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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主要人物评析——吴荪甫、赵伯韬《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它标志着茅盾创作的一个高峰，也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
《子夜》把个人、群体和民族的危难联系在一起，把艺术审美和历史理性的思索并置一处，通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网络式的结构艺术，从而奠定了中国社会分析型小说的基础，被瞿秋白称赞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而在这样一个鸿篇巨制中，人物始终是茅盾注意的中心，他注重在时代、社会、家庭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塑造人物形象。
而在《子夜》的众多的人物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则是中心人物，也是茅盾重笔描写的灵魂人物。
吴荪甫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在吴荪甫身上表现得十分鲜明。
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满，但又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和赵伯韬合作搞公债投机；他不满蒋介石政府的苛捐杂税、军阀战争，但他又依靠国民党军警来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对工农群众和红军极端恐惧和仇视；在家里，他专制独断，表现出其封建性的一面。
吴荪甫形象的创造，最能体现茅盾的艺术追求，也并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是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
吴荪甫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明强干，有雄心，敢冒险，是一个铁腕人物。
他有雄厚的财力，很有才干，曾留学欧美，懂得一套企业管理的学问、本领。
他有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要和倾销中国市场的外货竞争。
为此，他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家孙吉人、矿业资本家王和甫一起建立起了兼办金融和实业的益中信托公司。
梦想有一天在他控制下的益中公司“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他的许多工厂里的产品销行全国，深入穷乡僻壤。
他以放款给同业为手段做成圈套，一口气并吞了八个生产轻工日用品的厂。
他的理论是，要把那些平庸的企业家毫无怜悯地打倒，把他们的企业掌握到他的铁腕中来，以实现他的吴记资本主义王国的美梦，充分表现他的野心、魄力、冒险精神和竞争中心狠手辣的性格特点。
瞿秋白的“三个不得不符合历史事实吗2022年7月1日,《作家文摘》报在头版摘登了南京《钟山》杂志刊登的王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该文主要内容是把1935年5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后被蒋介石杀害,归罪于为革命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博古。
一所谓“不得不走”是王彬彬认为瞿秋白被害的原因之一,是博古要他到瑞金,调他的目的是对他“进行监管”,并不让他在上海养病。
事实果真如此吗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苏区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还领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
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下设人民委员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只是当时瞿秋白身在上海未能到职。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瞿秋白离沪赴苏区的决定,可以说委以重任,苏区的教育、宣传、文艺全部由他一人统领。
瞿秋白这时在上海,物质条件比瑞金好,但处境是很危险的,他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人物。
据杨之华回忆: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址,党组织经常送来警报,一接到警报,他们马上就得走,他们曾四次到鲁迅家避难。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去苏区之前,要和茅盾、鲁迅告别。
杨之华知道敌人正在大搜捕,但还是同意他去,并再三叮嘱他路上千万小心。
杨之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从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的一年中,有四届江苏省委书记先后被捕;1934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以李竹声为首的上海中央局及上海、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17人被捕;到了1934年9月,上海各区委又遭到连续破坏,只剩下三个区委;1935年夏秋,党组织再次受到大破坏。
此后的两年内,上海的重要党组织机构都未能完全恢复起来。
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王彬彬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
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
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
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
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
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
《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
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
这且不谈。
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
文中有这样一段：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
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
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
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
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
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和共党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
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
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
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
依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
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
