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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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家形成的因素——以雅典为例摘要:国家并非自有人类便存在,学界对此早有共识,但构成国家的要素却依然存在分歧。
恩格斯的观点曾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学界。
大多数学者从恩格斯的角度,从地区组织和公权力的形成分析国家的诞生。
也有学者对恩格斯的观点进行了补充。
笔者认为,国家的血缘因素一直在影响着国家地运作。
另外,宗教神话对国家形成的作用,也应予以重视。
本文从血缘与地区的关系、武力对内外征服、神话凝聚和经济分化带来的私有制进行分析,以雅典为例,从提秀斯改革到克里斯提尼,探讨这些因素如何构建起一个国家。
关键词:国家、权力、神话、雅典国家诞生于人类文明社会。
在原始时代,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部落,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观点,将国家从部落伊始的演化形态分成三种途径,雅典的内生型、罗马的内部斗争型和德意志的对外征服型[1],恩格斯的观点几乎影响着整个中国学界对国家起源的认识,近年来不同学者对该观点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修正。
谢维杨先生在翻译塞维斯著作中以人类学为视角提出了酋邦理论[0];易建平先生在反驳谢维杨先生时提出了武力的垄断程度是判断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准[0];王建中先生从恩格斯的地域取代血缘因素入手,认为地域因素从未取代血缘因素[0]。
具体到雅典国家地建立,一部分学者认为雅典国家建立于提秀斯改革,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只是标志着雅典政治制度走向完备[0],另一部分学者观点完全相反,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才标志着雅典国家的建立[0]。
笔者认为,分析国家建立的因素应从权力的垄断性、权力的制衡性,以及一些非物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国家的权力是地域性和血缘性的结合,其权力是伴随着对内外征服而不断强化与合法化的。
另外笔者认为,很多学者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除了经济物质基础,国家最初的建立还依靠共同的神话信仰得以凝聚。
在上古时代,对神的崇拜有时对事物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聚落皆是信仰相同和相似,人们才可能聚集在一起,才可能达成共识。
国家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在古代是对神灵的信奉,现代是对某种制度或意识的认同,从未有哪个国家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信仰之上。
论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国家分裂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成立的关键时期。
因此,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
本文将探讨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从哪些方面来考察并分析。
一、经济因素经济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也不例外。
在社会经济方面,春秋分期的实际年代为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476年,这大约是东周时期晚期至春秋时期中期的时间范围。
由于周王朝贵族统治无力控制地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相互侵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割据的时期。
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主要是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
在古代中国,农业拥有着重要的地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
而自然条件的差异,加上管理水平的差异,导致农业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这也使得不同的地区因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差异而在政治、文化上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春秋时期,各地的诸侯国都以耕种为主要经济活动,但各地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村经济结构却不相同,这也决定了不同的诸侯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不同。
二、政治因素春秋时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诸侯各自独立,隔三差五地出现战争是春秋诸侯国政治局势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与维系过程中政治的因素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列国间互相制衡,纠缠不清的政治维系,加上对地盘的争抢,造成了政权局势高度分散。
正是由于不断的战争、霸权与共存,政权改朝换代,政权制度及其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动。
春秋时期各国采用的政治制度,以及统治运作模式各不相同,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国家形态变得多姿多彩。
三、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构建一个成熟、完善的国家体系的基础之一。
春秋时期的文化基础,不仅是先秦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阶段,还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高度竞争的时期,在这种高度的竞争状态中,各诸侯国采取的文化方向亦不尽相同。
在春秋时期的文化方面,周朝传统的儒家文化已经开始萌芽,随着各诸侯国的不断崛起,著名的“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还创立了法家文化,以法治为本,而非德治。
专题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一、时间轴梳理阶段事件,总结阶段特征。
阶段特征:秦汉是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1.政治:国家统一,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官僚体制逐渐代替了贵族体制,专制皇权逐渐形成。
2.经济:秦汉时期是封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
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和巩固,小农经济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农耕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主体。
黄河流域尤其中西部地区是封建经济的重心。
3.思想文化:经历“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演变,儒学官方化得以确立。
科技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文化成就辉煌。
4.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
两汉时期,开始同西域各族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秦汉时期还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初步开发和管辖的阶段。
5.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开始突破东亚的范畴。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大秦的交往开始沟通。
