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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中国：文明之对比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欧洲与中国作为两个重要的文明体系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本文将对欧洲与中国的文明进行对比，探讨两者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异同，以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明。
1. 历史文明的辉煌在历史上，欧洲和中国都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史。
欧洲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起源，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为现代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
而中国，则以夏商周三代为起点，经历了众多朝代的更迭与繁荣，孕育出了儒家、道家、佛家等众多思想流派。
尽管欧洲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有所不同，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文化传统的差异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
欧洲文化以多元性和包容性为特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习俗和艺术形式。
例如，希腊的哲学思想、意大利的艺术创作和法国的文学成就都享誉世界。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和共同价值观，强调家庭、尊卑、孝道等传统观念。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诗词书画被誉为“四艺”，深受世界赏识。
3. 社会制度的异同欧洲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有一定的异同。
欧洲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各个国家普遍采用议会制度，强调法治和公正。
而中国则注重集权统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
两者在政府形式、经济体系以及社会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但都以实现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为目标。
总结起来，尽管欧洲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和贡献。
欧洲以多元性和包容性见长，而中国则注重集体主义和共同价值观。
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比和交流将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相互理解。
【注：由于没有具体的文章主题，上述内容仅为示例，具体内容可能需要根据实际的题目进行调整和拓展。
】。
中国国际形象的演变过程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13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
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均有不少记载。
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文化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对这个“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的人都无限神往。
马可·波罗笔下天堂一般的中国一直在后世作家中延续，如英国的曼德维尔爵士在《曼德维尔游记》中描绘的中国仍是一个神奇瑰丽的国度，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等。
这些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及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十七到十八世纪。
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而吸引了西方。
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繁荣社会连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他们用景仰的口吻在著述里讲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教育。
成年人凭好文章获得官职，以政绩得到升迁。
这及实行贵族世袭制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
孔夫子是最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他的儒教治国使得中国繁荣富庶。
安定开明，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伏尔泰在《哲学通讯》、《风俗论》等著作中常以钦慕的口吻谈到中国文化、孔子学说、中国人的道德及智慧，称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历程与规律分析一、中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联系在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也使中西方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接触。
抱着与中国人结盟反对穆斯林这一想法，欧洲开始试探向中国派出使节。
1245年和1253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和鲁布鲁克先后两次带着教皇写给大汗的信函踏上了去中国的征途。
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却带回了有关中国的消息，他们在游记中第一次将“契丹”带入了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视野，并断定契丹就是古代的丝人国。
