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让公众看到官员晒财产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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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隐秘才是社会隐患【导读】管公开官员财产呼吁了多年,也讨论了多年,但坦白地说,最近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这股声浪比以往更大。
无论是高层传达出反腐决心与意志,还是地方试点官员财产公开范围扩大,或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与氛围正在形成,都给公众带来了信心。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传达出的反腐决心与意志,正在引领新的一轮反腐浪潮。
最近公开官员财产引发舆论热议。
据悉,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智峰曾表示,推行官员财产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1月28日《潇湘晨报》)。
尽管公开官员财产呼吁了多年,也讨论了多年,但坦白地说,最近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这股声浪比以往更大。
无论是高层传达出反腐决心与意志,还是地方试点官员财产公开范围扩大,或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与氛围正在形成,都给公众带来了信心。
不过,就公开进度、公开程度而言,还与公众期待有很大差距。
比如,目前试点地区多是县级地方,公开对象多是科级官员,公开方式多是内部公开。
可见,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这项改革,目前还是在“浅水区摸石头”。
这样的改革力度显然不能让公众满意。
尤其是在“表哥”、“房叔”、“房姐”等事件曝光后,公众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期望更高,也更迫切。
究竟是等着“网友曝”,还是主动公开官员财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三思的问题。
如果坐等“网友曝”之后再去调查官员财产,显然是很被动的。
唯有主动公开官员财产,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
在公开官员财产这个问题上,慈溪纪委常委杨智峰称,彻底公示财产或引起社会不稳定。
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似乎没有厘清楚官员财产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即认为彻底公开官员财产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彻底公开官员财产,才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之一。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彻底公开官员财产,官员的贪腐机会就会继续存在,社会对权力的监督成本很大而效果很差。
官员贪腐就会影响到政治、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莫让支持财产公示者成官场异类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莫让支持财产公示者成官场异类日前,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谈及财产公示制度时表示,愿做财产公开申报第一人。
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只有一套72平米的房子,但很多政协委员都表示质疑。
此前,范松青建议广州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他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
(1月22日《新快报》)True范松青遭同僚质疑充分说明,像他这样只拥有一套房的官员,如今已经极其稀少。
当普通民众想做房奴而不得时,官场已经成为盛产房叔、房婶的地方。
这样的论断并不夸张,几乎所有问题官员名下都有多套房产,其中还有不少是豪宅。
True当官员拥有多套房产成为一种常态,公示官员财产就成了革自己的命,心虚者自然会对改革百般阻挠。
这正是官员财产申报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多年,却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原因。
在这样的语境下,范松青力主官员财产公开,并率先公布自己的家底,毫无疑问会成为官场的一个异类。
True范松青可能因为坏了官场潜规则而只能回家卖红薯,这句话看似调侃,但这种遭遇官场逆淘汰的威胁,却是每个支持改革者都会面临的压力。
事实上,此前已经有不少开明官员,因为支持改革的言行破坏了官场和谐,而最终丢了乌纱帽。
True一个机体健康的官场,需要更多范松青这样的异类;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不能让支持改革者孤独和心寒。
然而,能够给范松青们撑腰的,不是他们自己孤注一掷的决心,也不是媒体的关注与褒扬,只能是切实拿出改革方案,将官员财产申报常态化。
只有改革成为难以逆转的大势,只有官员财产公示成为常态, 范松青们才不必承受作为异类的压力。
True改革需要范松青这种跳脱于身份局限、超越个体利益的先行者,在官场之中,其实也有不少明事理、知大势、忧天下的官员,要想让这些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就需要为他们营造敢为改革鼓与呼的良好氛围。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需要勇气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需要勇气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仅能满足公众期待、凝聚民心民意,更能化解执政风险、增强执政基础。
作为全球公认的阳光法案,官员财产申报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研究综合性反腐败立法问题,并将修改完善反腐败方面的单行法律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其中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再度受到关注。
这是一项考验决心与勇气的立法。
