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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探讨[摘要]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现行的审查逮捕制度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权力配置，而在于权力正确实施的程序保障。
在这里笔者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审查逮捕；侦查监督；思考一、问题的提出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我国逮捕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建立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机制，对逮捕实行司法审查应成为对审查逮捕机制改革的方向。
①无疑，任何法治国家的审前羁押制度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本身合理化，在这里笔者并不试图在“宪政”的视角下对检察权的配置问题做一些制度层面上的应然设计，而是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审查逮捕制度运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缺少对自侦案件审查逮捕的程序性制约。
2.书面审查的逮捕方式带来的批捕决策信息来源的单方面化。
检察机关原则上只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及其卷宗材料或者自侦部门移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及其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
3.救济方式的单向性导致犯罪嫌疑人缺少程序参与及救济的机会。
二、逮捕功能及其异化可能的考察与反思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逮捕功能异化的危险，案件承办人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往往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置于“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之前予以考虑作为逮捕的首要功能，对保护性功能有所忽视，这种对逮捕功能错误认识导致一些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把关偏重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而对于“逮捕必要性”、“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审查不严，甚至不做审查。
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对逮捕条件的把握上，常常忽视“有逮捕必要”这一条件，致使不符合慎用逮捕措施的刑事政策，侵害了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偏离了逮捕制度的司法审查特征和立法本意。
对现代逮捕的功能有理性、科学的认识，摆脱落后的、陈旧的刑事诉讼观念枷锁的束缚是完善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前提。
xxx市人民检察院主任检察官办案权限管理办法（试行）（第XX批试点部门）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及高检院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办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主任检察官在检察长和分管副检察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部门负责人的行政管理和监督。
第三条主任检察官在检察长授权范围内，依法独立行使案件办理的决定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案件办理有分歧的，主任检察官可提请部门负责人召开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仍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主任检察官对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执行。
第二章职务犯罪侦查阶段主任检察官的职权第四条主任检察官负责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类案件线索的初查、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等工作，参加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讨论研究以及法律规定—1 —的其他业务活动，按照规定行使职权、承担责任。
第五条在案件初查阶段，主任检察官依法履行对下列事项的决定权：（一）调取、查证有关机关、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监管程序及有关岗位的工作职责；（二）调取、查询被调查人及与案件线索相关人员的所有资料；（三）采取不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调查措施。
（四）安全预案的报备。
第六条在侦查阶段，主任检察官依法履行对下列事项的决定权：（一）传唤犯罪嫌疑人并讯问；（二）通知证人等相关涉案人员接受调查并询问；（三）进行勘验、检查或者聘请鉴定人；（四）组织辨认；（五）决定扣押与案件有关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六）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七）解除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八）解除查封犯罪嫌疑人的财物、文书等；（九）许可或者不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十）案件侦查终结后，提出处理违法所得及涉案财物意—2 —见；（十一）其他经检察长授权，可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决定权的事项。
第七条在侦查阶段，主任检察官依法履行对下列事项的建议权：（一）提请决定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及涉案人员、涉案单位的存款、汇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及其它涉案财物；（二）提请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住宅、办公场所等进行搜查；（三）提请决定使用技侦等侦查手段；（四）提请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的；（五）提请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通缉或办理边控手续的；（六）提请决定本办案组人员的回避；（七）其它可以由主任检察官建议的事项。
