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作者简介马雪松，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从事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研究；吴健青，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制度理论研究。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认知科学融会贯通的角度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具有联系密切的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深刻启示。

行为经济学在理性、选择、制度三个议题上的新见解，有助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有限理性的经验应用、感性选择的行为指引、伦理取向的制度关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在行为经济学影响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其未来发展中能够进一步缓和结构与能动的内在张力，主动吸纳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深入推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策议题的现实研究，并以认知为纽带促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整合与认知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社会科学的多重脉络中不断汲取动力，其内部各个流派同样博采众长并蓬勃发展。

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深受经济学浸染的重要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制度分析和理性选择为理论支柱并取得诸多成果，但也由于脱离现实情境、缺少问题意识、偏重个体能动、漠视情感因素而受到批评。

几乎同一时期，发端于学科交叉地带的行为经济学大放异彩，不仅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分析模型，还因多次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引发广泛关注。

在相近的学理渊源和特定的交汇契机下，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有益启示。

本文力图探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成果的兼容机理，阐释行为经济学在专门议题上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启示，据此把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可能发生的认知转向。

一、缘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兼容行为经济学的契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政治科学中最早产生新制度主义身份认同的流派，由于擅长微观分析和数理计量方法并具有宏远的科学化抱负，因而在吸纳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成当前实证主义政治理论的主体内容。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础共识和理论范式述评
张立国
【期刊名称】《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年(卷),期】2024(9)1
【摘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80年代,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
制度主义呈鼎足之势,共同构成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谱系的支柱。

它脱胎于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经历了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和行为主义运动的洗礼,
受博弈论等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影响,坚持将个体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制度视
作一种可供选择的人为设计方案和最优对策。

在长期遭遇诸多批评和挑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与其他制度主义范式的融合趋势,呈现为一种具有成长
态势的理论和相对开放的研究范式。

但就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力而言,理性选择制度
主义还需要回答制度本身是什么等根本问题,才能进一步彰显制度及其理论的价值。

【总页数】9页(P34-42)
【作者】张立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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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我们将首先简要介绍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然后重点分析三个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和方法论。

通过深入探讨这些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应用领域，我们将揭示它们如何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我们将总结这些新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政治科学领域，制度一直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传统上，政治学家们主要关注政治制度的形式和结构，而较少关注制度背后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更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因此，新制度主义应运而生，试图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制度问题。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历史演变和路径依赖，认为过去的制度选择对当前的政治现象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制度主义则关注制度与社会结构、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认为制度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从个体行为出发，探讨个体如何在制度框架下做出最优选择。

这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各有侧重，但都试图超越传统制度主义的局限，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将对这三个流派进行详细介绍和评价，以期对政治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二、政治科学概述政治科学，亦称为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的学科。

它旨在理解政治权力的分布、运行和影响，以及这些权力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理论、政府体制、国际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等。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传统上，政治科学倾向于使用定性和案例研究的方法，着重于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

然而，近年来，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政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理性选择理论：优势、局限性与可能出路张晒，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视社会个体为唯一真实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将政治行为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交换活动，这三者一并构成了理性选择理论形式优美、逻辑严谨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个体主义、“经济人”假设和经济学交换范式。

然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势与成功却遮掩不了其方法论自身的局限性——方法论个体主义孤立地将个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忽视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与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与形构；“经济人”假设将政治参与者的属性简单地给予预设，不能看清楚“政治人”的全面属性；经济学交换范式将政治活动简单地类比为经济交换活动，忽视了政治活动的复杂性。

理性选择理论若要更有效地解释政治现象和研究政治问题，需要正视和克服局限，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经济人”假设和经济学交换范式作出修正与改进。

关键词：政治学方法论/理性选择理论/个体主义/“经济人”假设/经济学交换范式在当代西方政治科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科学理论。

而理性选择理论之所以能够在政治学领域获得盛誉，关键就在于其“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即它将经济学的研究途径或方法应用于政治学领域”。

