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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思想政治教育与信仰重构——我们的危机来自哪里？【正文】（一）我们真正的危机是看不到危机。
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中央人口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我认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工作重心也应该突出一个字，那就是“人”。
著名学者俞可平曾讲：“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做了阐释和进一步说明：“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条件”。
在这里所讲的人不是概念的、抽象的人，而是一个一个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我认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心正是应该落在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可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就是人的“精神危机”抑或叫做“信仰危机”。
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所以什么都不信，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所以那些本不该被原谅的罪恶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都可笑的被允许了。
所以我们日复一日的被身边的悲剧和谎言包围着，而在这包围之中我们又不知不觉丧失了对他们的同情和对自身的反省。
我们不是为他们的正当权益受侵犯而呼吁和呐喊，却是作为一个看客“欣赏”着他们的悲剧。
看着他们受难我们连基本的恻隐之心都丧失了，相比那些受难者，我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受难者”。
一个缺乏了信仰，一个缺乏了基本感情的人，谁又能说他是一个幸福者、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呢？反观我们自身，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有这么多诸如矿难，诸如自杀，诸如司法中的冤狱事件，诸如形形色色的暴力拆迁？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是关于我国自杀事件的：我们国家每年自杀人数是28.7万，平均每两分钟自杀1人，五倍于世界的平均数字。
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死了6万人，我们举国悲恸、我们国家降半旗致哀、我们全国人民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可是又有谁想到过这自杀的28.7万人，又有谁为他们降过半旗，又有谁为他们流过眼泪呢？有人会说，他们是自杀、是自己选择的死亡，可是你又想过他们为什么自杀吗？蝼蚁尚且偷生，若不是比死亡更大的痛苦他们会自杀吗？究其深处，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与我们国民的“精神危机”不无关联。
2011年度十大法治事件盘点1、药家鑫案：全民审判司法狂欢法宝评论：为什么会有“药家鑫不死，法律必亡”的呼声？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以及法院被权力玩弄和操纵的担心。
说到底，不是公众不够宽容，而是司法公正和法律信仰伤不起！同时，民意对药家鑫案“激情杀人”的争辩以及狂欢式的审判，也让我们深深地明白：普法仍然任重而道远！2、李庄案：中国法治进退的猜想法宝评论：李庄一案，前前后后，曲曲折折，一言难尽。
但它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因为对于中国法治来说，此案是一方试金石。
以学者和律师为主体组成的“律师团”，为一名普通的律师审判进行“把脉”，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从江平、贺卫方等学者和律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守卫中国法治的决心。
法治精神能否穿透层层雾霾，众多国内外人士正在密切关注。
3、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打捞沉默的声音法宝评论：个税法的修正，创造了单项立法征求意见书之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中国今后走向公民社会的前兆，也为中国未来民主转型奠定了基础，我们要做的普法不再是告诉他们单一的法条，而是如何为权利争取的精神！4、夏俊峰案：司法要给民众信心法宝评论：夏案的判决，引发了新一轮舆情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我们认为：防止舆论与司法不公一起堕入恶性循环，既需要民众跳出“正当防卫”的定势思维，对此案有新的认识角度，更需最高法在死刑复核时，在相关司法文书里有更细致的说理，核定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晰确定、罪名是否恰当。
如此，正义才能看见，民众才会心服。
5、李昌奎案：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法宝评论：法律上关于“自首与减刑”及“死刑与死缓”的差别没有清晰明确界定，相反却赋予司法机关太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自首能否必然减刑，对于哪些情况能判死缓，个中分寸全由法官拿捏。
这种法律界限的模糊，使得法官对某个被告人判决死刑或判决死缓都能说得通。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引入公众的感受作为判断的重要标准，这正是一些死刑案件受到舆论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小组学习实践报告组员：尹星晨周鲁辉宋龄楠张稷宁《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拆迁安置问题研究》一、摘要现如今，土地资源回收的举措日益增多，大量的拆迁现象时有发生。
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发展的目标。
基于中央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我们国家需要以城市化为手段有效改变城乡二元化的格局，进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但实际上，拆迁现象的日趋频繁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
拆迁补偿与现今房价的落差，城乡居民的生活习惯的差异，造成了居民们不愿拆，不敢拆的心态。
从而引发了暴力拆迁，强制拆迁等种种恶劣的社会现象。
我们就城市化进程中住房拆迁后的安置问题展开研究。