虽然早已被视作契合民主法治的反腐利器,虽然民间对此早已形成强烈的共识和诉求,虽然有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七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立法议案,但中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却始终不见胎动。
即便是上述信息,也未透露出明晰的立法时间表与路线图。
屈指算来,财产申报开始列入立法规划议事日程至今已有18年时间。
实际上,从条件不成熟论到与隐私权冲突论再到适时建议论,暗藏在官僚利益集团之中的种种借口,早已被公共舆论撕去伪善的画皮。
任何国家,财产申报对官员都不是什么好事情,立法不可能等到官员自觉接受、达成共识的那一刻。
尤其在腐败高发的关键时期,期待出现那种所谓的条件成熟无疑是自欺欺人。
在官员财产申报上,我们缺的不是立法条件和技术,恰是决心与魄力。
早在240多年前,瑞典公民就可随时查看各级官员的纳税清单。
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想一想那时的社会状况,条件就成熟吗?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在立法方式、申报对象、范围、程序、审查、监督、惩处问责等方面,积攒了大量丰富、可资借鉴的经验。
而在国内,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宣布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到广东选择两个县区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相关的地方探索也已有4年时间。
经过如此漫长的酝酿与探索,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也应该到了见分晓的时候。
当前,社会对反腐的期望值不断攀升,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仅能满足公众期待、凝聚民心民意,更能化解执政风险、增强执政基础。
官员财产公开,让部分领导先走!2013-02-03 作者:李铁热点就是热点,这一天的到来不可避免。
在全国各地的两会上,官员财产公开再次成为热点议题。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本人表态,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我会带头公示。
”随后,佛山市市长也作出了类似的回应:如有要求,我也愿意公示财产,“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深圳市市长许勤对两位“同僚”表达了赞同,称“自己也会和他们一样,如有通知,愿公布财产”。
在这之前,广州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递交提案,建议广州试点公开官员财产,并表态愿带头公布。
此举遭到同组委员的质疑,有人担忧这样会破坏官场的潜规则。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
自古青天皆难做,酱缸文化有渊源。
同流合污混官场,独善其身免为难。
这一打油诗可能道出了官场上不少人的心声。
清流,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
不可否认,在今天的官场中,优秀而心怀理想的清流不在少数,他们不愿意过一种担惊受怕、同流合污的生活,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获得成就和尊敬,他们也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尊严。
甚至“欲以片心除众弊”的理想主义者也不乏其人。
说到清流,就不得不说到酱缸。
这是一个由柏杨先生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象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象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人如果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要改变这种酱缸文化,就得往酱缸中加清水,让其活动澄清。
我们在说回官员财产公开这回事,现在既然有不少官员表示,公开自己的财产不是问题,只要组织有要求,愿意立即带头干。
我觉得,这样的清流就是改变酱缸文化的元素。
在一个酱缸中,如果你是一滴滴地往里加清水,恐怕还来不及净化,自己已经被染黑了。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转作风一定要让群众眼见为
实
媒体披露,上海市已为干部落实转作风订出了30条实施办法和24条规则。
市委领导在几天前审议相关规定时强调说,各项规定一旦公布,必须严格执行,解决实际问题,主动接受监督,以作风正党风,以优良党风带动政风,真正取信于民。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东西。
要改善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首先就要把身子转过来,直面群众,把公务活动尽可能公开、透明,让老百姓亲眼看看自己的作风有没有真的转变。
3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人把新订的法规刻在玄武岩上,供城里的贵族、平民、奴隶比对。
如今有了互联网,不用这么麻烦,鼠标一点,就可以把转作风规定的落实情况公布出来。
这样,老百姓就能一一比对,监督起干部言行来也有更明白的标尺。
比如,转变会议作风,不妨让公众从政府公开信息里看到要开什么会、在哪开、开多长时间,让老百姓议议这个会该不该开,会议地点选得合适不合适。
今年元旦起,温州市对公务员因公出国全程公示,所有公务出国计划一律在外网公示,在政府内网还须公示具体出国人员、花费、学习心得等细项。
如果出国信息能如此公开,甚至进一步扩大公开程度和范围,那肯定会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转作风的落实。
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旨在加强对官员财产情况的监督和管理,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维护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在中国,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该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是全面透明的。
公职人员的财产情况不应该成为一个秘密,而应该向公众开放,让人民群众了解官员的财产来源和变动情况。
因此,官员的财产申报应当实行联网公示,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查询到官员的财产情况。
这样一来,官员的财产情况就会受到更大的关注和监督,减少腐败的发生。
其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注重实质性和真实性。
