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苗疆之屯堡司法

清代苗疆之屯堡司法程泽时乾隆元年上谕：“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夺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

至有与兵、民、熟苗关涉之案件，隶文官者，仍听文官办理；隶武官者，仍听武弁办理。

必秉公办理，毋得生事扰累”。

[①]据此，苗疆所发生的与兵、民、熟苗关涉的案件，可以分为文官受理案件和武官受理案件两类。

那么，区分案件管辖的标准是什么呢？清乾隆元年以前，驻扎在苗疆的只由营兵。

清乾隆元年以后驻扎苗疆的兵，就有营兵和屯兵之别。

营兵是朝廷驻军，属于“官兵”。

屯兵，亦军亦民，类似“民兵”。

案件管辖也进一步复杂化。

本文依据清水江文书之诉禀稿和苗疆地方志资料，讨论发生在屯堡中的与屯兵、商民关涉的诉讼案件问题，也就是苗疆屯堡司法问题。

一、从南加堡米场斗量纠纷案诉禀稿看卫屯、商民之间争诉下引的一份诉禀主旨句是“为听痞殃民、枉酷无辜事”的诉禀稿，所载的“南加堡场市米场斗量纠纷案”大约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的清江厅（今即剑河县）。

由于墨迹慢漶，部分字判读困难，且原稿中就已隐去当事人的名字，就用△△代替名字。

因此，“恢复原文”相当不易。

下引为笔者所恢复的版本。

为听痞殃民、枉酷无辜事。

缘南加堡当居孔道，水陆并通，历开场市，每逢辰戌之期，油盐米汁，均集於斯买卖。

堡有卫主及总旗、百户巡查。

街有客长经纪，交易从来相安。

无何近年有滥痞之杨△△，素在场中，惯行搕诈。

经事主控禀官究，首士斥非，不知□许次矣。

恶不惟不知改悔，犹敢更生毒念。

复□本月△△日，虎视米场买米之△△等三人，与船户买米时，因经纪吴△△执斗不暇，呼及绅民等，公雇专守百□，言灯火之熊△△代量，皆无异言。

嗣忽出△△，向△△□米不遵，即图搕诈方休，强抢去米併斗，于卫主堂下，妄控所用大斗等语。

卫主不识奸谋，即拘龙△△到案，不问虚实，每人酷丈数百板，押禁。

恶又生一计，至二更时分，复□入□内，将熊△△扭见卫主，奈卫主不容分诉，又将熊△△酷杖一百板。

时民等俱以各睡，竟不知情，次早方悉。

嗟乎，可怜受杖者，嚎啕不已，无奈只得奉请各省首士湖南△△、江西△△、福建△△，代恳卫主之恩，开汤网，施周仁，不独民等衔环，即百姓皆戴德矣。

被加惩民等，实无宥身。

论邀恳，有各省首士确质；言释放，有总旗、百户确凭；问虚实，有处客长经纪可证。

似此听痞殃民，南加乃清黎杂处之地，客商聚集之区，非赖仁廉之官，奸恶成风，良善无处安诸，不已佥叩。

[②]该诉禀稿的大意是：杨△△到“卫主”那里控诉在南加堡米市交易中使用“大斗”量米的卖米商人龙△△，以及“代量”的临时充当经纪人的熊△△，缺斤少量，损人利己。

“卫主”信之，并以酷杖惩罚。

湖南、江西、福建三省商会的首士出面向“卫主”求情“邀恳”。

可能“卫主”没有反应。

于是，南加堡的客长经纪全体一致“佥叩”向清江厅通判公禀。

那么，这里面的“卫主”、“总旗”、“百户”是否属于屯军品级呢？㈠基于诉禀稿对苗疆屯堡制度的考证与叙述“卫”在明清军制中是不同的单位。

明洪武十八年置五开卫。

凡近司寨地方，设屯弹压。

每军屯田二十四亩，再加六亩以为冬衣布花之费，即今三十石之数。

屯军自种自食，不必输纳於官，亦毋庸仰给於官。

除养屯军外余田，仍照民田起科上纳，为卫官养廉及不时军需之用。

国朝裁屯军为官军，於是支放军粮，预为筹备。

黎郡镇营各兵，每名每月支米三斗，每年每名支米三石六斗。

[③]即清朝废除了明朝的苗疆卫所屯军制度。

明朝苗疆屯军没有朝廷支付的军粮，需要自食其力。

清朝开辟苗疆，所用的官兵需要按时支付粮米。

