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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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问世,“——飞冲天”征服了西方,轰动了世界,使得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骤然提到了显著的地位。
在以后的几年中,日本电影无论在任何地方的国际电影节上都能够得以获奖:1952年,沟口健二拍摄的《西鹤一代女》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导演奖;1953年,沟口健二拍摄的《雨月物语》和五所乎之助拍摄的《烟囱林立的地方》,分别在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奖;1954年,衣笼贞之助拍摄的《地狱门》获戛纳电影节大奖;同年,黑泽明拍摄的《活着》获柏林电影大奖;黑泽明拍摄的《七武士》、沟口健二拍摄的《山极大夫》同时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1956年,市川昆拍摄的《缅甸的竖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1957年,今并正拍摄的《暗无天日》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奖;1958年,稻垣浩拍摄的《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
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纪录,世界电影便从此记载了走在民族电影最前列的日本电影。
无可争辩的是,战后日本电影无论在西方人或是在东方人面前,都独树一帜地展示出了它那奇特、神秘的艺术空间。
日本电影大师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于民族传统及文化特别的“关照”意识,给予了人们以全新的、强烈的视听感受。
然而,纵观日本电影的发展我们却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条极为曲折和艰难的道路。
在我们对战后的日本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进行深入探讨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日本电影从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在神户与观众见面时起,到50年代日本电影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止,它已经走过整整的半个世纪。
在过去人们一提起日本这个民族,一般会说这是一个贯于抄袭的民族。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并非是日本民族的真正性格。
他们固然有抄袭的一面,但同时也没有忘记使之变为自己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
而这后一点才是真正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第一位天皇——圣德太子,面对强大的中国文化所采取的就不是囫囵吞枣的态度。
他建立了自己的所谓圣德太子的模式,实际上放弃了独裁的欲望。
2010年10月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Oct 2010 第26卷 第5期 Journal of S i m ao Teachers C ollege Vo.l26 No 5 浅析日本动画作品中翅膀的隐喻龚 莎(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重庆 40052)[摘 要] 隐喻在修辞学中是话语借以发挥某些虚构所包含的重新描述现实的能力的修辞学手段。
而动画这一运用特殊符号的电影样式,更将隐喻发挥到了极致。
至今创作仍立足于平面的二位系统,用最纯粹的手绘符号的日本动画,尤其注重把人们日常意识中熟悉的符号广泛运用,调用其他一切有机因素来实现假定性。
如时常出现在日本动画作品中的!翅膀∀就隐喻了自由、纯洁、权力、轮回等大量思想意识。
[关键词] 符号;动画;翅膀;隐喻[中图分类号]H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059(2010)05-0091-03隐喻,在修辞学中是话语借以发挥某些虚构所包含的重新描述现实的能力的修辞学手段。
在观看一部影视作品时,常常会通过画面某一意象联想到画面之外的情景,会试图了解导演通过他的镜头传达的思想,这便是电影中符号的隐喻。
隐喻的运用比用台词阐述更凝练、更简洁。
!动画是画出来的电影∀,这是通常人们对动画这种独特艺术样式的最浅显、形象的描述。
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假定性的艺术,动画的特点是不追求画面的逼真性,主要借助于幻想、想象和象征,运用夸张、神似变形的手法,以达成审美或某种意念的传达。
动画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其在电影时空构成的安排、配置和运用方面较之以实拍为主的电影有更大的自由。
这种运用更丰富的符号构成的影片,包含了更多的经由符号系统所传达的信息。
身在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日本人长久以来对大自然持有敬畏之情,他们不向上天寻求唯一神,而相信山川、树木、森林等大自然中皆有神灵存在。
这就是日本动画在创作思想上与欧美卡通的最大不同,这个没有诞生一神教的国家,打破各种宗教和各种文化的范围,把可用的因素融入动画之中,用最丰富的动画符号传达制片人的思想。
幽默的青春序曲——评村上春树《且听风吟》的语言艺术风格小说《且听风吟》是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这部作品以战后日本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我”与朋友们的邂逅与交往,描绘了日本年轻人的孤独、空虚和无奈,揭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和不可思议的人世沧桑。
此外,这部作品的新颖之处还表现在它的语言艺术风格上。
作者不但行文简洁明快,而且还巧妙地运用比喻、夸张和嘲讽等语言艺术手段,营造出一种幽默的作品氛围。
一、比喻“比喻”也叫“譬喻”,是修辞学上词格之一。
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
比喻的成立,实际上需要有三个要素,亦即: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
因此,形式上就有正文、比喻和比喻语词三个成分。
而在几种比喻的具体方式中,“明喻”被普遍地使用。
