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市场,价格,理性控制的根本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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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政治学——“三分之一”定律汪丁丁杨格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他研究“带有随机过程的博弈学习”,现在很有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
不论如何,我要介绍的政治学,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
想象一群人,他们使用两种货币进行交易,金币和银币。
每一个人每天早晨出发之前,在口袋里装一些货币,在扁担里装一些商品。
游戏规则:每天从早到晚每一个人只能携带一种货币,金币或银币。
而且规定不能以物易物。
杨格的社会仿真,从最简单的情形开始,他假设这群人最初是使用金币的,但有一个极小的概率,例如,千分之一的概率,会有人携带银币(偶然的错误或故意要创新)。
这样的随机性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这个偶然带着银币出门的人遇到的大多是只有金币的人,于是无法交易。
那些带着金币的人晚上回到家里想起第二天要带何种货币的问题,很自然,会有一些人从第二天开始带银币出门。
银币扩展的过程,开始的时候非常缓慢,可能需要等待两年,才有第二个人偶然携带银币出门。
但它引发的心理效应是可以累积的,直到某一天,相当多的人携带银币出门。
然后,杨格发现,当携带银币的人数占了某一比例之后,有一种“雪崩效应”,人们开始迅速从金币改为银币。
这样的实验,他做了成百上千次,结论是:哪一种货币成为“本币”,依赖于随机冲击的效应,或迟或早,当前流行的本币一定会被“颠覆”。
杨格这一发现,被称为“轮流颠覆”定律。
多年之后,大约2006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一位年轻教授的报告,标题是“三分之一定律”。
大致所言即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只不过,更精确一些,他发现我们反复提及的那一“阈值”,通常就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如果制度诱使坏人的数目增加到占总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则出现向坏人发展的雪崩效应。
反之亦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直到中期,例如1997年以前,为城里人供应食品的农民不懂得造假或懂得但不愿意造假。
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这样多的造假农民?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在特定的制度里,“好人”越来越少(持有金币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某一阈值,然后“坏人”迅速增加(雪崩效应),以致大多食品都是假冒伪劣的。
汪丁丁:中国的精英阶层令人十分失望作者:来源:《中国市场》2008年第03期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日前指出,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而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几乎没有希望了。
他认为,在精英们获取的各项收益之内,有一部分是由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故而满足最低限度的“交换正义”原则。
还有一部分,往往是他们收益的主要部分,是由不充分竞争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市场权力”所决定的,故而未必满足交换正义原则。
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市场权力所决定的价格,那么,根据斯蒂格勒的定义,市场权力可以用这一价格与完全竞争价格的“相对差额”来衡量。
基于市场权力的收益,称为“超额利润”。
他进一步指出,假设超额利润在精英们的收益当中普遍占据了很大比重,以致维持这一超额利润以及获取更多超额利润,可能成为精英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精英们可怜的良知不足以抵抗财富的诱惑的话。
于是,初始平等的市场交换,因权力配置的微小偏差而逐渐积累不平等交换的权力,最终形成基于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交换正义是一种太弱的力量,以致为使社会免遭革命的摧残,有产阶级不得不同意征收累进所得税并对财富征收足够沉重的遗产税。
历史发展的路径绝不仅仅由经济生活决定,精英们和他们的思想可以影响社会集结规则,并由此影响社会的演化路径。
人类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些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丧失了自我修正所必须的良知,于是,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最终使社会秩序解体——以“革命”方式或以“被吞并”方式。
人类历史上当然也存在过一些更好的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自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感充分抑制着谋求私利的动机,使公共政策(社会集结规则及其后果)能够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长远福利。
哈耶克认为,这样的社会将在生存竞争中击败其他的社会,把它们所代表的人类合作秩序扩展到全世界。
由此,汪丁丁认为,中国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
江苏省苏州市2024-2025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调研测试政治试卷留意事项:1.本试卷分为第I卷(客观题)和第11卷(主观题)两部分,满分120分,考试时间100分钟。
2.请将第I卷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的相应位置,第II卷答案书写在答题卡的规定区域内,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第I卷(客观题共78分)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3小题,每小题2分,共计66分。