Ә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陈㊀征∗㊀陈永乐∗∗内容摘要:在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的视野中ꎬ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具有鲜明的功能取向ꎬ其与 检察一体 原则的关联指向保证检察权的统一有效行使ꎬ因此可获得宪法功能与制度层面的正当性ꎮ在保证个案关联度的前提下ꎬ检察官统一调用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任命ꎬ被调用检察人员的人事正当化链条保持存续ꎬ同时ꎬ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不能否定检察权及其分配的统一性和法定性ꎬ检察官由此可以跨院履职ꎮ但是ꎬ检察官统一调用对调出地与调入地检察机关的工作均可能产生影响ꎬ并由此影响两地检察机关与人大常委会的责任链条ꎬ因而调用一般需要获得两地检察机关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同意ꎬ避免民主问责的落空ꎮ通过遵循一定的调用条件ꎬ检察官统一调用将不会影响原有民主正当化水平ꎮ关键词:异地用检ꎻ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ꎻ检察一体ꎻ民主正当性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０７６(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０１￣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６３/ｊ.ｃｎｋｉ.ｓｄｆｘ.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１一㊁问题的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 ꎮ在此背景下ꎬ近年来合宪性㊁涉宪性问题的审查研究得到了持续加强ꎬ宪法权威和法治原则被有效维护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暨２０２２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２３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２０２２年㊁２０２３年 备案审查工作报告 )两度提及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ꎬ该项备案审查工作的进展值得关注ꎮ２０１８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增设了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ꎬ该法第２４条规定ꎬ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 (四)可以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 ꎮ辩护律师群体和部分学者对该制度多有质疑ꎬ其中较为尖锐的批评认为ꎬ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与宪法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张力ꎮ①针对上述争议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 ２０２２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 中认为ꎬ 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１ ㊀㊀∗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㊀㊀∗∗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ꎮ㊀㊀①参见韩旭:« 异地用检 规制论»ꎬ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ꎬ第４７－４８页ꎮ法律共同构成检察权行使的法律依据ꎬ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关规定ꎬ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ꎻ但是ꎬ被调用的检察人员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的ꎬ须经本级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任职决定ꎮ 此后ꎬ ２０２３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 披露ꎬ已就被决定调用的检察人员是否须经调入地人大常委会任命的问题ꎬ进一步区分不同情形ꎬ提出具体的㊁明确的规范意见ꎮ基于以上备案审查意见ꎬ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２３年出台的«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２０２３年 检察官统一调用规定 )ꎬ对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进行了细化ꎮ不过ꎬ被调用的检察人员为何须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任职决定等问题并未得到充分说明ꎮ从根本上说ꎬ在检察机关 双重领导 体制中ꎬ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的边界并不清晰ꎬ该制度处在上级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正当性控制之间的模糊地带ꎮ在宪法 内容设定性规范 与 边界控制性规范 的区分中ꎬ①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由此在宪法上存在 内容形成 与 边界控制 两个维度的正当性问题ꎬ目前多侧重从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对 检察一体 原则的具体化(即 内容形成 )探究该制度的宪法正当性ꎬ②聚焦该项制度是否合乎民主正当性(即 边界控制 )的针对性考察则仍有欠缺ꎮ③就此而言ꎬ有必要将该制度置于宪法民主正当性理论的脉络之中并加以分析ꎮ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在何处有违我国民主政治体制ꎬ又需要何种修正举措ꎬ都需要在民主正当性的具体审视中获得答案ꎮ二、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与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一)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及其本土表达在宪法学的语境中ꎬ正当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ｔäｔ)是指国家权力具有合法的㊁正当的来源并凭此获得承认的事实ꎮ④正如哈贝马斯所述ꎬ正当性指向 政治秩序的可承认性 