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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我国税收的宪政问题作者：段一琛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05期摘要税收和宪政的关系是法学界的研究热门，税收问题可以也应当纳入宪政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这就是税收的宪政问题。
我国的税收法制还不完善，其与宪法、宪政的逻辑亦未理顺，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税收的宪政水平。
本文围绕税收与宪政两大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税收的宪政内涵出发，集中关注我国税收立宪的其它有关问题。
关键词税收宪政税收立宪作者简介：段一琛，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86-02一、问题的提出：应对税收进行宪政分析税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
国家凭什么向人民征税，人民为什么要向政府纳税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维持国家机器正常有序运转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税收也是一种“权利的保护费”，国家通过税收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进而提供公共服务。
税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纽带，为两者的相互渗透提供了物质保证。
依社会契约理论，税收作为公共产品的对价，反映了一种公权与私权的法权交易。
对国家而言，意味着征税权必须依法获得，而且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范围框架之内行使；对公民而言，公民纳税也需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纳税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权力源自于税收甚至是从属于税收。
税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就是国家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的基础，因此对公共权力的限制首先就应该表现在对国家征税权以及税赋使用权的限制上。
宪政作为法哲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其本质就是运用宪法和法律限制国家权力、分权制衡、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
由此可见税收与宪政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没有宪政的规范，税收无法保障其积极作用的发挥；税收是宪政的“经济动因”，没有税收上的宪政，也不可能达到人们所孜孜追求的宪政秩序。
对我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税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税收法制却仍不够完善，税收立法以及执法过程中经常存在权力失范的问题，导致税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税收权力乃至税收本身遭遇合法性危机。
我国税收征管中政府行为研究[提要] 税收是一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在调节收入分配、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税收效用的有效发挥建立在收入得以保证的前提下，因此税收征管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的税收征管弊端凸显，渐渐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为此提高政府税收征管水平、防范税收征管漏洞，最大限度降低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势在必行。
关键词：税收征管;行为优化;政府行为一、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政府过多干预。
由于政府自身及外部诸多问题的存在，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的过程中，这只“有形的手”很难正确的把握干预经济的度。
一方面政府履行职能具有强制性，这就导致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措施的执行等方面存在偏差，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频繁出现，同时也会产生低效、低质的劳动，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政府若干预过多，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扩张，出现机构冗杂，机构之间责任不够分明，大量闲置人力物力产生，政府管理成本增多，履行职责、服务大众水平下降。
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税收的增长，往往通过制定税收指标，并将其下达给各税务机关来干预税收征管工作。
这种方式可能会使经济状况欠佳时，出现寅吃卯粮情形;经济态势良好时少征或不征税款的违规操作行为频繁发生，制约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
(2)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间缺乏衔接性。
一是税务机关按照职能、性质设置部门单位，然而部门之间信息却没有做到共享，信息相对封闭;二是税务机关组织层级多，工作分配环节多。
纳税人办理涉税事物时程序较为复杂，税务机关办事效率偏低;三是部门间缺乏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
税收征管过程中，出现责任过错等问题时追究不到位，不能明确到具体的部门单位。
(3)税收征管刚性不足。
我国的税收稽查工作不到位、力度较小，重查轻罚现象普遍存在。
在税收计划指标的影响下，稽查工作往往仅从完成税收任务出发，从而增大了稽查的弹性，弱化了执法的刚性。
论征税权的公法规制研究生姓名：文芳；导师姓名：黄竹胜教授；学科专业：法学理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年级：2003级【摘要】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
税收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税收一般由国家授权政府向纳税人征收，这就涉及到政府征税权的问题。
征税权是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税法、进行税收征纳活动中拥有的国家权力，即是有关征税行政方面的权力。
行政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社会公平、有效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重要作用，但不得不承认滥用行政权力、不依法办事亦比比皆是。
政府征税权的行使也不例外。
政府通过履行征税职权，完成国家的征税委托，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但与此同时，政府滥用职权、不依法征税、随意侵害和不尊重纳税人权利的现象也频繁发生，严重地挫伤了纳税人的积极性。
因此，本文通过深入探讨征税权的公法规制，寻求规范政府的征税权，督促政府依法征税从而促进纳税人依法纳税。
这对限制国家权力、保障纳税人权利，实现权力和权利的平衡以及促进宪政建设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将国家的税收分配论作为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视行政权力在征税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容易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过去理论界多侧重于税收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放在告诉政府怎样征税，如何有效地征税，最终目的是实现向政府提供政治建议，指导政府制定税收计划、完成税收任务，而规制征税权的专著或论文比较少。