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意的。
1.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110家企业中有83家是国有企业,很多投资大、收益薄、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国防科技、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建设都是国企担当的。
这表明国有经济A.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B. 必需在各个领域占支配地位C. 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D.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答案】A【解析】此题考查国有经济。
本题须要学生精确把握题干主旨,结合教材所学,选出答案。
“世界500强的110家企业中有83家是国有企业”,强调了我国国有经济市场竞争实力不断增加,体现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故A正确;我国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不是在各个领域中占有支配地位,故B错误;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故C错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全部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故D错误。
故选A。
2.国家将通过“精准扶贫”,确保到2024年让全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这将有利于①实现同步富有②保障人民权益③消退收入差距④促进社会公允A. ①②B. ①③C. ②④D. ③④【答案】C【解析】让全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有利于实现共同富有,实现同步富有的说法是错误的,①不选;实现人口脱贫有利于保障人民权益,②正确;实现收入安排公允并不是要消退收入差距,而是要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③不选;实现人口脱贫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允,④正确,故本题答案选择C。
行为、意义与经济学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 内容提要:经济学“理性”假设只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三种主要的理性假设之一,这些假设的目的是要理性地解释被观察到的各种“行为”,从而对行为赋予意义。
对于人类行为的另外两种理性化方法是:行为学意义上的理性假设和现象学意义上的理性假设。
在过去二十年里,由于大量的脑科学实验数据的积累,关于身体的现象学研究,呈现出与基于认知科学的行为学研究的合流趋势,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解人类理性的框架。
这篇文章旨在说明这一新的理解框架,并试图进一步界定经济学理性假设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行为学 脑科学 神经元经济学 心理学一、问 题当代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这已经成为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了。
例如,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克劳夫(G eorge Akerlof),从不避讳把自己的学派命名为“行为经济学”,尽管他所代表的思路通常被更广义地称为“A2S2P2经济学”,其中“A”代表人类学(anthropology),“S”代表社会学(s ociology),“P”代表心理学(psychology)。
又例如,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史密斯(Vernon Smith),最近在乔治-梅森大学开设了一个专门研究“神经元经济学”(neuro2economics)的研究中心(其汉化版,参阅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办的“经纬”网站:w w w. )。
这门刚刚诞生的神经元经济学,其研究专题之一,就是利用核磁共振脑呈像仪对处于博弈状态的行为人的脑部活动进行研究,以便为“理性”概念寻找更接近自然科学的根据(Smith, 2001a)。
作为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阿克劳夫把他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定名为“宏观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这篇演说开篇提出了六类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这些现象,阿克劳夫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完备理性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分析框架内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 党国英因为经济学文献常常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它便与其他人文学科有了不少隔膜。
一些数学应用技巧不那么娴熟的学者,或者以大牌经济学家鄙视数学技巧的态度为自己壮胆,或者干脆做一个“边缘人”,去其他学科领域浪荡一番,充当了“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中的散兵游勇。
更有极端者,把数学的经济学应用看作装腔作势,以为那些数学模型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儿。
讨论一番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学科意义,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 )数学--分析工具还是思想制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像牛顿力学那样令人着迷。
它穿上了一套数学制服,具有了某种美学性质,简约,对称,统一,一如一切成熟学科的模样。