ꎬ是证明国家权力存在与行使的正确性和公正性的理由ꎮ⑤与此关联的概念是正当化(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ꎬ正当化是证明国家权力具有正当性的过程ꎬ正当性则是正当化证明的结果ꎮ⑥所谓民主正当性则是从正当性的源头出发ꎬ强调国家权力的建构与行使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出发点ꎬ必须由人民来证明其正当性ꎮ民主正当性概念在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人民和具体行事的国家机关之间建立了必要的关系ꎬ从而确保国家权力真正来自人民ꎮ⑦若将这种关系类比 锁链 ꎬ可将这种理论模型称为 民主正当化链条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ｋｅｔｔｅ)理论ꎬ⑧即以国家权力(民主正当化的客体)与人民２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法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２０２４ ２㊀㊀①参见程雪阳:«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的规范内涵及其立法落实»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４期ꎬ第２２－２３页ꎮ㊀㊀②参见张建伟:«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的法理分析»ꎬ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９期ꎬ第２６－２９页ꎻ龙宗智:«论 检察一体 与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之完善»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ꎬ第４０５－４１８页ꎻ陈文聪:«检察一体化问题研究»ꎬ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２期ꎬ第１６６页ꎮ㊀㊀③目前基本上只有程雪阳教授较为集中地就此进行了论述ꎮ参见程雪阳:«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的合宪性分析»ꎬ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６期ꎬ第７１－８５页ꎮ㊀㊀④Ｖｇｌ.Ｅｒｎｓ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öｃｋｅｎｆöｒｄｅꎬＳｔａａｔꎬ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ｚｕ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１９９２ꎬＳ.２９２.㊀㊀⑤Ｖｇｌ.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ｉｍ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Ｓｔａａｔꎬｉｎ:ＫｉｅｌｍａｎｓｅｇｇꎬＰ.Ｇ.(Ｈｒｓｇ.)ꎬ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ｅꎬＯｐｌａｄｅｎ: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Ｖｅｒｌａｇꎬ１９７６ꎬＳ.３９.㊀㊀⑥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ꎬ第２８页ꎮ㊀㊀⑦Ｖｇｌ.ＨａｒｔｍｕｔＭａｕｒｅｒꎬ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Ⅰ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ꎬ２００７ꎬＳ.１８３－１８４.㊀㊀⑧Ｖｇｌ.Ｅｒｎｓ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öｃｋｅｎｆöｒｄｅꎬＳｔａａｔꎬ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ｚｕ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１９９２ꎬＳ.３０１ｆｆ.ꎻｖｇｌ.ａｕｃｈＯｌｉｖｉｅｒＪｏｕａｎｊａｎ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ａｌ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ꎬ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５８(２０１９)ꎬＳ.２２６ｆ.ꎻ中文相关论述参见陈征:«民主原则与行政程序»ꎬ载«求是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ꎬ第７５页ꎻ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ꎬ第２９页ꎮ(民主正当化的主体)为链条两侧之端点ꎬ通过人民意志向国家权力的正向传递及国家权力回溯至人民的双向过程ꎬ通过具体的链接点审视二者间链接的有效性(民主正当性)ꎮ这种制度安排既表达了古典的 民主传送带 ①理念ꎬ也呈现了国家公职人员经由任命和选举获得民主正当性的过程ꎮ在规范层面ꎬ我国宪法在民主正当化主体㊁客体及链接点等方面ꎬ明确宣告了国家权力需受民主正当化链条束缚ꎮ一方面ꎬ«宪法»第２条第１款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ꎮ在民主正当化主体的角度ꎬ该条明确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ꎬ宣示了人民民主的根本出发点ꎬ即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㊁人民当家作主ꎮ在民主正当化客体的角度ꎬ国家的 一切权力 的表达说明ꎬ立法㊁行政㊁监察㊁审判㊁检察等所有国家权力均须受到民主正当化链条的束缚ꎮ另一方面ꎬ根据«宪法»第２条第２款㊁第３条第２款及第３款的规定ꎬ各国家机关与民主正当化链条出发点(人民)的链接方式与距离存在差异ꎮ人大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为其他国家机关传递民主正当性的链接点ꎬ即人大由民选产生ꎬ对人民负责ꎬ受人民监督ꎬ其他国家机关又由人大产生ꎬ对人大负责ꎬ受人大监督ꎮ这些宪法条款组合建构了人民 人大 其他国家机关的完整民主正当化链条ꎮ在我国ꎬ虽然和西方议会一样ꎬ全国人大也是代议机关并行使立法权ꎬ但其同时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ꎬ除了享有立法㊁预算㊁监督等职权ꎬ全国人大还享有重大事项决定权ꎮ与此相应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也要高于本级检察机关ꎮ然而ꎬ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并不直接涉及横向分权问题ꎬ适用于在代议制民主中衡量国家权力运行的民主正当化水平(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ｎｉｖｅａｕ)ꎬ代议机关是否为国家权力机关对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的适用没有本质影响ꎮ②由此ꎬ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虽然与德国建立在立法㊁行政㊁司法 权力分立 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构造并不相同ꎬ但在国家权力始终处于 不间断地 民主链条控制之下这一点上ꎬ却存在着共通之处ꎮ③(二)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中民主正当化链条的构造与适用在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的分析中具体运用民主正当化链条ꎬ需要处理 谁来正当化 正当化什么 如何正当化 三个问题ꎮ正当化的客体和主体决定该制度是否受民主原则影响ꎬ以及受谁影响ꎻ正当化的形式决定该制度是否影响检察机关原有正当化水平ꎬ以及可否获得补足ꎮ１.