因此，本文欲借助宪法、行政法、行政程序法等一般理论，运用历史分析法、价值判断方法和逻辑思维方法等试图在宪法层面和行政层面寻找规制征税权的办法和途径，为我国税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推进我国税收法治的建立，从而促进我国宪政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全文约47000字，共分为五章。
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征税权与征税正义。
我国税收执法权之规范研究的开题报告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税收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税收执法是税收征收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国家税务和经济利益，而税收执法权的规范则是保障税收执法公正、合法和有效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我国税收执法权的规范建设不断深化，加强了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但在实际执法中仍会遇到一些问题。
因此，研究我国税收执法权之规范的建设，对于保障税收执法权的公正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促进税收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内容及目标
本研究将围绕我国税收执法权的规范展开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税收执法权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规范建设情况；
2、我国税收执法权规范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3、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执法权规范建设的对策建议。
研究目标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深入挖掘我国税收执法权规范建设存在的问题，查找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执法权规范建设，保障税收执法权的公正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资料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分别从税收执法权规范的理论和实践角度入手，结合个案分析，收集和分析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进行逐步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四、预期成果
本研究预期能够：
1、深入挖掘和总结我国税收执法权规范建设的经验与不足，为未来的规范建设提供参考；
2、提出针对我国税收执法权规范建设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为税收执法工作的规范、公正、合法、有效开展提供科学依据；
3、为相关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提供借鉴和参考。
税收的宪政之维(一)内容摘要：宪法中税收的概念应有确定的内涵。
在事实层面上，税收是权利的基础和保障；在价值层面上，权利是税收的目的和归宿。
宪法税收规范的目的不是税收的强制和无偿征收以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和公共机关的运转，而是旨在通过议会的宪法职能的行使实现税收的人民主权和公民的权利保障。
将市场交易规则应用于税收领域的观点不符合宪政精神和税法原则。
关键词：宪法宪政税收税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认识，同一学科内不同学者之间也莫衷一是。
经济学家认为，税收是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按照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资源，它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在法学界，有学者认为，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以国家政权体现者身份，强制地向纳税人征取货币或实物所形成的特定分配关系。
”i]有学者认为，从公共财政论的角度，“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强制、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ii]还有学者认为，从公共行政的角度，“税捐之课征，在外观及形式上，已系科技时代之公行政；但是，在内容及性质上，则仍属传统、典型之干预行政，面对行政行为之不断演变，可谓为未进化之行政类型。
iii]还有学者认为，”税收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凭借政治权力，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关系。
在这种分配关系中，其权利主体是国家，客体是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和积累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社会公共需要。
“iv]显然，对于税收，经济学与法学的视角是不同的。
在经济学视野中，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在税收的流转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效益最优。
而在法律视野中，税收作为国家与公民利益关系的纽带，法学家考虑的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所适用的法律程序。
宪政视角下的税制改革研究第一章导论一、问题的提出国家的正常运行及权力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构成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征税与开支金钱，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
E.C.S. Wade and G. Godfrey Philips,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 w, Longman Group Ltd.(9ed.), 1977, p.186. 转引自王怡：“立宪政体中的税赋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因而马克思指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
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不仅如此，税收对于保障社会民主与自由，实现公民的各项权利，也是必需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份判决曾经指出，“征税的权力是国家得以建构的一个重大权力。
就像呼吸对于自然人一样，赋税对国家的存在与繁荣是必需的。
它不仅是摧毁的权力，也是建设的权力”。
Nicol v. Ames, 173 U.S. 509, 515 (1898).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赋税作为公民自由和相关权利实现的成本，以建立保护权利和执行法律的机构。
Stephen Homles﹠Cass.R.Sunstein, 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 60-6 1(1999).因此，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都必须以物质财富为存在基础和实现保障，国家权力不过是国家以税收等形式从社会提取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均以社会物质财富为本源。
因而课税权乃成为现代国家主权之主要表征。
葛克昌：“租税国——宪法之国体”，载《经社法制论丛》1989年1月第4期，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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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税收宪政的理论
税收与宪政是紧密相连的，税收问题本身包含了许多宪政因素，纳税利的保障则是税收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和追求。
