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
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
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
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晋商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
历史意义
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
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历史意义：在明末时期出卖国家利益，甘心当外族的奴才，对明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被西方文明全面超越，近现代的无数屈辱由此埋下了种子。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心智素养
人们把有文化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从而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他们的新文化观。
儒贾相通观
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而徽商无。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
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16岁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其兄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
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
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
总之，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经营谋略、经营作风、文化观念等，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内外，山西票号共133地，657家。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祁帮票号大德通1932年改银号后，曾在国外设分号。榆次常家的独慎玉（账局兼营茶货）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第三时段
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之前。近代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临汾赵家创自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临汾、浮山人在北京经营的“万全堂”、“都一处”、“乐仁堂”等著名老字号也历久不衰；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布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
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
曹家大院
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
勤奋：
谨慎：群体精神
一：简答题： 1：简述晋商的特点：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商业金融业结合，重视行会作用，聘用同乡人。有一下特点： 第一，唐晋遗风的管理理念。 第二，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 第三，重商立业的价值观念。 第四，乡土轴心的理财文化。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 第六，官商相维的展业思想。 2：简述明清时期票号的组织架构： 其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大掌柜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东家不能插手经营活动。掌柜和伙计可以人力入股，享有分红的权利。票号的所有人员一律是山西人。 山西票号的血脉里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浸润，“以义制利”是其基本准则。《清朝续文献通考》称：山西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3：简述晋商的关公信仰： 什么是关公信仰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忠义仁勇”。晋商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提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主张经商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晋商以关公等山西先圣先贤为楷模，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商号；在商道，讲仁义；与友交，讲信用。宽厚待人，以义取利，以利厚人，表现了商道即人道的精神，培育了晋商忠诚、崇礼、仁义、守信等共性特征。 4：简述山西文化区的划分及特点： 民俗文化的地域划分，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区域划分，而是与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言土语、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等有密切关系 晋南地区：这一带古代是耕读文化，农业生产以麦为主，饮食习俗以馍为主。 晋中地区：是古代中原民俗文化与北方民俗文化的交错之地，胡汉相融。农业生产以麦为主，辅以杂粮 晋北地区：这一带古代是草原民族与农耕居民冲突的地带，农业生产以杂粮为主;饮食习俗吃莜面、土豆; 上党(晋东南)：出入河北、河南的重要孔道，太行山险峰陡立，农业生产以粟谷为主。 晋西地区：晋西地处吕梁山西侧至黄河以东，西渡黄河与陕北相交，汉时属西河郡地。农业生产以粟豆为主。 二：论述题： 1：为什么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山西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这块土地上。上古时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柳氏一门的祖先“和圣”柳下惠坐怀不乱等均发生于此。 山西地区历代名臣良将辈出。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名将李牧、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霍光、三国时期名将关羽、徐晃、唐代名将尉迟恭、薛仁贵、唐代诗人柳宗元、宋代宰相司马光、名将狄青、杨家将、明代重臣王琼、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均诞生于此。
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
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
