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1Translation of Text如何应对恭维H·艾伦·史密斯尽管我确信蓄胡子会使我更加气度不凡，走在大街上会使女性发笑，但我从不留胡子，原因是我不敢冒险，因为哪怕蓄一点点胡子也很危险，它会招来别人的恭维。
例如，如果一位女士走到我跟前，说道：“你的胡子最迷人，”我会无所适从，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我可能会惊慌得脱口而出：“我也喜欢您的胡子。
”在社会交往中，应对恭维比对付辱骂要艰难得多，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却有一定的道理。
闲聊时来句恭维话，往往让我们大多数人不知所措。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上一句动听、赞美的话，我们就慌得说不出话来，膝盖开始瑟瑟发抖。
如果别人称赞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时，我根本无法欣然接受。
我家住在一个小山上，俯瞰山下一片宽广的谷地。
来访者惊叹道：“天哪！你这儿的景色太美了！”整个山谷原本就在那里，不是我造的，也不属于我。
然而我傻乎乎地笑着说：“噢，没什么——无非是过去留下的一片土地而已。
”我在接受这种特定的恭维时，表示最能完全接受的说法就是“嗯，我们喜欢。
”采用这种答话必须得小心谨慎。
就某样东西说“我们喜欢”，言外之意就是，还有许多其他人都认为它很令人讨厌。
不久前，我和一批人在一起时，其中有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地球物理学家在滔滔不绝地谈论宇宙中的奇观。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他说道，“是个了不起的、生机勃勃的、旋转的行星，是由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观组合而成。
”随后便是长时间的停顿。
这时，一位被他的这种极度夸张的恭维话所吸引的妇女，禁不住说道，“嗯，我们喜欢这个地球。
”我认为，对待恭维采取否定和贬低的态度是错误的。
“多漂亮的礼服啊！”你的朋友赞美道。
“噢，这么破的旧衣服！”你回答道。
这种情景，与我上述提出的观点非常相似。
别人赞美你的礼服，你无权为此感到羞愧或恼怒——除非这件礼服恰好是你自己亲手缝制的。
如果你这么说，“我是在麦茜商场的地下室和另一个妇女经过一番争抢才买下来的，”你可能会感觉更好些。
或者说“是我丈夫特为我挑选的”，这样还要好。
我认识一个潜心研究这种问题的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来避开别人的表扬。
他采取了一种不近情理的现实态度。
一天夜里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妇女对他说，“你的肩膀真有力啊！”他眼睛眨也没眨就回答道：“四分之三的水。
我的身体有四分之三是水，所以我的肩膀有四分之三是水。
任何有四分之三是水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有力的。
”这位好心的妇女低声嘀咕着，皱着眉头走开了。
我想这个家伙回答的方式有问题。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试图用俏皮话来应对恭维。
例如，有人热情洋溢地说道，“久闻您的大名。
”“我想，不是什么好名声吧，”这是标准的回答。
这种俏皮机智的应答，应该置于政府的规定之中。
它也许会让我惊骇不已，因为我本人很不善于说俏皮话。
最近我听到一位年轻人赞美一个女孩，说她像明星格丽泰·嘉宝一样，美若天仙。
“奉承让你走遍天下，”她回答道。
我想，这个回答相当不错。
但是，在千百次的应对中才会有一句真正巧妙的应答。
只有像多萝西·帕克或乔治·考夫曼这样的人才能应对自如。
艺术家和作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
当一辆新车下线时，负责人可以把外界人士请进来，指着车子，挺着胸脯说，“难道她不漂亮吗？”而绘画的人、写书的人或作曲的人却不能这样做。
诗人普洛弗的朋友赞叹说，“普洛弗，你上次写的那首十四行诗，妙极了，非常押韵。
”其实，普洛弗内心完全同意朋友的评价，但他嘴上却不能这样说。
“噢，其实，”他反对道，“你很清楚，最后六行不大押韵。
”作为写了一摞书的作者，我有时也面临着这种情形。
有人会说，“你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很有趣。
”我似乎应该可以回答，“啊，有人喜欢它，我很高兴——我当时写得好苦啊。
”或者这样回答，“我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
”可是，我不能这样说。
实际上，著书人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使我不得不这样说，“你这个人，文学鉴赏水平一定很差劲。
”为寻找应对恭维的技巧，我还求助过孩子们。
太小的孩子根本帮不了忙。
例如，对一个小男孩说，“啊，你好可爱噢！”他怎么反应？他会满屋子跑来跑去，舌头伸出嘴角，眼珠转来转去，显出一付吓唬人的样子。
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想这在社交场合是不能被接受的。
或者试着称赞一个小女孩，“你的裙子好漂亮啊！”你惊叹道。
她马上掀起裙子，以示她的衬裙更好看，接着她又掀起衬裙给你看，以示她的内裤最好看。
这种做法在成人社会里是行不通的。
我想了片刻，觉得世界上讲西班牙语的人最善于辞令，也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
你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赞叹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他马上答道，“您大驾光临，更使蓬荜生辉。
”让你站在那儿，一脸尴尬。
要想回敬他们是没有用的——不管说什么，最后他们总会占上风。
有一点很清楚：在所有得体的社交场合，最根本的就是保持镇定。
伊利莎·法勒写过一本美国最早的有关礼仪方面的书。
她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阐明保持镇定的重要性。
那是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高雅的宴会上，主人切鹅时，鹅不慎脱手，滑出了盘子，落在一位贵妇人的衣裙上。
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感到极为窘迫，恨不得悄悄地找根绳子去上吊。
可是，这位主人却泰然自若。
他极为平静而庄重地说，“夫人，您把那鹅给我，我将感激不尽。
”要是我们的行为举止都能保持这种风度，摆脱局促不安，那我们的社交生活就会有趣得多。