只有真实和实质性的财产申报才有意义,才能确保制度的有效性。
因此,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审核申报材料,确保申报的真实性。
同时,对于不实和虚报的情况,应该严肃追究责任,确定相应的法律和纪律制裁措施,形成严峻的威慑力度。
再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注重官员财产来源的合法性。
目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关注官员的财产数量和变动情况,但对财产的来源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然而,官员财产的来源问题是制度落地的关键。
合法来源的财产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前提,如果官员的所得财产来源不明,有可能涉及非法行为,应该引起警觉和追查。
此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也要注重保护官员隐私。
官员财产申报是一项重要的公务活动,但也涉及到官员个人隐私的保护。
因此,在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要确保申报材料的保密性,防止材料泄漏和滥用,同时也要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妥善保管,避免因为泄露材料而给官员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最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也需要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评估。
只有及时发现和解决制度执行中的问题,才能确保制度的顺利运行。
因此,应该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定期进行制度执行情况的评估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总之,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
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提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其在反腐败和维护政治清明方面的作用。
2014年国考面试热点:官员财产公示要决心
更要监
【新闻背景】
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近日表示,广东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2014年年前完成试点,并逐步推开。
True 一向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因试点官员财产公示再次受到舆论关注与肯定。
其实,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地都曾有过官员财产公示的尝试。
但其中不少地方虎头蛇尾、人走政息,现实情况使此类尝试不了了之。
True 作好官员财产公示,最重要的是下定决心,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制定时间表,推动公示工作全面公开。
假如公开不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全凭自觉、讲大概,其效果必定大打折扣。
True 另外,想让官员财产公开工作发挥切实作用,要在监督方面多下功夫。
一要有严格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调查、审查、核实,让都无异议的情况少一些,再少一些;二要有完善的内部统计、考核机制,以确保财产公开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时政热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实行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腐所得。
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一项制度安排。
由于腐败行为日益隐蔽,从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这个“利益终端”出发,对其增减情况采取申报、审核、公示等监管措施,是防止私利与公权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切断权力与腐败联系的重要措施。
这既有利于增强对公职人员监督的有效性,从源头上削弱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又有利于维护公职人员财产的合法性,提高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信任感。
近来随着人们对陕西“表哥”、广州“房叔”等事件的关注,要求公职人员公示财产的各种呼声此起彼伏,然而,该项制度的出台与推行必须以严密的规划与操作设计为基础。
选择怎样的财产监管机制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
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监管机制。
第一类是对外公示机制。
它强调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
瑞典早在1766年就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
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
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申报的家庭财产状况。
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亲阅群众来信”应走向常态北京市政府工作规则日前以文件形式正式向市民公布,其中在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均有非常细致的表述。
比如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市政府领导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领导外出不实行交通管制等。
该规则于1月29日第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领导干部亲聆民声舆情,既是行政之需,也是底线作为。
北京的工作规则出台后,国内诸多媒体在评析这一新规时,均将“市政府领导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拎为标题,在此处多有着墨——可见,稀松平常的“亲阅群众来信”,已经在一些地方成为奢侈品。