用布坎南的话说就是，理性选择理论“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在理性选择理论家看来，其方法论体系一般由三个方面构成：(1)方法论个体主义，即认为单个的政治人的行为构成了集体行为，从而将单个的政治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和研究对象；(2)“经济人”假设，即认为政治活动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自利和理性的，并遵循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活动；(3)经济学交换范式，即把政治活动等同于经济市场中的交换行为，按照市场交换过程的原理、规则和特点解释和分析政治过程及其各主体的政治行为。

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几个流派。

各派之间差异很大：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局限。

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为了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诺斯被视为理性选择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个人层面探讨制度问题，以个人理性的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影响的规律。

它仍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财富最大化，但这种追求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合作，但合作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囚徒困境”就被用来描述合作的困难性，交易成本的出现是难以合作的结果，合作产生于危机情况如战争、自然灾害和多轮博弈中，但危机情况和多轮博弈中产生的合作会遇到“搭便车”和欺骗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监督，加强监督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就成为必需，制度的作用如温加斯特（温格斯坦）所说为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使行为者遵守制度，从而实现行为者的自我实施，进而实现制度的自我实施。

2、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

在他们的著作《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对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提出了批评。

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述评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对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进行深入的述评，探讨其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发展、影响以及前景。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分析框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重要视角。

本文将首先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产生背景、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进行概述，然后分析其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领域和实证研究成果，最后探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全面梳理和评价，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框架，以深入理解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和趋势。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框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和规则对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的影响。

它认为，政治制度不仅仅是静态的规则和结构，而是动态的、能够影响行为者策略和结果的因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制度会导致特定的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而其他的制度则不会。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制度结构、制度过程和制度结果。

制度结构指的是政治制度的内部构造和组织形式。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注制度如何影响行为者的权力和影响力分配，以及这些权力结构如何塑造行为者的行为和策略。

制度过程是指政治制度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制度对行为者互动、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影响。

制度结果是指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的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试图分析制度如何塑造政策输出和政治结果，包括政治稳定、政策变迁和社会不平等等方面。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制度被视为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的关键变量。

制度不仅能够塑造行为者的策略和互动，还能够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和结果。

因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对制度的深入分析和理解，以揭示政治制度在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中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分析视角，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政治制度在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中的重要作用。

一、理性选择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都是基于对个体的研究。

后者倾向于采用社会学与心理学途径，发现行为的“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是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

因此政治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了解人类行为的社会—经济背景。

理性选择就是要研究个人是如何作选择和决定的。

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

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

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

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核心命题：经济人假设，即假设政策产品是政治人在利益驱使下经过理性的利益计算而形成的个体偏好选择集的互动结果。

方法论：个体主义。

（分析的单元是是个体和个体的行动策略。

从而坚持的仍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个体看成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社会结构、制度、角色、规范等概念都是理解个体的途径。

（此种化约的处理方法逐渐失去了对制度的关注，如今大部分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践都在“重新发现”制度。

这一企图就是要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同有关文化、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选择理论与人类互动理论的最大魅力—这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提供一种把价值、结构同他们的社会后果建立因果关系的工具”——《政治科学新手册》罗伯特.古丁、汉斯）二、理论形态：（一）社会选择理论假定个人是理性的，亦即个人会有偏好（喜欢或不喜欢），会根据他的偏好来做选择。

此理论探求的是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整体偏好，是集体理性问题，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明确偏好（最喜欢什么，次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等等）的问题，也就是民意的问题。

阿罗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开山始祖，他的“一般可能性定理”试图证明，无论用什么加总方法将人们的偏好加在一起，矛盾总可能出现，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和均衡政治态势。

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制度化建设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 作者：田湘波 来源：《湖湘论坛》 2019年第6期