这个模样尤其能吸引年轻学子。
( )不过,经济学家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相比,少了一种骄傲的资本--它的预测能力极差。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可以摆弄一个人工系统,并可以精确地预测这个系统的运行,经济学家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自然科学对非人工系统的运行,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预测能力;宏观天体运行几乎不能预测,而气象预报也并不比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预报做得漂亮(当然二者有不可比性)。
但是,毕竟自然科学家能把握自己的人工系统,他们还凭借这个本领在百姓中间浪得一个可信赖的俗名,而经济学家没有办法找到多少人作为自己实验材料,找到了也没用。
近年出现的所谓“实验经济学”帮不了经济学家的忙。
自从笛福写了《鲁宾逊漂流记》,经济学家才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实验室”,一着急,就把鲁宾逊拉出来演练一番。
自己倒是兴趣盎然,大众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我们的社会不能按照经济学家的要求运行?幸亏大众不比经济学家更聪明,也幸亏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是错误的,否则,经济学家真该没有饭吃才对。
( )经济学使用数学工具,原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一切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一个数的集合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变化,如果用数学关系能够表现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企业并购的知识经济学原理(之三)
汪丁丁
【期刊名称】《数字财富》
【年(卷),期】2001(000)0Z1
【摘要】<正> 从我在这专栏的上篇文章的讨论中可以推出一个重要观点,即所谓"U型平均成本曲线"——产品的平均成本先随单位时间内总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再随总产量的继续增加而增加,其实是有些误导的描述方式。
因为这里造成平均成本下降的原因(通常是纯粹技术方面的)与造成平均成本上升的原因(通常不是技术方面的)本不是同一类原因,不应当由同一条曲线来刻划。
例如,企业甲和乙同时生产一种产品,当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时,管理企业甲的企业家A的能力达到了极限,甲企业的产品的平均成本开始上升,另一方面,管理企业乙的企业家B的能力并没有达到极限,因此企业乙的平均成本保持不变。
如果我们用"U"型曲线来刻
【总页数】2页(P111-112)
【作者】汪丁丁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30.49
【相关文献】
1.企业并购的知识经济学原理(之四) [J], 汪丁丁
2.企业并购的知识经济学原理(之六) [J], 汪丁丁
3.企业并购的知识经济学原理(之八) [J], 汪丁丁
4.企业并购的知识经济学原理(之九) [J], 汪丁丁
5.企业并购的知识经济学原理(之一) [J],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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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一、引论及常用概念的定义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罗纳德·高斯在受奖演说中强凋他及其他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了生产的制度结构。
如果经济学可以定义为是研究“生产”“消费”与“交换”的一种“社会学科”,那么主流经济学的重点在于对“交换”的研究,其核心部分是市场的研究及价格理论。
主流经济学当然可以推广到制度方面的研究,家庭经济学的结果说明家庭制度如何影响消费结构,以贝克为首,在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建立了把社会学因素引入家庭行为的经济学描述的典范,从而可以描述消费结构如何随家庭结构的演变而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的研究,是从对企业内部制度的研究开始的。
例如高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实质》一文,以及此前Berle和Meansl933年的研究。
其后约五十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说明,与家庭的研究类似,当企业内部的制度发生变化时,其生产行为亦随之变化,导致例如供给结构的变化。
综此看来,主流经济学关于价格由需求与供给确定的原则被制度的研究推广到了关于供给与需求是如何受家庭与企业内部制度影响的原则。
而所谓“新制度学派”的贡献在于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服从某种最大化行为的人关于家庭及企业内部制度的选择受着交易成本的结构的影响。
高斯之所以把他的文章定名为“生产的制度结构”。
我以为其理由在于,家庭制度的研究实质上是家庭生产制度的研究,故迄今为止关于经济制度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关于资源通过某种制度下的生产行为转换成更有价值的形态这一过程的研究。
基于以上的理解,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作的努力。
那么一个自然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技术进步和制度演变都看成是一种“创新过程”。
诺斯于1990年发表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果)一书,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严格地说,这篇文章是对以上所说研究成果的一个回顾或加入了笔者个人理解的转述。
****蔡继明《微观经济学》课程试卷(含答案)__________学年第___学期考试类型:(闭卷)考试考试时间:90 分钟年级专业_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1、判断题(12分,每题1分)1. 每一个博弈至少存在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
()正确错误答案:错误解析:在纯策略的博弈中,并不一定存在纳什均衡。