晋商的启示 在缺少明确的经济运行规则的背景下，晋商的成功并不在于简单的成本质量的竞争，而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伦理道德准则。如今，中国许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结果造成了目前“重经济，轻伦理”的状况，与晋商时代的“经济伦理并行”的准则发生了严重的背离。我们经济上前进了，但企业伦理上倒退了，这对于实现企业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如果我国的企业不能继承历史上晋商的优良伦理道德准则，便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获取长期的竞争优势。晋商成功的经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对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注重诚信的经营伦理观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要素是诚信文化，诚信既是一个企业与经营者的经济生命，也是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 从企业生存之道来看，诚信是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凡是成功的商业经营者都是以诚信为先，靠诚信打造百年商誉。诚以待人、珍视商誉是晋商经商成功的秘诀。他们以诚信为经营处事的准则，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以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有的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仍主动代先人偿还。诸如此类之事，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 外国人曾评论说：“这种品德在世界其他地域从未见闻。”梁启超也评论道：“晋商笃守信用。”信誉高自会招徕主顾。山西祁县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不图非分利润，在
客户中威信很高，人们都愿意购买复盛公的商品。曾有一次，复盛油坊经手职员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即另行换装，以维护商号信誉。太谷广生远药店，制作名贵中成药定坤丹，参非“高丽”不选，茸非“黄毛”不用，信誉著于市场，买主对“广生远”三字深信不疑。 历史上，晋商诚信立业，诚信兴业，堪称典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由于体制转轨等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造假贩假、欺诈经营、赖账逃债等现象愈演愈烈，以致信用缺失，危害严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诚信与商誉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弘扬诚信精神，以晋商精神为借鉴，提升企业信用含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因此，我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十分注重以诚信为中心的企业信誉建设，要把积累企业信誉、提升企业信誉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种信誉建设不是抽象的说教和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在企业全体成员中逐步形成一种信誉的预期约束，如在生产中精益求精，为顾客生产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与客户交易中信守契约，等等。只有形成普遍的全员化的信誉约束，使人人有一种视信誉为生命的意识，才会在企业中形成一种自觉维护企业信誉的伦理氛围。 顾客至上的经营伦理观 顾客至上，满意为先，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是企业发展进步的法宝。顾客与企业的关系好比是水与舟的关系。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企业，无论规模多么壮大，技术多么先进，如果不能适应顾客消费心理，急顾客之所急，想顾客之所想，为顾客提供需要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为顾客创造价值，那么它终将被顾客抛弃。没有了顾客的支持，企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基础。 晋商根据顾客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了顾客的需求，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针对蒙民以肉食为主、喜用砖茶等生活
太原师师院附中初 一年级社会 实践C1013 贺雨婷
感受晋商文化 C1013 贺雨婷 晋商的辉煌刚过去不到百年，人们就对其知之甚少了。甚至有人对晋商这一概念竟是完全没有的。直至《乔家大院》的演出，人们才通过乔致庸这个叱咤商场、经营天下的人物，才升腾起对晋商人的崇敬，由心底生出一些了解晋商的冲动。是啊，人们对晋商的了解都是从电视开始的，从《白银谷》、《龙票》、《昌晋源票号》再到《乔家大院》，人们在电视中感受到了晋商横空出世的雄壮和经营天下的豪气，那些古老的当铺、钱庄、票号、商号，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印记。带着对晋商浓厚的兴趣，我选修了谢老师的《晋商文化赏析》这门课程。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我从中知道了很多关于晋商的风云人物，晋商中各家族的发家事迹，个大院的文化等。我看重的是他们身上的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 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 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 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 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 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 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 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 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 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1.诚信：货真价实的诚信。晋商出售商品讲求货真价实。在晋商的诸多事例中,祁县乔家的换油事件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厚利,在油中搀假。掌柜发现后,即令另行换装,并收回售出的掺假油或补其差额。经济上虽一时受了点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晋商秉持的质量诚信观念,严格保证产品质量,以优质的产品赢得顾客的信赖。他们对于生产加工的商品,从原料选择、工艺制作到运送储存,都始终严格要求、十分讲究,泡制虽繁从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因此,晋商创出了许多知名品牌,至今仍颇负盛名,如六必居酱菜、杏花村的汾酒、太谷广盛药铺的龟龄集和定坤丹等。据史料记载,由于晋商提供的砖茶质量可靠,西北人曾以砖茶代替银两货币流通,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以至于几百年过去了,前苏联人来中国时还打听祁县长裕川的名牌“红梅茶”。 经营理念的诚信。晋商十分重视商业信誉,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从不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更不缺斤短两、“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4]。晋商中流传的这些商谚就充分体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经营理念。