明喻用于表明比喻和被比喻的相类似关系,在正文和比喻这两个成分之间一般要用“似”、“若”、“象”、“如同”和“好比”等比喻语词。
如:“鲁迅的杂文似匕首,如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2]24-25。
”村上春树也在大量地运用比喻来构建自己的作品世界。
比如,他在《且听风吟》的第1章中,道白了主人公“我”的人生经历:……(我)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
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
……“我”充分体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目睹了社会的世态炎凉。
人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拿你当做一颗救命稻草。
等他们缓过劲来、飞黄腾达之后,就会把你甩在一边去。
俗话讲,这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这些人“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
”一语道出了“我”的失望和悲凉。
这句比喻非常形象直白,丝毫没有牵强附会之嫌,反倒有一种豪情爽快之感。
另外,在该作品的第7章中,还有这样的比喻:“再喝点?”医生问。
我摇摇头。
房间只剩我们两人面面相觑。
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本课题试图从分析王希杰和佐藤信夫的修辞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体系结构、论述方法和创新之处入手,展示中日两国的这两位有代表性的修辞学家是如何各自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同时又是如何从西方修辞学中借鉴异种文化的视角和方法的,以及他们的修辞学体系在哪些方面代表了中日当代修辞思想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何在。
本文将在一个引言之后,分四章来阐述。
在“引言”中,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及意义、主要内容及基本思路作了一个大致的交代。
对中日修辞学一百年来的概况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第一章是“王希杰修辞理论述评”。
王希杰的修辞学继承了从陈望道以来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本精神,把修辞看作人们相互交际和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或“手段”。
陈望道区分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记述的境界和表现的境界”,王希杰也强调修辞研究要注意“零度的形式和偏离的形式”、“显性同义和潜性同义”,这些其实都根源于西方修辞学自古希腊以来所确立的认识和审美(“雄辩术”和“诗艺”)双重功能的区分。
王希杰的创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他特别强调修辞的应用效果,他把修辞学定义为“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语言科学”。
其次是他的修辞的“四个世界”说,即“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其中“语言世界”涵盖了所有其他三个世界。
最后是他的体系方法,即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并试图以中国古代《周易》为榜样,用一套相互关联的动态范畴体系按照层次结构来概括全部修辞现象。
第二章是“佐藤信夫修辞理论述评”。
佐藤信夫的修辞学理论力图立足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建立一个具有认识论色彩的修辞本体论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他的理论观点是通过不断批判他的前辈而建立起来的,他既反对单纯用说服术或雄辩术来解释修辞学,也反对把修辞学仅仅解释为“美辞学”,而是提出了一个“第三视点”,即修辞学的最本质的第三功能,这就是立足于“修辞感觉”来进行“认识造型”的发现和创造功能。
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总5页)--本页仅作为文档封面,使用时请直接删除即可----内页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合适字体及大小--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提要】本文站在宏观的视角主要介绍了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根据笔者自己理解进一步细分为五个阶段,概括来说就是“两起两落”,并从事实出发阐发了对修辞学发展的反思。
【关键词】汉语;修辞学;陈望道;辞格修辞学作为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已经拥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而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本文将从二十世纪开始阐述修辞学的现代发展史以及存在的困境。
一、修辞学发轫到创立期(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中国现代修辞学在西学东渐的思潮影响下逐渐出现,迄今为止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是他的发展经历了几多坎坷和波折。
作为引进外国文化窗口的上海,在中西文化“撞击”下,终于形成了我们最早的一批现代汉语修辞学成果。
这个时期完全是拿来主义,中国学者看到中西方修辞学的众多差异,于是抱着激动急切的心情不假思索的将欧美和日本的修辞学照搬照抄,这也出现了早期汉语修辞学严重不符合汉语实际的弊病。
最早的修辞学著作应是1905年,汤振常《修词学教科书》和龙伯纯《文字发凡·修辞卷》。
汤振常《修词学教科书》原为南洋中学国文讲义,是我国修辞学史上最早修辞学教材,但是基本上是从日本修辞学中借鉴移植过来的,模拟的痕迹过重。
英美修辞学代表人物唐越,他的《修辞学》(1923年)参考了英国讷斯菲《高级英文写作学》成就,以“修辞格”为对象,论述了五类二十七格。
特点是建立了较科学,完整的修辞格体系,又有辞格理论作指导,因而被陈望道先生称为“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
二、第一次小繁荣到停滞期(三、四十年代)繁荣期(1930-1937)主要有两点表现:一,开拓了修辞学的领域。
