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新唯物史观是中国化的唯物史观，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它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唯物史观为基础，认可经典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之所以称其为新唯物史观，是因为它与经典唯物史观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仍是唯物史观。
我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时发现：如果遵从经典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能在历史主体的选择上作解释，如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从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这么做的后果便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建立在了人民的选择上，一种主观必然性上面。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就可以解释为人民抛弃了共产党从而抛弃了社会主义。
很少有人试图基于唯物史观的内因原理来论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如果从内因原理来解释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有主观的必然性，更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但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便不符合经典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不能用经典唯物史观理论来解释，更谈不上以它为基础来构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为了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典唯物史观之间的矛盾，我开始了长时间的探索。
一开始我认同主流观点即中国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但随着思考的深入，这矛盾日益尖锐。
最终我意识到要想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创建中国化的唯物史观和以它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的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历史，从而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可是，我现在仍无法提出一个完整的新唯物史观，来证明这一做法的正确性。
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结合实际，做一些具体的阐述，融理论于具体论述之中。
如上所述，新唯物史观基于内因原理来论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快速发展这一事实表明中国自身之中便存在着公有因素。
正是由于自身的公有因素，中国人才会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壮大，才能领导人民建立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按自己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巨大的成就。
事实表明，当公有因素被发现并得到重视时，社会主义就会快速发展，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当公有因素被忽略甚至被抑制时，社会主义便进入低谷，经历挫折。
那么，中国自身的公有因素是什么呢？这一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有直接的联系。
社会主义的建立，表明中国是以一种公有制代替了以往的私有制。
基于唯物史观的内因原理，中国的公有制必然是自身社会发展的产物，即从以往的私有制发展而来。
如此说来，我们必须基于中国自身来做历史分期，也就必须从中国自身中寻找历史分期的标准。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发现了家天下与公天下：家天下即中国的私有制社会形态，公天下即中国的公有制社会形态。
中国的历史便可分为原始公天下、家天下、现代公天下三个阶段。
中国自身的公有因素便可以说是公天下。
在中国历史中，不难找出证据。
我只想提出三个:其一是中国文明历史的开端，禹传子家天下，从原始公天下到家天下，前人对此也有一些认识如《礼记·礼运》。
其二是家天下的后期，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社会思想，他们对君主制度和家天下的批判。
由于明末清初时中国人还没有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三大思想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便是中国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们的思想足可以证明我之观点的合理性。
其三则是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口号以及反映农民要求的制度，“均田免粮”和《天朝田亩制度》，“均田”必然反对土地私有制，“免粮”则必然反对旧的统治（旧的统治建立于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可以说“均田免粮”是农民的公天下思想。
这些事实说明家天下自身中就包含有公天下的种子，因而也就存在向公天下转化的可能性。
最具决定性的根据来自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按苏联的方式组织工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却无一失败了。
之后共产党联合国民党进行北伐战争，结果胜利果实为国民党右派所窃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策略，那便是联合农民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政权。
问题正是在于：农民为何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样的革命还算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毛泽东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看做是旧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来为中国革命作辩护。
事实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旧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之所以跟共产党闹革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公天下思想，那便是“均田免粮”以及对美好社会的追求。
我们在宋元明清的历史中已经看到过多次，最近的一次便是三十年前的“包产到户”。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公天下（人民之天下）来理解共产主义。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明白中国革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性质（公有性质）的革命了。
因此，可以把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归结为：从家天下到公天下，在公天下之上建设社会主义，此即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天下的社会主义。
基于毛泽东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可以把家天下到公天下的这段历史分为两个阶段：1、民国阶段，推翻君主对天下的统治，建立共和，共和国取代王朝，变君主一家之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2、人民共和国阶段，推翻官僚士绅对天下的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公天下取代家天下，变天下人之天下为人民之天下。
因此，近代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家天下，只不过包含了其他性质的因素。
如我们现在所知，它的走向是公天下。
前面已经提到过，家天下自身中就包含有公天下的种子，这种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茁壮成长，并最终取代了家天下。
人民之天下只是公天下的初级阶段，正如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样，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这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认识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毛泽东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提供的方案也不是正确的。
文革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巨大的挫折。
文革深深的改变了中国，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
而对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导致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但在我看来，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因为它主要建立在经典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在它的基础上，我试图提出一个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以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并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我所得到的认识如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原始公天下、家天下、现代公天下。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导致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接受。
共产主义为外因，公天下为内因，共产主义通过公天下而起作用，故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于公天下（人民之天下）之上的，是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世界历史的角度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有其客观依据，并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经典社会主义，也就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无需经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阶段，也不需要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到足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
它只需要中国从家天下转变为公天下，用人民之天下取代官僚士绅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
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因此，与其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如说公天下的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更符合唯物史观的内因原理。
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于公天下（人民之天下）之上，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其建设也得从中国自身出发。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处于同一阶段，即“人对物的依赖”阶段，那么两者必有相似的地方。
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市民社会，以此推断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于公天下之上的市民社会，是公有制的市民社会。
建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有制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交往方式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市民社会便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这个市民社会上的现代国家便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
这里的自由，不仅包括政治上的自由即人身自由，更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即不受剥削、自己发展自己。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先满足人对物的需求，然后才能谈得上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已发展到了一个质变的阶段，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得到解放和自由发展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得到解放和自由发展，也无需发展到足以解放所有人的程度再谈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现在就可以让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得到解放和自由发展，然后再带动其他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就像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样。
而得以解放与自由发展的这部分人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如创新不足等），推动中国继续前进，从而让更多的人得以解放与自由发展，最终达到多数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
到那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也就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不用再担心资本主义的颠覆了，人民也会从内心接受社会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共产主义的自由全面发展，个人仍受到社会分工的限制，是一种片面的、有局限性的发展。
单个国家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不可能让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点对中国而言也成立，但这已经不是中国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