惟《白鹿原》入选必读书目引起争议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作为当代文学中的惟一作品，入选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排定的大学生必读文学书目。
与《白鹿原》一同被列入必读文学书目的还有茅盾的《子夜》、钱钟书的《围城》、老舍的《骆驼祥子》等。
《白鹿原》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白鹿原》作为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惟一的入选作品是否合理？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请他们谈了自己的意见。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白鹿原》是一部很不错的小说，它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就足以证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白鹿原》并不是中国建国后最好的一部小说。
《白鹿原》入选大学生必读书目是一件好事，它表明这个官方书目更注重从文学性、艺术性的角度来选择更有助于大学生文化修养形成的著作。
王光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文学作品如果只选一部，我感觉选《白鹿原》是不太合适的。
《白鹿原》的确很好，很优秀，但它不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最好的一部。
我觉得张炜的《九月寓言》、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及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比《白鹿原》要好。
《白鹿原》是一部家族小说。
我感觉家族小说在艺术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仅就家族小说而言，张炜的《古船》要早于《白鹿原》，艺术上似乎也比《白鹿原》要好一些。
施战军（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认为《白鹿原》作为当代文学作品的首选是应该的。
五六十年代也有一些优秀作品，但是政治倾向性过于明显。
而《白鹿原》在整体上水平较高，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从艺术水平和思想性上来衡量，还没有作品能够超过《白鹿原》。
因此，当代文学作品中选《白鹿原》是很客观的。
逄金一（青年评论家）：我觉得当代文学作品中只选一部的话，这一部不应该是《白鹿原》。
虽然它得过茅盾文学奖，但是这不说明什么问题。
得过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东西。
我研究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部分会在10年以后被遗忘，没有被忘掉的作家的作品也有一半以上都被忘记了。
[故事简介]第一章1930年5月的一个黄昏，太阳方才下了地平线。
三辆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样驶过外白渡桥，直向戴生昌轮船局面去。
这时，上海滩声名赫赫的工业大亨吴荪甫，会同二姐吴芙芳、二姐夫——金融‘界巨头杜竹斋，前去迎接由乡下前来避难的父亲吴老太爷。
吴老太爷年轻时曾是一名满头脑“革命”思想的“维新党”，自从25年前骑马跌伤了腿，就只信奉文昌帝君的《太上感应篇》，专念“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警告。
假设不是近来土匪实在太嚣张，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他本能够继续在老家蜗居、颐养天年的。
此刻，被儿女们接到那个喧嚣繁华的多数市上海，刚坐上汽车，他就感受到强烈的刺激，而跟从他而来的四小姐惠芳、七少爷阿萱这对乡下长大的“金童玉女”那么贪婪地注视并询问周遭的新鲜事物。
到了吴公馆后不久，世人的热情让吴老太爷的心直颤栗，他两手牢牢抱着《太上感应篇》，眼前显现了各类幻觉，他头脑里像有什么东西爆炸似的，最终突发脑溢血断气身亡。
吴荪甫果断地吩咐当差们打请律师，登报告丧，布置有关大殓所需的各项事宜。
公馆中乱哄哄地忙开了。
少奶奶林佩瑶的妹妹林佩珊不相信地低声问范博文：“莫非老太爷已经归天了么?”范博文颇具诗意地回答：老太爷在乡下已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可不能“风化”的。
此刻既到了现代多数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
第二章-第二天早晨五时左右，吴府的送殓仪式就开始了，吊客们像潮水一样涌来。
纷至沓来的客人中，既有企业老板、金融巨头，也有官场政客，寄生文人。
他们名为吊祭，实那么各怀鬼胎，或寻欢作乐，或暗做交易。
大餐室里聚集的人们正在谈论“标金”、“花纱”和前方的战事。
公馆的另一处，杜竹斋跑到花园假山的亭子里，在那里两个绅士样子的人正等得不耐烦。
他们别离是公债场上的魔王赵伯韬与信托公司的理事长尚仲礼。
他们正在商议合股做“多头”的情形，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
他们希望杜竹斋和吴荪甫也能加入进来。
浪漫·海派·左翼：《子夜》浪漫和颓废：《子夜》中的两个元素《子夜》解读中的两个问题左翼立场：海派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子夜》的创作思维模式一、浪漫和颓废：《子夜》中两个主要元素《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
这部小说是在共产党的干部瞿秋白的参与下完成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部作品，评价它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并且断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的出版为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当时叫“写诗主义”）确定了一个经典的写作模式。
茅盾早年曾提倡过自然主义，当时说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作家应该从文本中隐退，对生活细节要非常冷静的态度去如实的描写。
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左拉，严格按照现实生活的模样来写作的典范。
茅盾也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许多地方的描写与自然主义小说有点相象。
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但我认为这是表面的看法，茅盾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带有颓废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家。
茅盾在1921年主编的《小说月报》的时候，最初提倡的也不是写实主义，他本来学西方最时髦的文学思潮，想要介绍和推广外来的表象主义的文学思潮。
表象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象征主义”。
在五四的时候有一个统称，叫“新浪漫主义”文学，“新浪漫主义”是指现实主义以后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即现代主义。
表象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所以1921年的《小说月报》几乎每期刊登的都是西方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的戏剧、小说、诗歌。
但不久以后，胡适来考察商务印务馆，茅盾把《小说月报》给他看，胡适后来在日记里记着：“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
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
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
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
