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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所谓“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探究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及其意义，即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题目。
【一、辛亥革命经过简述】在探寻这段历史背后的意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
【１、立宪运动】1905年，出于对当时内忧外患并存的时局考虑，中国清朝政府开始推行立宪运动，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但清政府一再拖延国会召开时间，并在1911年成立“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于是逐渐同情、倾向革命。
而辛亥革命，也于该年爆发。
【２、武昌首义】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于武昌率先发难。
11日上午，武昌光复，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随即在武昌成立，黎元洪任都督，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10月12日，汉阳汉口接连光复。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３、袁世凯出山】即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清政府再用袁世凯，先于10月14日任其为湖广总督，又于10月27日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
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
【４、中华民国成立】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
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
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
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意义】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成功的。
【１．推翻封建统治】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卷首语春风四月，万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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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辛亥革命的主角中国近代的复杂人物袁世凯辛亥革命的主角——中国近代复杂人物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和将军，其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袁世凯这位复杂人物的形象备受争议。
本文将以袁世凯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为线索，探讨他的政治观念、个人行动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
一、袁世凯的政治观念及其变迁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观念经历了明显的转变。
作为清末朝廷的重要官员，他虽受封翰林院士，但伴随着国家的衰落和社会的动荡，袁世凯开始思考国家现代化的问题。
他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并提出实行立宪君主制的主张。
然而，袁世凯的政治信仰并没有完全固化，在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的利益考量下也会进行调整。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亲自参与到推进革命事业的进程中。
他在政治和军事上展现出领导才能，带领着各方力量共同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然而，他也采取了一系列违背革命初衷的行动，例如垄断权力、镇压左派势力等。
这种行为引发了人们对袁世凯真正目的的质疑。
二、袁世凯的个人行动及其影响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的个人行动具有极具争议性的性质。
他在临时大总统职位上的行为举止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抗议。
尤其是他出尔反尔的态度，时而声称要还政权于民，时而却采取专断行为，使得人们对袁世凯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
袁世凯的军阀主义倾向也是其个人行动中的明显特征。
他通过控制军队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削弱其他军阀势力的影响。
此举对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统一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不过，袁世凯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央政权，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留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的统治期间，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他带领中国走上了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道路，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他的权力垄断、个人行为等负面因素也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袁世凯的行为和政策确实让中国迈出了一些现代化的步伐，例如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和国民教育体系。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权谋与民主的博弈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革命，而袁世凯作为辛亥革命后的重要政治人物，他的权谋游戏与对民主的态度也备受争议。
本文将探讨袁世凯与辛亥革命之间的权谋与民主的博弈。
一、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的崛起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满了不满和反抗情绪。
清朝政府腐败不堪，国力衰落，民众对其统治日益失去信心。
