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的效应理论及实证研究：前沿与启示◆ 邓力平 王智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青睐。
然而，随着增值税在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推广，增值税遇到的实际问题也逐步显现。
从本世纪初，将非正式部门、政府监督、税收原则和税制协调等多种因素引入增值税福利效应理论研究，进而分析发展中国家增值税现实的文章逐渐增多，这既体现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加紧密，也表明增值税与上述多种因素的互动影响不可忽视。
这种分析普遍认为，增值税改革可能会导致一国福利的损失，因此存在着对增值税改革能否成功的担心。
例如，Ｐｉｇｇｏｔｔ和Ｗｈａｌｌｅｙ（２００１）将非正式部门引入增值税福利效应分析之中，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加拿大１９９４年的数据与商品与服务税税改之前的数据校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进入其模型，得出了增值税可能降低一国福利的结论。
Ｅｍｒａｎ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２００５）继续研究在非正式部门存在下增值税对福利的影响，其利用理论模型讨论了税收收入中性下增值税替代进出口关税对福利的影响，也得出了在一定条件下增值税会降低一国福利的结论。
此后，许多学者加入了增值税福利效应的讨论，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应该看到，正是这种辩论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慎重对待增值税的实施与改革进程。
随着对发展中国家国情认识的深入，理论界较统一的观点是，需要围绕增值税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性把握，这样才能得到符合市场经济现实的增值税福利效应。
近期的许多研究表明，增值税改革在较为宽泛（即与理想状态偏离）的条件下也能够促进一国福利水平，换言之，增值税改革对经济和福利的正面效应仍大于负面影响。
例如，Ｋｅｅｎ（２００８）最早对非正式部门存在下增值税改革会降低福利这一观点提出质疑。
该文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现实中在对增值税、进口关税和预提税三个税种进行常规安排下，非正式部门存在时的增值税福利效应问题。
Ｋｅｅｎ从各税种互补进而完善税制的角度，提出在预提税存在的条件下，即便非正式部门存在，增值税的改革同样会促进一国福利增加。
Ｂｏａｄｗａｙ和Ｓａｔｏ（２００９）则认为内生化非正式部门的反应机制，是探讨增值税福利效应的关键。
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增加投入加强税收监管强度进而缩小非正式部门的规模的话，那么同样存在增值税改革增加一国福利的情况。
该文实际上是将政府监管因素纳入模型，进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Ｈａｔｚｉ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Ｌａｈｉｒｉ和Ｍｉｃｈａｅｌ（２０１１）运用要素禀赋模型在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条件下讨论了生产者价格中性（出口关税减少与生产税提高）、消费者价格中性（进口关税降低和消费税提高）以及税收中性（税制改革不影响税收收入）三种情况下税制调整对经济的影响。
结果显示当边境税与境内税协同调整时，公共产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产出与需求增加且社会整体福利提高。
笔者因此认为，即使在非正式部门存在的情况下，当消费税（主要是增值税）提高时，正式部门（贸易部门）的产出可能会下降，但协同调整的进口税的下降，将导致贸易进口的增加，进口的商品会在境内引致消费税，从而弥补政府税收的损失。
可以看出，该文强调的是政府的税收原则和税收协调问题，这些因素影响非正式部门存在下增值税福利效应的问题。
笔者（邓力平和王智三、开放经济下的增值税贸易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经济的起飞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目前虽然面临着由外需推动向内需为主转变的经济状态中，但仍需认识到，在开放经济与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外需仍然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动力之一。
作为主要贸易大国，我国当前要持续解决的依然是，税制如何适应开放经济的问题、税制改革如何适应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要求的问题，而具体说来就是边境税与境内税如何搭配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对外开放要求。
从我国税负现实来看，为适应开放经济的要求，边境税的税负水平及对贸易的影响一直在下降，而国内流转税对贸易的影响则逐步显现。
增值税作为流转税的主要税种，其与对外经济贸易的关系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增值税能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从根本上来看实际上是其符合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
传统增值税贸易效应理论认为，增值税较其他税收更可能减轻重复征税，短期内能促进贸易企业的发展，但长期内，当汇率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增值税又能够保持贸易中性。
例如，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８０）就曾对统一税率的营业税和增值税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在目的地原则下营业税会对贸易产生扭曲作用，而增值税在目的地原则和原产地原则下都不会对贸易产生扭曲作用，从而使增值税呈现贸易中性的特点。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和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０）认为在短期增值税的实行也许会导致一国出口的增加 ，但是长期来看汇率的调整将会抵消增值税的影响。
该文最后还讨论了增值税不能覆盖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情况，如家庭内部服务、医疗、教育等其他难于征税的经济活动，认为增值税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贸易部门受损，使得一国进出口变少。
这一观点在文中虽未占重要位置，但却为后续增值税贸易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前述关于非正式部门等多种特定因素存在下增值税福利效应的讨论，实际上也为重新评估增值税的贸易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这是因为理论界在重构增值税理论模型过程中，福利效应与贸易效应往往相互关联，其主要体现有三。
首先，正式部门往往是贸易部门，而非正式部门往往是非贸易部门，研究增值税对这两个部门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在研究增值税与一国对外贸易的关系，Ｈａｔｚｉ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Ｌａｈｉｒｉ和Ｍｉｃｈａｅｌ （２０１１）的文章就是典型代表。
其次，增值税的发展与关税的减少存在替代关系，特别是对那些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结构调整和政治稳定条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纳增值税就是大范围地降低关税。