而此后的200年中，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都出现了契丹和蛮子的描述，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马克波罗行纪》，这部分的内容李时学老师在课堂上已经说明的相当清楚了，就不多做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波罗行纪》创造了最早的集体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大汗统治下的繁荣富有的大帝国，不仅是财富与王权的象征，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世俗精神和政治欲望的一种隐喻性投射。
二、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15-17世纪）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它被视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起点，而激起他冒险远航的灵感则是来自马可·波罗所打造的充斥着财富和世俗享乐的“中国神话”。
西方的外部扩张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军事征服，同时也体现为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这项使命则是由传教士们担负的。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伊斯兰世界以外最大的异教国度，自然吸引了和商人、水手一样富于冒险精神的传教士们。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延续前者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为欧洲人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真实清晰的中国形象，使之成为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的起点，为其后在欧洲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提供了全面的、权威的认知参照体系。
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演变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形象是如何被看待的呢？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了解中国。
但实际上，中国形象一直是欧洲人所熟知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演变。
第一阶段：古希腊时期西欧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那时候，中国被称为“Serica”或“Seres”，这个名字可能来源于罗马时期的拉丁文Seres，意思是“丝绸之路的人们”。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在《历史》一书中也提到了华夏人的事情，他这样描述，“中国是位于印度之东远的大国。
这里广阔无尽，人口甚多。
”他还表示，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远，但那里的人民非常强大和富有。
这是西方人第一次对中国有所认知。
第二阶段：罗马帝国时期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成为了欧洲贵族和皇帝们努力追求的东方奢侈品。
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罗马，成为了皇室贵族们所追求的物品。
但当时的西欧人并不知道丝绸的来源地是哪里，一些故事和神话流传开来，称丝绸是从一种神秘的生物那里采摘而来的。
直到公元4世纪，一位叫做Cosmas Indicopleustes的基督徒贸易商人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这本书为后来的商人和旅行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第三阶段：中世纪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形象开始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变化。
在早期的中世纪，中国被视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具有深刻的哲学和宗教文化。
许多欧洲城市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国城市区”，通过模拟中国建筑、装饰和文化来给人们带来东方神秘感。
但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欧洲人开始更加了解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也意识到中国的地位远非他们所想象的世界中心。
由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太远，通信困难，因此关于中国的信息十分零散。
在许多时期，中国的形象是通过袁天罡、刘伯温等神秘人物的传说和传奇来传递的。
有一些真正的旅行家和探险家，如Marco Polo，也曾到过中国，他们的描述对当时的欧洲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吴莉苇内容提要本文以对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西文中国地图藏品的分析为基础,论述欧洲近代制图史上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异,以及此种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地图欧洲的中国地理观耶稣会士一17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0仅具模糊认知,反映在地图上就是当时还没有中国的独立形貌。
随着16世纪末耶稣会士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中国的各个方面才逐渐被欧洲所认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地理知识亦属其中一部分,从此中国地图在欧洲制图学领域有了独立形态。
多年以来,学者们公认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1584年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 Georg i o)绘制、奥特利乌斯(Abraha m Orte li u s)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1655年卫匡国(M arti n o M artini)绘制、约翰#布劳(Joan B laeu)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唐维勒(Jean-Baptiste Bourgu i g non D.Anv ille)根据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1735年发表于5中华帝国全志6,1737年单独结集出版)。
笔者通过对德国国家图书馆地图藏品的数量分析,印证了上述论断。