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发起了反清起义，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
在辛亥革命后，新兴的中华民国成立，但政权的争夺与权力的重组依然在继续。
袁世凯，作为辛亥革命后的重要人物，凭借其在北洋军阀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崛起并成为新政权争夺中的关键人物。
二、袁世凯的权谋之路袁世凯精于权谋，他在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灵活运用各种手段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
他借助北洋军阀的支持，逐步掌控了北洋政府，并在1912年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方面，袁世凯将各地的地方势力与军阀结盟，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控制了大片领土。
另一方面，他巧妙地利用了军事力量来对抗革命派，将反对他的势力削弱至最低。
此外，袁世凯还通过制定新政策，改善民众的生活，争取广泛的支持。
他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袁世凯与民主的矛盾袁世凯在权谋的过程中，对民主的态度并不明确。
虽然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但袁世凯并没有全面支持这一理念。
他在当时提出了“大总统专制主义”的概念，试图通过加强个人权力的集中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他追求的是一种稳定与发展，并认为民主制度可能导致政权不稳定、社会动荡。
然而，袁世凯对民主的抵制也引发了广泛的反抗与不满。
民众对于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四、权谋与民主的博弈袁世凯的权谋与民主之间形成了博弈关系。
他通过权力的集中来稳定政权，但这也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
袁世凯希望用稳定来换取国家的发展，但民主制度的推行仍然是当时民众的追求。
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史学界对他的千秋功罪，在总体上已有所定论。
但是总体上的定论，并不能代替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否罪大恶极，无功可言？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商榷，笔者略表管见，求正于同仁。
一、历史疑点武昌起义后短短半年，袁世凯由在野官吏，一变为清廷内阁总理，又一变成为民国总统。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给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困惑，这颇似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小丑坐上皇位一样，成为历史之“谜”。
法国的“谜”马克思解开了。
人们在解袁世凯之“谜”时，认为“谜”底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简略为“窃国”二字。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太简单了把“窃国”结论与历史事实相对照，便会发现一些疑点。
第一，袁世凯如何成为清廷内阁总理的呢？1911年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起用袁世凯的论调愈加高涨。
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和那桐9月上奏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5页。
)武昌起义后，更多的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神州日报》，1911年10月14日。
)。
袁被当做清朝的救星，又致电又派人，催请他出山，清廷从10月14日到26日连发七道谕旨。
先任袁为湖广总督，再任命为钦差大臣，又任命为总理大臣。
相比之下，袁世凯却显得行动迟缓，先以“足疾未愈”辞，后提出山条件，直到10月30日才动身离开彰德。
迟缓并非仅仅为了讨价还价，更主要地是他“颇为踌躇不能自决”，有人记载袁“昼夜环室中，状类发狂，每阅一电，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忧，虽家人莫测其意”(《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35页。
)。
最后在清廷一再催请下，在朋党一再敦促下，袁才决定出山，接受任命。
袁所以愿“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的是报复三年前被黜之辱，又可在争夺权利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袁所以能得到清政府大权，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这一“奸雄”。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复杂关系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彻底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
而在这场历史性的革命中，袁世凯扮演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角色。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以从政治、军事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来探讨。
从政治角度看，袁世凯是清朝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将领。
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以镇压“戊戌变法”而闻名于世，成为清廷走向保守的关键人物。
然而，随着革命浪潮的兴起，袁世凯逐渐认识到清朝已经无法逆转濒临崩溃的命运，于是他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积极参与并支持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成为其核心成员之一。
这一行动表明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认可和积极参与，为其与辛亥革命确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
然而，袁世凯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他一方面积极参与革命运动，一方面却又顾虑重重，试图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袁世凯主张将临时政府改组为君主制，以他自己为皇帝。
这个提议引发了许多革命党人的不满和反对，也导致了辛亥革命后期的政治纷争。