民主正当化的主体与客体其一ꎬ民主正当化的主体ꎮ不论在我国还是德国ꎬ宪法文本均规定一切国家权力属于 人民 ꎬ针对宪法文本中的 人民 (Ｖｏｌｋ)概念ꎬ施密特 阿斯曼曾概括出民主正当化主体的三项特征: 包括全体 (ｖｅｒｆａßｔｅＧｅｓａｍｔｈｅｉｔ)㊁ 不特定的普遍性 (ｕ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ｈｅｉｔ)及 具有国籍 (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ｇｅｈöｒｉｇｋｅｉｔ)ꎮ这三项特征指向了去个别化的㊁不以特定群体的标准和利益决定的㊁具有开放性的整体人民概念ꎮ在此基础上ꎬ由于«基本法»的区域划分ꎬ此处的人民并非仅指与联邦国家权力对应的全国人民ꎬ还包括与联邦州权力对应的州人民等子类别ꎮ④相对应的ꎬ我国«宪法»第２条第１款示明 人民 作为民主正当化主体ꎬ人民的范围包括全部没有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ꎮ同时ꎬ我国宪法中的 人民 并不局限于 全国人民 ꎬ根据«宪法»第９５条第１款及第３款的规定ꎬ省㊁市㊁县㊁乡等各级区域的 人民 与 全国人民 有着相似的宪法结构ꎬ在各自区域内构成施加政治影响和承担政治责任的共同体ꎬ同样属于被宪法认可的 人３ 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㊀㊀①参见[美]理查德 Ｂ.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ꎬ沈岿译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ꎬ第１－１１页ꎮ㊀㊀②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ꎬ第３１页ꎮ㊀㊀③参见李忠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宪法实现»ꎬ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ꎬ第２４页ꎮ㊀㊀④Ｖｇｌ.Ｓｃｈｍｉｄｔ－Ａßｍａｎｎꎬ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ｇｒｉｆｆꎬＡöＲ１１６(１９９１)ꎬＳ.３４８ｆｆ.民 ꎬ进而可以作为正当化主体赋予所在区域内的国家权力正当性ꎮ①由此ꎬ以各级人大作为链接点ꎬ全国人民及不同区域的人民分别构成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民主正当化主体ꎮ同时ꎬ由于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要依照 法律 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ꎬ 法律 同样传递全国人民意志ꎮ因而ꎬ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全国人民为其民主正当化主体ꎬ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则同时指向两个维度的民主正当化主体(全国人民和各区域人民)ꎮ在全国人民作为民主正当化主体之一的框架下ꎬ检察官统一调用具有跨区域属性ꎬ至少涉及两个不同区域内的人民主体ꎮ在这种体系中ꎬ判断检察官统一调用的民主正当性时不能仅局限于调出地的任命ꎬ而应综合分析其与各种正当化主体的关系ꎮ其二ꎬ民主正当化的客体ꎬ这实际上是正当化需求(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ｋｅｉｔ)的问题ꎬ也即何种事项需要获得民主正当性支持的问题ꎮ②如前所述ꎬ在我国«宪法»第２条第１款中ꎬ 一切权力 都是民主正当化的客体ꎬ但是这种表述不免过于模糊ꎮ就民主正当化客体的类型范畴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指出ꎬ 民主原则并非只适用于特定的国家权力ꎬ所有类型的国家权力均概莫能外ꎮ ③同时具体限定了 所有具有决定性质的职务行为 ④是民主正当化的客体ꎮ不难理解ꎬ并非所有事实行为都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表现ꎬ比如机关人员维修公用车辆等预先准备行为ꎻ⑤相反ꎬ国家权力的行使需要 法的标志 (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ｓ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ｓｚｅｉｃｈｅｎ)来表现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能的过程ꎬ因此ꎬ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ꎬ或者更确切地说ꎬ任何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意志的表达都需要正当性ꎬ只有纯粹在机关内部生效的预先准备行为会被排除出民主正当化客体的范畴ꎮ⑥尽管与行政机关等其他机关不同ꎬ«宪法»第１３６条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ꎬ但人大的民主正当性控制并未被从中排除ꎮ这种安排反映了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之间的调和ꎬ为保证司法公正ꎬ检察机关相对于行政机关等其他机关ꎬ其在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差序格局中的位置距人大较远ꎬ但仍应进行民主正当化ꎮ⑦就此而言ꎬ上级检察机关统一调用辖区内检察官的行为系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为依据ꎬ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法定领导权限的体现ꎬ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ꎮ同时ꎬ除调用行为本身外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都指出ꎬ调用后被调用检察人员须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法定检察职责ꎬ这些履职行为也属于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意志的表达ꎮ因而不论是调用行为本身还是调用导出的具体履职行为ꎬ都表明该制度并非指向纯粹的预先准备行为ꎬ而是具有法律意义ꎬ会产生民主正当化需求ꎬ属于民主正当化客体ꎮ２.