本文¹意欲在此项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略加论述,即3个范本所构成的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以及这些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这3份作为范本的地图各有鲜明特征,足资判断其他地图是否以之为参考。
路德维科#乔里奥中国地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方向坐标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仅因图册版面需要而采此种坐标)。
第二,中国南北纬度为20b至55b,没有经度坐标,但通过与南北距离比较可判断东西经度大约跨20度。
第三,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以绵亘的山脉为国界,西部边界纬度约37b至44b处有一个紧贴界山外¹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16)18世纪欧人所绘中国地图分析:以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为例0;项目编号:2007000755)。
西方古代自然观和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异同1 中西自然观历史渊源的差异1.1东方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主客二分学说毫无疑问，东西方的自然观无疑是奠基在以上的两个观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即所谓“靠天吃饭”。
农业、土地与民生息息相关，所以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文化的精髓。
即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整体，人类文化与天命自然统一。
“天”是指外在于人类的客观世界, 即大自然界。
“人”则是指人类或人类社会。
所谓“天人之际”则以此为本意。
对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中西方有不同的取向。
如果说, 西方强调对立的一面, 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 那么, 中国哲学则强调天与人统一的一面, 强调人对自然的崇尚和协调。
这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是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干预，追求对自然本性的顺从。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认为人、地、天都统一于“道”，而“道”又是自然的, 人应当顺应自然, 不可有意作为。
老子反对人为, 所以菲薄智识技巧。
老子自然观的中心是“抱朴”, 返朴归真是他的理想境界。
庄子则将天人对举, 并赞叹自然之伟大, 悲悯人类之渺小。
《庄子·外篇》云:“有天道, 有人道。
无为而尊者, 天道也; 有为而累者, 人道也。
”天道为尊, 人道有累, 庄子主张“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即不以人力改变自然, 这与欧洲近代自然观是迥然而异的。
庄子认为,真正有修养的圣人是不参与大自然的造化过程的, 而是安然地随顺自然, 任变而终, 这就是人与天为一, 如果硬要有所作为, 终究会有不良的结果。
道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是消极无为的, 在天人关系上, 只见于天而无见于人, 尊天抑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庄子明确提出天与人应统一起来,主张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 这表明其消极无为的思想又不乏合理的因素。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比道家积极得多。
道家的天人合一说完全取消了人的能动性, 顺自然无所为。
西洋镜里看中国作者：周宁来源：《商周刊》2012年第04期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可自照自鉴；是一面哈哈镜，可自我变形；是一面魔镜，可映现各种离奇的想象与虚构。
中国形象在汉学中的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历史中的变形记。
我们曾经不在乎，或者说根本意识不到，其他民族对我们的看法。
很早以前中亚、西亚就流传着一个关于中国人自大的笑话：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长着两只眼睛，其他民族不是独眼龙，就是瞎子。
这个笑话在马可·波罗时代就传到欧洲……后来，我们又太重视别人，尤其是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与“说法”。
我们进行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经常以西方为尺度，用西方的眼光看待自身。
西方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在这面镜子中，我们获得、表现并塑造自我的形象，感到希望与失望、焦虑与缺憾、自信与自卑……我们关心西方的中国形象。
西方的中国形象包含着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内容，有对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有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
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
西方的中国形象发展趋向于肯定与否定、爱慕与仇视两个极端。
起初西方人在不同层面上，从物质到制度到观念，不断美化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现代性社会期望中的理想楷模。
后来，西方又开始系统地丑化中国形象。
马可·波罗以来的七个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最重大的转变，发生在1750年前后。
这种转变，套用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的标题，就是“从爱慕中国到仇视中国”。
不断被美化的中国形象伏尔泰说，欧洲王公贵族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三种形象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
“大汗的大陆”表现的是一种游戏性的关于财富与权力的想象，渗透着萌芽中的世俗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包括一种对王权统一、商业财富、感性奢侈的生活风格的向往。