晋商文化素养： 一、儒贾相通观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延伸到商业行为中,利用传统儒家文化建立自己的约束机制，这些观念也成为晋商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担负社会责任的同时，jinshang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 Er,义利相通,义利并重 晋商的企业文化就是诚信。所谓“诚”就是以诚来对待自己的客户。 义，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 “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三、谋略竞争观 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进取精神。 四、修身正己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 五、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Xianshiyiyi 一是强调法制规范，并重道德建设。对于在暴利刺激下的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无可奈何。我们yao在加强法制手段的同时，却没对道德贬值予以重视。亚当·斯密曾讲过，自爱、自律、诚实、公平以及公共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需要道德的制约，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塑市场经济根基与法制建设一样重要。 二是发扬诚信精神，树立市场信用。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如果放任经济失信蔓延，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将沦为看客。晋商依靠诚信不欺创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神话。诚信走遍天下。 三是注重团结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近几年来世界大企业之间频繁联系、组合，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以共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是当今世界企业的共识。我们更应该发扬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晋商常家的家训及其启示 一、晋商常家的家训产生的背景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生子、人丁兴旺、天伦有乐,是中国每个家庭的最基本要求与期望,并代代相传,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观念。但家大人多,人多即杂,杂则易乱,乱则易无序,无序则易悖天伦、乱纲常、招灾惹祸,贻害家族。于是,家规、家法、家教、家训等等便应运而生。这些家规、家法、家教、家训对于调整家族成员的操行、品性及其相互关系,维系家族秩序、家族利益、家族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国法和社会道德的重要补充。故而又有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一中国人代代相承的理念。和大多数中国人家一样,晋商常家在家族人丁、事业兴旺之后,家训便应运而生了。 晋商常家居于山西省榆次区(县)东阳镇车辋村。其始祖常仲林约于明弘治初年(约1488年)只身迁入车辋村,受雇于刘姓大户放羊。因其忠厚勤勉而受主人喜欢,遂将家中女佣许配其成婚,始繁衍子孙,并立户车辋村(约1500年)。常家从八世常威(约生于康熙二十年,卒于约乾隆初年)二十岁独闯“东口”(即张家口)开始经商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后,几代人在对海内外的商贸关系中逐渐意识到了文化素质对商人的重要性,进而要求子弟在经商之前,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逐渐形成了贾而好儒、以学保商之家风。可见,常家虽然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但这种重视的最终目的,不在功名,而在商贸,在“学而优则贾”。但崇儒尚学之风一开,各家便为培养子弟不惜重金聘师办私塾,结果培养出了一个个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技艺超群的大家,如常立教、常第春、常麟书、常赞春、常旭春、常麟图、常燕生等。后经家族中唯一的进士、十四世常麟书(1869-1927年)的倡导、说服、主持而实行了家族教育革新,1903年在车辋村成立了山西省第一所私立学堂---常氏笃初小学堂,1904年又兴办
晋商与晋商文化 一、什么是晋商 (1)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g-w-g (2) 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 晋商文化: 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理念和思想，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这就是文化。 指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和经营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晋商精神: 精神：宗旨；主要的意义。 指源于山西古老文化、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和团体的一种信念和精神，主要体现在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 晋商所创造的辉煌的历史有三个显着的特点： 首先，经营范围广泛。 除盐业外，有铁业、茶业、丝绸业、棉布业、粮油业、颜料业、杂货业、木材业，以及金融业，甚至还有酱菜业（北京六必居）、饭店业（北京都一处）、药业（早于同仁堂的北京万全堂药店）、文物古玩业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包。这在当时的其他商帮中是少见的。 其次，经营范围遍及全国，甚至海外。 当时在全国各地经商的山西人到处可见。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正是晋商走向全国的象征，仅在北京晋商会馆就有9所，日本、俄罗斯、蒙古等也都是晋商大显身手的地方。 最后，晋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 它的两权分离、激励机制、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人才培养等成功经验，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晋商文化: 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理念和思想，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这就是文化。文字+符号+仪式。 晋商文化: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和经营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晋商精神: 精神:宗旨；主要的意义。 指源于山西古老文化、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和团体的一种信念和精神，主要体现在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 二、晋商文化的核心 （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二）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三）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