民主正当化的三种形式民主正当化形式指向民主正当化主体与客体之间链接的有效性ꎮ如前所述ꎬ我国宪法要求国家权力在 由人民(人大)产生ꎬ对人民(人大)负责与受人民(人大)监督 等方面接受民主正当化ꎬ这包括人事任免与责任制等多项内容ꎮ在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中ꎬ民主正当化主体与客体间链接的有效性取决于三种民主正当化形式:功能与制度的民主正当化㊁组织与人事的民主正当化及事务与内容的民主正当化ꎮ其一ꎬ功能与制度的民主正当化(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ｌ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是指ꎬ宪法将立４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法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２０２４ ２㊀㊀①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ꎬ第３１页ꎮ㊀㊀②Ｖｇｌ.Ｓｃｈｍｉｄｔ－Ａßｍａｎｎꎬ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ｇｒｉｆｆꎬＡöＲ１１６(１９９１)ꎬＳ.３３８ｆ.㊀㊀③ＢＶｅｒｆＧＥ７７ꎬ１(４０).㊀㊀④ＢＶｅｒｆＧＥ４７ꎬ２５３(２７３).㊀㊀⑤Ｖｇｌ.Ｅｒｎｓ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öｃｋｅｎｆöｒｄｅꎬＳｔａａｔꎬ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ｚｕ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１９９２ꎬＳ.３００.㊀㊀⑥Ｖｇｌ.Ｊｅｓｔａｅｄｔ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ｐｒｉｎｚｉｐｕｎｄＫｏｎｄｏｍｉｎｉａｌ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ꎬＢｅｒｌｉｎ:Ｄｕｎｃｋｅｒ＆Ｈｕｍｂｌｏｔꎬ１９９３ꎬＳ.２５５－２５７.㊀㊀⑦参见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ꎬ载«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ꎬ第３６页ꎮ法权㊁行政权和司法权等权力构造为独立的功能和机关ꎬ人民通过这些机关行使由宪法产生的国家权力ꎬ各国家权力通过宪法获得了全体人民传递的民主正当性ꎮ这种民主正当化排除了代议机关对民主正当性的垄断ꎬ防止其他国家机关受制于代议机关的全面保留ꎮ①这意味着各国家机关首先获得人民通过宪法所传递的民主正当性ꎮ②也即说ꎬ考察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的民主正当性时ꎬ不应局限于 人民 代议机关 检察机关 的传递链条ꎬ还应考虑 人民 宪法 检察机关 这一链条ꎮ其二ꎬ组织与人事的民主正当化(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ｐｅｒｓｏｎｅｌｌｅ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包括一个不间断的正当化链条ꎬ即由被委托管理国家事务的职务担当者(Ａｍｔｓｗａｌｔｅｒ)回溯至人民ꎮ这种正当化不一定要直接回溯至人民ꎬ正如正当化 链 一词已经表明的那样ꎬ人民的间接和直接正当化都是被允许的ꎬ如通过人民所选出的代议机关等具有高度民主正当性的媒介者进行的链接ꎮ关键在于ꎬ从个别职务担当者到作为国家权力持有者的人民的人事正当化链条没有中断ꎮ③其三ꎬ事务与内容的民主正当化(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ｉｎｈａｌｔｌｉｃｈｅ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要求ꎬ国家权力的行使内容必须可以由人民主导ꎬ这包括多种实现方式ꎮ一是由代议机关通过立法行为制定法律ꎬ其他所有国家机关均受到国家法律的拘束ꎬ如依法审判与依法行政的要求即如此ꎮ二是通过民主问责形成ꎬ如行政机关科层体制 行政一体性 通过上级机关的指令权ꎬ与 行政对立法负责 的责任政治要求ꎬ即国家机关首长对代议机关负责ꎬ同时通过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对下属行为负责ꎮ④三是通过财政上的控制ꎬ以财政手段影响国家机关在财政方面的行为ꎬ包括预算及决算之控制ꎮ⑤同时ꎬ三种民主正当化形式并非完全平行或独立的关系ꎬ不能孤立地考虑三种正当化形式以及每一种正当化形式内的各种调控手段ꎬ而应审查它们共同作用的效果ꎮ这也意味着ꎬ在具体操作中若某种正当化形式或调控手段的要求未能得到完全满足ꎬ那么可以通过其他正当化形式或调控手段进行弥补ꎮ⑥因此ꎬ在判断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是否有损原本的正当化水平时ꎬ应当就这三种形式进行通盘考虑ꎮ结合上述分析ꎬ并根据宪法的相应规定ꎬ检察机关的不同行为从属于不同的民主正当化主体:一是在宏观的功能与制度的正当化链条中ꎬ全国人民以宪法中检察机关相关条款作为链接点传递正当性ꎻ二是在组织与人事的正当化链条中ꎬ全国人民和各区域人民分别通过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的人事权限传递正当性ꎻ三是在事务与内容的正当化链条中ꎬ一方面ꎬ全国人民通过法律约束向所有检察机关传递正当性ꎬ另一方面ꎬ全国人民和各区域人民分别通过人大的民主问责与检察机关内部领导关系ꎬ以及控制检察机关财政两条路径对检察机关传递正当性ꎮ在这种架构中ꎬ检察机关从属于不同主体的多元民主正当化链条ꎮ由此ꎬ首先应考察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是否可获宪法传递的功能意义上的正当性ꎻ其次ꎬ应考虑调用是否会影响被调用检察人员与任命机关间人事正当化链条的链接有效性ꎻ最后ꎬ异地调用也可能导致调出地人大对被调用检察人员的监督困难等问题ꎬ使得事务与内容的民主正当化水平被削弱ꎮ整体上ꎬ应考虑该制度是否导致三种正当化链条断裂ꎬ以及是否可由相应修正条件加以弥补ꎮ５ 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㊀㊀①Ｖｇｌ.Ｅｒｎｓ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öｃｋｅｎｆöｒｄｅꎬＳｔａａｔꎬ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ｚｕ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１９９２ꎬＳ.３０１.㊀㊀②Ｖｇｌ.ＰｈｉｌｉｐｐＢｒａｎｄｌ－ＭｉｃｈｅｌꎬＭａßｓｔäｂｅ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ｒ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ꎬ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Ｎｏｍｏｓꎬ２０２１ꎬＳ.８５.㊀㊀③Ｖｇｌ.Ｅｒｎｓ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öｃｋｅｎｆöｒｄｅꎬＳｔａａｔꎬ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ｚｕ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１９９２ꎬＳ.３０２－３０６.㊀㊀④Ｖｇｌ.