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与“人欲”自宋至明清，程朱理学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宋明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先秦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同时又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了重新构建，故以“新儒学”命名。
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实际上背叛了先秦孔孟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本文仅就“存天理，灭人欲”来试图论证这一点。
一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特别强调“存天理，去人欲”，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
程颐说：“无人欲，即皆天理。
”(《二程遗书》卷十五)朱熹发展了二程的思想，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孟子滕文公上》注)朱熹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因此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语类》卷十三)“天理”(或称“理”)作为程朱理学的哲学最高范畴，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和最高原则。
具体地说，“天理”不仅包括物理，即自然之理，万物之常理，或事物本来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的伦理，是社会之秩序，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
“天理”表现在社会伦理上，就是封建社会的礼，就是封建制度规范、礼仪节文等，或者说，是封建集权的化身，是现实君主的化身。
总之，“理即是礼也。
”(《遗书》卷三) 有的学者认为，程朱理学所讲的“天理”，是公，是大善，是人的仁爱之心，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近思录》卷一)。
而希望留存人的仁爱之心，就是属于心性修炼。
那么，“天理”真的如此美好吗?实际上，“天理”更主要体现为封建的三纲五常，即“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朱熹还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他强调君臣父子关系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
”(《文集?垂拱奏札》)程颐也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第七单元天理人欲教学目标一、引导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例，体会《左传》的叙事风格。
二、了解“春秋笔法”的文化内涵，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
单元介绍这个单元学习中国历史著作及史学思想，指导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史书的体裁体例及相关史学思想。
经典原文选自《左传》，相关读物选自《史通》。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非常悠久，据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史官制度了，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各种职衔的史官，“君举必书”。
当时的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
著名的如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他们不避强御，秉笔直书，大胆记录了国内发生的弑君事件，“董狐笔”和“太史简”成为后世的美谈。
到了西汉，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担任了这个官职。
这个职位使司马迁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史籍，为他后来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宣帝以后，太史公这个职位渐渐不为人所重。
东汉时期，不设专门的史官，著史的职能由兰台、东观等机构承担。
兰台、东观都是掌管图书的地方，像班固就做过兰台令史，刘珍等人撰写的史书称为《东观汉记》。
至三国魏，又开始设置史官，称为著作郎。
其后，史官名目渐多，有著作佐郎、修史学士、起居令史、起居舍人等职务。
唐朝立国之初，设立了史馆，负责修撰前代史和国史。
此后，历朝都沿袭唐朝的制度，史馆修史，宰相或重臣监修，下一个朝代编写前朝历史。
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著作是《尚书》和《春秋》。
其中，《尚书》是历史文献集，《春秋》是编年体史书。
这两部书后来都成为儒家经典，列入经部（而不是史部）。
中国的史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第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历史著作，但这些史书大多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散佚了。
在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中，史学著作附在“六艺略”“春秋”类里，只剩下了23家948篇。
流传至今的有《国语》《左传》《战国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