时间轴:二、专题知识结构三、基础知识梳理(一)政治:1.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1)统一:秦灭六国,统一全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2)皇帝制度:皇帝总揽司法、立法、行政、军事等权利力,确立皇权至上、皇帝独尊、皇位世袭的政治制度。
(3)中央与地方: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军务,彼此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加强皇权;地方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命,有任期限制,选官制度沿袭战国以来的军功爵制度,官僚政治初步形成。
(4)颁布《秦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垄断教育,文化专制。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
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
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
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
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
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
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
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说,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
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
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
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迟,的萌芽”。
“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
”这些作为公社集合体的代表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行使更为集中的权力,由此发生了对于公社集合体的“独立化”倾向,到后来,社会职位的世袭制也出现了,终于促使他们由起先的“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并最终集结成一个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
在恩格斯后来所写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说到,由于这种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恩格斯指出,上述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发生,是并行不悖的“两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页)。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
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
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盨”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
《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
《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
《子羔》篇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话以及尚贤、禅让的传说等内容。
《容成氏》历述尧、舜、禹之时的社会状况,一直说到武王伐纣,篇中也有一些尚贤和禅让的内容。
《☆公盨铭》是北京的保利博物馆2002年收购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器内铸有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头就说天命禹平治水土,铭文中也讲到“为政以德”方面的内容。
上述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可以与传世的先秦文献对照起来,加以解读和研究。
然而,我们可否仅以这些出土文献(或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主干脉络,来重新构筑我国的远古历史,来重写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作为文献(不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局限性。
《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既然是战国竹简,它们与同为战国时成书的《尚书·尧典》等的性质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可以把《容成氏》、《尧典》等看成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所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传说,与传世文献相比,是一种大同小异。
当秦帝国的影子在中原大地上隐然出现的时候,恰如沸腾的铸液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
秦王政的铁戈金马一泻千里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之时,历史的丰碑也就最终浇铸完成。
丰碑甫一高耸,极为活跃的社会思潮却戛然而止,百家争鸣已是风光不再。
总之,认识先秦社会形态大变迁问题,社会思潮就是一面镜子,特别是对于巨大转型期的历史的考察,犹为明显。
这其间的许多过程,许多变革,许多特点,尚需后人不断探寻,从溶液和丰碑中读出新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1]荆门市博物馆编1郭店楚墓竹简[M]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陈恩林(吉林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我与孙晓春先生曾合作探索过,在此,我愿意把我们的主要看法简单谈一下。
近年来随着对大量考古学材料的系统整理和对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引进和吸收,有的学者即根据塞维斯等人建构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模式,对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进程进行了新的诠释;[1]有的学者则提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是从“平等的农耕聚落”,到“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到“都邑国家”的过程。
[2]这就打破了统治我国史学界多年的从氏族、部落,到国家的单一理论模式。
我国史学界传统的理论模式显然来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述了由氏族社会进入国家的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转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和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并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但是,由于受到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长期把恩格斯所说的雅典模式教条地理解为惟一的模式。
从而使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探索一度陷入困境。
现在看来,世界人类共同体国家产生的道路是复杂多样的,已不限于恩格斯所说的三种模式。
但我们也不否认各种模式之间总有相同之处和共同遵循的一些规律。