Ｅｒｎｓ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öｃｋｅｎｆöｒｄｅꎬＳｔａａｔꎬ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ꎬ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ｚｕ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ꎬ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１９９２ꎬＳ.３０６.㊀㊀⑤参见[德]施密特 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ꎬ林明锵等译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ꎬ第８７页ꎮ㊀㊀⑥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ꎬ第３０页ꎮ三、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的民主正当性审视(一)功能与制度的民主正当性审视我国宪法贯彻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ꎬ强调国家效能和治理能力ꎬ而非僵化地拘泥于权力的 分 与 合 ꎮ①由此ꎬ功能与制度的正当性传导不能被简单表述为 宪法规定如此 ꎬ该层面的民主正当化链条可概括为: 全体人民 宪法 (不同功能领域的)国家机关 ꎬ国家权力与宪法的链接有效性系于其功能发挥的情况ꎮ在此意义上ꎬ若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根本未传递宪法为检察机关设置的功能ꎬ或距离功能发挥的核心范畴过于遥远而对其他层面的正当性损害较大ꎬ则不应肯定该制度的民主正当性ꎮ１.检察机关的功能与制度的正当化本质上说ꎬ功能与制度的民主正当化系于拒斥立法权对其他国家权力的 全面保留 (Ｔｏｔａｌｖｏｒｂｅｈａｌｔ)ꎮ②在 全面保留 的思路之下ꎬ所有的事务内容都必须由立法者亲自规定ꎮ但是ꎬ若国家权力行使的所有事项均由立法权巨细靡遗地规定ꎬ一方面可能导致 立法洪水 淹没国家ꎬ立法机关亦不堪繁多立法任务之重负ꎬ另一方面ꎬ这也将导致国家权力的活动均受严格桎梏ꎬ若其应有的自主活动空间被立法权的过度规范(Üｂｅｒｎｏｒｍｉｅｒｕｎｇ)蚕食殆尽ꎬ则不难想象其行动效率和效果均将大打折扣ꎮ③因而ꎬ 行政保留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ｖｏｒｂｅｈａｌｔ)④或 执行权保留 (Ｅｘｅｋｕｔｉｖｖｏｒｂｅｈａｌｔ)等概念即具有存在意义ꎬ立法权㊁行政权及司法权等权力由于各自功能领域的不同均无法相互替代ꎮ以行政权为例ꎬ相对于立法机关ꎬ行政具有灵活性与实践性ꎬ行政机关可以及时作出应对ꎬ又具有应对现实问题的专业知识与经验ꎮ⑤正如黑塞所述ꎬ当某机关的结构与由它所行使的基本功能之间不适配时ꎬ这样的功能行使与分配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ꎮ⑥同理ꎬ检察机关本身作为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ꎬ相对于立法权以及审判权等其他权力具有功能意义上的独特性ꎬ系多面向职权的复合型权力ꎬ包括如对诉讼进行法律监督ꎬ对案件进行侦查ꎬ提起公诉及支持公诉㊁抗诉ꎬ提起公益诉讼ꎬ提出检察建议等方面ꎬ⑦同样无法被立法权等其他国家权力取代ꎮ相应的ꎬ立法权不可能以法律的 天罗地网 式规定或者人大的全面监督束缚检察机关手脚ꎬ否则将有碍检察权的有效行使ꎮ相对于其他国家权力ꎬ应当存在一个类同于 行政保留 的 检察保留 空间ꎮ不过ꎬ基于 重要性理论 (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⑧的考虑ꎬ民主性的要求不能被完全舍弃ꎬ立法机关不可能将所有检察相关事务均交由检察机关自行处置ꎮ也即说ꎬ 立法者在基本的规范领域内必须自己做出所有重要的决定 ⑨ꎮ尽管传统的 重要性 主要是指 基本权利的重要性 ⑩ꎬ但这并非对 重要性 的６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法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２０２４ ２㊀㊀①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ꎬ第２８１页ꎮ㊀㊀②与西方国家在分权制衡意义上反对 全面保留 不同ꎬ我国宪法反对 全面保留 的理由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取向ꎮ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ꎬ第２８１－３０３页ꎮ㊀㊀③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结构的变迁»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ꎬ第１３５页ꎮ㊀㊀④ 行政保留 一般系指行政部门在组织意义上对某些任务或职能领域拥有专属权ꎮＶｇｌ.ＨａｒｍｕｔＭａｕｒｅｒꎬＤｅｒ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ｖｏｒｂｅｈａｌｔꎬＶＶＤＳｔＲＬ４３(１９８４)ꎬＳ.１５２.㊀㊀⑤Ｖｇｌ.ＳｔｅｔｔｎｅｒꎬＤｅｒ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ｖｏｒｂｅｈａｌｔꎬＤÖＶ１９８４ꎬＳ.６１１.㊀㊀⑥参见[德]康拉德 黑塞:«德国联邦宪法纲要»ꎬ李辉译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ꎬ第３８３页ꎮ㊀㊀⑦参见王海军:«中国语境下的 检察权 概念考察»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ꎬ第２７８－２７９页ꎮ㊀㊀⑧ 重要性理论 原本是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 性教育课程案 中获得阐释ꎬ认为任何涉及人权的事项ꎬ属于立法者的立法范围ꎬ但是立法者不得随便授权于行政机关以行政命令规定ꎬ对于牵涉人权的重要部分必须留予立法机关ꎮ由此ꎬ排除未经民主合法性控制的其他国家权力恣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ꎮ在此处依照这种民主正当性控制的原理ꎬ同样不可能仅依照宪法的功能界定即排除人大干预ꎬ对于具有重要性的部分事项仍应加以监督ꎬ在我国这不局限于以法律保留的形式进行ꎮ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ꎬ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ꎬ第３６１－３６２页ꎮ㊀㊀⑨ＢＶｅｒｆＧＥ８４ꎬ２１２(２２６).㊀㊀⑩Ｖｇｌ.Ｋｉｎｇｒｅｅｎ/Ｐｏｓｃｈｅｒꎬ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ｅ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ＩＩꎬ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Ｃ.Ｆ.Ｍüｌｌｅｒꎬ２０１９ꎬＲｎ.３１７.。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1996.12.31•【文号】高检发研字[1997]1号•【施行日期】1996.12.31•【效力等级】司法指导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刑事犯罪侦查,检察机关正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高检发研字[1997]1号1996年12月31日）一、关于审查逮捕1、审查逮捕工作的指导思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调整了逮捕条件。