但是,如果允许行为人使他们的策略随机化,即对每一项选择都指定一个概率,再按照这些概率做出选择,则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纳什均衡,这样的均衡称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2. 现实生活中总是出现各种卡特尔串谋现象,这是因为卡特尔的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
()正确错误答案:错误解析:每一家厂商都认为别的厂商不会对它们的行动作出反应,就会受到比产量协定销售更多产量的诱惑,卡特尔是不稳定的。
3. 实施价格歧视的垄断者将消费者剩余转化成生产者剩余。
()正确错误答案:错误解析:一级价格歧视将消费者剩余全部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二级价格歧视将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
但是,三级价格歧视是同时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不是把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
4. 道德风险是由隐蔽信息(隐蔽类型)引起的。
()正确错误答案:错误解析:道德风险是指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一方不能察知另一方行动的情形,因此又称为隐蔽行动问题。
逆向选择是指由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一方不能察知市场另一方商品的“型式”或质量的情形,因此又称为隐蔽型式问题。
5. 当完全竞争行业处于长期均衡状态时,所有厂商必须具有相同的成本曲线,且各厂商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正确错误答案:正确解析:当完全竞争行业处于长期均衡状态时,留存下来的厂商都有相同的最佳经济效率,即最低的成本。
此时,厂商正好盈亏平衡,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6. 政府限定价格使得商品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则该价格为支持价格。
()正确错误答案:错误解析:支持价格又称最低限价,它总是高于市场的均衡价格,导致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产量过剩。
也谈按边际成本定价汪祥春教授在《价格在资源合理分配中的作用1 (下面简称《价》文)一文中,提出按边际成本订价以合理分配资源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
合理分配资源作为一项目标,对价格体系改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应该承认,多年来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按边际成本订价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显然应加以考察。
据我所知,国内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多,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就更少了。
因此,我对汪教授勇于探索的精神表示钦佩。
拜读原文之后,感到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价》文把按边际成本订价理解为一种具体可行的订价方法是否正确?二是《价》文所设想的按边际成本订价方法是否有实用价值?由于本人学识浅薄,所论不妥之处,谨请汪教授和对按边际成本订价有兴趣的同志,多多指教。
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按边际成本订价,是理论分析的原则,还是具体的订价方法汪教授在《价》文中,把按边际成本订价看作一种具体可行的订价方法,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价》文提供了关于按边际成本订价的图示,这个图是指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情况,所以本文限于讨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按边际成本订价。
根据我的理解,为了解释供给和需求如何决定价格,以及供求均衡价格的优越性,西方微观经济学分析了供给曲线背后的边际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背后的边际效用曲线,提出了MC=MR=P对合理分配资源的作用(MC表示边际成本,MR表示边际效用,P表示价格)。
理由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无力影响市场上的价格,而是在价格(部门均衡价格)已定条件下,来调整产品供给量,以取得最大利润。
资产阶级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厂商达到最大利润的条件是,要把产品生产量控制在产品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即产量决定于边际成本。
这里可以加以求证:厂商赚取最大利润的条件是MC=MR=P证明:TCTRT-=ρ(ρ表示利润。
公式意思是:总利润=总收入-总成本)公式两边对产量求导:dQdTCdQdTRdQdT-=ρ1见《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2年第2期若ρT 最大,则其一阶导数必为零, 所以,0=-dQ dTC dQ dTRdQ dTC dQ dTR =所以MR =MC又因在完全竞争条件下MR =AR=P所以,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MC =P其经济学含义就是:只要厂商生产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能带来的总收入增加量(MR)还超过由于制造该单位产品所必须的总成本的增加量(MC),这就表示继续扩大产量,扩大的每单位产品都可以获得一点利润,因而扩大产(销)量可以增加总利润。
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汪丁丁
【期刊名称】《财经问题研究》
【年(卷),期】2010(000)007
【摘要】本文旨在论证基于有限理性能力的金融资产预期定价,这是行为金融学的基本问题.这里提供的论证,与以往发表的金融学和经济学文献不同,它遵循学术史的逻辑,首先界定经济学、金融学和行为学的基本问题,其次界定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最后讨论行为金融学应当具有的研究框架.