从欧洲人所绘地图里的中国见其中国观的变化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古希腊时代从至近代18世纪中期的欧洲人所绘制的地图里的中国进行简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从地图中体现出的欧洲人对于中国认知的变化，并探寻其中蕴含的中西方交流的历史。
关键词世界地图欧洲人中国观中西交流一、前言在中西交流历史方面，各位大家学者都做了诸多研究，从政治，文化，经济，思想，科技等各个角度都已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上课时老师曾提到的可以从西方地图里看中国这点启发了我，虽然之前也有一些学者曾经研究过这一方面，但仅仅是研究西方某一时期或者具体某一幅地图中的中国，而我认为我可以做的是在纵观西方地图绘制历史的基础上，得到欧洲人对于中国看法观念的变化历程，并且可以得出通过这些观念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的中西交流的历史。
二、中国地名见诸欧洲人所制地图之前中国和欧洲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横亘其间是绵延的沙漠和起伏的崇山峻岭。
长期以来，二者的文化是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成熟起来的。
起初，二者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通过居住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口耳相传和间接贸易中的商品交流，欧洲才得以获得关于中国最初的认识，其中掺杂着很多神话与传说的成分。
公元前1世纪之后，由于路上丝绸之路的诞生，中西交流开始增强，古罗马人知晓有一个盛产丝绸，茶叶的民族在遥远的东方，并称其为“赛里斯”（seres），普遍认为该名称就是由丝绸的拉丁语（sere）演化而来，并且很多古罗马诗人在诗作里都提到了赛里斯。
‘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①公元前37年维吉尔在他的《农事诗》里这样写道。
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西方对于丝绸的故乡，有很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想象，例如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克泰夏斯的《史地书》中写道，“据传闻，塞里斯人与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十三肘尺（约6米）的人。
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
”②还有不少诗人作家将赛里斯描述为一个宁静祥和，气候温和的礼仪之邦，体现出①Virgil , The Georgics, 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2010.p.26②戈岱司主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第6页了古代欧洲人对于中国这个产丝之国的向往。
而在随后的老普林尼的巨著《自然史》中，他写道“亚洲的最东部有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的海岸线，北部是斯基泰人，南部生活着印度人，中间则生活着赛里斯人，赛里斯并非像此前人们说的在印度，而是在印度北部海滨。
”①虽然他还记述了赛里斯人红发，能活到140岁等错误观念，但是至少在赛里斯的地域问题上有了一定进步。
公元一世纪中期，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欧洲人又了解到了一个叫“秦尼”（thinae）的东方国家。
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首次提到了“秦尼”这个名字。
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秦尼人”,他们那里也盛产丝绸，②然而却并没有把“秦尼”和“赛里斯”联系在一起，导致之后数百年“秦尼”和“赛里斯”并存的局面。
三、托勒密世界地图公元二世纪，生活在埃及的古希腊著名天文及地理学家托勒密出版了他所描绘的世界地图（参见图一），收录于其煌煌巨著《地理学指南》的第八卷中，虽然他脑中的“世界”只有亚非欧及想象中的南方大陆，但是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将古代中国标于地图之上。
实际上，托勒密画的图无一传世，保存至今的也只有这本著作的复制品且并未附图，但是由于书中收录了8000个左右的地名和经纬坐标，使得后世的人可以依据文字记载还原出地图。
这幅地图里亚州东部标注“秦尼”和“赛里斯”两个地名，赛里斯在北，秦尼在南，赛里斯被群山所环绕，有几条大河流经，而南部的秦尼则是濒临一个跨越赤道的大海湾，其南面与南半球一个未知的大陆接壤，秦尼的重要城市被画在了南半球。
由此可以看出，托勒密一定详细地参考了前人各种关于东方的描写，并对他们加以综合筛选，虽然此图中仍有许多诸如把斯里兰卡画得比整个印度次大陆还大，印度洋被画成一个封闭的内海等漏洞，但是其在确定中国地理方位上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
在接下里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会的控制，在马可波罗之前，托勒密地图所表现出的一直都是欧洲人对中国比较先进的地理认知。
①Pliny(the Elder.), The Nature History, V olumeⅡ，Book Ⅵ，Whitefish: Nabu Press, 2010.p.36②参见戈岱司主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第17-18页图一：《托勒密世界地图》四、中世纪T-O地图在基督教会统治欧洲的中世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T-O地图，这种地图是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目的的，尽管宗教神学色彩非常浓厚，地理信息紊乱，但是由于其中都有涉及东亚的部分，所以对于研究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观念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十分有趣的。
如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埃布斯托夫地图》(参见图二)，万幸的是有宝贵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使得后人可以再睹其真容。
另外非常有名的还有《赫里福德地图》等，他们都是以亚欧非三分天下，中间的三大水系顿河，地中海和尼罗河构成T字型分开三大洲，由于信徒们普遍认为上帝就在遥远的东方，于是伊甸园，诺亚方舟等都被画在亚洲，而在《埃布斯托夫地图》中，代表中国的赛里斯则被画在伊甸园左下方，以两个赛里斯人在树上生产丝绸的场景来表征。
这幅T-O地图的绘制年代推测为13世纪前期，可见这时欧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几乎同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同，一千多年的时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并且，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地图的左上角，有一个类似长城一样的四面封闭的方框，里面有两个凶恶之徒在啃食人肉。