从中国现存的传世文献与地下考古材料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这样的道路:在家长制家庭的基础上,通过部落征服而形成国家。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被誉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过程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努力和演变。
本文将探讨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统一与多民族融合早在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统一和多民族融合便有了初步的形成。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国家,建立者夏禹通过各地贵族的联盟与辅佐,最终统一了中原地区。
夏朝统一的过程中,夏禹积极吸纳当地各族的精英人士,实现了多民族的和谐融合。
相继而来的商朝和西周时期也保持了这种统一和多民族融合的趋势。
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统一成果,并通过与周边各族的友好交往,进一步扩大了统一的范围。
而西周时期,周王室采取了分封制度,通过封爵和赐姓等方式,将周边各族的族长和贵族置于统治之下,实现了多民族的共存与统一。
二、秦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统一之一便是秦朝的统一。
秦始皇通过强大的武力和辅佐,先后征服了六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在秦朝的统一过程中,秦始皇采取了强力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法律和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灭族政策,削弱了各民族的权力,降低了各民族的地位,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满和动荡。
三、隋唐时期的疆域扩展与汉化影响隋朝的统一将南北各民族聚集到了一起,隋文帝制定了许多措施,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
唐朝的统一进一步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通过军事力量和移民政策,向西扩展并吸纳了更多的民族,中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在唐朝时期,汉化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华夷之辨显著加剧,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汉化和统治。
四、元朝的统一与多民族交融中国历史上另一次重要的统一是元朝的统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
元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除了蒙古族人的主导外,也吸纳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使得多民族的交融和融合得以实现。
五、清朝的统一与少数民族自治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古代史专题一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先秦秦汉Create self, pursue no self. This is a classic motto, so remember it well.中国古代史专题专题一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初步发展——先秦、秦汉高三历史组 2012-03-04专题概述先秦公元前221以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期,秦汉前221年——公元220年是中国古代文明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对整个整个古代文明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政治上:从分封制、宗法制逐渐发展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官僚体制逐渐代替了贵族体制,专制皇权逐渐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经济上:农耕经济是中国古代紧急的典型特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典型形式;精耕细作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古代的传统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形成.在此基础上,手工业特别是官营手工业商业在先秦、秦汉得到很大发展.文化上:在学术领域,经历了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演变,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文学上,诗经和楚辞分别成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科学上,形成了东方特色的实用科学.考纲解读1、考查重点:中国早期两大政治制度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内容、特点及影响;小农经济是历年高考考查的重点;手工业的考查主要集中在手工业的形态及冶金方面;诸子百家的代表及主张.2、考查方式:从题型看,选择题占绝大部分,非选择题只在极个别省份出现.从考查方式看,注重用新材料、设置新情境、图文并茂,考查学生灵活地把握知识的能力.复习建议1、注意古今联系,尤其是对宗法制和分封制,要从其内涵及对现实生活影响的角度进行把握.2、小农经济是我国古代基本的经营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全面的影响,重点理解小农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影响,同时要掌握小农经济的具体表现.3、思想方面,注意区分各家各派的主张,尤其关注儒家思想在当今的意义.主干知识整合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变革1、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2、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1)内容:a、中央.b、地方:.c、官吏考核d、法律e、监察:.(2)特点:a、;b、;c、 .(3)影响:.3、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1)中央:.(2)地方:.(3).★思考★: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二、中国古代经济模式的形成与转型1、农业(1)先秦:A、土地制度:西周:;春秋战国: .B、精耕细作农业的形成:.(2)秦汉:.2、手工业:(1)先秦:.(2)秦汉:.3、商业:.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1)背景:a、;b、;C、;d、..2、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1)董仲舒新入学的主张:①;②;③.(2)新入学正统地位确立的影响:.★思考★:儒家思想里包含了很多至今我们还能利用的观点主张,试着找出若干观点及其对现在的现实意义..四、中国古代早起科学技术与文学成就1、科技成就:1数学:;2医学:;3天文学:;4造纸术:.2、汉字的演变:.3、文学成就:1诗经:.;2屈原和楚辞:.;3汉赋:.★思考★: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特点,以及中国传统科技与西方近代科技的不同..问题拓展1.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中西文明的比较形成中国与西方不同文明的根源:在于其经济基础的差异: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集权政治、集体主义文化倾向的经济基础;希腊的工商业为民主政治、人文主义产生创造了条件.2、汉代新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区别与联系1区别①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增加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理论,强调神化王权和等级名分,符合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②新儒学增加了“大一统”思想,并融合了阴阳家、黄老之学及法家的一些思想.2联系:先秦儒学宣扬的“礼”“仁”“仁政”“民本”为董仲舒新儒学所继承,并适应汉武帝时期的政治需要.