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
《子夜》导读及情节简答题【作者简介】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县人。
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
1916年由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翻译和创作活动。
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成为最早党员之一。
1921年发起组织“文研会”，主编《小说月报》。
20年代中期，致力于文化评论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后，加入“左联”，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并创作了大量作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解放后历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茅盾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从1916年以来，编辑过多种刊物，译介过大批外国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文艺论著，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培养和扶植了不少文学新人。
其主要作品有小说《蚀》《子夜》《虹》《腐蚀》《锻炼》《农村三部曲》，剧本《清明前后》等。
【书名诠释】“子夜”，原指夜半子时，也就是深夜11时至凌晨1时。
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这个时刻一过，黎明就要来到。
作者以此作书名，形象地概括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寓意是很深的。
1、《子夜》的人物描写特点。
描写手法的多样性。
对于典型人物的刻画，小说主要是采用心理描写手法，作者善于捕捉人物一刹那的内心活动去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常常达到细致入微、生动可感的境地。
同时，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还巧妙的运用了典型细节，使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
语言的丰富多彩。
小说针对不同人物的不同精神状态以及同一人物不同时间的不同心理，分别采用不同的语言，富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人物语言上，作者赋予不同性格人物以不同的语言和口吻。
如吴荪甫的语言常常是斩钉截铁，果敢有力；赵伯韬的调子是狂妄高傲，而又粗鲁卑俗的。
2、《子夜》的结构线索和结构特点。
结构的宏大而严谨。
《子夜》展示了中国 30 年代的社会画面，其中的三条线索是其描写的中心——即吴荪甫与赵伯韬的矛盾、双桥镇农民暴动与吴荪甫的矛盾、丝厂女工罢工斗争与吴荪甫的矛盾。
《子夜》导读上世纪三十年代，茅盾的《子夜》横空出世，轰动整个文坛。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那么，《子夜》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今天，我们且来品味《子夜》。
【作者简介】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县人。
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
1916年由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翻译和创作活动。
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成为最早党员之一。
1921年发起组织“文研会”，主编《小说月报》。
20年代中期，致力于文化评论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后，加入“左联”，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并创作了大量作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解放后历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茅盾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从1916年以来，编辑过多种刊物，译介过大批外国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文艺论著，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培养和扶植了不少文学新人。
作品有：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1932年前后，又相继完成了获得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代表作《林家铺子》、《春蚕》。
1933年又接续《春蚕》的人物和故事创作了《秋收》、《残冬》，构成了广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
40年代初，写下了《白杨礼赞》、《风景谈》等优秀散文。
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还有《腐蚀》和《霜叶红于二月花》等。
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１年辞世。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生前留下遗嘱，用他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专项奖励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作品。
《子夜》的艺术特色《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它标志着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进入成熟的阶段。
在作品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倾心演奏了“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交响曲”。
从中大规模的深入与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形象的回答了当时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即三十年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下，殖民程度日益加深，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整个国际国内环境使中国难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可以说《子夜》不仅是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更是“我国无产阶级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
”瞿秋白说过：“《子夜》是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扛鼎之作。
”《子夜》这一部小说不管是在深度的拓展、广度的延伸方面，还是在宏大的框架安排、人物的复杂心理的表现方面，都展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术水品以及对人物的驾驭能力。
《子夜》是中国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茅盾《子夜》的主要思想成就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1、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悲剧命运的描写。