这是圣经中曾出现的反对上帝的邪恶之徒歌革和玛各，他们被认为就居住在中国北面的严寒地带，且会在世界末日时入侵欧洲，而后来的蒙古铁蹄也进一步印证了欧洲的噩梦。
然而欧洲人为了宽慰自己同样臆想出了一位约翰长老，他是一位聂斯托里派的教徒且统治着远东大片区域，于是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约翰长老之国，担负着夹击邪恶民族的重任。
①随着之后中西交流不断加深，这种神话中的认识直到明清传教士来华后才逐渐消除。
图二：《埃布斯托夫地图》在13世纪末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为欧洲人揭开了中国的神秘面纱，这是西方第一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翔实地讲述自己在中国游历生活的书，书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出于元代的中国，其中对于杭州，他写道“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城市之冠。
这里①参见：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88-203页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①同时他还在书中强调了中国的物产丰富，其中不乏自己夸张及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再次对欧洲人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并勾起了欧洲人对于中国这片黄金之地的遐想，甚至成为推动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主要动力。
五、大航海时代早期大航海时期早期16世纪中期以前，地图技术随着各种科学的蓬勃发展也随之复兴，这一段时间内，涌现出了大量新旧知识混杂的地图，如《1506康达里尼世界地图》和《1457热那亚世界地图》，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参考了2世纪时托勒密的理论观点，又含有13世纪马可波罗的见闻，宗教色彩淡化许多，这些都说明一点：即地图学正在像科学化知识化的方向进展。
在颇具特色的橄榄形状《1457热那亚世界地图》中（参见图三），东亚部分仍然并不准确，无法辨识出基本的地理特征，但是图上中国的位置标注有两个地名，分别是catayum(契丹)和sine(秦尼)。
契丹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国北方的称呼，在这幅图中基本占据了整个中国的位置，而契丹正中间画着的长胡子老者则是元代大汗的象征，虽然元代已于1368年灭亡，但近一百年后的欧洲人仍然以为中国还在元朝统治之下，可见当时的信息有多闭塞。
且地图亚洲最东边靠北的地方标着秦尼，可知欧洲人当时还不懂中世纪的“契丹”和古希腊时期流传下来的“秦尼”之间的关系。
此外，据浙江大学龚缨晏教授的研究，该图上还标有一个与中国相关的地名Macina,是古代印度、阿拉伯和波斯对于中国的称呼。
②图三：《1457热那亚世界地图》①马可·波罗：《马克·波罗游记》，梁生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57页②详见龚缨晏：《橄榄形的世界:1457 年热那亚世界地图》，《地图》，2007年第1期，第104-107页六、传教士来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巴布达绘制的单幅中国地图（参见图四），是西方历史上首次绘制单幅的中国地图，此图于1584年被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地理学家奥特利乌斯收录入其拉丁文著作《地球大观》中，在西方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接下来近100年中西人绘制中国地图的标杆，正如周振鹤教授所说：“这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
①从这幅地图中可以看出，虽然有山东半岛未表示出来及江西，四川省名不知所踪等粗糙之处，但是这幅图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巴布达不再沿用托勒密或者马可波罗的任何地名，且将地名分出了两个等级，明确地用比较大的字体标出了当时明代的十五个行省中的十三个，用较小的字体标注府及以下的州县。
此外，图中还标出了鄱阳湖，洞庭湖甚至是星宿海的位置，一些港口也标注地比较正确，并且还第一次画出了中国的万里长城。
这说明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交流开始加深，虽然欧洲人还未真正进入中国进行测绘制图，但是在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中，欧洲人获取了当时中国的地图，再加以参考便有了此作的诞生，它向欧洲人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地理知识大大超过了过去西方任何一幅地图，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出版之后其影响才逐渐式微。
图四：《中国新图》①参见黄时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本、图形和内容》，《中国测绘》2009年06期，第62-69页西方对华认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即是传教士来华传教，1583年两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先后到达中国。
利玛窦在中国度过的28年里绘制了10多种世界地图，不仅将西方先进的投影，经纬线等地图学知识传入中国，还把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收录入其拉丁文巨著《华国奇观》传回欧洲，而利玛窦世界地图中中国的部分由于参考了部分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地图，所以绘制地十分精确。
但是利玛窦在中国造成的影响远胜于其在欧洲的影响。
而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的地图则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参见图五），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是欧洲第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它甚至比当时中国人自绘的地图还要精确，居民点，水系，甚至矿坑均一一标注，东南沿海的轮廓也十分精准。
显然他不仅仅是简单地临摹综合当时《广舆记》《广舆考》《皇明职方地图》等中国地图，还大量参考了中国的地方县志和其他传教士的成果，并结合了自己游历中国七省的亲身体会和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