新儒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因此,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易错点分析易错点1 宗法制的特点及影响例题 2011年安徽联考西方历史上女性继承王位者屡见不鲜,时至今日,英国、丹麦等国的国家元首依然是女王,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皇位继承普遍排斥女性,遵循父系单系世系的原则.中西这种差异的主要成因是A.中国宗法制的传统B.欧洲女权至上的传统C.专制权力的强弱不同D.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易错点分析:宗法制是根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由此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男尊女卑观念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延伸.解题时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生搬硬套,还要注意知识的延伸拓展.答案为A.易错点2 儒道两家对于“入世”与“超世”的争论例题 2010年浙江文综,13儒道思想犹如中国古代思想的双璧.下列言论中,最能体现道家因循自然、崇尚无为思想的是A.不以人助天B.制天命而用之C.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D.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易错点分析:儒家和道家对人与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关系上观点相左,差异很大.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提倡人们征服自然;而道家则主张人们应该消极避世,顺从自然.儒家“积极”,道家“消极”.本题中的B、D两项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观点,体现的都是人类积极进取的一面.A、C两项都属于道家思想,“不以人助天”,人的行为不能妨碍自然,即人应顺应自然,体现了一种因循自然、崇尚无为思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意思是天地是不仁慈的,对待人就像刍狗一样任其自生自灭,故C项不符合题意.答案为A.历史史观文明史观1.文明史观的理论分析文明史观,通常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从横向看,人类文明史的内涵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2.文明史观的运用与实践21世纪初期以来,文明史观在中国史学界得到重视,并随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逐渐进入中学历史的视野,是对中学历史教学影响较大的几种新史学观点之一.在作为教学“指挥棒”的高考中多有体现,推动整个中学历史教学观念的改变.1政治文明史方面:文明史的思想颠覆了传统史学中突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思想,摒弃了那些残酷的斗争和血腥的屠杀,而是以国家机器的运行、各种机构、组织、制度的设置以及相关运动作为研究的重点.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如英国渐进的制度创新、美国政治新体制、法国共和制的曲折历程.2物质文明史方面:新课标教材以大量的笔墨介绍了中华民族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突出了中华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在世界史方面,新课标教材突出了工业革命引领的工业文明历程.特别注意的是在文明史思想下,史学家的目光特别关注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问题,更突出了文明的成果.3精神文明史方面: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干.以古希腊文明为根基的西方文明,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华文明的嬗变更新.随堂练习1、2012.山东文综.9有学者评论战国时期某学派说:“他们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这一学派是A、儒家B、道家C、墨家D、法家2、2012.新课标全国文综.24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各地财产达300万钱的豪族被迁到长安附近集中居住.这表明当时A.政权的政治与经济支柱是豪强大族 B.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出现严重分离C.抑制豪强是缓解土地兼并的重要措施 D.经济手段是巩固专制集权的主要方式3、2012.广东.12有学者认为早在商代就可能出现了牛耕,对他最有利的证据是A.商代遗址中出土了牛骨B.诗经里有农耕生活的描写C.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名字中有耕、牛二字D.古文学学家发现甲骨文中有字呈牛牵引犁头启土状4、2012.浙江.12东西方先哲的思想,有的倾向哲理思辨,有的倾向实际功利.其中贯穿着讲求实际功利精神的是①墨家学派的诉求②王阳明心学的主旨③智者学派的主张④百科全书派的共同追求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5、2012.浙江.13中国古代讲究“同姓不婚”.已知春秋时秦晋两国世为婚姻故称两姓联姻为“喜结秦晋之好”,而鲁晋两国不可通婚.结合所学“西周分封制”的知识,能够判断①晋国是姬姓封国②晋燕两国可以通婚③晋宋两国可以通婚④秦燕两国可以通婚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6、2012.江苏.2周礼考工记载:“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材料所反映的当时官营手工业生产的显着特点是A.技术先进,生产标准化B.产品丰富,生产多样化C.分工细致,生产专业化D.产量庞大,生产规模化7、2012.上海.34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对于上述观点理解最恰当的是A.傅斯年突出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B.傅斯年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C.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该涵盖各种学科 D.傅斯年重史学的客观性而不重史家的主观取向8、2012.北京.37水是生命之源,它孕育了人类文明,启迪着人类智慧,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材料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材料二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1材料一、二分别体现了道家和儒家的什么思想2分简述道家和儒家产生的时代背景.4分9、2012.天津1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汉书·董仲舒传1概括材料中的三种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主张出现的政治经济背景.7分2依据材料二中董仲舒的论述,指出其思想特征.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4分。
中国通史结课论文论文题目分析中国古代盛世和衰败的原因学院班级学号姓名指导教师分析中国古代盛世和衰败的原因摘要: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特征,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
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