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的有机作用决定了制度需求和供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税收宪政的理论。
税收宪政的理论基础包括制度供给理论、政治契约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其实践价值体现在对税权的约束、税收民主构建、税收价格属性及税收监督机制等方面。
税收与宪政的联动
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从静态意义上，宪政是一整套制度安排。
其基本要素是民主、法治。
从动态意义上，宪政是一种运行过程，通过对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来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自由。
从根本上说，宪政的目标不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约，而是通过对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实现维护和发展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与最终目标。
从税收与国家的内在联系看，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税收对现代国家起到支撑性的作用。
在封建时代，国家社会职能并不发达，当时财政支出范围相对狭窄，且国家
1。
国家征税权的宪政性控制研究作者：俞俊峰来源：《商业时代》2011年第31期内容摘要：本文从国家征税权的基本法哲学原理出发，以征税权的宪政性控制为切入点，以控权理论作为征税权控制的理论依据，从税收入宪、权力间相互制衡及权利对权力制约的三个角度探讨控制国家征税权的具体措施，用以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保障纳税人权利，力求在更广的范围内为我国宪政建设寻求可供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征税权宪政控权理论国家征税权的产生渊源及文献综述近几年来，我国财政税收均急剧增长，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税费滥收、非法课税等现象，税费关系错位，征税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致使公民和社会群体负担沉重，同时产生权力膨胀和腐败的严重问题。
征税权失控表面上暂时能促使财政增长，但最终会导致政府财政危机，进而影响政权稳定。
征税权的监督控制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使国家征税权走上健康有序的轨道成了民主法制社会建设的大事。
“征税的权力事关毁灭的权力”。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将国家征税权看成公权力的核心。
在现代法治社会，税收无疑地承载着公民与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利害关系，其关系到公民自由权、财产权以及生存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国家机构的存在不得不通过征税来获取公权力得以行使的经济基础，国家与公民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在经济源头上对征税权进行控制从而有效约束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的控制是宪政的主要价值所在，纵观西方宪政历程，正是围绕对征税权的控制所展开的斗争，从而逐步建立了民主制度、权利保障、法治原则、权力分立等内容的宪政体制。
由此看出，税收与宪政的关系极其密切，国家之所以实行宪政，是统治阶级出于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渴求而作出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出于自利的需要，最终接受了纳税人对政府权力施加的限制，促成了民主宪政的诞生。
国内外学界对国家征税权的关注颇多。
阿尔伯特·亨泽尔（Albert Hersel）认为，控制征税权的重要途径是按照宪法制约租税立法者以及对租税立法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大师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认为现代国家本质上为“租税国家”，税收作为国家和公民之间利益关系的纽带，关涉到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且构成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控制税收收入与支出大权，相当于控制了政府命脉，具备了从根本上决定和约束政府行使权力。
北野弘久的“北野税法学”是将税法和宪法相结合，以纳税人为中心建构而展开宪法所追求的现代税法理论，纳税人不仅对不法的征税行为有权提起诉讼，并对国家与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税金支出行为也享有提出诉讼并要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
布坎南在《宪政经济学》中主张从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出发，推导出政府权力必须受到控制，并且认为改革宪法规则是财政改革的重点。
我国台湾税法学者葛克昌较早介绍了德国税法理论，并从宪法维度研究税法，从现代国家统治工具的角度提出宪法国体本质为租税国，而且研究租税国危机及纳税人权利保护等问题，从宪法角度寻求全民共识并预先规范。
大陆学者如北大的王怡教授、张守文教授、刘剑文教授均认为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是源于宪法规定的缺失，应当确立税收入宪的宪政主义模式。
这些理论主要强调国家税收权力的制约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肯定了税收入宪的正当性和价值。
国家征税权的实质国家征税权是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依据法条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所有满足税法构成要件的行为活动或者法律关系，强制无偿地要求人民进行财产给付。
税收活动表示社会剩余产品由私人部门向社会公共部门的转移，是对私人财产权的一种无偿性剥夺，和一般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相违，所以迫切需要法律意义上的承认，税法就是一种特殊主体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权行为赋予正当性的法律。
财产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公民自由参加经济活动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力，是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的权利，是生命权的客观保障。
人民通过对财产权的行使才获得了生命权的实现。
财产权还是现代商品经济的核心。
公民的财产私有权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马克思就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两个动力：财产私有和社会分工。
其中私有制是关键，财产不能私有，人们就不会积极创造，社会分工也没有意义，社会更谈不上发展。
公民财产权也是民主宪政的基础，财产权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财产的独立性才能保证人民身份和人格的自由独立。
总之，如果没有了财产权，其他任何权利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占有与行使。
所以财产权就是一切权利的先导，是现代民主宪政的根基所在。
阻止公权力的扩张就必须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防止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干涉，保障人民的财产自由，且对社会经济赋予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就要求国家对于征税不但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而且还须站在宪法的高度，对税权的占有与行使进行规范与制约，以确保将征税行为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保障所有公民的正当权益不会因此而受过度的侵害。
在生命权和人身权都用法律法规得以保证的现代民主社会，可以说政府的公权力绝大部分涉及财产内容。