旭峰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制作 中国民居建筑，向有“北在山西，男在安徽”之说，皖南民居以朴实清新而闻名，晋中大院则以深邃富丽著称。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尚有近1300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数集中分布在晋中一带的晋商豪宅大院。现在被列为山西十大名胜之一的乔家大院，是在1986年底经重修后开放的。此后，陆续又有祁县渠家大院、太古曹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等出现在山西省旅游名胜行列之中。 这几处晋商宅院可说是将民居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体现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精华，同时，它也是晋商500年兴衰史的见证，大院里一砖一瓦、每个细节局部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晋商宅院结构严谨，一般呈封闭结构，有高大的围墙隔离；以四合院为结构 组合单元，院院相连，沿中轴线左右展开，形成庞大的建筑群。有的构成某种图形样式，取吉祥喜庆的象征意蕴。上面提到的四个大院，占地面 积从5000多平方米到一万多平方米。其中王家大 院的开放面积1.1万平方米，这只是当年鼎盛时 期大院总面积的1/15。难得的是，这些巨型宅院 的建设虽然在几百年间持续展开，但局部设计、 工艺技术、艺术风格方面却能保持协调一致、前 后统一。 40多年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深邃富丽的晋商住宅院落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当时的记录中写道：“这种房子在一个庄中可有两三家，遥遥相对，仍可以想象到当日的气焰， 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许多”。“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先后开放的这四处 晋商大院倒是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家大院完全是城堡式的建筑，院墙高大如城墙，以前更夫行走起上，清脆的梆子，声闻方圆十余里。布局讲究方正和稳定，整 座大院结构是“喜喜”形。 家大院在建筑形式上十分讲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石雕栏杆院、十一踩木质牌楼和包厢式戏台院号称“四绝”。光是看屋顶的形制就极丰富。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各不相同。院与院之间均有牌楼相隔，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透露出些许书香之气。 家大院充满富贵气度，整体结构是篆书的“寿”字形。主体“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由三座四层的堂楼组成，楼顶还分别建有亭台，这在以平房为主的北方民居中显得尤为突出。 家大院建在坡上，远望是海拔2000米的绵山山脉，近处有小河流淌；前后院落每一进都上一个高度，极具层次感。院内俯仰可见的砖、木、石雕刻异常精美。建筑构建无不精雕细刻。每个门墩、石础都堪称艺术品。这些宅院被称赞“汇末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从中足可领略传统民居建筑的精妙。 乔 渠 曹 王
《乔家大院》：“晋商文化”及当代启示 毕秀娟* （襄樊学院文学院，湖北襄樊441053） 摘要：历史小说《乔家大院》通过讲述乔致庸几十年商海拼搏，开辟商路、追寻“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深刻展示了一代晋商以商富国、以商救民思想的发展变化，弘扬了晋商精神，传播了晋商文化，为当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语境中建立更加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建构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乔家大院》；晋商精神；晋商文化；和谐文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自2007年以来，中国GDP始终保持10%以上的增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之一，令世人瞩目。在这一连串的“惊人”的发展中，人们在不停地思索着。在人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原因的深度思考中，随着历史小说《乔家大院》的热销和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晋商”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晋商精神”“晋商文化”也逐渐从那厚重的中国商业史中走出来，就像一轮辉煌灿烂的红日，拨开了云层，照亮了迷雾笼罩的路途。《乔家大院》所展示的，不仅有晋商文化的辉煌，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晋商、晋商精神与晋商文化 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晋商有着特定的涵义、发展历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是地处汾河中游，侧屏太行、吕梁两山的晋中一带的商人。这刚好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所看到的那种现象，即从“太原到平阳（今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元朝时晋商的雏形已经在山西晋中一带出现了，但真正晋商的出现，则是在明朝。及至到了清朝，晋商活动的范围已是相当广阔了。晋商从事商贸活动，不仅地域广、力度大，他们把商贸活动和金融活动结合起来，简直是执全国内外贸之牛耳，驭清廷经济之命脉。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中国的商业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勃兴起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使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更使商品经济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二者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一次创新性的演试，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性生产与经营的快速发展。 晋商的形成与发展是晋中这块宝地的特殊赐赋；而晋商精神的形成则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总结和精神铸炼，是民族传统、时代韵律、人文精神与地域特色的凝结与升华。它是极宝贵的，因为它和谐、有效地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晋中民众的优秀品质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构成晋商精神的基本核质和特殊魅力。概而言之，晋商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点：人和人本精神、崇尚敬业精神、诚信重义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勤俭自律精神。 晋商文化是晋商在特定的发展过程及经营过程中凝结起来的独特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有融合、有发展地与塞外文化的碰撞，以融合山西黄土文化的方式，消化融 *作者简介：毕秀娟（—），女，人，襄樊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级本科生。