关键词: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内忧外患文化繁荣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我很幸运这学期选择了《中国通史》这门课,朱老师讲课幽默而赋有哲理,这些深深的吸引力我,通过学习这门课,我才真正明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又是怎样形成当今的样子,这背后是什么力量主宰着中国的历史命运。
朱老师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真让人佩服,如赫连勃勃的魏晋南北史、萧让的的唐史、招福的女性史,汉史、宋史、明清史等等,还有人物传记、制度经济分析等,听来来无不畅快淋漓,让人大开眼见。
其中我对中国古代盛世和衰败的原因颇感兴趣。
下面就中国古代因何而盛,因何而衰,做一下剖析: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两千多年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下度过的,这之间,自然有盛世也有乱世,这是必要的一种循环过程,也就是“先儒们所谓的“一治一乱”。
但是,跳出这种治乱兴衰的外在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其封建社会的本质并无改变。
盛世,在一定意义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内政外交均有建树的状况。
内政方面可表现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等形式;外交方面可变现为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力大等形式。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
一、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
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
史基本知识中国的成立与初衷中国的成立与初衷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国的成立和初衷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本文将以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成立与初衷。
一、古代中国的形成古代中国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当时由秦始皇统一并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这个统一的国家对后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的初衷1. 维护国家统一中国的成立初衷之一是维护国家的统一。
在古代,中国经历了多次分裂和混乱的时期,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统一。
统一国家可以确保边疆的安全,并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创造条件。
2. 建立和谐社会中国的成立初衷还包括建立和谐社会。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人民的幸福。
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仁爱、公平和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以及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人民的权益。
3. 传承文化传统中国的成立初衷之一是传承和弘扬悠久的文化传统。
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诗词、书画等。
这些文化传统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中国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4. 实现经济繁荣中国的成立初衷之一是实现经济的繁荣。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农耕经济的国家之一,古代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非常迅速。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鼓励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以促进国家的财富积累和人民的福祉。
三、中国成立与初衷的演变随着历史的演变,中国的成立与初衷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例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维护统一和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转变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外部压力的增加,中国的成立与初衷也逐渐与维护国家的独立、实现民族振兴紧密相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的成立与初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
从战国时期到秦朝的统一,再到汉朝和后来的王朝,中国的帝国制度逐渐确立和发展。
本文将从帝国形成的原因、帝国制度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发展。
一、帝国形成的原因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形成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地域广大,东西南北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这种天然的疆域差异导致在古代中国不同地区的政治力量相对分散,而一个统一的帝国可以更好地管理和控制这些地理分散的区域。
其次,战争和统一的需要也是形成帝国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充满了各类战争和混战,部落与部落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的争斗屡见不鲜。
而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崛起不仅可以平定内乱,还可以对外征战,建立更为稳定的统一国家。
最后,文化和思想的引导也为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中央集权思想,儒家思想的兴起也使得一个中央帝国的建立成为了一种理想,以秦朝为例,秦始皇的统一思想和“焚书坑儒”的措施都是基于中央集权的需求。
二、帝国制度的特点中国古代帝国制度的特点是强调中央集权和贵族统治。
帝国的核心是中央政权,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威。
中央政权通过官僚体系来实行统治,吏治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为了确保中央权力的稳定和延续。
帝国的贵族统治主要体现在封建制度上,皇帝会赐予功臣和亲族封号,使他们成为贵族阶层,以此来维护中央统治。
此外,帝国制度还强调了地方政权的重要性。
中国帝国将疆域划分为不同的州县,任命官员来管理各地事务,并要求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汇报和服从。
这种分权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使整个帝国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三、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帝国的发展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演变。
从嬴政建立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开始,到汉朝的兴起和疆域的进一步扩张,再到唐朝和宋朝的繁荣与开放,中国帝国逐渐壮大和发展。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
在远古时代,古人们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乡土社会。
然而,这些乡土社会的结合,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国家的诞生。