而限制了政府征税，就等于限制了政府的公权力作为，运用权力相互制衡来监督征税过程及税收用途并使之透明化，政府必定是有限政府。
所以税收入宪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为征税过程中的民主，而且是社会基本正义的物质基础和实现整体政治活动中的民主。
关于征税的控权理论关于征税的控权理论分为两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理论。
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是指依靠其他国家权力来对国家征税权进行有效制约，而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理论是指从权利保障角度通过纳税人权利诉求来遏制征税权力的滥用。
根本依据在于征税权的合宪性，其所追寻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一）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产物，其脱胎于古老的混合政体理论。
这种理论倾向于阶级分权，强调每个国家中来参与行使政府权力的各方是多元利益集团。
后期由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直至汉密尔顿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将分权与制衡思想进一步完善，过渡到政府职能的分权制衡。
分权制衡的主要思想是把政府权力分成若干部分，相互独立并且相互制衡，同时授予各个部门一些适度的彼此监督制约的权力，以消除某个政府部门权力过大以至于带来专制的危险。
承袭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征税权主要属性应是行政权，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主要用立法和司法手段，分立制衡理论在其调整的国家与公民关系问题上，始终关注了与国家相对的私人利益。
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一方面是立法权对行政权范围的控制。
依法行政要求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制定一系列的相关立法，使其有法可依。
征税行政权行使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这就使有关税收征收权、检查权、执行权、处罚权等征税行政权如何设定成为立法税权的重要内容。
征税权应受税收立法权的制约与规范，人民的意志要体现在征税权的设定中。
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税收的征纳活动应适用全国一致的征纳程序、税收争讼程序，促进税法的统一公平适用，由此设定具体形式的征税权应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明文规定，并且在情形发生变化时立法权还要对征税权进行及时适度的调整。
另一方面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
司法权是具有独立性、中立性、终局性的监督权力，相对于征税权主动直接对税收事务进行管理而言，税收司法权不参与具体税收事务，是被动的，在税收争端出现后进行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在税权当中，司法税权是具有监督和保障特征的一类税权，司法权从方方面面保障了征税主体依法行使征税权，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以独立评判税收行政权是否违反宪法原则和规则，而不能由执行者自由裁量。
税收司法权是所有税权得以实现的基础。
（二）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理论人民主权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和最终属于人民，即人民拥有最高权力，并且这种来源是政府或国家权力合法化的依据或前提。
“第一，作为论证国家权力合法化的一个前提和工具，它可能是限制国家权力行使的一种道德力量；第二，它可能规制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及其价值的性质和方向” 。
人权是指人类为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是现代宪政生成的社会动力。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那么基本人权原则更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私有财产权在基本人权中最为重要，它是维持生命权、行使自由权的前提条件，行政征税权中纳税人是绝对的弱者而国家占有绝对的权威。
人民主权的基本含义就是坚持权利的平等性，为法的自然形而上学基础。
人们将自身权利的一部分让渡给国家，国家因此获得了强大的公共权力。
然而这种公共权力再强大也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便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公共权力的出发点，也是最后归宿。
合理控制国家征税权的措施（一）坚持税收入宪近代宪法以其最高法律效力及至上权威性来使民众相信无须容忍公权对私有财产的侵夺，相反的是从承认法律至上，通过法律来限制公权以保护私人财产权。
征税权的建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需规范政府征税行为，法治原则也要求政府的所有权力均应来自于宪法的授予，依法而治。
其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入宪。
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征税机关经过合法授权，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裁量权，而不能恣意妄为；纳税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按一定的标准纳税，是法律规定的合法纳税人。
税收公平原则是指征税机关要使各个纳税主体的缴纳赋税与其负担能力相适应，同时在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相对平衡。
二是宪法上明确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的权限划分。
我国当前在税收立法方面采用横向分权模式，将税收立法权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这种税收立法分权模式直接造成作为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数量远远多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税收立法数量的局面，容易引起税收立法权的“越权”，影响正常的税收行政事务。
三是增加纳税主体的权利说明。
这些宪法性权利应包括：民主立法权、民主监督权、纳税人享有税款使用的决定权和享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权利。
（二）坚持权力间相互制衡坚持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征税权划分，维护地方相对独立性。
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特别是税权划分欠缺规范与明确性。
征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相互划分缺乏坚实的法理基础，特别是法律明文规定，这些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因局部利益而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或者滥用收费用权。
二是加强对预算和审计的监督。
建立透明的审计核查制度，应该让社会群众特别是网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也应加强对握有预算资金支配使用职权的干部和领导干部实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三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所代表的宪法司法化的趋势是我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违宪审查制度将使得宪法的最高效力地位通过个案审查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稳定地确立和强化，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将归于无效的制度，也不再单纯地停留口头上，而在实践中具有了可操作性。
（三）依靠权利来约束权力构建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