浅谈晋商与晋商文化 摘要：晋商又称山西商人，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的商业集团。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晋商的成功之道和她所包含的文化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关键词：晋商文化精髓启示 晋商历史 晋商是指山西（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省）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的方域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却地质地貌相对比较奇特而多样，南北气候类型跨度较大，这就为山西成为一个物产丰富、资源优裕的省份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使山西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棉、粮而称著全国，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社会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及至明清时期，山西的资源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和重要，以至于成为朝廷靖边抚民、发展生产的重要物源依赖。 由于地缘优势，山西人经商很是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有了丰富的资源，就有了将之转化为商品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就需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进行转运和销售。正是在这一刚性链条逻辑的推演中，一环扣一环地促进了山西商业的发达和晋商的崛起。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东南亚，北到俄罗斯莫斯科，东起日本，西到中亚欧洲，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09755484.html, 晋商文化对现代营销的启示 作者：乔昕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4期 摘要：晋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因此，立足当今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通过探索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来开阔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路，为现代企业更加有效地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文化；现代营销；启示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157-02 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商帮的重要代表，有着500年的商业辉煌史。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晋商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诸如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开拓进取的创业观和同舟共济的团队观等等。明清晋商的经营谋略和经营作风，对于现代营销活动，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并能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 顾客至上，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晋商在营销活动中能够根据顾客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蒙古地区是晋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晋商大盛魁商号针对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于是便大量组织此类货源；蒙民不善算数，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人选购等。当时蒙古地区普遍缺医少药，不少旅蒙晋商都初懂医术，边做生意边治疗小病，通过义务医病，与顾客建立起充分的信任，致使有的顾客数十年不变。 在今天进行营销活动，“顾客至上”的观念同样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客是企业生存之本，财富之源。只有将“顾客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营销中去，企业才能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顾客的忠诚，进而在顾客的支持下从优秀走向卓越。 二、诚信为本的营销道德 晋商始终把“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理念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曾有一次，复盛油坊一位伙计在销售的食用油中掺假，被掌柜发现后，立即停止销售，以维护商号信
中华商魂彪炳千秋 ------以《乔家大院》为例，分析改晋商文化传播现象 摘要：由著名作家朱秀海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以本土的晋文化为依托，以真实历史人物事件为原型，反映了晋商票号的发展过程,彰显了“诚信为先，礼义为道”的晋商精神。本文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在调查走访事件发生地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查阅后，进一步明确了影视作品对晋文话传播的作用和意义，为广大晋商文化爱好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电视电影创作者提供了良好的思考创新平台。 关键词：《乔家大院》；晋商文化；传播现象 在对晋商题材影视作品的搜集整理之中，历史剧《乔家大院》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这种兴趣来源于该剧的历史真实性，来源于剧中人物的感染力，更源于该剧对晋商文化的传播的不可磨灭的意义。 一、探究历史人物、事件的真实性 由胡玫导演，朱秀海编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一经播出便引起受众很大反响。“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乔家大院历经百年沧桑屹立于晋中大地,作家朱秀海受乔家后人乔燕和之邀，了解了乔致庸的生平事迹，人生观、价值观中所蕴含的晋商精神，深深地为这种精神所震撼，选取典型历史人物的典型事迹，创作出《乔家大院》的文学剧本，又根据剧本改编成长篇小说《乔家大院》[1]。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乔家第四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卒干光绪三十二年，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善于计谋，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2]。剧中事件的演绎是掺杂了许多戏剧性，但在历史记载中是有源可循的。如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保护矿山[3]、赈济灾民、为朝廷海防捐款、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捐款为慈禧和光绪解困、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等[4]。除了乔致庸外，《乔家大院》中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山西巡抚胡聘之”角色贯穿剧情始终，历史中的胡聘之思想开放，在山西开工厂、办学校、兴建铁路、发展矿务，功勋卓著[5]。江雪瑛嫁进的何家，相当于历史上的榆次县常家。剧中的太谷陆玉菡家，就是历史上的曹家。 二、真实性与虚拟的完美结合，有力宣扬晋商文化 长篇小说《乔家大院》以真实历史人物乔致庸为原型，又虚拟了乔致庸、江雪瑛、陆玉函的三角恋关系，既有严肃的历史真实性，又有着文学的虚拟性、大众文学的可读性。 