最终，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袁世凯的帝制计划未能实现，他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后又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重新崛起。
袁世凯在表态支持辛亥革命的同时，又试图通过利用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满足自己的野心，这使得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变得复杂且多变。
军事方面也是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关系复杂的一个方面。
袁世凯作为清朝的重要将领，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使得他在革命党人眼中具备重大的影响力和威胁性。
辛亥革命初期，革命党人曾试图与袁世凯合作，希望能够借助他的军力推翻清朝政权。
然而，在革命党人未能取得明确的胜利之前，袁世凯的军队仍然对他忠诚，这使得袁世凯有能力对革命派施加压力，甚至威胁到他们的革命利益。
袁世凯的军事实力既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同时也是革命派所担忧和需要应对的对象，从而增加了他与辛亥革命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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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1908年被清政府免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导语：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启用罢官归隐三年之久的袁世凯，并在随后不断加大他的权力，希望袁世凯能够在危难时拯救清王朝。
然而重出江湖的袁世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启用罢官归隐三年之久的袁世凯，并在随后不断加大他的权力，希望袁世凯能够在危难时拯救清王朝。
然而重出江湖的袁世凯不仅没有力挽狂澜拯救大清，反而亲手将这个两百年的帝国予以终结。
而且，作为大清王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并没有随着这个帝国的消逝而再度归隐，反而成为此后中华民国大总统。
更恶劣的是，过了几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试图建立中华帝国。
这一系列变动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也不由自主想起袁世凯在辛亥年出山之初种种作为可能与其三年前罢官归隐有关，而那次罢官归隐之所以发生，似乎又与摄政王心胸狭隘、容不得这位汉人能臣有关。
袁世凯之所以见死不救，甚至乘人之危攘夺天下，可能都是对摄政王载沣将其免官实施报复。
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复仇故事非常合乎逻辑，合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期待，于是讲了一百年没有什么人怀疑。
其实，这个故事是假的，与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
一、免职的经过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李鸿章之后最为信赖的汉族大臣，在慈禧太后统治的最后几年中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也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也得罪过不少人，多年来弹劾他的奏章几乎一直不断。
这种弹劾在专制政体下当然是一种政治威胁，然而被弹劾者如果真能经得起调查，那么这些弹劾不但不会减分，反而往往在很多时候加分，成为被弹劾者升迁被重用的机会。
随着预备立宪在全国的推行，袁世凯于1907年奉命离开经营多年生活常识分享。
（栏目编辑：苗盛林）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复出，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对武昌起义后的政局走向，乃至辛亥革命的结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深受史界与坊间的双重重视。
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早，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主要内容包括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是如何决策起用袁世凯的，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袁世凯所上应行筹办各事务一折的具体内容等等。
实际上，辛亥革命袁世凯出山的真相是唯一的，不可能有多个，更不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可是由于档案材料的匮乏，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治史者都难以窥探真情，久而久之，因因相传就成了现在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为什么会如此，主要与当时报刊舆论的强势宣导及后世治史者疏于考证有关。
一、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一）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强势介入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新闻媒体对革命形势争相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成因究查考袁世凯复张镇芳函袁世凯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的书信53转载、发表论说，对袁世凯复出问题也给予充分的关注。
这些报道，不仅能满足人们渴望获取政治内幕信息的心理，而且影响极大。
当时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点：1.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问题有的认为袁世凯必将出山。
《申报》在清廷决定起用袁世凯后的第三日就指出：“北京政界皆信袁世凯此次必将出山，因已授以大权。
且袁氏为革命党最嫉恨之人，设不受任，亦必预受危险也。
”[1]有的认为袁世凯不会出山。
持此论者大多聚焦于三年前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旧怨，所以，在袁世凯再起问题上竭力渲染袁氏一方不愿出山。
《顺天时报》在清廷下谕复起袁世凯的第四日就报道了袁世凯的态度：“臣虽不肖，深受国恩，本应力疾从征，以答圣明，但因自去以来，查有脚疾，迄今未痊，身体作动颇不灵捷，仰祈圣鉴。
”[2]不仅如此，就连沪上有名的《时报》也认为袁世凯出山并无其事。
2.政府如何起用袁世凯问题清廷决策起用袁世凯是一件极为私密的事情，关于清廷起用袁世凯一事的内幕揭露，较早关注的是《大公报》：“由庆邸亲作手书，派阮忠枢赍往殷殷劝驾。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成因及真相考述作者：丁健来源：《北京档案》2019年第04期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复出，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对武昌起义后的政局走向，乃至辛亥革命的结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深受史界与坊间的双重重视。
