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风筝_背景知识

作家作品简介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

著作有杂文、小说、散文、诗歌等，收在《鲁迅全集》里。

本文写于l925年1月24日，选自散文诗集《野草》。

《野草》共收作品23篇，第一篇《秋夜》写于1924年9月l5日，最末一篇《一觉》写于1926年4月16日，这些作品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上。

1927年4月，鲁迅在广州编成集子，并于26日深夜写了《题辞》。

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风筝》就是作家对现实的感触——封建教育思想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摧残，在自己几年前已经发表的一首散文诗《我的兄弟》的基础上写成的一篇感想。

《风筝》的含义比《我的兄弟》更为深刻，反映了作家自《我的兄弟》发表后几年来的思想进程和严肃认真地进行自我解剖的态度。

对课文主题的不同理解回忆风筝往事，抒发了因四周的寒威和冷气而形成的无可把握的悲哀，表达了对冷酷现实的极端憎恶，对春日温和的热烈憧憬。

作者由北京冬季的风筝想到故乡二月的风筝，从而触发了关于风筝的一段经历和感受的联想。

如果说感情的起点是在由风筝而引起的“惊异和悲哀”，那么关于风筝的一段往事的回忆所激起的心中波澜，则是“我”的情绪的继续和发展。

关于风筝往事的联想，其感情线索有两条：一是“我”的，一是小兄弟的，而又以“我”的情绪发展为主线。

兄弟俩围绕着对风筝的好和恶，而产生出两种尖锐对立的情绪，以致发生了我对小兄弟施加精神虐杀的“这一幕”。

“我”在“这一幕”以胜利者自傲的心情竟一直延续到中年。

二十余年后，一旦认识到那“胜利”的空中楼阁是用对儿童“精神虐杀”的悲哀的砖块砌成的，沉痛、悔恨、自责、内疚织成的悲哀的网便蒙罩着心头。

感情上的跌宕更加重了悲哀的分量。

最后，现实又将关于风筝往事联想的线收回。

风筝——故乡春天的象征，给“我”的只是“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和“无可把握的悲哀”。

这种回忆的悲哀更加重了现实的严冬的肃杀。

在沉重的悲哀之中，“我”面临着“非常的寒威和冷气”，“我”没有畏缩地“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而是积悲成愤，愤然前行。

诗篇的结尾也分明显出积极、昂扬的激情。

诗篇把风筝作为描述的中心对象，借风筝而抒怀、而言志。

风筝是情绪消长的线索，也是“我”的复杂思想感情的凝聚点。

波澜起伏的情绪节奏是“我”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我”的感情的溪流冲击着读者心田，显示了内在韵律的魅力。

这里有一个问题：诗篇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叙写关于风筝往事的回忆，作者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这是鲁迅为了揭露封建家族制度、伦理道德对儿童精神的束缚和虐杀，同时也表现了鲁迅严于责己、勇于自新的崇高品质。

笔者认为，“我”在北京见到风筝而引起的悲哀，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现实的、社会的、时代的悲哀；关于风筝往事而产生的悲哀，则强化、深化了前一种悲哀。

后一种悲哀虽是个人情怀的吐露，但更是深深地重重地打上社会、时代的印记。

儿时精神虐杀的一幕，应当是社会、时代的罪恶。

所以说，这种悲哀来自对冷酷黑暗现实的深刻解剖、本质认识和极度的憎恶。

关于风筝的回忆，是服务于眼前的现实的。

这大段的插曲并没有游离于诗篇的主旋律之外，而是使感情的主调更加深厚、深沉、丰富、充实。

毋庸讳言，诗篇中“无可把握的悲哀”，也流露了作者的寂寞和抑郁，失望和苦痛。

(朱延庆《读鲁迅散文诗<风筝>》，载《昆明师院学报》1980年第5期) 这一篇的主题思想，不是身处现实的严冬而向往故乡的春天和逝去的童年；而是在解剖自己，在深刻地批判自己。

通过自我解剖，批判了一般有孔孟之道思想影响的父兄违反儿童心理，禁止儿童游戏的愚蠢行为。

这种管教儿童过严，戕贼儿童天性的行为，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认为游戏是浪费时间，是“没出息孩子”干的，“有出息孩子”应该循规蹈矩、终日伏案读书……这种人现在虽然少了，但思想残余大约还是有的；因此这篇作品在现在还有它的教育意义。

(节录自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 《风筝》的主旨在于暴露整个社会的病根，启示人们如不改革整个社会，任何个人的“补过”均无济于事，孩子们也不会获得“春日”的愉快。

在《风筝》中，作者以严冬比拟现实，以春日象征理想。

通过批判现实，寄寓自己的理想。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我”对春日的回忆，流露出严切自责的痛苦，充满着无可把握的悲哀，哪儿能体现他所追求的理想？我们说，问题的症结正是在这里。

“我”的四周是肃杀的严冬，给人以“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然而，他没有在严冬之前退缩，坚信严冬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生意盎然的春天迟早会到来，他在严冬的氛围里追怀着少年时代故乡的春日佳境，正是这种信念的艺术体现。

至于“我”参与了精神虐杀，想到春天反而触动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创伤，又该作何理解？我们认为这与上面讲的并不矛盾。

作者一直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春二月，本来是孩子们欢乐的时候，可是，“弟弟”受到“我”的辖制，想放风筝而不可得，后来忍不住偷偷地制作风筝，又遭到“我”的破获。

