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徽省为例探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必要性

2019年第3期【摘要】经过了十年的等待，我国社会救助法的正式出台仍然遥遥无期。

社会救助法的缺席成为了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重大阻碍，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就社会救助法的立法的必要性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社会救助；社会救助立法；安徽省救助Abstract ：After ten years of waiting,the official introduction of China ’s social assistancelaw is still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The absence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law has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of the necessity of legislation on social assistance law.社会救助的主要定义是指国家或社会(团体)通过专业机构或者相关人员,依法运用资金、物资以及提供服务,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向无收入、失去收入的个人或者家庭提供物质援助。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2008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对我国社会救助的立法原则和管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然而直到今年，社会救助正式立法仍然遥遥无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建设的缺陷。

一、安徽省社会救助发展现状广泛意义的社会救助包含城乡最低保障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特困群体生存救助以及城乡医疗等专项救助。

2017年安徽省加入城镇养老、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1078.39万人和2107.49万人。

472.41万人加入失业保险，全年共计15.9万名失业人员领取了失业保险金。

全省加入工伤保险人数为565.55万人。

居民养老保险共有参保人数3429.46万人。

加入“新农合”医疗保险的农业人口4653.7万人，参加率为103.07%。

2017年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共发放49.7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共发放155.5万人，39.8万人享受农村五保供养。

民政部门全年共计救助193万人次，资助基本医保485万人次i 。

安徽省积极推进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制度完善的有机结合，开展了“社保兜底脱贫”工作，同时增加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等新型补助形式，丰富了社会救助内容，继续推进农村低保和扶贫两个标准合一，同时统筹城乡救助工作的开展，令城乡低保的差距逐渐缩小。

在新形势下，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构建安徽省扶贫大数据平台，使社会救助工作做到可视化和精准化。

二、安徽省社会救助过程中凸显的问题1.救助理念滞后。

社会救助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现代社会基本人权之一的社会救助权被曲解为道德层面的“施恩”关系，导致了政府在整个救助过程中的职能落差。

理念上的落后，严重缓慢了社会救助制度法制化的发展进程。

2.现有法令效力过低。

在我国社会救助法还没有出台之前，社会救助工作的法律导向更依赖于现有相关法规的修订，而我国现有社会救助法规的相关条例极为分散。

《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可以见到救助方面的内容，更无需赘述各级行政部门发布的专项救助“办法”。

由于法律条目的分散，很多专项救助找不到确切的条例支持。

3.缺乏指导性的法规。

针对目前出现的骗保情况，没有一部完善的法律来进行面面俱到的诠释。

暂行的“通知”和“办法”中，对于确切的制裁办法和核查制度没有明晰的规定，导致骗保行为的违法成本很低，而受助对象在自身权益收到侵害时没有有力的法律手段来进行维权。

以安徽省为例，全省仅有四个社会保障类的法庭，严重增加了受助者维权的法律成本。

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必要性1.社会救助立法是我国基本人权建设的内在要求。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的规定，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根本目的。

在这一大的目标之下，公民的基本人权建设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体现法治国家应有的公平公正的重要环节。

在社会保障中作为基础组成部分存在的社会救助，是公民基本人权受到保证的前提条件，由此，社会救助法制化要继续完善发展，从立法层面保证我国的人权建设。

2.社会救助立法是给付行政体现的首要保证。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和公民意识的发展，在对外国先进经验进行兼收并蓄的同时，给付行政概念也在我国逐步兴起。

给付行政是指运用公共设施和公共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手段提供生存保障、资金给付，以增进公民福利的公共行政过程。

社会救助工作就是给付行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可以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问题。

经过社会救助法的规范和优化之后，社会救助制度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解决后顾之忧，为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权提供法律保证，侧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政府通过社会救助立法手段，可以将政府的救济义务法制化，规范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进步的相互协调。

3.社会救助立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社会救助为受助主体提供必要的生活手段，使其免于陷入极端贫困，同时还对受助主体进行了人格关怀和基本权利的尊重，既避免了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也消除了受助主体的负面情绪，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