《乔家大院》演绎了中国商业、金融史上乔致庸这位商战英雄的动人传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野，展示了“诚信经商、胸怀天下”的晋商精神和以其为精髓的晋商文化。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乔家大院的真实面目，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晋商精神。明清时期，晋商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融贯于商业活动，形成了一种以诚信为核心的讲义利、重管理、求创新的本土文化。这种融入在山西人血液里，在三晋儿女的血脉中默默地传承着的文化形态被我们称作晋商文化[6]。受儒家学派的影响，晋商以“诚”“信”“义”“利”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晋商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晋商十分重视诚实信用，注重义利统一。晋商认为，经商“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诚实信用是晋商成功的秘诀之一。晋商在严守诚笃与信义的同时，还坚持义利统一。晋商提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晋商把象征忠义的关羽作为他们最为仰慕和敬重的神。晋商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 在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的事迹、精神和文化里，深深地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片头提字总结为：一篇惊心动魄的创业故事；
论晋商文化的兴衰 摘要：“晋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产物，是以中国封建农业经济资本中独立分离出来的商业资本为经济支柱的，它的文化内涵皆出于儒教和封建礼制，经过创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盛誉古今。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晋商文化最终难逃封建主义的牢笼，一步步走向灭亡，雄风数百年的晋商虽已成为历史，但它从未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们早期的创业精神，中期的敬业精神，晚期的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当代人传承学习，他们的经营作风和经营理念是后代商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宝藏。 关键词：晋商文化盛誉古今封建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灭亡传承学习 一、晋商文化溯源及兴起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太行、吕梁两山脉距其两旁，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加之人口众多，因而自古以来山西人生活条件就比较困难。为了生存，山西人不得不外出谋生，智者经商，力者打工，依靠简陋的肩挑贩运或骡驮车推，贩卖颜料、丝绸、首饰等等。到明朝初年，山西商人，尤其是以平遥为代表的晋中商帮，已经成为全国商业的龙头，形成一定规模。 明洪武初，平遥县主簿成乐任期届满，回南京述职时，由于看到平遥商人富裕非凡，就大力鼓吹应加大商业税收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其实当时全国范围内因元朝末年的暴政和战争使国家商业萎靡，这时应该减免赋税，使人民休养生息，故朱元璋斥责成乐“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1从这个小故事中，足以看出晋商当时的繁荣盛景。然而，从明成化年起，由于赋税加重、横征暴敛；委商采办、商家亏损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歧视下，商人在明代举步维艰，晋商的发展困难重重。 清代时期，晋商又重新崛起。在清军入关在北京正式建立大清王朝之初，顺治皇帝就礼请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还把他们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有一位名叫范毓宾的晋商，是山西介休人，是晋商中的巨富，祖父就是顺治皇帝召见的八大晋商之一。康熙年间征讨葛尔丹时，他的弟弟收购米黍卖给官军，使这次战争有了得力的后勤保障，取得了彻底胜利。2在清代对商业重视的宽松条件下，已有丰富经验的山西商人向全国各地进军，开创了晋商的盛世局面。 二、晋商文化兴盛的原因 1摘录自《明史·食货》 2摘录自《清史稿·列传一百四》
内容摘要： 山西是面食之乡，山西人喜欢吃的面食，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种，诸如剔尖、擦面、拨面、猫耳朵、河捞、拉面、刀削面、拨鱼、揪片、浇肉面、打卤面、三和面、鸳鸯面等。面食文化的发展是与晋商的推动分不开的。晋商很注意吃，形成了晋商饮食文化，推动了饮食业的发展。而文化必有其特点，就是在晋商内部、各商号饮食、待客用饭、家宴红白喜事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弘扬晋商饮食文化，为山西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团体之一，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时及至巅峰，声名远扬，纵横商界500年，在我国商业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电视剧《乔家大院》，以本土的晋文化为依托，以真实历史人物、事件为原型，以真实的故事发生地为拍摄场景，反映了晋商票号的发展过程，彰显了“诚信为先，礼义为道”的晋商精神。为了探究剧作题材的真实性、寻找历史原型，查阅县志及有关晋商的历史书籍。虽然这些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晋文化，但是还有很多在现有的影视作品中没有得到再现和弘扬。所以，我们通过以后的学习，并把之前的学习系统化，专业化，把晋商文化弘扬全国，甚至世界。 关键词：面食之乡；弘扬；推动；经济发展；贡献；商人团体；山西真人真事；影视作品；晋商文化 对于晋商文化的思考 通过对“晋商文化概论”一学期的学习，让我更深刻的了解了山西，了解了山西的文化。回想在山西太原的这三年，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山西的饮食文化和影视文化，在他们的背后都有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晋商饮食文化 俗话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可考算起，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山西面食种类繁多，一般家庭主妇能用小麦粉、高粱面、豆面、荞面、莜面做几十种，如刀削面、拉面、圪培面、推窝窝、灌肠等。到了厨师手里，更被做的花样翻新，目不暇接，达到了一面百样，一面百味的境界。据查，面食在山西按照制作工艺来讲，可分为蒸制面食、煮制面食、烹制面食三大类，有据可查的面食在山西就有280种之多，其中尤以刀削面名扬海内外，被誉为
晋商与会计史学习心得 --晋商精神有感
晋商与会计史学习心得 --晋商精神有感这学期选修了晋商与会计史研究这门课，原本以为会是一门很枯燥的课程，但赵丽生老师的精彩讲述，让这么课程如此的有趣有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门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晋商的知识，这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晋商的精神。 说到晋商精神概括有这么几个字：穷则思变，艰苦创业；逐利四海，开拓进取；振兴民族，忠义爱国；组帮结会，同舟共济；信誉至上，诚实守义；尊师重教，以人为本；勤奋谨慎，节约自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1．进取精神 山西商人具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晋商不畏艰辛，敢于冒险。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2．敬业精神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晋商热衷于经营商业，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商以经商为荣。榆