本文将从社会原始阶段、氏族部落的形成、周王朝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四个方面,带您揭开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之谜。
首先,要理解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我们需要回溯到社会的原始阶段。
在这个原始社会中,人们生活在采集狩猎的状态下,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组织和统一的权力机构。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化,人们开始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于是,氏族部落的形成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关键。
氏族部落是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家庭组成的。
在部落中,部落长辈拥有最高权威,负责领导部落的决策和组织。
而部落的成员则通过亲属关系来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
这种以氏族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氏族部落逐渐融合、扩大,形成了一个个更大规模的社会团体。
其中,周王朝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周朝的时候,周天子通过封爵制度来奖赏那些对周朝有功的部落首领。
这种封爵制度不仅巩固了王权,也增强了周朝与各部落之间的联系和认同。
这种以天子为核心、君臣之间存在明确等级关系的政治体制,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政治制度的建立,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还离不开封建制度的确立。
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君主为核心,通过封授爵位给予贵族和地方领主一定的土地和权力,以维持封建等级秩序的一种制度。
在古代中国,这种封建制度被广泛应用。
封建制度使得中国的政治权力不再局限于氏族部落的范围内,而是渗透到不同的地域和社会层次中。
这种分权的现象,缓解了中央集权可能带来的问题,并使得中国古代国家的统一成为了可能。
封建制度也通过设立州郡、县邑等行政区域,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为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中,社会的演变、思想的发展和制度的确立是不可分割的。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许多学者都是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结束和文明社会的开始。
[1]然而,最初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在中国古代,例如先秦时期,其国家形态有何变化?也是需要进一步究明的。
这种对于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演变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探究文明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所以,它既是有关社会形态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文明史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及其演变,不能不提到侯外庐先生。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每每用“城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研究文明的起源,而在我国,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以及以此为基本线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实始于侯外庐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2尽管今天看来,侯先生在该书中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时间定在殷末周初,很需要予以修正,但他以“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至今都有它的启发意义。
侯外庐先生之后,在日本,以宫崎市定和贝冢茂树先生为代表,50年代初也开始用“城市国家”(日语为“都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理解从商周到春秋初期的国家结构,3宫崎先生还把世界古代史的发展路径概括为:氏族制度――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这样几种形态和阶段。
当然,在这之前,20年代,日本的中江丑吉先生就提出过“邑土国家”这样的概念,说“当时的国家”是“出自同一祖先的团体,以各个邑土为根据地形成社会生活”。
4宫崎先生之后,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邑制国家”的概念,以此来置换“城市国家”的提法。
5 5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古史学界每每用“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帝国”或“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样的模式来论述中国由先秦至秦汉的国家形态的演进,而我国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如何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不再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提出用另外的框架来表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提出用“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三大段,洪荒时代主要讲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
中国古代治国理论中国古代治国理论研究的意义1(以史为鉴,把握历史演变规律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避免教条,因时而变,这是我们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的基本知识。
2.理一分殊,古代治国理论对当时公共管理及企业管理的借鉴价值。
(1)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多可参考(2)中国古代的吏治问题足资借鉴(3)精良的制度设计,不断求变求新,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历史经验(4)挖掘古代治国理论,弘扬中华文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的两条线:1. 中国古代土地赋税制度2. 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四(中国古代治国实践的是研究中国古代治国实践的内容丰富而复杂,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治国特别看治国方针的制定,这是在最高管理层中进行的决策。
当然,从教训的角度,商纣王。
隋炀帝。
明思宗等暴掠之君,亡国之主,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深刻的反面教材1 “郅治”是历代帝王的最高政治目标“郅治”及保证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目标。
为达这一目标,必须处理好四个环节:(1)权力控制(2)实践运作(3)制度设计(4)社会改革 2.盛世兴旺的历史启迪。
五(中国古代治国制度评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从一定的政治理念出发。
随着时代的变化,围绕如何提高统治效率,创造性的设立和发展了许多重要的制度,诸如减少决策失误的谏诤制度和诏令文书制度,保证官员清正廉洁的监察制度,提高行政效率的律令制度,体现官僚集团更新机制和激励制度的科举,铨选和考课制度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的政治制度具有统治和管理公众事务的双重功能。