但是，清朝还是借鉴了明朝的卫所屯军制度，贵州总督管巡抚事张广泗在其著名的《议覆苗疆善后事宜疏》中“变通其意”，创立了独特的清朝苗疆屯军制度。

兹摘引如下：“又廷议内开，逆苗绝产，安插汉民领种。

臣等查新疆苗众震慑军威，就抚方始。

若遂招人民分种管业，未免复起惊疑，转於新疆无益。

臣等酌议，不如暂给驻守之兵丁，并兵丁之子弟，就近耕种。

既可便于稽察，亦可稍佐兵粮等因。

…安设屯军，洵为至当不易、永远宁谧之良规也。

臣与司道等官，悉心计议，此项屯军，除先尽兵丁内之子弟能耕种者，招令承领外，但兵丁子弟无多。

查前经督臣尹继善，因逆苗蠢动，饬令通省招募新兵，共五千余名。

训练已经一年，技艺娴熟。

今军务告竣，现在酌减归农。

即在此新兵内，招其能耕田亩，并情愿奔赴苗疆承领者，给予耕种。

如仍田多兵少，即就近招募年力精壮，可充兵丁之人，令其领种。

…合计屯军每户给上田六亩，或中田八亩，或下田十亩，其所收之米谷可敷一年之口食。

且苗人止知耕种水田，所有山土悉皆抛弃。

今所设屯军除不许侵占苗界外，其余附田山土尽其垦种杂粮，则衣食益为饶裕。

…俾得尽力南亩，以待收成。

更宜选择扼要处所，建筑堡墙，或用石切，或用土筑，官给工价口粮，即令该屯军等自行修筑，庶几彼此声势联络，出入田畴，得收守望相助之益。

…查直省凡有屯军之处，皆有卫守备或卫千总管辖，而隶於府道等官。

又查前明建设卫所，有指挥镇抚，并千百户等官名色。

今虽不不必沿袭其旧，似应变通其意。

每十户如营兵之什长，设一小旗；每五十户如营兵之管队，设一总旗；每百户如营兵之百总，设一百户。

责令管束稽查，与营兵无异。

查新疆现有通知、通判等官，政务甚简，此项屯军，似不必另设卫守备。

古州添设卫千总二员，台拱、清江、八寨、丹江各添设卫千总一员，[④]专司一切屯种训练事务。

将各该处同知、通判加以清军衔，令其兼辖而统隶於古州巡道统属。

…”[⑤] 清代苗疆的屯军，缘于“逆苗绝产”。

即绿营兵剿灭逆苗后所留下的田产，无人管业。

于是，绿营兵的子弟，首先可以承领耕种；其次是黔省所招募的即将卸甲“归农”的新军，也可以承领耕种；最后，苗疆内就近招汉民、苗民入屯军。

张广泗既借鉴绿营兵的建制经验，又吸收明朝卫所屯军的建制经验，创立了军户、小旗、总旗、百户、卫千总的屯军品级制度。

因此，“卫主”应该是指“卫千总”。

卫千总，管辖若干个堡，有自己的专属衙署，还有变卖、处置屯军余田租米、添置武器的权力。

清江厅，设左卫十堡，右卫十一堡，分置左右卫千总。

左卫千总衙署，驻柳受堡。

右卫千总衙署，驻柳荫堡。

[⑥]“按左右两卫屯堡建自乾隆三年，一切旗帜器械，系各军自行收执，并未建造局房。

遇有损坏，系卫千总动支余田租米，变价另制。

其每年操演硝磺铅弹，亦系千总照依秋成时价，将屯粮支放堡目工食外，余米变价采买，照例分给”。

[⑦]可以推知，逆苗绝产，在招募屯军之后，还有余田，可以租佃出去。

卫千总有朝廷俸银的，岁支俸银四十八两、养廉银一百六十两、案衣银二十四两、薪红银四两。

总旗、百户属于堡目，只有工食。

百户，岁支工食米一十二石。

总旗，岁支工食米六石。

[⑧]本案所在的南加堡，是清江厅左卫十堡之一。

“南加大小两堡，土城两道。

大堡城垣周围二百二十丈，城门三座。

小堡城垣周围一百丈，城门二座。

墙身均高八尺，宽四尺，收顶三尺，茅草苫顶”。

[⑨]“南加堡，额设屯军一百一十五户，男妇大小五百四十五名口”。

[⑩]内设百户一名，总旗二名，小旗十一名，散军一百零一名。

因其堡田山不敷，将杂堡三十余里，地名九加丈余，公田山土内，拨田六亩、山一所，安军一户住坐，就近佃耕公山。

总计安军九百八十一户。

[11]可见，南加堡是严重“超编”，定额是115户，实际安设981户。

因此，南加堡的粮米日消耗需求量达，南嘉（加）堡设仓六间，额储社谷一千零四十四石八斗九升。

[12]南加场市贸易十分活跃，场期一直固定。

志载，南加场辰戌日，[13]与诉禀叙述吻合。