田湘波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建立监察委员会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是我国政治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分析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行为策略、制度安排、期望机制、规范模式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优势，对其进一步制度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存在个人主义偏向、公平性缺失以及约束机制不足等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在适用这一理论框架的时候，既要保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实用性，即以利益追求促进个体与制度的互惠互动关系，同时突破其局限性，并适应中国国情，增强宪政基础，以法治促改革，全面加强制度监督，健全多元化监督机制，优化执政党建设，最终建立腐败治理的有效监察体系。

关键词：理性选择；监察体制；行为偏好；制度监督；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6-0064-07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肯定理性个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依赖制度设计达成所求，同时也认识到制度对于个体的塑造作用。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中，制度是对集体行动问题的策略回应和促进自利行为者合作的工具，即制定制度与遵守制度是出于利益的计算而不是道德使然，而这一理论所含的内在激励与约束也需要相应的惩罚机制辅助，以增加制度稳定性。因而，个体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制定好的规则、程序，尽管如此，个体行为依旧会有自由裁决权。

目前，国内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发展还不够完善，也没有以此为框架分析设立监察委员会的适应性和局限性的论文成果，本文希望能在此方向有所突破。

一、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制度化优势 （一）基于个体理性选择的行为策略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从微观角度来分析个体行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基础，强调制度与个体行为的相互制约关系，重点关注制度设计如何指引个体行动者的策略选择，从而实现预期目标最大化。也就是说，宏观层面的政治结果需要从个体行动者的战略行为来理解，[1]573-588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为不连续的政治和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个体的微观基础。[2]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衡量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不难发现我国监察体制的改革改变了以往过度重视道德教育的监督形式，以个人行为偏好为出发点，试图从人性本质出发从监察制度设计上约束其行为选择，所以说，监察制度是引导和限制个人行为的机制。也就是说，通过设计一个监察制度这个“战略背景”，对公职人员“自利行为施加限制”。总之，就是强调监察制度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影响和效果功能。[3]

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逐渐运用于比较政治学及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研究上，斯考切波（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俄中的比较分析》）一书突出了历史进程中国家结构同其他因素（阶级关系、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等）结合的重要意义，而斯考切波与他人（同Evans、Rueschemeyer）合编著作Bring the State back in（可以译作《国家的回归》或《寻回国家》）的名称“国家的复归”，也成为政治研究中重要且流行的标语。

就后者而言，在比较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的成果也推动了相应的研究向新的方向发展，不仅审视现实问题，也很好地解决了疑问。

例如斯坦默的《税收与民主》（Taxation and Democracy: Swedish,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the Welfare State, 1993）解释了美、英、瑞典三国的政治制度对于税收政策的塑造方式。

汉森(JohnMarkHansen)所著的《获得接近的机会:国会与农业游说，1919一1981》与阿龙·弗雷德伯格(AsronL.Friedberg)所著的《笼罩在驻防国家的阴影下》主要研究美国内部的国家的基本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

随着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框架的不断成熟，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也开始站出来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总结和理论整合，即明确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确立历史制度主义与其它研究途径之间的区别等。

瑟伦(KathieenThelen)等人在1992年所推出的《结构化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论著中，回顾了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历程，确立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任务，明确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层次，提供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例，并首次将历史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宏大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区分。

政治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包括关于个体行为人的动机和目标以及行为发生条件的模型的独立论点。

对动机的关注源于方法论个人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还原论——它只是意味着所有完整的解释必须包括对个人动机和行为的分析。

这也并不意味着公司行为者（阶级、公司、国家）不能用于理性选择模型，只是它们作为“行为者”的统一必须是合理的，而不仅仅是假设的。

动机包括行动方向（结果主义或非顺序主义）和行动目标。

工具行为是结果论的；非连续性行为通常基于价值观或情感。

工具性行为提供了关于微观基础的最佳初始假设，因为：（1）它是最不含糊的，因此研究者最容易理解；（2）它产生了明确的经验含义。

3仪器微观基础被用作理想类型，因此，它们也很有用，因为它们清楚地揭示了异常。

为了解决这些异常现象，应首先在理论的最不核心方面对解释进行修改，如果该策略失败，则应连续移动到更核心的元素。

更具体地说，首先看看模型所规定的社会结构约束在特定情况下的运作方式。

第二，可能该案例使用了错误的模型（可能该案例实际上是一个重复博弈，而不是一次性博弈，或者可能是一个鸡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