陈望道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是是中国现代修辞学诞生的标志,同时也为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第一,他以“修辞格”为中心,详细论述了四类三十八格,其中对修辞格的特点,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分析的尤为详细周密,从而建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
第一节修辞学的对象和范围一、修辞什么是修辞?“修辞”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出现的并不多,到了现代,使用的频率才逐步提高。
修辞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客观存在的那个事物:一是指人们对它的认识或描述,即关于它的知识。
前者是客观存在物;后者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我们把前者称之为“修辞”,而把后者称之为“修辞学”。
客观存在:修辞修辞主观认识:修辞学在给修辞下定义的时候,首先应当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到底什么是修辞呢?修辞,就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所有方法、技巧,以及调整语言的一切活动。
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
修辞学是语言科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修”与“辞”本来是两个词。
它们何时开始连用的?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它们最早出现在《易》经的《乾·文言》中:子曰:“君子进德修业也。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这儿“修辞”的含义,与今天理解的不同。
唐代孔颖达疏:“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因此,“修辞立其诚”是从政治的要求出发,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提出的。
宋代王应麟解释说:“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
(《困学纪闻·易》)认为指的是既要求有内容、情感的真实,又要求言辞、文辞富有文采。
之后“修辞”两字连用,在古代是指修饰、整理争讼用辞的本领,最初主要指口语表达的技巧。
到了现代则既指调整和修饰书面语,又指调整和修饰口语。
“修辞”不能混同于“修词”。
“词”应指一个个具体的词儿;而“辞”指的是语辞,应包括词句和篇章,两者不能混用。
二、修辞现象(一)什么是修辞现象在修辞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具体的语文现象,都是修辞现象。
什么是修辞过程,一篇文章或一席演说的形成,大致要经过三个阶段:1.材料收集前提2.主题确定,材料取舍前提3.写说发表修辞过程前两个阶段虽与修辞的关系密切,是修辞的前提,但终究不是修辞本身,第三阶段写说发表的全过程,才是修辞过程。
日语中的委婉语作者:殷二永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32期摘要: 日语委婉语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同的表现形式包含不同的语用功能,其目的都是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因此,在日本人的语言交际中,委婉语几乎无处不在。
对日语委婉语特征的分析可以加深对日本文化的认知。
关键词: 日语委婉语表达形式文化语用特征一、委婉语的界定根据《日本语教育事典》的解释,委婉语叫“婉曲的表现”,也就是:说话不直接,拐弯抹角之意。
[1]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汉语中“委婉”是言词,声音等婉转、动听,态度诚恳。
这些解释都是从修辞效果的角度作出来的,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概括日语委婉语的全貌,因为日语委婉语除了修辞学特征外,还揭示日本人的交际心理。
二、日语委婉语的表达形式分类为了达到满意的交际目的,交际双方有时会使用各种不同的委婉语表达形式来把话说得委婉动听。
从表达形式来看,日语委婉语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词汇委婉。
当人们不愿意说出某种禁忌的事物但又不得不指明这种事物时,就只能用另一个好听的词语来代替,即用曲折的表达来提示双方都知道而又不愿点破的事物,或者采取某种手段从听觉和视觉上避开某些语言符号,事实上会话中要避开的并非语言符号本身,而是与之相连的含义。
例如「かわや」、「便所」这样的词语给人一种污浊、肮脏的感觉,因而常常被「お手洗い」、「卜イレ」、「洗面所」等所代替。
日本人对“死”非常敏感,常用「なくなる」、「かくれる」、「帰らぬ人となる」等说法来表达。
正像中国人也不喜欢用“死”这个字眼,而是说成“见阎王”、“升天”、“见上帝”、“去见马克思”等一样。
[2]虽然委婉语所指的内容与由其替代的符号所指内容相同,但是由于它的字面意义变了,能给人以温文尔雅、委婉动听的感觉。
2.被动委婉。
现代日语中「~思われる」、「~される」、「~考えられる」之类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断定语气,“~”部分表示的是一般公认的、社会上普遍承认的事实。
如:(l)昔、この辺は山であったといわれている。
幻灯片1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幻灯片2一、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之前的新、旧派之争●我国现代修辞学的萌芽从清代末年开始的。
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和清朝政府的腐败,当时的中国成为列强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
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或出国或在国内努力学习新学,传播新学。
随着新学的引进,西方和日本的修辞学也传入中国。
幻灯片3●新派:1.模仿日本著名修辞学家岛村抱月《新美辞学》的观点写成,出版于1905年的仿日派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和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