【总页数】9页(P3-11)
【作者】汪丁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1;东北财经大学,社会与行为跨学科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30.9
【相关文献】
1.标准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的对立与统一——基于合竞行为视角 [J], 王世军;王希;
2.标准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的对立与统一——基于合竞行为视角 [J], 王世军;王希;
3.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J], 汪丁丁
4.关于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分析 [J], 暴龙
5.行为金融学研究综述——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学的扬弃 [J], 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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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制度根源及改革思路要素价格扭曲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指的是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不正常因素的影响,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这些要素价格扭曲的根源主要来自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包括政府管制、垄断和垄断租金、金融体制扭曲等因素。
如何改革这些制度,消除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探讨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制度根源,并提出相关改革思路。
一、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政府对市场经济过程的干预较为严重,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管制、对土地市场的垄断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干预等。
在劳动力市场上,政府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认证等方式,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价格形成。
在土地市场上,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供应、征地补偿等方式,使得土地价格扭曲严重。
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严格控制和监管导致了资金的过度集中和错配,使得资本价格扭曲。
这些政府管制的措施不仅限制了市场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也扭曲了资源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经济效率低下。
针对政府管制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问题,首先需要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价格的形成,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
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土地市场机制,放开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使土地价格能够真正反映市场需求和供给。
需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体系,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价格的合理形成。
二、垄断和垄断租金垄断和垄断租金在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这导致了某些要素价格严重扭曲。
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某些行业或领域拥有垄断地位,限价、限量等措施使得某些要素价格偏离市场均衡价格。
在能源、电力、铁路、通信等领域,国有企业或者行业协会往往通过政府行为来限制竞争,形成垄断地位,从而获得过高的要素价格和垄断租金。
汪丁丁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内容提要】政府的失灵可以被腐败者的“收益递增”自动地扩展为政府的“普遍失灵”,而市场的普遍失灵在经验世界里几乎不可能出现首发《财经》斯蒂格里兹论证过“市场失灵”,基于“信息不对称性”;弗里德曼论证过“政府失灵”,基于“官僚化”的政府行为。
于是经济学家,特别是持“中间立畅 的经济学家们,把市场与政府都看做可能失灵的制度而相提并论。
其实,任何一般原理,只要足够抽象,就总会倾向于“中间立畅 。
只有把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场合时,只有当经济学在运用当中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时,人们才意识到:与市场的失灵相比,政府的失灵是更需要警惕和后果更严重的失灵。
个别市场的失灵,即便存在极端的“信息不对称性”,毕竟难以扩展到一切市畅 一切市场都失灵的情景,在经验上是难以想像的,例如,我们很难想像我们日常消费的米、面、衣物、家具、住房,以及分工监督这些商品的质量的全部专家的名誉,都是假的,都难以辨别。
关于“合谋博弈”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相互竞争着的专家以及供给商们,不论怎样谈判,都难以结成稳固的垄断联盟。
正是基于“托拉斯”的内在的不稳定性,我们明白,一切市场都失灵的情景,在经验世界里难以想像,故而几乎不可能。
另一方面,政府的失灵,在我们多数中国人(以及俄国人、东德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等等)的经验当中,足以扩展为政府的“普遍失灵”——即普遍的无效率。
这是因为,不像“市场失灵”的情况那样,导致了“政府失灵”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所垄断的,不再是市场信息,而是真实的政府权力——名义上合法的、执行特定意图的权力。
权力对竞争性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不再像“市场失灵”那样由于内在的不稳定性而难以扩展为普遍情况。
恰恰相反,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天然地具有一种“收益递增”效应。
如哈佛学者施莱佛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腐败所带来的好处,提供着政府官员为更大的腐败设置管理权力的激励,从而腐败意味着更大的腐败,“寻租”意味着无穷无尽的“设租”与“寻租”(Andrei Schleifer,and Robert Vishney,1993,“corrup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58,599~617)。