一些国计民生关系较密切,发展得较有特色的中央政体制度如管理,监察,行政,户籍,财政,人事制度及地方制度应是我们审视历史上治国制度的重点。
历代统治者为适应统治的需要,都要建立一整套有职责,有分工而又彼此联系和制约的管理制度,如隋唐的三审六部制,明清时的内阁六部制等。
六(一分为二看历史有学者曾谓: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自身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以求得人类自身解放的奋斗史。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秦汉时期(公元前221~220年)一、课时重难点:【重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重农抑商政策大一统思想【难点】内容特点影响背景二、授课过程:【阶段综述】秦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制在全国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并得到巩固;官僚体制逐渐代替贵族体制,奠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汉朝同西域各族发生密切交流;中国向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精耕细作技术日益成熟;思想上由“百家争鸣”到思想“大一统”,经过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科技文化艺术全面繁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知识整合】1、秦朝:(1)统一: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①统一的原因:A、商鞅变法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B、统一符合历史发展趋势;C、人民渴望国家统一;D、秦王嬴政的雄才大略;E、秦国“远交近攻”的统一策略灵活有效。
②统一:公元前230——公元前221年先后灭掉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③扩疆:匈奴、岭南、④疆域:东到大海,西到,北到长城一带,南达南海。
⑤意义:(2)建立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含义:包括专制主义(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组织形式)两个概念。
◆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A、中央:皇帝制;其特征、本质B、建立中央官制----(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 ;职责;九卿中除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外,均为皇帝私家服务的,这反映了古代官制特征--- 事务与皇家事务混合一起,,家天下色彩浓厚。
丞相、御史大夫与诸卿以朝议等方式讨论国家军政要务,成为皇帝裁决的依据。
C、地方:全面推行,建立地方行政体制-①时间: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郡、县等新的地方行政区划,秦朝建立完备的郡县制度,后世沿用,不断修正,元朝行省制度是对这一制度的大变革。
②原因:A.经济:小农经济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保护和协调。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
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
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
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
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
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
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
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
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
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
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源》中又进一步说:“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就有了意义,……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也就各不相同了”;并且指出,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地理环境因素极为重视,可以说,地理环境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不决定社会发展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就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决定作用,是不能用地理几万年不变,社会制度几百年就发生根本变化这样的现象来说明的,关键在于,一定地区的自然条件,如地形与地貌、资源与物产、气候与交通,与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发展的路向是否存在相关性。
当然,斯大林所说的欧洲在三千年间更换四种社会制度,而地理环境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确是事实,但是,用斯大林的观点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欧洲的社会制度变化得如此之快,而在同样的时间内,美洲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
很显然,后者更能说明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之际,东西方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古希腊,由于地中海沿岸特定的地理环境,“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展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
可以说,雅典人的国家之所以成为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例子,就在于频繁的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的作用。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的地理环境,在远古时期,西部的高山,北方的草原,东南方的大海,对于人们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所以,古代中国人不可能像雅典人那样与外部发生频繁的海上贸易。
再加之当时地广人稀,最初,人们只在若干地区形成了一些生活的聚落,部落与部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相对阻隔的状态。
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商品交换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生产者本身就是消费者,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公社就是一个别生产、消费的单位,从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诸部落来看,其与雅典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商品经济的极不发展,促使这些部落的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商品交换。
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却大多套用雅典国家产生的模式,把商品交换看作是从部落形态进入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可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用来说明部落时期商品交换促进社会组织进化的材料只有一条,即《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商人的先公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臣杀而放之。