也正因为知易行难,北京的地方新规才显得切中时弊、顺应民意。
常理而言,群众来信,起码传递了三个信号:一是有问题、有诉求,没事儿谁也不会通过来信的方式骚扰领导;二是面对问题或矛盾,民众选择了理性表达的路径,合理合法地传递自己的声音,不闹事、不折腾,诉诸文字,遵循程序;三是体现了对权力及主政者的信任,没有公信,何来“来信”?正因为相信职能部门或当地官员能协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会在纸墨之间真诚倾诉、善意沟通。
而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自有善待群众来信的传统:譬如1978年到1980年,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曾接到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
面对群众来信,他不满足于省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指示秘书贾延岩到信访办直接倾听来访者呼声、到大街上看和抄写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
他曾多次强调,“人民来信来访的实质是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越密切越好。
扣压群众来信、阻止人民来访,是割断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是封锁中央的错误行为”。
官民之间的良心互动,有时就是始于这些细节化的“来信”。
北京规定“市政府领导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之所以成为舆情中的亮点,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物以稀为贵。
这些年,部分领导干部离“泥土”越来越远,沉不下身子、放不下架子,结果就是离民情民意越来越远,离真情实感越来越远。
时事政治:新京报讯昨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三中全会《决定》解读文章《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其中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
试点公开新提任官员配偶子女从业等事项公开新提任领导干部的财产,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举措之一。
三中全会《决定》的“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章节提出,“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如何落实三中全会的上述反腐举措?中纪委监察部发布的解读文章,提出了解题路径。
除了试点公开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还将采取两项措施: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管理制度,制定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
反腐立法“成熟一个出台一个”此前,反腐专家们多次呼吁,制度反腐亟待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
对此,解读文章称,“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切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和反腐败国家立法,成熟一个出台一个”。
解读文章阐述了立法思路:“一、要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适应形势发展的党纪政纪规定和行政规章上升为法律法规;二、要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专门法律法规”;“从长远看,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应当由反腐败法这样的廉政基本法和有关单行法律、配套法规组成。
从近期看,应重点做好反腐败单行法律和配套法规的立法工作”。
哪些单行法律和配套法规亟待健全完善?文中解释说,“要健全腐败案件揭露、查处机制,畅通来信来访和网络等各种信访举报渠道,完善保护证人、举报人制度;完善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法律法规;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规定,健全完善防止利益冲突法律法规,着力整合预防腐败各项法规制度;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完善反洗钱法律法规,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和追逃追赃机制”。
国考申论热点:官员财产公开期待成功案例笔者公务员考试频道为大家整理的辅导资料,供大家学习参考。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体现的正是权力与法律、官员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诸葛亮在《自表后主》中的这段话,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次官员财产申报。
但在缺少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古代中国,像诸葛亮这样自愿申报财产的官员,凤毛麟角。
揆诸现实,从在全国开官员财产公示先河的新疆阿勒泰,到被誉为“最彻底公开模式”的湖南浏阳,再到制度破冰、地方探索样本的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走过了从“极大的改革决心”到昙花一现的无言结局。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备受关注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面临着“人走政息”的命运。
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难以持续、缺少稳定,其实正是制度化程度不高的表现。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执行中变形走样屡见不鲜,有的是只申报工资收入、不涉及其他财产的选择性公开,有的是只在单位内部公示、不向社会开放的有限公开;其二,公开、释疑、监督、问责等环节缺少独立的受理机构,调查核实、监督管理等职能难以充分发挥。