审查逮捕工作要全面、准确地把握调整后的逮捕条件，坚持严格把关、准确适用的指导思想，依法严格适用逮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严把逮捕关，避免错捕和漏捕。
同时，加强对批捕与不批捕决定执行情况的跟踪监督及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以保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实现和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2、正确理解和掌握逮捕条件，保证办案质量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明确逮捕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全面把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行为；（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3）证据必须确实。
审查逮捕工作中，应高度重视证据，把好证据关。
不能因为逮捕条件的变化而放松对证据的审查，甚至于在审查批捕、决定逮捕时降低标准，宽于审查，导致错捕、滥捕，影响执法的严肃性。
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查证属实，不能是孤证。
间接证据必须形成链条，排除其他可能性。
要强调证据的证明力，严把逮捕关。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所指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有证据证明犯有数罪中的一罪的，或有证据证明实施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的，只要符合逮捕的其他条件，应当批准或决定逮捕。
谈谈对监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的理解和认识《监察官的职责与义务：权力的使命与责任》本文将针对“监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监察官的使命、责任和权力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我们将分析监察官的职责与义务，并结合案例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将从权力的使用、权责的平衡和社会效果角度出发对监察官的权利进行剖析。
笔者将表达个人对监察官职责、义务和权利的独到见解，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监察官的职责与义务1. 公正、公平、严明的执法在司法体系中，监察官作为执法的重要一环，其职责不仅在于维护公正、公平的司法环境，更要以严明的执法手段保障社会秩序和法律尊严。
对于腐败分子的调查、起诉和审判，监察官要遵循法律程序，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以此为社会赋予公信力。
2. 保护人民利益监察官的义务还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对于违法行为和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要敢于揭露和打击。
特别是对于各类侵害群众利益、危害社会安宁的犯罪行为，监察官更应当尽职尽责，积极主动出击，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3. 公共利益至上监察官不仅是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更重要的是要服从公共利益的要求，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站在维护公共利益的高度对待每一起案件。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监察官要深刻理解案情涉及到的公共利益和社会效果，不能被私人利益所左右，确保司法公正。
二、监察官的权利使用与社会效果1. 权力的正确行使监察官作为执法人员，其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滥用职权，更不能以权谋私。
监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应当遵循法律法规，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
2. 权责的平衡监察官的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权利的行使应当与义务的履行相结合。
在执法过程中，监察官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既保证权利的充分发挥，又确保职责的全面履行，做到权责平衡，以此保障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
3. 社会效果的评估监察官的权利行使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因此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进行全面评估。
审视与剖析：司改背景下检察官独立执法“去行政化”研究钱云灿内容提要内部行政化已经成为妨碍检察官独立执法的主要原因，我国检察权履行的行政性有违司法规律且影响司法公正，必须增强检察官执法的独立性。
本文以主任检察官制度为切入，试提出检察官独立执法“去行政化”的制度构建：建立有利于检察官独立执法的办案组织，同时健全检察官独立执法的职业保障机制并加强对检察官独立执法的监督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化检察一体检察独立主任检察官一、问题的提出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的必要保障，也是中央明确的一项司法改革重要任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笔者认为，我们在批判人民法院“审而不定、定而不审”时，不应忘记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检察机关。
人民检察院内部普遍存在的“察而不定，定而不察”有违司法活动直接性和亲历性，也与司法公正的理念不符。
司法实践中，真正不当干预和影响检察官独立执法，从而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还来自于检察机关内部等级森严的长官意志，来自其内部已经高度行政化的官僚体制。
虽然，地方检察机关的办案活动经常受到地方党政机关、党政官员、人大的非法干预是事实，但检察机关内部未参与办案的检察长、副、部门负责人等对案件的干预更方便、更频繁，严自检察机关外部的干预大多数也是通过内部干预间接进行的，这也很容易使检察机关本身的领导成为党政机关间接干预检察独立的中介。
这样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怎么实现司法公正？当下检察机关具有过于浓厚的科层式行政化管理机制，检察办案中实行检察人员承办案件、办案部门行政科处长审核、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的行政审批模式，既不符合检察司法属性，也限制了个体检察官的独立性与积极性，更为上级干预下级办案提供了正当性，损害了司法公正。