下一步是重新评估微观基础假设。

首先看看参与者目标的具体说明——这无疑是理性选择解释中许多错误预测的根源。

最后，也许工具理性的假设是不正确的，应该在解释中使用其他形式的行动。

在理性选择模型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指定行动的目标。

研究者通常首先假设财富、权力和声望等总体目标，因为这些目标具有可替代性和明确的行为含义的优势。

有时会使用更详细的首选项规范。

例如，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迈克尔·莫兰（Michael Moran）（1983年）和特里·莫（T erry Moe）（1985年）能够构建整个国会的“意识形态指数”，甚至是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

这种类型的详细偏好说明在理性选择模型中非常罕见——这种情况下的数据可用性使其成为可能。

理性选择理论述评1998年中⼭⼤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期理性选择理论述评Ξ丘海雄　张应祥(中⼭⼤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州　510275)〔摘　要〕　本⽂介绍和分析了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起源与争论,以及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在对传统理性选择理论作出批判的前提下,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的⾏为也有⾮理性的⼀⾯;关注制度⽂化对个⼈偏好和⽬的的影响作⽤,参考狭义理性选择的概念,界定理性选择理论在何种情境之下,可以解释何种⾏为,正确处理制度与个⼈⾏动选择之间的关系,为理性选择理论圈定⼀块合适的园地。

同时指出以家庭作为⾏动单位研究中国⼈的理性选择⾏动,可能是理性选择理论本⼟化的⼀条途径。

〔关键词〕　理性选择　有限理性　狭义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的起源与争论在社会科学中,⼏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动者是理性的还是⾮理性的预设。

亚历⼭⼤(Alexander,J.G.)指出,有关⼈的⾏为的理性和⾮与理性⼆分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到底是⾃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理性)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是纯粹⼯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理性)的;⼈到底是根据效⽤最⼤化⾏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意识的欲望所⽀配(⾮理性)。

〔1〕不同学科或同⼀学科内的不同理论的分野主要源于对⾏为的不同假设。

格雷鲁维特(Granovetter,M.)认为经济学与社会学最⼤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们为何作出选择,后者强调⼈们为何不作出选择。

〔2〕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的⾏动持理性(经济⼈)的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亚当?斯密认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较中选择⾃我的最⼤利益,以最⼩的牺牲满⾜⾃⼰的最⼤需要。

个⼈利益最⼤化是通过交易实现的。

⼈们在追逐⾃我利益的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会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

〔3〕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的假定。

他们对⼈的⾏为的假定包括以下⼏个⽅⾯的内容:个体的⾏动决定是合乎理性的(指为达到⽬的⽽选择的⼿段);个体可以获得⾜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以及个体根据所Ξ本⽂1997年10⽉28⽇收到811中　⼭　⼤　学　学　报 1998年获得的各⽅⾯信息进⾏计算和分析,从⽽按最有利于⾃⾝利益的⽬标选择决策⽅案,以获得最⼤利润或效⽤(利润或效⽤最⼤化假定)。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概述自西方文明发源以来，“理性”一词就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题，成为贯穿西方文明历程的核心概念。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典范，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到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无论是古典时期的智者，还是当今学者，对“理性”存在诸多争议，或褒或贬，或拒斥或认同，理性概念的核心地位都不曾动摇。

它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特质，成为众多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多种理论样式的思想立场和思想源泉。

韦伯的理性化思想、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等等，理性成为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核心概念。

理性选择理论正是结合了西方文明的理性特质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而生成的。

它是当今社会科学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解释力的思想工具，成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思想空间的研究方向。

在吸收了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理论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释和分析。