关于制度的持续性,现代经济学有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制度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制度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博弈,如果只有制度需求,而缺少制度供给的动力,制度生命注定难以持久。
以此分析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无论是每年“两会”上的提案建议,还是媒体和公众的热切期盼,都充分表明对官员财产公开有巨大的制度需求;然而,在制度供给一方,相关制度建设却没能及时跟上。
财产公开,势必压缩权力发挥的空间、减少腐败机会,这对于潜在腐败官员而言,无疑是“断了财路”,正因为此,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被称为“自己革自己的命”。
自我公开、自我监督,这种损害官员自身利益的制度,自然不会得到自发的拥护,制度供给动力不足,也就不言自明了。
各地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一开始因个别人的坚定决心提上日程,到最后久推不转、决而不行,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公示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政府对新任科级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在其进行任职前公示时,将其申报的个人财产情况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的财产涉及房产、汽车、工资以及债务等方面的数字材料。
关于官员财产公示,但凡有些风吹草动,总能吸引到许多人的围观。
连云港市灌云县政府对新任科级干部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并予以公开的做法,便又不出意外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对于一个县级政府的如此做法,笔者认为,虽然此举走在了许多同级政府的前面,但是,这不过是一场毫无亮点和特色,也不具备任何复制价值的临时举动。
虽然是事是好事,但很难在官员财产公示的审美疲劳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之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和四川宜宾等多个地区都搞过此类财产公示。
较之于以上四个地区的财产公示政策,灌云县仅对新任科级干部财产进行公示的做法,并没有多少创新。
在公示官员的人数、级别和财产的范围等多个维度之中,都显得很像是“小脚女人”。
而看惯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做法,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在现在这个环境和体制之下,灌云县财产公示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
质疑灌云县财产公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者,灌云县财产公示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永久;二者,灌云县到什么时候,公示的范围才能扩大到全体公职干部,包括当地的为数不多的处级干部,包括有“土皇帝”之称的县委书记;三者,谁来监督官员所公开财产的准确性,房产信息未透明,官员有几套房完全靠自己申报,可信度又有几何……笔者并非质疑灌云县财产公示的诚意,而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对于本地官员财产公示没有一整套制度设计甚至是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仅仅靠地方领导的心血来潮,必然没有多少持久力和公信力。
官员财产公示,当然需要“单兵突进”,但客观来讲则更需要“整体推移”。
官员财产公示阻力重重,有些时候,“单兵突进”的效果并不能保证,因此,我们更需要关于官员财产公示方面的顶层设计。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影响稳定非拒绝财产公开挡箭牌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影响稳定非拒绝财产公开挡箭牌日前,广东韶关始兴县宣布将在春节后公开526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财产,但仅限于内部网公开。
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智峰表示,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
(1月28日中国经济网)True彻底公示官员财产会带来社会不稳定,那是否意味着只有不彻底公开官员财产社会才稳定?True腐败是全球的公敌,而官员财产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则是国际性反腐实践下来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与途径,如果人家境外国外这么做带来了社会不稳定,那我们自然不能不计成本、前赴后继,但实验结果却是此举真真切切地卡住了官员腐败,至少增强了社会监督功能,大为减少了官员腐败吧。
可见,我们从整个反腐败的内外环境来看,不应该把官员财产彻底公开妖魔化,尤其是以或致社会不稳定来变相拒绝实施和拖延实施。
True我们说,不彻底的官员财产公开,等于是毫无意义的原地踏步,甚至这种贪图表象繁荣的公开更加误导公众和贻误战机。
从当下表哥、表叔、房叔、房姐、房妹等等被曝光不断看,无不折射出恰恰是由于官员财产没有被彻底公开,才导致官员腐败高发,进而造就了网络反腐弹无虚发、屡立奇功。
公众对于官员群体的高度怀疑,其实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不仅使得干群关系极易紧张升级,而且也令官员在开展正常工作时因为公信力不够而平添积怨,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True如果以为不彻底公开财产就是保护所有的官员,甚至可以使得官场更加稳定,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从媒体上不是常常看到听到有官员愿意公开自己财产的呼声吗,这也反映出他们面对公众监督的起码自信,代表了一大部分官员试图以财产公开自证清白的内在要求,这更是减少社会误解和公众猜忌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一股势力,不仅刻意夸大公众参与监督的副作用,而且硬生生地阻断了愿意带头公开财产的部分官员的脚步,总之是想方设法抗拒把权力装入笼子。
公务员时事政治:财产公示另存疑惑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公布其年收入、房产、投资、车辆等所有财产,不仅便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对公务员自身的廉洁从政也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但浏阳的这一被称为最彻底的公示模式似乎有三点疑惑待解。
