未放弃对人的真实命运的关切。
特别是他最近几年的论说,明显加大了人文含量。
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显然是把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
后现代建筑、后现代文学艺术,明显是把人的主题放到一个解除了历史重压的更加真实的语境加以思考和表现。
同样是在”后现代”的话语平台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则从”后现代神学”对当代社会的参与和批判出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学与神学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介入”全球化”问题,所能展开的论说几乎必然是批判性的。
这一基本特征,与基督教群体在”全球化”的世俗语境中所必须持守的自我诠释有关。
然而,正是通过这种相对艰难的自我诠释,显示出一种较为积极的神学态度,即:基督教神学不再仅仅是借助批判而有所持守,也更直接地参与着当代西方的世俗文化。
当人文学研究行使其社会批判的职责时,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分析了席勒对现代性的理解,认为在席勒那里,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甚至矛盾的关系。
现代的发生就是对前现代的反动;现代的发展就是对前现代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现代自身的批判和纠正。
席勒的”现代断裂论”首先表现在他对于神圣与世俗的理解上面。
席勒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用以对抗全能的上帝(超验之神)和独裁的君主(世俗之神)。
如果说,从现代性批判角度来看,席勒反对神圣是”破”的话,那么,他弘扬世俗,也就是弘扬人性,则是”立”。
席勒”立”的关键在于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来作为他的现代性理解的主导范畴。
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文化转向1、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乃至文艺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
不同于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以及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原有的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在一次有深度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
这次”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研讨会所展示的,恰恰是这种转折性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钱竞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新意的”旧话重提”,也展示了与时俱进的学术格局。
而且,这次转折所伴随的必定又是一次学风的变化。
与80年代的急促、幼稚和浮躁相比,今天的学人更讲求理论--范畴--逻辑所沉淀的历史内涵,而不是狂放而空泛的宣言。
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与会者对发言的回应,都证实了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注重”言有物”以及”言有序”的学术倾向。
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心。
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
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指出,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学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和正统的学院文艺学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偏见,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
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如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与身体文化等。
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工作的程序。
金元浦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
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
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
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的。
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
因此,他的发言集中讨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
他指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日常生活中心的,已经不再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等。
陶东风认为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
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
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也提出要重新认识和构建文学理论:(1)文学曾经是文化教化的中心,也是审美文化的中心,这是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的:一是语言与理性的关系,黑格尔就是以此赋予了文学在艺术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二是印刷文化中文字的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