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早，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主要内容包括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是如何决策起用袁世凯的，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袁世凯所上应行筹办各事务一折的具体内容等等。
实际上，辛亥革命袁世凯出山的真相是唯一的，不可能有多个，更不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可是由于档案材料的匮乏，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治史者都难以窥探真情，久而久之，因因相传就成了现在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为什么会如此，主要与当时报刊舆论的强势宣导及后世治史者疏于考证有关。
一、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一）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强势介入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新闻媒体对革命形势争相转载、发表论说，对袁世凯复出问题也给予充分的关注。
这些报道，不仅能满足人们渴望获取政治内幕信息的心理，而且影响极大。
当时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点：1.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问题有的认为袁世凯必将出山。
《申报》在清廷决定起用袁世凯后的第三日就指出：“北京政界皆信袁世凯此次必将出山，因已授以大权。
且袁氏为革命党最嫉恨之人，设不受任，亦必预受危险也。
”[1]有的认为袁世凯不会出山。
持此论者大多聚焦于三年前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旧怨，所以，在袁世凯再起问题上竭力渲染袁氏一方不愿出山。
《顺天时报》在清廷下谕复起袁世凯的第四日就报道了袁世凯的态度：“臣虽不肖，深受国恩，本应力疾从征，以答圣明，但因自去以来，查有脚疾，迄今未痊，身体作动颇不灵捷，仰祈圣鉴。
”[2]不仅如此，就连沪上有名的《时报》也认为袁世凯出山并无其事。
2.政府如何起用袁世凯问题清廷决策起用袁世凯是一件极为私密的事情，关于清廷起用袁世凯一事的内幕揭露，较早关注的是《大公报》：“由庆邸亲作手书，派阮忠枢赍往殷殷劝驾。
又闻荫午帅于出京时，涛贝勒送至前门车站，谆嘱道：‘出彰德时须亲造袁慰帅处，请其顾念时局，从速出山。
’”[3]最为称奇的是《申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京师盛传庆王扈驾西巡之说，其实庆王连日请假，系赴彰德亲访袁世凯劝其出山。
”[4]总之，在未能准确获知清廷到底是如何运作起用袁世凯一事上，报刊舆论的强势介入，导致真假参半，或以假乱真，甚或真亦假来假亦真，使局势更为扑朔迷离，人心更为淆乱。
3.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苛刻政治条件问题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政治军事条件，是当时报刊舆论聚焦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热点。
在传统价值体系之下，这是对袁世凯的政治品质甚至其个人道德素养的一个重要检验。
关于袁世凯出山所提的政治条件，起初，报刊舆论的报道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以及政界人士更多信息的透露，袁世凯出山所提的条件渐渐浮出水面，而且内容更为丰富。
相继出现了八条件说、七条件说。
即“一、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二、另刊关防；三、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荫昌亦须受其调遣；四、调用旧员二十一人（内有段芝贵、赵秉钧、倪嗣冲、雷震春四人，余未详）；五、关于财政，不准度部留难掣肘。
以上五款，经监国会同总协理大臣集议一次，含糊允之，其余三款未经发表，无从探悉。
”[5]接着有报纸透露袁世凯出山所提条件为七款，相比之前不仅增加了两条，而且具体内容亦有差异：“一、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二、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三、调用旧属人员；四、明年开设议会；五、开设责任内阁；六、剿讨革党以宽大为主；七、解党禁等语。
监国摄政王已交内阁大臣筹议。
”[6]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材料的支撑，这样的说法久而久之就被民众接受了。
可见，关于袁世凯出山条件，报纸舆论的意见并不一致，真伪难辨。
而后世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因档案资料的缺乏，显然难以摆脱舆论强势介入造成的影响。
（二）后世对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建构报纸舆论强势介入对袁世凯出山前后史实的建构，尽管尚存有观点前后不一、甚至互相抵触的缺陷，但其影响比较有限。
实际上，对袁世凯出山前后相关史实叙述方式影响最深的是后世史家以及各类通俗历史读物。
1.辛亥革命后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典型建构及影响袁世凯出山问题，无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还是研究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历史，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环节。
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凡是涉及上述两项研究的，大都无法回避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
在这些著述中，对后世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是李剑农先生，其次是陶菊隐先生。
李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稍后又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不仅最先比较详细且系统地对袁世凯出山前后史实进行了梳理，而且影响的范围广、时间长。
陶菊隐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与李剑农先生相较，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上的超越，稍有不同的仅仅是其所建构的“具体史实”有异，在没有获取诸多历史当事人信息的情况下，用了很多合理之想象，甚至没有事实根据的替历史当事人袁世凯进行了主观表达。