●2.模仿英美有关修辞学论著写成的专书,可以1923年问世的唐钺的《修辞格》和1926年问世的龚自知的《文章学初编》为代表。
幻灯片4●3.除此之外,模仿东西方修辞学观点写成的专著,流传较广的有王易的《修辞学》、《修辞学通诠》和陈介白的《修辞学》、《新著修辞学》等。
●模仿中能结合汉语特点,总结汉语规律,成绩较为显著的是唐钺的《修辞格》。
●陈望道赞誉它是我国“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郭绍虞更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其开始起于唐钺之《修辞格》。
在唐氏此书之前,我还没有见到有所谓修辞之学。
”幻灯片5●旧派:●1.1918年问世的程善之的《修辞初步》●2.二十年代印成讲义在国内广泛流传的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3.三十年代出版的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马叙伦的《修辞九论》、张文治的《古书修辞例》等,都记录了旧派学者抗衡的业绩。
●旧派学者抱着发扬光大祖国优良修辞学传统的信念是很好的,但由于多半仍采用评点式或实例加按语的旧式研究方法,收集的资料虽丰富,却因缺乏宏观上的剖析而未能建立科学的修辞学体系。
因此在影响上比不上新派学者。
幻灯片6●新、旧派修辞学之争又和白话、文言修辞之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旧派学者由鄙薄白话文进而否定白话文修辞。
有些人一度鼓吹只有文言文才能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
有的作者干脆用文言来写修辞书,或例句全采自古汉语著作。
新派学者则不能批驳上述观点。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问世,“——飞冲天”征服了西方,轰动了世界,使得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骤然提到了显著的地位。
在以后的几年中,日本电影无论在任何地方的国际电影节上都能够得以获奖:1952年,沟口健二拍摄的《西鹤一代女》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导演奖;1953年,沟口健二拍摄的《雨月物语》和五所乎之助拍摄的《烟囱林立的地方》,分别在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奖;1954年,衣笼贞之助拍摄的《地狱门》获戛纳电影节大奖;同年,黑泽明拍摄的《活着》获柏林电影大奖;黑泽明拍摄的《七武士》、沟口健二拍摄的《山极大夫》同时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1956年,市川昆拍摄的《缅甸的竖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1957年,今并正拍摄的《暗无天日》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奖;1958年,稻垣浩拍摄的《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
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纪录,世界电影便从此记载了走在民族电影最前列的日本电影。
无可争辩的是,战后日本电影无论在西方人或是在东方人面前,都独树一帜地展示出了它那奇特、神秘的艺术空间。
日本电影大师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于民族传统及文化特别的“关照”意识,给予了人们以全新的、强烈的视听感受。
然而,纵观日本电影的发展我们却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条极为曲折和艰难的道路。
在我们对战后的日本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进行深入探讨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日本电影从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在神户与观众见面时起,到50年代日本电影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止,它已经走过整整的半个世纪。
在过去人们一提起日本这个民族,一般会说这是一个贯于抄袭的民族。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并非是日本民族的真正性格。
他们固然有抄袭的一面,但同时也没有忘记使之变为自己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
而这后一点才是真正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第一位天皇——圣德太子,面对强大的中国文化所采取的就不是囫囵吞枣的态度。
他建立了自己的所谓圣德太子的模式,实际上放弃了独裁的欲望。
基于米歇尔梅耶新修辞观的日语暧昧性新诠郭创【摘要】暧昧性是日语相对于其他语言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一直以来受到了日本本国及国外学者的充分关注,学界围绕日语暧昧性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从文化特异性角度和暧昧语的具体表达和使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本文从《修辞学原理——论据化的一种一般理论》中米歇尔·梅耶基于问题学哲学所提出的新修辞观角度,诠释日语暧昧性的语言本质.【期刊名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40)001【总页数】6页(P140-145)【关键词】米歇尔·梅耶;新修辞观;日语;暧昧性【作者】郭创【作者单位】运城学院外语系 ,山西运城 044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06一、引言暧昧性是日语相对于其他语言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早已被学界所公认。
迄今为止,有关日语暧昧性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文化特异性角度,二是从暧昧语的具体表达和使用角度。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在其《日本语》(1988)[1]、《日本语的特质》(1998)[2]及《日本人的言语表现》(1998)[3]三部著作中对此均有论述。
此外西尾实的《日本人的语言》(1958)[4]、加藤彰彦等的《国语概说》(1989)[5]、宇田茂的《日本人的暧昧性》(1996)[6]也对日语暧昧性有深入研究。
