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演进作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_透过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

金融生态演进作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透过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李延凯，韩廷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摘要]本文通过建立金融生态演进作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对金融生态演进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与传导渠道进行了数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有效性受其所在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助于增加资本积累，但会削弱法制因素和金融发展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助于资金更多的流向集约型产业，减轻政府干预对资金配置的扭曲；一个企业家精神盛行、勇于创新的文化信用环境可以弥补法制环境的不足，约束资金使用者的道德风险，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关键词]金融生态；经济增长；法律制度；政府干预；文化信用环境[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 （2011）02-0026-10一、引言金融生态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新概念，主要研究特定政治、法制、文化环境下的金融问题。

周小川（2004）认为，“金融生态”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运作，而是金融体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

其中，法律制度是金融生态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应当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举措改进金融生态环境进而达到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李扬等（2005）立足于地区层面，选择城市作为分析对象，从9个方面（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等）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定量评估，得出了刻画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

在设计金融生态系统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致力于金融生态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万良勇和魏明海（2009）通过对河北担保圈的案例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基于本位主义的信贷资源掠夺动机是导致金融生态失衡的主要因素。

商业银行改革需要从改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着手向前推进，只有银行市场化改革与金融生态演进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韩廷春和赵志赞（2009）选取适当指标，对中国金融生态演进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收稿日期]2010-12-20[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金融生态演进与实体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批准号70873068）；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金融生态系统的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批准号20091081253）。

[作者简介]李延凯（1975—），男，山东无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廷春（1962—），男，山东胶州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Feb.【国民经济】2011年2月第2期（总275期），2011No．2China Industrial Econom ics金融生态演进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储蓄率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两个方面，对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效应则不明显。

目前，对“金融生态”的研究大多关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评价方面以及针对金融生态演进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相对而言，缺乏金融生态演进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系统的理论分析，对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动态演进的内在作用机制与传导渠道进行深入的机理分析也不多见。

本文的主要工作则弥补了这一缺陷，通过建立金融生态演进作用于资本配置效率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微观层面上的探索与解析。

二、金融生态演进作用于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法律制度是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制度是股东和债权人权利的重要来源，决定一国金融业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是法律体系及其所形成的外部契约环境（La Porta et al.，1998）。

法律制度在金融生态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产权保护、保证契约实施、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

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遏制恶意欺诈和逃废金融债务等行为的发生。

Qian and Strahan（2007）的研究表明，债权人权益保护的加强使其在破产和重组的过程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在企业发生债务违约或者出现债务、债权争议时，能够保证债权人有效地执行其契约，减少损失，降低了项目的投资风险，因而使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增加。

Houston et al.（2010）对69个国家近2400个银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债权人权益的提升对银行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债权人权益的提升会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与更高的经济增长相联系；另一方面，债权人权益的提升也增加了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政治制度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又一关键因素。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特殊的制度起点与经济背景决定政府力量主导了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金融体系的运行和功能发挥。

俞乔和赵昌文（2009）认为，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在内的施政政绩最为政府官员所关注，因而政府官员存在干预金融活动的主观倾向，以使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信贷资产，以加大社会福利的支出与投资规模的扩张。

政府力量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极易产生官员所期望的过度信贷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直接或间接形式的财政补贴。

Serdar Dinc（2005）证实了国有银行的信贷扩张受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选举时期，国有银行受政治因素的作用而显著地增加信贷资金的供给。

对于不同的资金需求者，合乎政治人物偏好的企业或者产业更容易获取金融资源的扶持，其寻租行为造成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扭曲（Claessens et al.，2008）。

文化信用环境也是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内在不完备的（Incompleteness），这意味着即使法律制定时考虑得多么详尽和周全，也不可能准确无误地说明和防范所有潜在损害行为。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合约的执行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法律制度为保障的外部显性契约执行机制，二是以文化信用为依托的因经济需求而内生的隐性契约执行机制（陈志武，2005）。