首先是公示的时间未免太短了点,26日才有新闻报道,当天登录浏阳党风廉政网已经无法查询这些拟提职领导干部的财产收入情况了,网页上只有一句公示期已过,感谢您关注的提示。
既然要向社会公示,那公示期就应该越长越好。
在很多市民知道这一公示前公示期就已经过了,这区区几天基本无人知晓的公示能有什么效果呢?看不到公示内容,群众怎么知道这些拟提职领导干部的申报内容是否属实?对官员财产的群众监督根本就无从谈起。
其次,如果希望对这些拟提职领导干部的财产公示切实发挥作用,必须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常态化。
在他们任职数年后再次进行财产申报和公示,这样有关部门和普通群众才能从两次或几次财产申报的差额部分中寻找线索。
但目前财产公示制度并未在公务员中普遍实行,也就是说,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第二次财产公示。
而国外反腐经验证明,单独一次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对预防和揭露****的效果并不明显,更别说是对才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实行的财产公示了。
如果只是在提拔任用之初搞一下时间很短、基本无人知晓的财产公示,而不是完全向老百姓公开官员财产和收入明细,只会给人以借财产公示之名作秀的感觉。
再次,对拟提职的领导干部进行财产公示未免有柿子找软的捏的嫌疑。
毕竟这些人多是基层干部,有的甚至只是普通教师和公务员,即便有****之心,也还没那个条件。
对他们实行财产公示制度,很难从中发现反腐线索。
百姓最痛恨的是在职领导干部的****行为。
如果浏阳市要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应该一视同仁,将所有官员都纳入财产申报范围,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延长公示期,而不是只针对拟提职领导干部。
否则,这一财产公示制度很可能沦为形式,发挥不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应有的效果,也无法约束和规范拟提职领导干部的行为。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1月16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称自己即将卸任,成为普通老百姓。
刘玉浦认为,“表哥”、“房妹”等事件绝对是好事,是媒体、网络的监督到位。
现在好多人不敢戴表,甚至有人说穿得太好怕人家说闲话,其实只要是用自己工资买的,就不怕人说。
(1月17日《南方都市报》)因为有了网络,才让许多“表哥”、“房妹”背后的贪官显出了原形。
但是如果将“好多人不敢戴表”的原罪归于网络,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公众从来不仇官、不仇富,公众仇视的只是贪腐。
官员“戴表”即使一时遭遇闲话,但只要“我本将心照明月”,明月不会总是照沟渠的。
其实,公众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绝不会只看其外表形象。
明朝有个江苏巡抚叫刘应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体恤百性,卸任时留诗总结自己和警示来者:“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炫香。
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回乡。
”社会公众看待官员,固然欣赏“来时一挑轻担”,但也绝不会置“去时车载船装”不理!纪检部门监督官员,也绝不能只看“廉洁”、“节俭”、“朴实”的表象,还应透过表象看本质,勿让烟雨遮望眼!公众之所以会对“表哥”、“房妹”等说闲话,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基于自己所得信息推理后的理性质疑。
即使官员都不戴手表了,质疑的闲话也不会消失,只要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就会勾起公众的合理怀疑。
但是如果官员的信息和财产都透明了,已经具有了很强的公信力,即使面对“表哥”、“房妹”,如果没有破绽,公众也不会轻易“闲话”出口。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信息和财产透明只是公众一头的热情,不透明被视为对领导干部的一种保护,但在实际上沦为对贪官的保护。
网络让绝大多数清白的官员也成为舆论的受害者,成为不透明的受害者;对清白的官员来说,不应该停留在“不怕人说”、“不戴手表”上,而是应该加入呼吁透明或者率先透明的行列中来。
面对公众的闲话,领导干部不能“鸵鸟”到底。
哪个官员先迈出了这一步,这个时代就会记住他,公众也会给予他最诚挚的回报,他面对的也必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辽宁公务员考试热点:“官员公开房产遭疏远”值得警惕2013年提出财产公开提案,主动公开收入房产状况,范松青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据他讲,过去同事之间很亲密、友好的关系,慢慢敬而远之。
他们怕受到我的影响,盯着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官员公开房产遭疏远,说明公示房产还不能被人接受。
按照道理,作为公职人员应该清正廉洁,有多少财产向社会公示是很正常的事。
而现在绝大多数官员却不敢公示,害怕公示。
因为他们平时多多少少有点好处,有一些额外收入,公示了,就会露出马脚。
因此,他们对范松青这些率先公示财产的官员恨之入骨,把他们当成了另类,疏远他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而让其他人看到范松青的“下场”,不敢跟着他学了,取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因此,“官员公开房产遭疏远”值得警惕。
其次,有些官员怕公示财产形成气候。
一些官员手上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有一天反腐会反到自己头上。
而像范松青这样的官员,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为了“出风头”率先公示财产,这明摆着是与其他官员过不去,范松青这样的人多了,公示财产制度就逐渐形成气候了。
因此,一些人对范松青们心存戒惧,联合起来形成“大多数”去孤立他们,排挤他们,不让他们占到重要的岗位。
因为像范松青这样的人一旦占了重要的岗位,其他人还有好日子过吗?因此,“官员公开房产遭疏远”值得警惕。
辽宁公务员 | 国家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党政公选 |另外,说明反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何率先公示财产就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存在于我们社会里的一个怪现象,是对清正廉明官员的集体报复。