作品中描写的吴荪甫是上海工业界的巨头，他开办了规模很大的丝厂。
作品还写出一些中小工业资本家，但他们的公司、工厂最后都以经济破产结局。
破产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国民党政权的压迫。
各种压迫使得民族工业举步维艰。
再加上军阀大战，农村经济破产，更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吴荪甫等的失败结局，说明了实业救国道路是不行的，表现了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的悲剧命运。
2、表现了30年代的时代特征。
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等的压迫下为求出路，而加剧对工人的剥削和工人起而反抗的时代特征。
吴荪甫等使用各种手段压迫工人，使得无法生活，只得被迫罢工3、对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深刻揭示。
小说中矛盾的焦点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运。
资本主义列强的在中国大肆倾销剩余产品危及民族工业，而国民党政府也以苛捐杂税来排挤民族工业，买办资本家操纵中国的金融、公债市场破坏民族工业，以吴荪甫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在这重重压迫下一步步走向破产结局。
一《子夜》至今仍被视作是茅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而《子夜》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曾撰文大加推崇,评价甚高。
然而,瞿秋白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子夜》吗?瞿秋白与茅盾可谓是多年知交。
二人1923年相识于上海大学。
其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除了党内工作外,还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而沈雁冰(“茅盾”笔名要到1927年开始写小说才用)则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讲授“小说研究”。
瞿、沈二人当时是“党内同志”,主要担任的都是党内的任务,上海大学的教务不过是一种副业。
不但在党内活动中二人经常碰面,在居处上,两家也成了邻居。
沈雁冰夫人孔德沚还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而离开上海到了武汉。
同时,沈雁冰也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工作,并且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之下。
瞿、沈二人虽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着政治活动,但二人的政治热情是并不相同的。
这时期的瞿秋白,处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时期,热情高、干劲足,抱重病而日以继夜地忙碌。
沈雁冰则态度有所不同。
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地完成的。
”①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全面决裂。
共产党人在武汉亦遭捕杀。
沈雁冰潜回上海,开始写《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也开始脱离共产党组织。
1928年7月,写完了《追求》的茅盾(其时,沈雁冰已开始以“茅盾”笔名名世),去了日本。
1928年5月,瞿秋白到了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
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苏联。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
在此前不久的1930年4月,茅盾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于是二人恢复了联系。
在1931年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煽动王明、博古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造反夺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则被踢下政治舞台,隐居在上海,像一块闲置的抹布。
在政治上被那批“红卫兵小将”踢出局了的瞿秋白,便想到文学界来寻求安慰和支撑。
瞿秋白与茅盾恢复联系后不久,茅盾开始构思和写作《子夜》。
在写作《子夜》的过程中,茅盾与瞿秋白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有过细致的讨论,瞿秋白怀着强烈的兴趣,提了许多建议。
1933年2月,《子夜》出版,瞿秋白在4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以乐雯笔名发表《〈子夜〉与国货年》,又在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以施蒂尔的笔名发表《读〈子夜〉》,两文都对《子夜》做了热烈的称颂。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被囚于国民党36师师部。
6月18日被杀。
知道自己生命已走到尽头的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一生中最真实也最重要的文字《多余的话》。
这篇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是这样结束的:最后……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瞿秋白喜爱文学,也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
在这番临死前“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不忘谈到自己留恋的文学作品。
所举出的七部作品中,四部是俄国的,这且不论。
而其余三部中国作品中,居然有一部是茅盾的《动摇》。
留恋《阿Q正传》,留恋《红楼梦》,都很好理解。
但留恋茅盾的《动摇》,就很耐人寻味了。
如果茅盾的作品根本没有“入选”,谁也不会觉得奇怪。
作为一个颇富有文学修养的人,临死前仍留恋的数部作品中,本就不应有茅盾的位置。
退一步说,对于瞿秋白来说,临死前如果还留恋茅盾的某部作品,那也应该是《子夜》。
《子夜》中有瞿秋白的理念和心血。
《子夜》问世后,瞿秋白也热情地肯定。
至于《动摇》,应该是当初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所鄙弃的。
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居然不是《子夜》而是《动摇》,这原因何在呢?二从1931年春夏间开始,到1934年1月初离沪赴江西“苏区”,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瞿秋白积极介入了“左联”的工作,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
而“指导”《子夜》的写作,则是瞿秋白介入“左联“的开始。
王观泉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根据相关资料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两个“假设”。
一是1930年9月中共“三中全会”后至翌年1月的“四中全会”前,瞿秋白曾向茅盾谈及“立三路线”,这形成了《子夜》写作提纲中的相关内容。
二是瞿秋白读了《子夜》第四章初稿后,对茅盾谈到了“立三路线”对城市工作的危害,并谈到了基层组织对“立三路线”的抵制,这自然也影响了茅盾对相关问题的叙述。
