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评析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评析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从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并根据冷战以后国际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而提出的。总的看来，冷战之后的国际形势是: 一是苏联解体，“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西方政治社会的安全感较之以前有所增加; 二是海湾战争结束后，中东地区反美情绪高涨，由此也增加了美国的忧虑感。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试图说明冷战结束后，文明间的对抗正是现在和未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在对人类文明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划分的基础上，绘制出一幅世界新地图;

同时，以文化为尺度，设计并构想未来的世界格局。

虽然这一理论为我们认识世界冲突的原因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但从本质上看，这一理论是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理论，只不过采取文化“包装”的形式展现出来，他在声称要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同时，又陷入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对立。

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

冷战结束后，东方阵营的消失使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欢欣鼓舞，因为，二战后两大阵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较量后，意识形态之争终于有了结果。对此，1989 年夏，福山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后来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他看来，由于自由主义民主解决了人类所有真正的重大问题，“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1］( P3)，历史因此到达终点。

针对福山等人提出“历史终结”的盲目乐观思潮，亨廷顿则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依然存在，“到1993 年初为止，估计全世界共发生了 48 场种族战争”［1］( P17)，因此，冷战虽然结束，但世界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和平，并且“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 …… 一 个 正 在 兴 起 的 中 国 日 益 自 我 伸张”［1］( P12)。而造成这些冲突和不和平因素中，文化的冲突是主要因素，是“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1］( P8)。亨廷顿对文明的定义是: 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它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关于自我生存的完整体系或概念。从概念的隶属关系来看，文化是文明的下位概念，同时文化又是文 明 之 源。“文 明 是 人 类

最 高 的 文 化 归类。”［1］( P26)“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1］( P24 －25)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人是文明的最小单位，一种文明可能包括若干民族国家，也可能只包含单一民族的国家。同时不同的文明之间也会有交叉和融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有时将两者在同一个层面上使用。“他所说的‘文明’，在盎格鲁撒克逊语( 古代英语) 中更喜欢用‘文化’这个词来表达。”［2］( P4)依据不同的文明形态，亨廷顿把世界现存的文明分成七八个，如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中华文明等。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些文明大都围绕一个核心国形成文化圈。如美国及其西欧盟国自然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

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 俄罗斯是东正教文化的核心国家; 印度文化圈和其国家范围是重合的; 而非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则缺乏中心国家，等等。

在亨廷顿看来，各种不同的文化都体现了所谓的“霸权意识”，尽管它们又有所区别，但都会无一例外地影响其文化范畴内的人们的行为。于是，文明间的相互碰撞在所难免，冲突自然不断。

现在，各种文明的交界之处正是相互摩擦、争端频繁的地区。如他所指出的: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 P7)他认为，尽管“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 和 冲 突 日 益 受 到 文 化 和 文 明 因 素 的 影响”［1］( P18)。因为世界的距离在缩小，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和冲突都在日益加深，这种状况加强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全球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正把人们从长期以来的地方属性中分开，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属性，而文明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不断增强，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其他形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形式。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如苏丹、波西尼亚等在国家内部存在着裂痕，而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

总之，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的冲突并未因此结束，“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 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 之间冲突的新模式”［1］( P135)。而且文化持久和延续性的特点，决定了这些分歧不会迅速消失。政治立场可以改变，经济地位可以变迁，但文化特点往往是抹煞不掉的。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是谁?”［1］( P6)此外，“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1］( P8)。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受到利益的影响，但文化的偏好也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的国家会倾向于与它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团结，国际议题中争论的关键问题包含着文明之间的差异。未来“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1］( P8)。所有这些都表明，文明在世界范围中的作用在提升，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也取代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同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也会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二、文明冲突中西方文明面临的挑战 在对冷战后世界冲突作出主要分析之后，亨廷顿强调在不同的文明冲突中: “某些文明之间的 关 系 比 其 他 文 明 更 具 有 产 生 冲 突 的 倾向。”［1］( P199)而更具有明显冲突倾向的关系就是西方与其他即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1］( P8)“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1］( P199)亨廷顿认为，相比较冷战期间“西方和东方”的表述而言，用“西方和非西方”的提法更为恰当，因为至少可以使冲突的对象模糊化、泛化。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并且凭借国家和军事的优势，长期以来一直在全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表面来看，西方文化已渗透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西方的文明同其他文明的普遍观念有着根本差别。西方有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民主、自由市场以及政教分离的概念同伊斯兰、儒家、日本、印度教、佛教或东正教文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西方想努力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传播这些概念，但引起的反应却是对“人权帝国主义”的抨击和固有价值观念的复兴。

于是形成了亨廷顿眼中非西方与西方对抗的态势，他认为这才是冷战后西方需要认真研究、小心对待的安全威胁。主要有:

第一，儒教文明的挑战。在亨廷顿看来，儒教文明的挑战是与亚洲地区经济的增长分不开的。

由于文化的影响力是靠经济地位支撑的，“软权力只 有 建 立 在 硬 权 力 的 基 础 上

才 成 其 为 权力”［1］( P89)，“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1］( P88)，因此，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速度，并将于 21 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不断增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 值 观 和 生 活 方 式 优 越 于 西 方 和 其 他 社会”［1］( P104 －105)。从实践中看，即使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中国也没有完全接受西方文明，而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式，即一方面推行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作为自身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在亚洲很多地区都不是将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如李光耀就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1］( P107)。“90 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1］( P107)因此，随着这一地区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他们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第二，伊斯兰教的复兴。伊斯兰复兴运动是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持续1 300 年了，并一度出现西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开始退却，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兴起，接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年轻人群体得到很快发展，虽然西方的消费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年轻人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在价值观上他们并不接受西方的文明。

也就是说，他们在接受西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却加以摒弃。这一运动更进一步向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扩张，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避免适应它。“复兴运动的力量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号召力导致政府提倡伊斯兰制度和习俗，并把伊斯兰的象征和习俗纳入了其政权。”［1］( P117)对此，他引用沙特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话加以说明: “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1］( P111)并且，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不是在单个国家展开，而是一场普遍的运动，如伊朗、约旦、摩洛哥、孟加拉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世界。所有这些都表明，两大文明之间绵延几个世纪的冲突不会减弱，甚至可能更加激烈。

第三，动摇不定的夹缝国家。亨廷顿指出非西方国家同西方的疏离感也是不同的。其中拉美和东欧国家与西方文明的隔阂最小，对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则大些，而穆斯林、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则更大些。如果说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手反对西方，但与这个联盟相邻的一些非西方国家似乎尚未明确自己在这场对抗中的立场。他们在是否认同西方文明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其国家内部也因此产生了分裂。亨廷顿举了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土耳其是其中最典型的。土耳其是一个现代的、世俗的西方国家。它加入北约，在海湾战争中同西方结成联盟，但土耳其社会中的显要人士一直支持恢复伊斯兰制度。虽然土耳其的统治阶层一直确定土耳其是一个西方社会，但是西方的统治阶层拒绝接受土耳其。

总之，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化在大大促进自身和其他地区现代化的同时，其他地区也开始了文化复兴的进程，“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 化 的 比 率 下 降 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