“我”正视以前的过错，并且不想遁逃，毫不辟易地严肃自剖。

表面上看来，罪过集于“我”一身，但是，当我们联系下文“我”的觉悟乃至补过无效而倍加痛苦时，就能清楚“我”的过错是社会造成的。

作者这样写的目的在于暴露整个社会的病根，在于启示人们如不改革整个社会，任何个人的“补过”也是无济于事的，孩子们不会获得“春日”的愉快。

我们认为，这就是《风筝》的主旨所在。

(张汉清、方弢《<风筝>浅议》，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如何评价“我”把“我”分析为“封建压迫者”是不妥当的，“我”只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

从“我”的动机和行为看，“我”不爱甚至嫌恶放风筝，鄙视甚至粗暴地制止弟弟放风筝，认为放风筝“没出息”，固然深受玩物丧志、长幼有序等思想影响，但“我”毕竟是少年，只是平时身受封建思想的熏陶，耳濡目染以至潜移默化，思想受到毒害而不自觉，做出了精神虐杀的事来。

“我”不能负全部责任。

封建礼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只是一个受害者。

从“我”后来的觉悟和转变看，“我”本来对以前所做的错事并不认识，只是到中年偶然看到了一本外国书，这才在眼前展开了“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这一幕，而且心如铅坠，想法补过。

如果“我”是“封建压迫者”，哪会心情沉重竟至于设法补过？事实证明，“我”以前的谬误是在不自觉的状况下造成的，一旦感悟之后，就完全否定了儿时取得所谓全胜的一着，“我”当然是受害者。

“我”的小兄弟“多病，瘦得不堪”，这是写实。

但实际上也是旧中国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

文章愈是把小兄弟写得可怜，就愈是反衬了“我”的感情重负的分量。

(张汉清、方弢《<风筝>浅议》，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我”是不是鲁迅周启明(作人)在一本回忆鲁迅的书中谈到《风筝》时，认为折毁小兄弟的风筝这一情节是虚构的。

理由有二：一是鲁迅自幼对兄弟们很“亲爱”，“事实上他对于儿童与游戏并不是那么不了解”；再是小兄弟松寿(建人)会糊风筝时，鲁迅已到南京上学了。

显然，周启明是不同意把《风筝》中的“我”当成作者的。

李何林在《鲁迅<野草>注解》一书中似乎认为《风筝》中的“我”即作者自己。

他说，“全篇是回忆往事的记叙兼抒情的散文”，“这篇《风筝》是沉痛的自我批评”，它的主题思想“是在解剖自己”。

但到底“我”是否鲁迅，李在文中并未具体说明。

“我”究竟是不是鲁迅呢？据鲁迅的母亲讲，“老三”(即建人)自幼瘦弱多病，这和《风筝》中的描写是相同的；据周启明介绍，三兄弟儿时酷爱放风筝，而且善于糊制风筝，他不但会糊老鹰形状的风筝，还会糊蝴蝶形状的风筝，不但能给蝴蝶的两眼安上风轮，还会给下边的两翅装上风轮，其“技巧之巧妙，几乎超过专家”。

而鲁迅则从不喜欢放风筝，这和《风筝》中的情形也是吻合的。

但鲁迅是否曾经折毁践踏过小兄弟的风筝，小兄弟自己早已忘记了，我们当然更无从查对了。

但是，如果按照周启明文章的说法，以为三兄弟建人会糊制风筝时，鲁迅已到南京求学，因而绝不会发生此事，我认为这只能是一种臆测。

《风筝》中讲，小兄弟“那时大概十岁内外”，这个年龄自然是可以学着糊风筝了。

如按十岁计，鲁迅长建人八岁，则为十八岁。

鲁迅是在十八岁那年的暮春闰三月去南京的，这中间如发生那件风筝的“公案”，还是来得及的。

而且，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中，周作人曾离家到杭州狱中探望祖父，他如不知道这件事，也并不奇怪。

综上所述，因为《风筝》和《朝花夕拾》写在同一时期，这时的鲁迅常因总结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而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中，《风筝》中的“我”大致上是可以看成是作家本人的——当然，为了艺术地再现生活，也可能在文辞上会有某种程度的夸饰。

(鲁枢元《“我”即鲁迅？》，载《语文学习》1980年第10期)《风筝》与其雏形——《我的兄弟》比较《风筝》是一篇缘事抒情、深切感人的散文诗。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中，有总题《自言自语》的七篇短小的散文诗，其最后一篇《我的兄弟》可以说就是《风筝》的雏形。

《自言自语》各篇都写于一九一九年，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新文艺栏，《我的兄弟》初刊于这年九月九日该报，《风筝》据篇末尾注为“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两者相距五年多。

我们如果稍作比较研究，不难看出这两篇取材约略相同的散文诗，后者寄意更为深刻，结撰更见匠心。

为便于说明问题，先抄录《我的兄弟》如下：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

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文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

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

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

啊！我的兄弟。

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这篇短短500字的作品，只是以风筝作叙述的因由，先写了“不喜欢”和“喜欢”的冲突，以导引出此后“悟到我的错处”和“将我这错处全忘了”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波澜，再归结为“能请你原谅么”和“还是请你原谅罢”的感情上的新矛盾。

这三层意思，以“我”和“我的兄弟”在风筝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同感情，层层递进，贯串全文的是“我”的铸成错处和自责。

《风筝》，则以风筝为线索，由眼前景物写到幼时旧事，写到后来的重新忆及，再回到眼前，表达自己的“无可把握的悲哀”。

据我的粗浅理解，《我的兄弟》向我们提出：不尊重儿童的正当的爱好，会陷入即便请求原谅也不能释去感情重负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