如果你认为市场是理性的,那么你就太不理性了明天du场开门了,祝朋友们牛年财运亨通!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知名学者,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席勒,表彰他们在资产定价理论上的贡献,有趣的是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
尤金.法玛最著名的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这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石之一,席勒教授的名著《非理性的繁荣》你也一定听说过。
市场是由一群智人组成的,市场的行为模式就是一群智人的行为模式。
有效市场假说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我们无法跑赢大盘,即没有免费的午餐,通俗解读就是基金经理精心选出的股票组合也无法跑赢黑猩猩随机选出的组合,这个理论催生了指数基金的投资方法。
第二,价格是“合理的”,股票的价格只和它的基本面相关,或者与未来现金流相关,与市场行为无关。
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是市场参与个体是理性人,他们的行为模式可以通过理性预期理论预测。
当然,你观察下自己,看看周围的普通人,就知道完全理性人这个假设是多么不靠谱,同时我们也知道,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理性人的影子。
与尤金.法玛观点完全相反的罗伯特.席勒说:“从行为分析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有效市场模型,这种延伸从某种程度上说改进了这些模型。
授课时,如果我可以把有效市场模型解释为极端状况下的特例,再讲授更符合现实的模型我想课章内容会变得更加丰富。
”确实如此,理性人决策是一种最佳状态,尽管由于不完全的信息、有限的资源和脑力,普通人并不能总是做到完全理性决策,理性人是一种特例而非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提升普通人的决策水平是非常有帮助的,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群智人组成的市场,个体的非理性在群体中是加强还是互相抵消?抵消的原理在于只要存在套利机会,聪明的投资者就可以利用这些机会赚钱而将市场非理性机会烫平。
你从市场行为观察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席勒教授有一个著名论文《股价是否波动太大,此后的股票红利变化已经无法解释这种波动?》证实群体实际是强化了非理性的行为而非理性套利将市场拉回理性。
论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和吉芬商品——对一个争论的回顾与总结一、前言1999年经济学家汪丁丁在《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文凭”的需求可以出现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1]。
这篇文章随即在国内引发了一场针对需求曲线和吉芬商品的长期争论,张五常、黄有光、汪丁丁、熊秉元、王则柯、薛兆丰、罗卫东、叶航等一批在国际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均不同程度参预其中,遗憾的是,争论最终未能取得观点上的一致,但却留给了经济学者们值得深入思考的学术问题。
需求曲线和吉芬商品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最先明确提出的。
1890年,马歇尔发表划时代巨著《经济学原理》,①是人类史上继亚当·史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国富论》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献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界的任务就是反复咀嚼和消化马歇尔的理论。
马歇尔的著作被翻译、被讨论、被阐释、被解剖,当然也遭到驳斥。
《经济学原理》成为经济学学生的圣经[2]”。
同时,马歇尔精心构筑的理论体系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了经济学者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首选参照,他们通过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和描述作出进一步的展开和更加深入的探讨,抑或是通过修改和完善其中一些不合理或错误的观点来获得理论上的成果和突破。
事实上,在《经济学原理》出版后,关于需求定律的研究和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②这可能缘自这样一个事实:马歇尔通篇没有给需求曲线作出一个完整而明确的定义,特别是对于需求曲线中“需求量”的使用更是含糊其词。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 -2006)这样写到:“需求曲线这个概念,作为某种商品的数量与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在《经济学原理》中反复而明确地做了说明:在正文中以文字说明,在脚注中以平面曲线说明,在数学附录中以符号说明。
市场经济的前提汪丁丁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的责任伦理伴随着每一个文明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是“市场”,它从来没有消失过。
成为问题的始终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的责任伦理。
这是关于市场自由的一项基本原理。
市场自由要求市场以外的社会生活不服从市场规则。
哪怕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也会产生两类不良后果:(1)“消费者至上”(consumersovereignty)原则对大众欲望的腐蚀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生活的衰败;(2)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几乎不可避免地两极分化,最终可使自由完全消失。
奈特的弟子阿罗在1970年代初期,以类似“不可能性定理”的方式再次阐述了这一原理——“当市场将它的运行环境纳入市场的时候,它不可能是有效率的。
”这里所说的市场环境,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法律、审计、会计以及信用评估与监督的其他手段。
一般而言,可以将交易参与者们可利用的监督方式划分为三类:依赖于每一参与者的道德自律的“第一方监督”;依赖于参与者相互之间威胁能力的“第二方监督”;依赖于不参与交易的公正旁观者维持正义的能力的“第三方监督”。
在真实世界里,任何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总是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某种混合,关键是寻求这三类监督方式的“最优”(成本最小的)混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
目前被卷入所谓“金融海啸”的自由市场的困境,归根结底,导源于下列三项因素的联合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自1960年代以后,发生了极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由“价值多元化”转变而来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人生态度,取代了由“上帝的律令”转变而来的“古典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生态度,从而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伦理的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指导西方金融秩序建构的关于自由市场的基本信念以“个人主义”(有责任感的个人及其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核心。