我国主要有姚俊元(1986)《谈谈日语的暧昧性》[7]、冷铁铮《谈日语的暧昧性》(1992)[8]、王欣荣《谈日语的暧昧性语言》(1995)[9]、李颖《浅谈日语的暧昧性表达》(2003)[10]、唐晓红《以心传心的语言——从日语的暧昧性看日本文化》(2012)[11]等为代表。
此外我国学者王健英《日语的暧昧性与翻译的具体化》(2008)[12]、周志柏,徐永祥《日语的暧昧性及交际原则的研究》(2008)[13]分别从翻译和交际角度对此进行过研究。
本研究尝试以《修辞学原理:论据化的一种一般理论》中米歇尔·梅耶基于问题学哲学所提出的新修辞观角度全新诠释日语暧昧性的语言本质。
日本人的恋爱观以及爱情的语言表现从古至今,恋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但并非每一份执着的追求都能收获成功的喜悦,因为追求恋爱的同时,也伴随着饱尝失恋带来的痛苦。
这其中,虽然过程艰辛,却无法阻止人们对爱情的执着向往和不懈追求。
人们虽然都不约而同地渴望爱情,拥有共同的目标,最终却因人而异,形成不同的恋爱观。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不同文化、地域等的影响。
同时,即便共同沐浴同种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所持有的恋爱观也会发生变化。
追爱源自一种内在的动力驱使,但当人们通过行动切实践行,用语言表达这份爱意时却困难重重。
尤其是日本人在受到日本固有的沉默文化影响下,强行让其用语言进行爱意表达时难度增加。
在此之前,通过小说文本对日本人的恋爱观研究早已不胜枚举,本篇论文以日本恋爱歌曲为研究文本,对其以爱为中心的词汇进行分类考察,通过歌词内容,归纳总结出歌词中蕴含着日本人怎样的恋爱观。
其次通过歌词中各类词汇的使用特点,探究日本歌词在吟唱爱情时有怎么样的语言表现。
也通过歌词使用特点的统计对恋爱歌曲在反复、明喻、隐喻、换喻、夸张等修辞手法中的应用表现做具体分析。
以期在歌词领域更好地把握日本人的恋爱观以及对爱情的语言表现。
论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文章研究背景、对象,方法以及研究目的;第二章,对现有先行研究进行总结、综述并提出问题;第三章,主要通过具体歌词分析,窥探日本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即恋爱观的探究;第四章,通过日本恋爱歌曲的歌词探查恋爱表现的特色,即语言使用的特点。
主要从有关爱情词汇的使用、不同阶段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以及从修辞学角度出发,探究诸多修辞手法在歌词创作中如何得到灵活运用;第五章,对论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
论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美辞学叙事范式关于《论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美辞学叙事范式》,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有多种范式,这取决于修辞观。
“美辞观”是其中之一,它贯穿了修辞学发展的始终。
中国自古就有美辞观,至现代修辞学建立后,美辞理论体系日臻成熟。
美辞学理论的发展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古典修辞思想、英国的美文学和日本的美辞学。
其中,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理论影响最大。
美辞学是修辞学理论建构的一种叙事范式,它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在数字媒介技术发展的今天,美辞学的叙事范式,对国家修辞学、区域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在对中国、日本和英国修辞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梳理了美辞观的演化和发展轨迹,指出了美辞学在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美辞学;修辞学;叙事理论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71-005中英日:美辞学的渊源关于“美辞”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期。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1]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2]这种对美的追求,贯穿了中国古典修辞论的始终。
美辞论多散落在古典的诗文论中,且人们对美的理解不同,论述的角度也不一样。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是把美的类型与文体及其表现风格结合起来论述的。
至于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3],则是从伦理,或者说从善的角度说的。
到了现代,人们对修辞的界定和阐释虽然多种多样,提出了许多观点,但是,美辞始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
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
”[4]其实,“语词适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
而旗帜鲜明地阐述“美辞观”的要数张弓了。
20世纪60年代初,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
日本的修辞学(转载,有调整)
19世纪中叶之前,和中国一样,日本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接触到欧洲的新兴文明。
1853年,美国军舰开进了日本港,日本国门从此被打开。
日本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成为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
自此,国内矛盾触发,幕府统治结束,明治维新开始。
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迅速提高了日本的综合国力,也将日本引上了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其后,在以美国为主的外力下,日本开始了国家改造和经济复苏。
196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今天,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创造了一个奇迹。
其中,最让我们感慨和深思的是日本低起点、快速度的发展史!