范松青敢于率先公示财产,实际上是对其他政府官员的集体挑战,触犯其他官员的利益神经。
范松青身陷被疏远的困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分官员对他疏远,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腐烂变质的“亚文化”。
范松青敢公示财产,但他没有能力对抗一个腐败的群落和一种腐败的文化,他无法独自打破反腐的“灾难循环”。
官员财产公示为何“人走政息”(合集5篇)第一篇:官员财产公示为何“人走政息”官员财产公示为何“人走政息”官员财产公示,是民众的普遍意愿。
为回应民意,表达反腐诚意与决心,自2009年起,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
实践效果如何呢?调查结果不容乐观:由于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缺少持续性,多半昙花一现,存在“人走政息”现象。
(9月27日《中国青年报》)公示财产,无疑要触及官员的利益。
而割舍自己的利益,谈何容易?由此可以预见,官员财产公示要成为制度,势必艰难崎岖。
可面对民意,尤其是在严峻的反腐局势下,又不得不向前推进。
毕竟,顺应民意,是当代政治文明和权力伦理起码的要求。
各地财产申报公示实践,之所以在浅水区徘徊,不敢向深水区迈进,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群体,不愿意放弃当前的利益格局。
而恰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改革笼头,又紧握在他们的手里,当改革的矛头指向自己,谁不迟疑和犹豫。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无论公示到哪种层次,缺的都是公开透明的诚意和破釜沉舟的决心。
为何昙花一现,为何人走政息?那是因为,所有的改革实践都停留在自主的状态。
要不要公示,有地方自主决定;公开的程度,依旧是地方自主决定;是否要持续下去,还是地方政府决定……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可有可无、可进可退的改革实践,也正是因为如此,停滞、僵化乃至夭折,在所难免。
基层探索,难为官员财产公开透明破冰,缺少制度和法律的支撑,注定难以深入推进。
实际上,在地方开始探索尝试的时候,有不少人就指出,公示要向前迈进,需要依靠顶层设计,通过制度和法律来截断改革者的退路,才能更加义无反顾,才能避免畏首畏尾。
但很显然,这方面依旧残缺,缺少制度和法律支撑,稍微遇到阻力,官员财产公示的改革实践就只能停摆。
更何况当前的权力生态等级观念严重、潜规则密布。
而顶层设计,又谈何容易?一旦形成制度和法律,那么改革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沿着公开透明的道路走下去,隐私权和知政权该如何平衡、公布的结果反映的官民收入差距会否动摇社会稳定……这些风险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一旦确立,势必冲击包括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的利益。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让公众看到官员晒财产的真诚
对于官员财产公开,任何一个地方“试水”的勇气都应当被肯定。
不过,仍希望有更完整、配套以及全局性的官员财产公开办法出台,以形成对这一制度的真正推动。
据《新华日报》报道,徐州贾汪区600名科级干部日前在网上公布个人资产,并作出廉政承诺。
而在记者随机查看的100名干部个人公开信息中,96人的申报内容如出一辙——有住房1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当收入。
由此引发质疑。
贾汪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张秋月认为可以将此次公开视为“立此存照”“着眼长远”。
“现在瞒报是诚信问题,万一哪天被举报,就是违纪问题,轻重自知。
再说,天天面对自己的虚假承诺,也是一种无形压力,多少能起到一些警示作用。
”
对于官员财产公开,任何一个地方“试水”的勇气都应当被肯定。
它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这一制度建构的呼吁,体现了对于制度改良的需求。
这是徐州贾汪区此举的积极意义,值得鼓励。
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尤应看到,要让公众相信官员财产公开的真诚,而其核心必在于取信于民。
徐州的此次公布,首先让人疑虑的地方在于,为何一些虚假的财产信息,在当地纪委书记的眼皮底下得以公开。
纪委书记把瞒报定性为“诚信问题”,寄希望于瞒报者面对自己的虚假承诺时,感受到“一种无形压力”。
这么想自然没什么问题,连北大廉洁社会研究中心梁根林教授都很认同,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公开,早公开、多公开,不能坐而论道,等配套机制健全了再公开。
这大概也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
但在财产公开上,如果这人如实公开而那人隐瞒公开,这本身就形成一种不公,其边际递减效应也必然使得公开逐渐形同虚设。
而且,人们永远没有办法预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完善?
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任何事情,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尽全力而为之,没有打算“舍得一身剐”,那么成功的几率恐怕不会太高。
曾经被誉为“破冰”之举、在媒体上盛极一时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申报,到今天之所以近乎湮灭无闻,就是因为一开始就设立了“秘密申报”,又实行了“豁免期”。
总是在起头的时候信心百倍,而要在进行深入利益博弈的时候发觉力不从心,于是愈加苟且,也就愈加不由自主。
我宁愿这不是散布悲观,而是一种必要提醒。
人们希望有更完整、配套以及全局性的官员财产公开办法出台,以形成对这一制度的真正推动,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可能才是这一制度能真正取信于民的关键。
在报道中,一位公务员悄悄告诉记者,他们单位的“头”就不止一套房,还有私家车,但都未申报。
问他为何不举报,他说:“我又不愣,关我啥事?”如果没有举报,如果公众干脆知情不报,这
本身表明,一项制度并未发挥出它的正能量。
这种情况非以徐州为独,毛昭辉教授也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后,会出现“零投诉”“零举报”现象,反映了群众对于公开制度本身的不信任。
当地或许不应仅让公开的官员“轻重自知”,而要调查、核实、追责。
官方不拿出壮士断腕或刮骨疗伤的勇气,公众仍将疑虑难消,财产公开仍将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