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87·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王 岩 魏崇辉【内容提要】在新政治经济学视阈下，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资本主义性质未发生根本改变，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了诸多威胁。

为了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威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新制度经济学等西方思潮的批判性研究，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安全 马克思主义作者简介：王岩（196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16）；魏崇辉（197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16）。

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预设、方法论、交易范式分析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是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诺斯把非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目标引入人们选择矩阵中，在根本上是对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理性化’，其实质是理性选择模式的扩张。

”①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修正，其资本主义性未发生根本改变。

更为关键的是，包含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综合视阈的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了诸多威胁。

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实质意识形态理论包含有对意识形态的基本认知、对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思考等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双重视阈考量，对其本质的认识亦当如此。

1．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凸现新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学的角度切入政治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关注政治问题，这与近代最初构建起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不同。

作为一种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讨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影响，试图弥补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在其假定的政治市场中，人们建 ∗ 本文是王岩主持的200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09AZZ001）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书静：《诺斯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立起广泛的契约交换关系，一切活动都是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

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分析政治学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研究的再融合。

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阐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中以诺斯的阐释最具特色。

但必须注意到，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构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的，其所依存的制度环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西方式民主、价值观念，即在新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依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

在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新制度经济学引入意识形态是出于一种自洽性的需要。

诺斯认为，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长期演变。

当新古典个人主义分析范式的彻底应用无力完整解释现实经济制度变迁过程时，诺斯被迫引入意识形态理论加以修补。

但是，诺斯将意识形态纳入个人理性选择的最大化框架之中，实质上仅是理性选择模式的扩张，自然不能克服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存在的弊病，而且还扭曲了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

在新制度经济学构建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最优产权仍旧是私有产权，最好的国家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人”假设、方法论个人主义依旧是其基本的分析手段。

“他们所传授给学生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却是一套在严密的意识形态锁链下打造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私有产权制度假设、自由竞争假设、放任自由假设尽管一再的修正，但没有一条是公认的科学原理，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和原则。

”①2．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根本立场与目标指向包括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全面认识需要新政治经济学视阈，更需要新自由主义视阈。

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华盛顿共识”的出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从学术理论到意识形态的转变。

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力图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谋求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代表。

作为一个本来在西方影响力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制度经济学却在社会主义中国受到热捧，充当了谋求垄断资本利益的代言人。

透过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根本立场与目标指向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实质。

其一，基本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一书在评价“新自由主义”时指出，“表现为对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信念的再强调，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美国与英国是居支配地位的政治理论。

但是该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以直觉和独断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为基础，它们的力量依赖于它们的意识形态诉求而不是分析之严密。

”②以直觉和独断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为基础，依赖意识形态诉求获取力量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套路。

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基本主张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具体展示。

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别一样，新制度经济学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坚定拥护者。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作出了修正，但这不影响他们对“经济人”假设和“无形之手”的认同。

在他们看来，自由市场可以使得生产所需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并能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在这种基本主张指导下，新制度经济学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市场化，主张全面私有化。

张五常曾经在中国加入WTO前“毫无顾忌地说”，面对加入WTO的种种挑战，无论是在国企改革，还是外汇、金融、通信、对外贸易及民主、人权问题，中国都应该孤注一掷，对内对外全面放开以迎接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③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孤注一掷”？西方国家并没有完①张建君：《制度假设、分析工具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载《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②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③徐明：《张五常放言中国要孤注一掷》，载《天涯》2000年第4期。

·88·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全否定政府的作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的作用恰恰得到彰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是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也并非笼统地认为政府越小越好。

自亚当·斯密开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对政府的职能有所阐释。

而新制度经济学更是主张政府要发挥合理规定产权的职能。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政府应该是有限的、有效的，市场、政府应该各司其职，各自在自己的领地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

那为什么到了我国，有限、有效的政府变成“孤注一掷”了呢？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政府补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目的是维护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而置其他发展中国家于不顾。

这种意识形态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目的是攫取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民众的利益。

其二，根本立场：主张产权私有化和西方式民主，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各种类型的产权中最有效率的是私有产权。

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契约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做出了“公理”般的说明。

诺斯所认定的制度变迁理论三大基石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其中的核心是以国家界定的产权制度。

他有让产权制度独领风骚的倾向。

①依循科斯定理的逻辑思路，有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政治科斯定理”②：如果政治交易费用为零，政治权利的初始配置将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产出无关，而当政治交易为正时，民主政治将是唯一能导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产出的政治安排。

除了理论上做的公理般论证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家还努力寻找历史证明。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处在北美大陆的美国，其经济社会演变的历史是以联邦政制、政治制衡以及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结构的私有产权制度为特征的，这些基础性制度结构鼓励人们建立资本市场，并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长期契约行为。

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却一直保持着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所继承来的集权与官僚传统。

他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主要是为了圆满地说明为什么在诸如美国之类的西方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会有如此大的不同。

因此，只要产权明晰化，市场机制便可以引导经济获得最优效率，而所谓产权明晰化就是要把产权落实到私人，也就是必须在各个领域实行私有制。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考量的基础之上的，维护的是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从而达到反对公有制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其三，目标指向：鼓吹新自由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利益。

基于产权私有的理论认知，新制度经济学在实践上主张国有部门私有化，消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减少低效率的公共物品生产，推行有利于资本的财富分配制度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这种“自由”实质上是垄断资本的自由，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

从实践层面上看，这种完全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已经对拉美等转型国家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势集团肢解民族国家提供了机会，为垄断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契机。

这一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力主以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全面推进产权私有化进程，以生搬硬套、断章取义等方式抢夺话语权，积极推介西方式民主，积极充当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代言人，企图以此来重构甚至改变当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给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①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② B. Vira, “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identifying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lassical and critical i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116, Sept.1996.·89·《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构造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则，这种规则有利于资本统治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