而且，这种上下一体，层层审批必须导致文牍主义，影响诉讼效率。
主办检察官职责权限研究作者：王瑀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7期摘要主办检察官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在十几年的实践中，它发挥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效用，同时也暴露出形形色色的问题。
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主办检察官制度的几种意义上的用法，本文将研究自2001年开始最高检向全国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情况，以及在主诉检察官职责权限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以借鉴推广；出现了哪些问题，以完善纠正。
关键词主办检察官主诉检察官职责权限作者简介：王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124-04一、主办检察官制度的内涵主办检察官（或称为主任检察官）这一概念并非源自规范性文件，在学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只是在实务界的工作文件中多有出现。
对这一概念的用法也各有不同，总体来说，比较常见的有两种。
第一，主办检察官就相当于主诉检察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在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工作方案》的规定，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由主诉检察官相对独立地行使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职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并对案件事实、证据认定和所作决定负责的办案制度。
①这一方案实施以来，在命名问题上，有的检察机关命名为主办检察官、有的检察机关命名为主控检察官、有的则命名为主诉检察官。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主办检察官和主诉检察官涵义相同。
第二，主办检察官制度为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拓展。
在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实施后，审查起诉部门办事效率提高显著，因此这一制度在检察系统内逐渐由审查起诉部门向其他业务部门比如反贪、侦查等部门延伸，并在其他部门形成了在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一名检察官为主，依法办理本部门业务的内部办案制度。
在这种意义上，主办检察官是区别于主诉检察官的不同的概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17.11.01•【文号】•【施行日期】2017.11.01•【效力等级】司法政务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检察机关正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2017年11月1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请审议。
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司法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系列重大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多次审议司法改革重大议题，确定了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作出授权决定、审议改革情况报告、及时制定修改法律，全国人大内司委加强改革调研，为深化司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央政法委加强领导和指导，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形成了改革合力。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司法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明显增强。
一、检察机关司法改革的进展和成效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司法改革各项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坚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制定实施深化检察改革五年规划。
在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下，勇于啃硬骨头、闯难关，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至今年9月，中央部署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担的2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或结项；检察改革规划提出的91项具体改革举措，82项已出台改革意见或结项。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日期】2021.06.15•【文号】•【施行日期】2021.06.15•【效力等级】党内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检察机关,法治建设正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2021年6月15日）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新发展阶段，与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相比，法律执行和实施仍是亟需补齐的短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现就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实现各项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检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着力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水平，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作出新贡献。
二、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1．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