关税的减少降低了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增值税代替关税从这方面来看是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
最后，在发展中国家，进口增值税及预提税实际上起到了进口关税的作用，这种制度安排对减轻非正式部门存在时的贸易扭曲十分必要，前述的Ｋｅｅｎ （２００８）实际上讨论的就是这一关系。
Ｄａｖｉｅｓ和Ｐａｚ （２０１１）将增值税福利效应与贸易效应结合起来讨论，该文以新兴贸易理论框架为基础，将非正式部门、预提税和政府监督等因素纳入模型，最后利用模拟技术得到增值税在税种协调情况下能够促进福利增加的结论。
其中关于贸易效应的结果有二：一是关税税率的降低将增加国外出口厂商的数量，减少本国正式企业与非正式企业的数量和产出并降低国内价格水平；二是增值税税率提高将增加国内非正式部门的数量，减少国外出口厂商的数量和国内正式企业的产出并提高国内价格水平。
该文的主要启示在于，用增值税替代关税的改革能够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竞争加剧进而降低国内垄断水平和非正式部门的数量，这将导致一国福利的增加。
综合来看，普遍的观点是，在存在诸如非正式部门等条件下，增值税福利效应与贸易效应的研究往往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
笔者（邓力平和王智题。
总体上看，增值税的广泛采用应能够促进我国外经贸发展，并将在长期保持其有利于外经贸发展的贸易中性特征。
因此，增值税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对外开放、能够较好地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并且促进外经贸发展的重要境内税税种。
四、转型升级下我国“营改增”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我国现阶段完善增值税的重要任务是“营改增”改革的大范围铺开，主要目的是促进我国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进而支撑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因此，总结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并提出“营改增＂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已成为当前理论界的研究热点。
近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少，也出现了不少有益的观点，笔者都赞同。
但从逻辑缜密的角度出发，可考虑以理论模型作为研究的参照系，深入研究增值税改革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并根据这类模型得出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应的政策性建议，这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
笔者（邓力平和王智，２０１３）结合我国实际，又提出了“双准特定要素模型”。
该模型强调了在不同行业中劳动与资本两种投入要素的异质性可能都会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
这种双准特定要素的引入，使得服务业各行业发展的“瓶颈”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进一步影响两种要素向服务业的流入。
而“营改增”改革通过降低税负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在模型中进一步显现，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营改增”改革还能加速要素（包括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入。
这种模型分析的“营改增”改革效果与我国现阶段“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促改革”的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
从现实角度来看，“营改增”及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服务业相关企业的税负，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
而服务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是较强的，这将解决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多余劳动力问题。
但是，需要看到服务业发展具有“瓶颈”阶段，需要相关政策支持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因此笔者长期提倡应该对现代服务业实行“轻赋税、晚征收、促发展”的税收政策，今日涵养税源，着力夯实后劲，日后在现代服务业得以发展后必能实现“双赢”的目标。
“营改增”就是符合这种倡导的税制改革形式，既能促进服务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也能促进就业问题的缓解。
除上述“营改增”影响之外，笔者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我国增值税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增值税福利效应和贸易效应研究密切联系的。
一方面，增值税的扩围能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并支撑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合理的经济结构则预示着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我国福利的持续改善；另一方面，增值税促进服务业发展还能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能促进我国整体外经贸的升级发展。
因此，“营改增”改革不仅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还会对我国整体福利和对外开放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营改增”改革的必要性，例如，贾康（２０１２）从阐述现阶段营业税与增值税划分行业、分立并行所存在的弊端这一角度，论证了“营改增”改革的必要性。
夏杰长和管永昊（２０１２）从服务业现有税制特点以及税收负担的角度论证了“营改增”改革的合理性。
靳东升（２０１３）则从我国经济形式、征税对象以及征税领域三大转轨过程的角度论证了“营改增”改革的时代性。
总体来看，我国理论界普遍认同“营改增”改革，认为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能提高我国的整体福利，促进我国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营改增”的改革道路，继续合理稳步地扩大增值税覆盖范围，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税制保障。
五、对增值税实证研究的评析上述增值税理论模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特点，还需要利用我国现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对增值税的实证研究是增值税效应研究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来看有两种主流的分析手段：第一种是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将现实数据校准进入模型从而得到增值税改革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