”《楚辞・天问》对这段史事则说:“胡终弊于有扈(扈当为易,从王国维说),牧夫牛羊。
”对于这些材料,王国维解释说,仆牛就是服牛,这最多只能说明殷人当时已经开始用牛挽车,或饲养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可是,有些学者却就此发挥,得出了“商人和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是比较活跃的,冥子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的结论。
事实上,有易氏夺牛,是部落时期经常发生的现象,其前提未必就是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商业往来。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原始时期的各部落之间绝对不存在商品交换,但毫无疑问,商品交换在当时只能是以有限的规模,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
它无法说明部落的经济特征,也不可能成为早期国家产生的经济前提。
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展,个体家庭与私有制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前也没有很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史稿》第1册第157页。
《观堂集林・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2页。
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商周时期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商人和周人从部落形态进入国家的时候,其家庭形态仍然处于家长制家庭的发展阶段上。
家长制家庭或曰家长制家庭公社的基本特征是,“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 ,维系家长制家庭的纽带,一是血缘关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出自共同的祖先,二是财产公有制度,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共耕的团体,土地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共同耕作,产品共同分配。
在这种家庭形态和所有制形态下,除去部落首领凭其家长的绝对权力居于特殊地位外,部落成员大体上处于齐一的水平线上,贫富分化并不明显。
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前,并不存在希腊的荷马时代部落贵族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一部分公社成员破产,沦为雇工的现象。
所以,雅典人的氏族公社内部剧烈的财产分化,使得氏族公社“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而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际,家长制家庭公社却相当的稳定。
在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为了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像雅典人的国家那样产生于个体家庭的确立和私有制的发展,人们着意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寻找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证据,如,一些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出现的夫妻合葬墓,以及随葬品的多寡不同,等等。
用这些情况来说明当时氏族公社内部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婚姻关系和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虽无不可,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私有制确立的根本标志,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为个体家庭所有,即个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以日用品和装饰物为主要内容的随葬品,并不能说明那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制情况。
另外,稳定的婚姻关系固然是个体家庭产生的一个方面,但是,个体家庭是否真正地从原初的家长制家庭中独立出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有制的发展情况,没有充分发展了的个人所有制,就不会有完全独立的个体家庭。
事实上,直到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土地仍然是为家长制家庭所有,由家族成员共同耕种的,《诗经》中“十千维耦”、“千耦其耘”,是最有力的证据。
尽管目前人们对于《诗经》中的这些记载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国家不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内部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确立。
由于大陆的地理环境所致,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际,社会分工并不很发达,定居农业的发展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之一。
恩格斯在论述自然环境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曾经说过,在远古时代,由于“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
在中国古代,由于北方草原地区不具备定居农业充分发展的条件,因而这一地区的居民选择了游牧生活,而在黄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则形成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北方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在率先进入国家的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定居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和手工业只是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存在的,从来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
实际上,早期国家的形成完全决定于定居农业的发展水平,中国早期国家之所以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具备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定居农业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的条件。
然而,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时,不考虑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只是凭空演绎夏、商、西周时期所谓的社会分工。
如,在谈到夏代的经济结构时说:“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剩余,就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在一些部落内部,在各氏族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显著了。
”甚至把奚仲造车、莱荑向夏进贡牲畜都看作是社会分工的标志。
在描述商代国家形成过程时也说:“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相应地扩大了。
”这些说法殊为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