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基于这一基本信念而产生的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混合体系,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内容提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
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
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性行为”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
这或许为打破18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
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
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
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
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
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
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
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吴敬琏汪丁丁:最大的危险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作者:吴敬琏汪丁丁,来源:《东亚经济评论》改革至今,尤其要警惕的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
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密切关系。
如新三座大山---价格暴涨的教育、医疗、住房---就是一个典型,它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在维持行业垄断的情况下放开部门的经营自主权,从而使价格迅速上涨。
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垄断的基本作用就是导致价格上涨;反过来也可以说,价格上涨必定是垄断供给(或具有垄断样式的供给)的瓶颈所导致。
而这些假改革,实际上是将垄断的作用放大化,因为它在维持行业高准入门槛的情况下,准许部门有自由定价权。
另外一个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的事例就是所谓的国企改革,它借口说国企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而要改制,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改革与建立必要的社会公正机制,这样,在改革的借口下,国企公众资产被内部人瓜分了。
所以,弄清楚改革的基本意义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可以使我们判断清楚什么样的措施是假改革,什么样的措施才是真改革,特别使我们有能力判断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行掠夺大众之实的行为。
改革的基本意义是:1、开放行业准入限制;2、在开放行业从而形成相应竞争条件下,给予部门企业以相应的经营自主权。
第2点的存在以第一点的存在为依据。
而当今许多改革之所以是假改革,就是因为它只有第2点,而没有第一点的前提条件。
比如所谓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就是在原有垄断形态的教育体制下,单纯给予教育部门以第2点条件,这就是教育产业化导致相应价格上涨的关键原因。
房地产则是政府部门与相关开发商之间的合谋垄断,从而使行业准入门槛非常高,个人的自主合作建房基本上是不可能。
如果真想把住房价格降下来,就应该容许需要住房者自己购买土地、自己雇请施工人员进行建设。
政府只进行必要的规划,只提供必要的公证服务。
如果能够容许房地产市场的如此开放,就根本不用担心住房价格问题,就不必需要政府花九牛二虎之力来调控房价,来回避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泡沫与金融危机。
市场,价格,理性控制的根本谬误
2011-11-4 21:07
讲课和读年轻朋友的文章,感受到强烈的反市场倾向。
宏观调控以来中国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似乎还不足以说服这些朋友反思我们和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狂妄理性的致命弱点。
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要让公众(我从不预期那些被官僚政治弱化为“脑残”的政策制定者)懂得“复杂现象”的一般原理,多么艰难。
其实,每一个人的脑,包含数百亿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结成的网络,是典型的复杂系统。
我们完全可以将脑内的网络类比于工商社会的复杂网络,从而获得一些关于复杂现象的常识。
例如,你失眠吗?那么你试图入睡?你努力要让自己入睡却根本不可能。
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我们祖先早已熟悉的复杂系统第一原理。
根据这些常识,……多年来,我借助许多游戏或仿真游戏或脑科学阅读来获取这样的常识。
根据这些常识,再设想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得到的那些后果,例如,可接受的自由程度,可接受的物质生活条件,可接受的社会正义与情感生活,诸如此类的可想象的人生。
你只要列出这些你想象中希望有的生活,然后,你列出各种可能的社会制度,试试看,你可否离开市场价格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保持现在你享有的生活的百分之一。
因为太复杂,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理性调控(还是“烹小鲜”更有效)。
我们目睹这些狂妄的政策制定者,自认为代表公众利益,结果却是极大伤害了公众利益(例如通胀与失业);自认为不必借助新闻自由和民主监督而治理官僚政治的普遍腐败,结果却是极大伤害了共和国的根基以致我们全体前途莫测。
复杂社会的原理之二:可能有数百万种小概率事件诱发足令系统崩溃的后果,而且根据上一项原理,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这些小概率事件何时发生或以何种形态发生。
于是才有了普遍的焦虑感,而这正是复杂社会的原理之三:虽然无法预测,公众却能感受到危机时刻可能降临,因为弥漫在公众情绪里的普遍的焦虑感。
据说,复杂社会还有第四项原理:只要放弃理性控制,来自一切可能方向的“黑天鹅”事件可以相互抵消从而社会得以延续。
遗憾的是,我们狂妄的政策制定者们,或许早已知道这一原理,但仍继续丧失理性地试图理性控制我们的社会,直到……,因为,这是中国官僚政治趋于腐败的征兆,每一部门都只要扩张自己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竞争导致各部门的预算扩张冲动。
扩张了的预算导致
官僚部门在更大范围内控制社会生活,然后产生预算进一步扩张的理由,……。
谁能阻止这场疯狂的自杀?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