同样的起步,同样发展,日本的修辞发展如何呢?
修辞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上的意句话。
…修辞立其诚‟。
对于修辞的研究,我国自古有之。
例如:六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代陈骙的《文则》、元代王构的《修辞鉴衡》等书,都涉及到修辞学。
到了近代,“修辞学”、“修辞格”一类的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932年,陈望道教授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是一本系统的修辞学书,开创可研究修辞学的新局面,影响深远。
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
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和他的学生岛村泷太郎(又名岛村抱月)、五十岚力都在该校执教。
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均为日本权威性的修辞学著作。
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的《美辞学的方法》对学生也有影响。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
它不仅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
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
东西方古典修辞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东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
如果说修辞学史描写了修辞学的成长轨迹,标志着修辞学学科身份的认定和学科
自我意识的强化,并对学科建设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修辞史则是记录了人类修辞性行为、智慧性生存的发展历程,更标志着一个民族对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体认和生存质量的审视,这无疑为提升民族的智慧生存能力有着助推作用。
日本的修辞学传统
日本修辞学开始于何时,认识不一。
有人认为在1950年之前,日本不存在劝服意义上的修辞学。
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日本修辞学开始于明治时代。
这种意义上的修辞学是指积极的表达艺术。
(Massimiliano Tomasi,2004:27)
19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日本修辞学主要以文章做法、修辞格、论辩、美文等为研究对象。
其修辞研究立意重在文章的内涵、结构、类型、文体、风格以及修辞手法、修辞技巧。
日本修辞学在词面上有“修辞学”、“文章学”、“美辞学”、“雄辩学”以及用片假名“しトリツク”等不同形式。
其中,“美辞学”是Rhetoric的意译,是“修辞学”的旧称。
日本明治修辞学可概括为以下四种形式:一是研究文章或作文法的,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新文章讲话》、加藤熊一郎的《应用修辞学:演说文章》等。
二是研究美辞的,也就是修辞的。
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坪内逍遥的《修辞学》、岛村抱月的《美辞学》、《新美辞学》等。
美辞及华文(Belles-lettres)是18世纪英国修辞学的主要内容。
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日本美辞学著作。
三是以“修辞”为名的,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大和田建树的《修辞学》、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以及佐々政一编的《修辞法》、服部元彦的《修辞学》、渡边吉治的《现代修辞法要》等等。
四是研究论辩的。
文章研究,是基于日本的国民语文教育传统和汉学传统,美辞和论辩研究,则主要是受西方修辞学的影响。
但是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这项研究没有文章学兴盛。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等等。
日本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修辞学中论辩理论和美文学理论的影响。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人就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的修辞学著作,比如西周的《百学连环》、菊池大麓翻译的百科全书中的《修辞及华文》(Rhetoric and Belles-lettres,1879)。
后者论述了各种风格手段、修辞格以及简单的演讲形式、游记、历史文章、说明文的写作、说服和诗歌、戏剧的艺术手法等。
该书对日本修辞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高田早苗、大和田建树、坪内雄蒇、岛村抱月和五十岚力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该书以及其它西方修辞学著作的影响。
此外,在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等著作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日本雄辩学会”、雄辩出版社以及一些论辩修辞学著作,如马场
辰猪的《雄辩法》、雄辩学会编的《雄辩学讲话》、竹内尉编的《模范即席演说及其分类的新研究》,安部矶雄《雄辩学讲座》等。
此外,还出现了日英比较修辞学著作,比如增田藤之助的《英语修辞学讲义:英和比较》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近代修辞学史的研究也很大进展,涌现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比如速水博司的《近代日本修辞学史:西洋修辞学的导入和挫折》、原子朗的《日本修辞学史研究》、速水博司的《修辞学史——近代日本》等。
但是,总体看,2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修辞学研究逐渐转向了文体学和外国修辞学,没有出现明治时代那样的繁荣景象。
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美的相位与艺术》中说:“如果没有理性所占据的心美,也不会有语言的美。
……在我国传统的思考方法中,有…语灵‟(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一种观念。
语言是真诚人的心,珍贵语言就是珍贵心。
因此作为通过语言产生的美最终物正是心。
艺术美正是通向美的道路。
美正是美的心的象征。
如果说语言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即语言归根到底是理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美吗?”(注: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第2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0年版)日本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文镜密府》具有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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