据此,王观泉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证明了未来的《子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上海工人运动,共产党内部路线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决策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和抵制,‘小热昏’碰上了‘冰桶’,等等所有这些构成《子夜》宏大气势的政治情节的原则,是瞿秋白向茅盾提供的。
”②这就意味着,在“立意”方面,瞿秋白就对《子夜》有深度影响。
不妨说,在一定程度上,瞿秋白假茅盾之手,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其时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点,表达了其时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茅盾在多处地方谈及了瞿秋白对《子夜》写作的“指导”,其中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一章所述最详。
茅盾主要回忆了瞿秋白对《子夜》情节和细节方面的“指导”。
“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
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
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
”这是瞿秋白以改变情节的方式体现自己的理念。
“秋白看原稿极细心。
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上海那时通行福特。
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
又说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
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
”(3)这说的是细节方面。
《子夜》一开头,就有三辆“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原来是瞿秋白让这“雪铁龙”出现的。
《子夜》第14章,写惨败后的吴荪甫,在书房里如暴躁的困兽。
“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恰在此时,佣人王妈捧着燕窝粥进来,吴荪甫便把王妈奸污了。
读过《子夜》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细节有深刻的印象。
原来,最初的“创意”来自瞿秋白。
但瞿秋白只说吴荪甫应该“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
急中生“欲”地强暴女佣,却是茅盾的想象。
——茅盾也真能想。
瞿秋白的意见,却也并非都为茅盾所接受。
在《回忆秋白烈士》一文中,茅盾说:“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故事的大概情节。
……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
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
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
(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
)……”(4)晚年茅盾说到当初未按瞿秋白意见修改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时,把原因归结为“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
而晚年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中,则提供了另外的解释:茅盾从根本上反对中共在农村所发动的农民暴动。
郑超麟说,1927年,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后,他登门探望:“我们谈了许多话。
我忘记了谈话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曾忘记的,即是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乡村所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
……那天他还引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件故事。
似乎在安徽某地太平天国进行了土地革命一类的事情,即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恰好是这个地方的农民特别反对太平天国的。
”(5)这样说来,茅盾之所以未按瞿秋白意见去写农民暴动,并不是因为对农民暴动“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至少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并不赞成瞿秋白们曾经热衷的农民暴动,并不以中共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为然,是茅盾不能按瞿秋白意见写农民暴动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部分。
当然,后来茅盾在回忆当年时,不可能把这方面的原因说出来。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在《〈子夜〉与国货年》中做了这样的评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左拉的影响……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
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
”因为茅盾在贯彻瞿秋白意图时,还有着保留,所以在瞿秋白看来,小说“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
但茅盾毕竟基本上贯彻了瞿秋白的意图,所以瞿秋白仍然对小说做了很高的评价。
在《读〈子夜〉》中,瞿秋白则说:“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资本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看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
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来看,《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三《子夜》虽并不令瞿秋白完全满意,但毕竟也算是瞿秋白的“心血之作”。
当瞿秋白热情地“指导”《子夜》的创作和热情地欢呼《子夜》的出版时,是应该对《动摇》这样的作品不屑一顾甚至予以否定的,因为《幻灭》、《动摇》这类作品,表达的是“革命青年”的“幻灭”和“动摇”、失望和彷徨。
在《回忆沈雁冰》中,郑超麟说,曾看到瞿秋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借用‘幻灭’、‘动摇’、‘追求’的字眼讽刺沈雁冰”。
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却并不是也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子夜》,而是自己原本并不首肯的《动摇》。
其中原因,就在于赞美《子夜》的瞿秋白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并不是同一个瞿秋白。
赞美《子夜》的瞿秋白,是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则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的瞿秋白。
虽然瞿秋白介入《子夜》的创作时,已经被王明们轰下了实际的政治舞台,但他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并未消失,至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是十分强烈的。
瞿秋白是以“指导”《子夜》的写作为起点介入“左联”的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