次富商常氏总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 勤奋刻苦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的品德。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晋商还以谨慎闻名。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3．群体精神 “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以此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晋商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他们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 4．创新精神 晋商票号作为“现代银行乡下祖父”，曾经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百年辉煌，赢得了近代“北亚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其多层次的经营规模和创造的财富神话曾令世界瞩目。晋商票号无论其组织架构、经营制度、企业文化、产品创新等，毫不逊色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司管理水平。创新在其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所起的决胜作用。没有创新，就没有晋商票号的昔日辉煌。 历史之所以选择票号由晋商创建，除了客观条件，如晋商最早采
晋商文化论文修订版 IBMT standardization office【IBMT5AB-IBMT08-IBMT2C-ZZT18】
浅谈晋商与晋商文化摘要：晋商又称山西商人，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着称于世的商业集团。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晋商的成功之道和她所包含的文化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关键词：晋商文化精髓启示 晋商历史 晋商是指山西（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省）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的方域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却地质地貌相对比较奇特而多样，南北气候类型跨度较大，这就为山西成为一个物产丰富、资源优裕的省份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使山西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棉、粮而称着全国，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社会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及至明清时期，山西的资源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和重要，以至于成为朝廷靖边抚民、发展生产的重要物源依赖。 由于地缘优势，山西人经商很是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有了丰富的资源，就有了将之转化为商品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就需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进行转运和销售。正是在这一刚性链条逻辑的推演中，一环扣一环地促进了山西商业的发达和晋商的崛起。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
晋商精神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启示 【摘要】明清时期山西商帮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地方商帮，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晋商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与经营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与之相配的晋商精神。在当今的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中引入晋商精神，对会计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晋商精神会计职业道德 一、晋商的兴起与发展 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使得商人这一行业迅速的发展壮大，北方晋商的发展尤为突出。明初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获的丰厚的利润。（“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 （1）自然条件。山西自然环境恶劣，农作物产量较低，而自唐宋以来，人口却不断增加，少地缺粮成为突出问题。由于艰苦的环境使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为了弥补先天不足的劣势，很多人外出谋生，为了事业屡经磨难而不言退缩。在这种不屈不挠的抗争中，三晋民众逐步形成了刚毅自强、不畏艰险、敢闯敢创的进取精神。而这正是晋商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2）社会基础。明中叶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赋役制度中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清朝以后，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明代，水陆驿站干道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晋商的文化与精神 晋商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精髓，创造出兼具传统文化与商人经营理念的的晋商文化文化，对当时乃至现在的商人都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1）文化理念。山西历来崇儒重道，晋商突出尊奉关公，以其“敦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的优良品德为后人所推崇与褒扬。据资料记载，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尊崇关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通过褒扬关公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的品格，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 （2）晋商精神。晋商以其“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商业理念，曾创建了辉煌业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无尚的晋商精神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诚实守信。首先，在商号内部讲诚信。大多数财东对掌柜的工作并不多加干预，一切放手给掌柜去做。其次啊，在商号之间守诚信。晋商对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