委托代理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誉构成了隐性契约机制的实施基础，一个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诚实守信的文化信用环境有助于约束资金使用者的道德风险，减少委托代理成本，降低金融系统过多对外部法制环境的依赖。

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在于寻找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最优结合点，降低金融投资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以使金融交易顺利进行，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下面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模型，依次引入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信用等因素，根据在不同外部环境下投资者与企业家所做出的最优行为选择①，揭示金融生态演进作用于资本配置效率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

①这里，本文没有区分银行机构与金融市场中的个体投资者，通称为投资者，运用发放贷款或购买股权的方式对生产项目提供融资。

①不同的人对风险具有不同的承受能力。

在本文中，投资者为银行机构或金融市场中的个体投资者，相对来说，对追逐利润具有更强的偏好。

此外，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自身或金融市场分散非系统风险。

因此，假设投资者为风险中性是相对合理的。

②监督成本C （r ，F ）＞0为项目收益r 和金融发展F 函数。

鄣C 鄣r＞0，说明项目收益r 越大，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需要花费的监督成本C 越高；鄣C 鄣F＜0，且对于任一项目收益r ，当F →+∞时，lim C =0，这是由于金融发展减轻了投资者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随着金融发展F 的不断提升，需要的监督成本越来越少，趋向于0。

③收回比例f （L ）∈[0，1），且d f d L＞0，当L →+∞时，lim f （L ）=1。

收回比例f （L ）为法律制度L 的函数，L 越大说明法制越完善。

因为法律的不完备性，f （L ）值域为一左闭右开区间。

如果投资者与企业家投融资关系只有1期，也就是只考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法制因素时，相对于无道德风险时，企业家发生道德风险的相对收益[1-f （L ）]（1+r ）K 2＞0（r=r 1或r=r 2），因此，企业家必然选择发生道德风险，刻意逃废投资方的本金与利润。

在预期企业家必定发生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投资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1）当[f （L ）（1+r 2）-1]K 2-C （r 2，F ）＞[f （L ）（1+r 1）-1]K 2-C （r 1，F ），且[f （L ）（1+r 2）-1]K 2-C （r 2，F ）＞0时，即f （L ）＞C （r 2，F ）-C （r 1，F ）（r 2-r 1）K 2且f （L ）＞C （r 2，F ）+K 2（1+r 2）K 2时，投资者会选择项目2提供资金；表1企业家投资人企业家发生道德风险时企业家无道德风险时项目1[f （L ）（1+r 1）-1]K 2-C （r 1，F ），r 1·K 1+[1-f （L ）]（1+r 1）K 2r 1·K 2-C （r 1，F ），r 1·K 1项目2[f （L ）（1+r 2）-1]K 2-C （r 2，F ），r 2·K 1+[1-f （L ）]（1+r 2）K 2r 2·K 2-C （r 2，F ），r 2·K 1只考虑法制因素时的支付矩阵1.只考虑法律制度时，金融生态演进作用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分析在金融市场上存在着若干个投资者和企业家，假设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①，负责提供资金，企业家负责具体生产项目的运营，项目期满后向投资者返回本金加利息或分红。

假设实体经济中存在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投资机会：项目1属于资本的边际产出较低的粗放型产业，其特点为有形资产比例较高，项目生产周期较短，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项目2属于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的集约型产业，其特点为无形资产比例较高，项目生产周期较长，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

假设企业家自有资本为K 1，为达到最小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等目的，需要在金融市场以借债或股权形式进行融资K 2单位，才能开始项目1或项目2的运营。

投资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投资项目，拥有选择投资机会的决策权。

假设项目1的期望利润回报率对投资者与企业家皆为r 1，项目2的期望利润回报率对投资者与企业家皆为r 2，且r 2＞r 1。

当投资者以债务或股权形式选择向企业家提供项目资金时，投资者与企业家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

但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家极易发生道德风险，刻意逃废债务或侵占投资者权益。

当投资者选择项目后，投资者为收回本金和利润，需要花费监督成本C （r ，F ）②监督项目的实际进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