在安徽省临时性救助工作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临时补偿缺乏明确的执行标准和额度授信，降低了政府在救济工作中的公信力。

社会救助立法则可以通过法律规定来消减这种不确定性，促成社会救助资源的正当调配，稳定受助人的心理预期，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社会救助立法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我国法制社会的必要条件，社会救助立法已然迫在眉睫。

注释：i 《安徽省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参考文献】[1]王齐彦等.中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韩焱.安徽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9[3]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和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z]．民发[2011]80号[4]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统计年鉴2017[5]林榕.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救助立法[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以安徽省为例探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必要性■杨婧（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合肥230031）作者简介：杨婧，学历：硕士研究生，现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务处。

项目基金：安徽省省级重点项目：大数据视野下社会救助法精准救助问题研究———以安徽省为例（SK2018A0811）;安徽省省级重点项目：基于互联网思维下农村电商扶贫促进机制的反思与构建———以安徽为例（SK2018A0884）【摘要】司法权独立运行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议题。

司法权独立运行的核心在于防止各种不当因素干预司法活动。

本文在明确“司法即审判，司法权即审判权”这一理论前提的基础上，阐释法院外部不当干预司法的具体成因，以期对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所助益。

【关键词】司法权独立运行；不当干预；登记备案一、不当干预司法概说司法独立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具有地域性的概念。

其核心内涵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势力非法干涉。

在我国,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别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基于本文研究重点，主要研究审判权独立运行问题。

亨利·米斯认为：“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和影响，法官便不复存在了。

”这就意味着，审判是否具有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保持中立的地位。

然而，我们在对独立行使审判权需求日渐迫切的同时尚存诸多干预司法的因素。

具体表现为外部干预和内部干预。

外部干预主要表现为权力机关、党政机关、新闻舆论、案件当事人以及社会民众的干预；内部干预主要指的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干预、法院内部领导的干预等。

在此笔者仅分析法院外部干预问题。

总而言之，不当干预司法是影响法院独立审判、公正办案的一大诟病，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

二、法院外部不当干预司法的成因分析（一）审判权力地方化，地方党委政府不同程度制约审判权，有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可能所谓审判权力地方化，是指在行使审判权力的过程之中会受到地方党委政府不同程度的制约，以致于侧重保护地方利益的情况。

一方面，在现行的司法领导体制之下,地方各级法院的党组织受到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法院的干部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院长和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财务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一句话,法院的人财物全归“块块”管。

另一方面，地方法院有时只有与地方政府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并且在审判过程中竭尽全力维护本地区的利益，人们出现纠纷后的打“官司”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打关系”和“打法院”，当审理案件的法院在本地或有重要领导直接或者间接出面，则法律的“天平”就有可能向该方倾斜，从而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ii（二）人大督促法院公正司法的同时存在着某些不当干预司法的状况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非是不受任何监督的。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有权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督促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适用法律公平公正审理各类案件，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强调人大监督，是实现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司法机关正当行使审判权的必要手段，可以说监督与被监督是人大与法院之间最本质的关系特征。

但是，在实际工作之中，存在监督错位的情况，由原本的宏观监督演变为个案监督，由本应的事后监督演变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进而严重损害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妨碍了司法独立。

一是主体混乱。

对法院提起的监督，有的是内部机构即内司委或办公室提起的，有的是信访部门提起的，还有其它部委提起的，更有甚者，人大代表个人也就其所关注的案件予以监督。

人大的这种多主体监督缺乏应有的谨慎性，造成人大的监督过繁过滥，甚至出现重复监督的现象，对法官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干扰了法官的独立审判。

iii二是在实践中，人大多是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

在法官审结一个案件之前，法官本身就对案件没有透彻的了解，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况且人大这时也不知道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运用是否有误。

如果人大在这时候就介入监督，会导致案件人为地复杂化，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有损法院和法官的尊严。

iv三是随意的个案监督损害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