当然，后世学人除了继承李、陶思想之外，也对袁世凯出山史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由于未掌握充分的历史根据，许多建构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篇幅有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2.今人对袁世凯出山史实建构的质疑与批评李剑农、陶菊隐等前辈学者对袁世凱出山史实的建构，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所建构的具体史实几乎成为学界共识，难以更改。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此产生怀疑，并提出商榷，遗憾的是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率先对袁世凯出山史实提出质疑与挑战的是金冲及先生、胡绳武先生、郑焱先生。
在此基础上，先后有骆宝善、刘路生、侯宜杰等知名学者，对郑先生所提问题进行再论证与补充，对学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刘路生先生关注的焦点是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她通过对袁世凯与其幕僚、清政府等之间大量函电的梳理，认为“袁世凯出山的‘六个重要条件’是不存在的。
”并通过考证认为是军事八条：“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共八条”。
后来，骆宝善、刘路生再次发文强调了传统认知的“政治六条”不存在。
[7]侯宜杰先生则主要论证了辛亥革命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的问题，他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第一，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之后所提的出山条件，既非同徐世昌密商得出，亦非论者所说的六个条件。
第二，徐世昌没有赴彰德的必要。
第三，徐世昌没有在20日去彰德的可能。
以上所述侯宜杰、骆宝善、刘路生等诸先生关于武昌起义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的问题，因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比较准确地批驳了传统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重建史实创造十分重要的条件。
总之，有关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出山问题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断得到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因当时条件有限，尚未弄清楚袁世凯上清廷的“节略八条”之具体内容。
所以，袁世凯出山时所提应行筹办八条，就成为准确重构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另一个制约条件。
二、袁世凯复出时所上节略八条的真容近年来，经多方努力，无论是经过整理的档案，还是影印出版的档案，都有快速发展的势头，随着新史料不断公诸于世，特别是清宫朱批奏折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直接证据，即袁世凯所上扑灭武汉革命军应行筹办各事务一折的刊布，为解决这一基本问题创造了条件。
为了澄清以往史实建构的舛误之处，以正视听，现将档案原文照录如下：谨将应行筹办各事分条胪列，呈请钧核训示：一、武汉据长江上游，为天下枢纽，逆匪系久练之兵，与寻常土匪不同，若不以全力赶图扑灭，恐湘粤及沿江各省岌岌可危。
万一再有勾结响应等事，则大局益难收拾。
惟王师宜出万全，倘有挫失，全局立见瓦解。
必须赶速筹备，知彼知己，足以制其死命，方可节节进图规复。
现亦不可轻敌，致涉孟浪。
二、闻逆匪已据武昌、汉阳、汉口，叛兵计逾万人，技娴器利，枪炮厂、军械库、造币厂、司库均为占据。
……以兵家言之，攻守相衡，须加于匪众数倍。
现去各镇协实数仅及两万，除分留后路外，计战兵不过一万数千人，恐难敷用，似须预筹济师。
三、近畿陆军虽由世凯创练，现距交卸练兵差使五六年之久，将士兵卒多非原练之人。
闻近年稍有暮气，亟须随时振励，方可得力。
现鄂省本无防营，陆军已全数变去，世凯赤手空拳，何能济事。
如专恃援军，势必诸多扞格，未可用以攻坚。
……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各军调集万余人，尅日成军，作为鄂省驻防之军。
……以现在军情揣度，收复汉口及武昌省城，似尚不甚难。
迨攻其炮垒，规复汉阳，必须厚集兵力，方可得手，彼时新集鄂军已抵防次，正可应用。
事关增兵，须奏明办理。
四、保定军械各局，前由世凯购备各枪炮，计可供万人之用，拟奏请饬下军部、直省拨用接济；如不敷用，再请江南协拨，或酌量购补。
五、鄂省局库均失，财政已竭，拟奏请饬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两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
倘鄂事久延，牵动沿江各省财政，全局亦将糜烂。
而赔款无着，尤恐外人干预财政，大局益不可问。
似不得不商请度支部权度轻重，竭力维持，事非一隅，保全实大。
六、现在调委人员，增集军队，及各项公事，无关防不足昭信守，瑞前督困守江心，印信一时亦难交接，拟先刊行营木质关防，以便开用。
七、此次变乱，非同寻常，须群才佐理，如有调用人员，应请政府主持准其奏调；其逃亡之官缺，亦请暂准不拘例案，便宜择人奏请补署。
八、军谘府、陆军部成立未久，试验较少。
用兵之道，因时变化，未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
不敢言阃内阃外之权限，然必须请府部稍假事权，方可奏效。
以上八条系择其最要者先陈节略，如合钧意，即分别奏咨开办。
俟病势稍减，再随时相机筹划，陆续陈达。
总之，匪不难平，惟盼内外协力，共矢公忠，方能济变抚危，免致全局溃裂也。
[8]以上可见，袁世凯上奏清廷扑灭武汉革命军应行筹办各事务折，有理有据，无一虚妄之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不可轻敌，预筹济师，增兵，筹备军械，筹饷，关防，便宜调将，不为遥制等，共八条。
根本没有李、陶二先生所言的明年即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等内容，亦难看出传统观点多认为的袁世凯趁机挟私报复，有意要挟清廷、不愿出山的意图。
其内容完全是为了镇压革命党而提出的，并未涉及任何政治条款，当然也不包含刘路生通过考证得出的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内容，这些只是后话，并非袁世凯认为的当务之急。
在君主专制制度体制下，袁世凯深知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挑釁清廷得不偿失，亦必然失信于忠清官僚。
所以在清廷下诏起用之时，力排众议，上谢恩折，应诏即起，并多次表达忠于清廷，极力镇压革命的主张。
其在致表弟张镇芳函中就有流露：“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
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语，意极恳挚。
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
”[9]其在致内阁电中也有同样的表示：“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