㈡清代苗疆卫屯与商民之间的争诉根据前引张广泗的奏疏，卫千总以及百户、总旗等堡目，皆系军职，并无维护场市交易秩序的职责。

如诉禀稿所称：“堡有卫主及总旗、百户巡查。

街有客长经纪，交易从来相安”。

场市是靠客长、经纪来维持交易秩序的。

这里的客长，既包括米市、菜市等等专业行业商户中的自然头领，也应包括外省的商帮会馆的首士。

在光绪十四年的《古州厅志》所附的“古州厅城图”上，东南城外赫然地标明“江西会馆”、“广东会馆”“湖广会馆”楼馆，外省商会的势力可见一斑。

本案中，“滥痞杨△△”显然是绕过了“客长经纪”，直接向清江厅左卫千总（即“卫主”）直接控告。

南加堡场市商民，不服卫主滥施杖刑，联名“佥叩”，控告“卫主”。

诉禀稿所称：“南加乃清黎杂处之地，客商聚集之区，非赖仁廉之官，奸恶成风，良善无处安诸”，即含蓄地控诉该“卫主”，不是“仁廉之官”，“听痞殃民，枉酷无辜”。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⒈清代苗疆司法中，文官、武官分别管辖案件，有无明确的标准和依据？笔者浅陋，至今尚未查到文官和武官分别管辖案件的明确标准和依据。

从阅读诉禀稿的经验看，应该按照管辖、隶属的职制系统来大体区分。

武职系统内部，有犯事的，向其所隶属的上一级衙署投状控告。

文职系统亦如此。

前引张广泗的奏疏有“查直省凡有屯军之处，皆有卫守备或卫千总管辖，而隶於府道等官”。

据此，控告卫千总或卫千总，应向其所隶属的府道衙署控告。

前引张广泗的奏疏还有“古州添设卫千总二员，台拱、清江、八寨、丹江各添设卫千总一员，专司一切屯种训练事务。

将各该处同知、通判加以清军衔，令其兼辖而统隶於古州巡道统属”。

据此，苗疆六厅的同知、通判，原该厅为文官之首，但是由于朝廷加以“清军衔”，兼有武职官衔，可以管辖卫千总等武职属官。

因此，该控告卫千总“听痞殃民、枉酷无辜”得诉禀，应该是向清江厅通判具禀的。

由此，在清代苗疆地方司法中，没有文官、武官受理案件的明显界分。

其一，表现在清江厅左卫千总可以受理南加堡场市贸易纠纷；其二，清江厅等苗疆六厅的同知、通判，身兼文武衔职，可以同时受理控告武职兵弁的案件和控诉文职属吏的案件。

⒉清代有无实质意义上的“民告官”制度？本案中，南加堡场市商民公同“佥叩”该卫千总“听痞殃民、枉酷无辜”，且诉禀稿中并无惩罚“滥痞杨△△”的明确诉请。

因此，可以把该诉禀稿看作是一份纯粹的“民告官”的诉状。

中国古代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民告官”或曰“行政诉讼”制度。

二、从堡目总旗被控殴毙窃贼案看兵、民之间争诉下引一份诉禀主旨句是“为矫枉入罪、曲陷难甘、吁天越壑事”的上诉贵东兵备道的禀稿，无法确切知道案件发生在“苗疆六厅”中哪个，以及哪个堡，但是，由于该上诉禀稿和前引清江厅南加堡的诉禀稿，收录在同一本盖有“瑾顺号”印戳的禀稿簿中，可以推知其属于清江厅或其附近的其他厅。

该案发生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

兹引如下：为矫枉入罪、曲陷难甘、吁天越壑事。

窃父△身当总旗，为堡中首领。

祸於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半夜时有守陇亩之龙老胖五人，捉获一贼，系江西人氏之齐明杰，当夜连赃，扭至△宅，敲门喊投，时已举家睡寂。

父又抱疾莫起，乃命△弟武生△△问悉来历，当嘱△等代（带）去，暂寄公所，鸣□户旗等，明日送城报官。

△等将贼代（带）去，旋有杨老毛等，从而踬贼交殴，卒被老毛将贼肾囊踢伤倒地。

越至初八日，因伤身死，尸属△△以△家□饶，且△父身当堡目，弟列武庠，遂置下手之诸人不控，诬以△家被窃田谷，△弟纠人捉贼，赴厅诳控，厅主亲诣验明，委系肾囊一伤殒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