理性选择不仅用于分析经济行为，还被用来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为。

其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对社会学的两大主题社会行为、社会系统作了较为有效的解释，也对解决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和方法论争论做出了贡献。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的复杂性。

[编辑]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产生背景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

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

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审查大纲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一、概述
㈠矿区位置、隶属关系和企业性质。

如为改扩建矿山, 应说明矿山现状、
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㈡编制依据
(1简述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与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情况。

(2 列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的名称。

如经储量管理部门认定的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加工利用试验报告、工程地质初评资料、矿区水文资料和供水资料等。

对改、扩建矿山应有生产实际资料, 如矿山总平面现状图、矿床开拓系统图、采场现状图和主要采选设备清单等。

二、矿产品需求现状和预测
㈠该矿产在国内需求情况和市场供应情况
1、矿产品现状及加工利用趋向。

2、国内近、远期的需求量及主要销向预测。

㈡产品价格分析
1、国内矿产品价格现状。

2、矿产品价格稳定性及变化趋势。

三、矿产资源概况
㈠矿区总体概况
1、矿区总体规划情况。

2、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3、该设计与矿区总体开发的关系。

㈡该设计项目的资源概况
1、矿床地质及构造特征。

2、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

关于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综述摘要：作为对社会结构的观念反映和行动表达，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通过对制度定义、制度理论及其流派、制度类型、制度变迁及其形式的纵览和概括，为制度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并为制度的社会学意义和价值、制度演化的机制以及制度结构和社会功能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制度；类型；变迁；模式；综述；制度社会学制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在中国官方乃至大众语境中，制度问题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也是官方垄断的问题，致使许多社会学家对制度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持回避和绕道走的态度。

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终于意识到，制度问题其实也是影响社会发展或导致其他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

制度并非我们过去简单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关于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作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境界下的社会事实，制度会对其他社会事实，尤其是社会进步与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这样，研究制度及其变迁或演化以及制度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及其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制度的定义制度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在不同领域被许多学者关注过，但较成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中。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制度分析”也日益成为新的研究范式。

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学者往往基于学科和研究视角的不同，提出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却犬牙交错的制度解释。

综观各学科及其学派的研究，关于制度的定义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广义文化的制度定义。

在文化人类学中，制度往往是从文化意义上理解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凡是能给人的行为以规约的社会文化形式都被界定为制度。

经典社会学较多着眼于比较制度分析，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具有与人类学相似的特征。

韦伯着重就制度进行了法律、组织和经济行动的比较分析。

他认为理性和选择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定的制度框架下理解，这些制度框架包括习惯、传统、社会规则、宗教文化信仰、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伦理约束、组织、社团、阶级、身份等级、市场、法律和国家。

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制度变迁模式研究作者：郭金鹏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5期摘要：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三大流派，即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这三大流派各有其自身的特点。

同时，通过对其制度变迁模式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加深对新制度主义的认识。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变迁一、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一）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孕育于社会学界的制度研究传统，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发展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派别之一，其重视“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张人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可供人选择的行为都深受规则和制度的影响，个人的行为是对特定制度和规则的遵从。

认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实际上是受到背景限制的理性，坚持修订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观点。

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进行关于制度理论的规范研究时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这得益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丰富学术资源和它本身对于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的重视。

同时，它所具有的缺陷与弊端也使它得到诸多批评，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界定“过于宽泛并模棱两可”，不仅正式的制度，结构，规范等也被划入制度的范畴，同时其对制度和组织的区分不够明确，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其次，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在许多情境下略显无力，“它们在制度创设或改革的过程中，忽略了承载着不同利益的行动者之间权力冲突的重要性”[1]。

其三，一些社会学者提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对文化和认知的强调虽然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社会生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社会学长期以来重视社会结构的研究传统。

[2]（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致力于对国会问题的研究，它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拓展和进步，为政治学研究引入了经济学的方法。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理性人假设”法，其认为利益的最大化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多种动机中最稳定的因素，它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从个体层面研究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