如果我们牢记下面这一点，我们就会显得更加镇定自如：每当有人恭维你时，他可能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唯一明智的回答就是由八个小小的字母构成两个简洁的小词：Thank you ！（雍毅译）Unit 5Translation of Text八十岁生日有感伯特兰·罗素自童年时代起，我一生的重要阶段都致力于实现两个不同的目标。
长期以来，这两个目标始终是分离的，直到近几年才合二为一。
一方面，我想了解是否一切都是可知的；另一方面，我想尽可能去创造一个更加快乐的世界。
直到38岁为止，我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第一项事业。
我被怀疑主义所困扰，极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传授的大部分知识都可以合理地公开质疑。
人们需要宗教信仰，我同样需要确定性。
我曾以为，确定性只有从数学中才更有可能发现。
然而我却发现：老师希望我所接受的许多数学演算却充满了谬论；假如确定性果真能从数学中发现的话，那么它一定隐藏在一种新型的数学中，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比迄今为止人们认为无懈可击的数学原理更为可靠。
然而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时时想起大象和乌龟的寓言故事。
我构想了一个支撑数学界的大象之后，却发现这个大象踉踉跄跄，于是我接着构想了一个乌龟，以免大象摔到。
但乌龟并不比大象更稳妥。
经过大约20年的辛勤耕耘，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使数学知识不容怀疑这个方面，我已尽了全力。
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人类的苦难和愚昧这个问题上。
对我来说，苦难和愚昧似乎并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人类不自我毁灭，智慧、忍耐和雄辩终究会指引人类走出自己强加于自己的苦难。
基于这个信念，我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很乐观，尽管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种乐观主义变得越来越淡薄，幸福问题越来越遥远。
但我仍然不能完全赞成宿命论者认为人类生于忧患的那种观点。
过去和现在的不幸根源不难查明。
由于人类无力征服自然，贫困、瘟疫和饥荒长期存在。
由于人类敌视自己的同类，战争、压迫和苦难一直不断。
悲观的信念滋生了病态的痛苦，致使人类内部极不和谐，从而造成外部的繁荣毫无成果。
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
就这些问题而言，我们知道有办法解决。
在现代世界，如果社会成员不幸的话，常常是因为无知、恶习、信仰和情感依然存在。
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高于幸福，乃至生命。
我发现：在这个危险时代，许多人似乎都喜欢痛苦和死亡；给他们指明希望之路的时候，他们却愤怒。
他们认为：希望是缺乏理性的，而懒散绝望的端坐才是面对现实。
我不能赞同这些人的观点。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心存希望需要智慧和力量。
那些绝望之人往往缺少的就是力量。
我的后半生一直在人类历史的痛苦年代中度过，在此期间，世界越发令人讨厌，过去似乎已成定局的胜利结果只是短暂的。
我年轻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人们认为自由和繁荣会循序渐进地遍及世界。
人们希望残忍、专制和不义会逐渐消亡。
几乎没有任何人因担心大规模的战争而提心吊胆。
几乎没有任何人把十九世纪看作是野蛮过去和野蛮未来之间的小小插曲。
对于成长在那种氛围中的人们来说，适应当今世界一直很难。
不仅感情上难以适应，而且理智上也难以适应。
曾被认为是周全的想法已证明不再周全。
在某些方面，珍贵的自由已被证明很难维护。
在其它方面，尤其是民族关系方面，一度曾被崇尚的自由已被证明是灾难的祸根。
如果这个世界要从目前岌岌可危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那么，新的思想、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新的限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敢说自己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的贡献有多大。
运用教条主义的简明信条去产生巨大的效应，相对说来是不难的。
然而，就我而言，我相信人类所需要的并不是简明或教条。
我也不会真诚相信只涉及局部或局限的人类生活的任何片面学说。
有人认为：社会制度决定一切；良好的社会制度势必迎来千禧之年。
然而，也有人认为：转变心态才是必要的；相比之下，社会制度无关紧要。
我不能接受任何一种观点。
社会制度造就杰出人物，杰出人物改变社会制度，这两者的改革必须齐驱并进。
如果个人想要适度保持他们应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就千万不可强迫他们全部进入一种刻板的模式；换言之，不可把他们训练成一支军队。
多样性尽管杜绝了对单一信条的普遍接受，但却很有必要。
然而，在困难时期灌输这样的教条尤为艰难。
直到从悲惨的经历中吸取到惨痛的教训时，也许这才会有成效。
我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对其整体回顾的时刻已经来临。
我的成功达到什么程度？失败又达到什么程度？早期时代，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了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大约75年前，在三月寒冷的阳光下，我独自走在冰雪消融的迪厄加廷，并决定写两套丛书：抽象的那套逐渐变得更为具体；具体的那套逐渐变得更为抽象。
这两套丛书综合了纯理论与实用社会哲学的观点，演绎得非常成功，一直深受欢迎和赞扬，并且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只是结尾的综述不太令人满意，它使我至今仍不愿承认自己就是这两套书的作者）。
从这个范围来说，我成功了。
然而，成功的背后定然有两种失败：外在的失败和内在的失败。
先谈外在的失败：迪厄加廷已变成荒漠；我在那个三月的清晨进入此地所穿越的勃兰登堡. 托，如今已变成两个敌对帝国的边界。
这两个帝国正隔着边界怒视对方，狰狞地策划着毁灭人类的计划。
自由已被视为缺点，忍耐已被迫穿上背叛的外衣。
旧的理念被判定为无关紧要，毫不苛求的学说得不到尊重。
内在的失败虽然对于世界微不足道，却把我的精神生活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