通过深入群众，切实了解到居民们对待房屋拆迁问题的态度，以及在拆迁过程中引发冲突的矛盾点。
同时，就2011年1月19日新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群众生活中的影响展开深入调查。
从实际结果中展开分析，提出看法。
二、目录●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住房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特点三、正文●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
从市场经济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这种特殊商品的普及化。
实施城市化战略对于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的意义。
首先，城市化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
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及土地质量的下降，造成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这为现代工业部门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使工业部门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增加，而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更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关于房屋拆迁的法律思考专业法学本科年级12秋学号1232101251181学生姓名孙航指导教师储海平论文完成日期2014 年11 月关于房屋拆迁的法律思考【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01年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该条例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开发两种不同性质的拆迁行为，拆迁的主体不明确；在进行房屋拆迁中，补偿标准偏低，对被拆迁人的权利保护不力；搬迁、拆除、补偿的先后顺序颠倒，没有按照先补偿、后拆迁的顺序进行；拆迁中存在滥用职权问题，没有按照法定的权限和法律程序进行；强制拆迁问题比较突出，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
要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区分不同性质的拆迁；要建立合理的评估制度，把土地使用权纳入补偿范围；要制定公开透明的征收决定程序；要坚持依法行政，打击建筑领域的腐败行为，改革干部考核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对违法建筑要根据不同情况和形成原因区别对待；对非公共利益拆迁要建立行政许可、平等协商等制度；对集体土地的征收要参照国有土地征收办法加以规范；要在制定《征收条例》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房地产征收法》，用法律来规范房地产的征收行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关键词】房屋拆迁合理补偿程序公正依法行政目录一、前言 (1)二、房屋拆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一）补偿标准偏低 (1)（二）滥用行政权 (2)（三）强拆制度违宪 (5)三、原因分析 (6)（一）评估工作不公正 (6)（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度设计不合理 (8)（三）政绩工程和腐败官员在作怪 (9)（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宪法》等法律相抵触 .. 11 四、建议与思考 (11)（一）建立合理的评估制度，明确补偿范围 (11)（二）征收决定程序公开透明 (14)（三）坚持依法行政，改革干部考核制度 (14)（四）违法建筑认定应区别对待 (15)（五）尽快出台《房地产征收法》 (19)参考文献： (17)一、前言当前,我国正处于农村城镇化的转型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但受到国家实行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限制,对城市旧城区及其临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迁工作已经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碎片化政府是公共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作者：王向民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2期内容摘要政府碎片化是当前中国公共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现实中的政府体系并不是理论设计的完美科层制结构，在社会事务复杂化、机构分工琐碎化以及主体激励欲求化的情况下，表面的科层制结构往往呈现为碎片化的政府形象。
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乃至官员精英群体都将发生碎片化状况。
政府碎片化导致统一性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变通执行，而这种变通执行与执行差距必然带来公众权益受损，从而引发公共事件。
从政治机会结构的角度看，公共事件的发生不可避免，政府碎片化也无法根除，但是，我们可以在刚性制度规定的约束下，尽可能降低政府碎片化，从而减少公共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碎片化政府公共事件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官员分化作者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系主任、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24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管理民间社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0CZZ030）、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14ZS040）中国公共事件的发生因缘是多方面的。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利益分配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重构了社会群体结构，催发了利益冲突的公共事件；从新技术革命角度看，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低廉而便捷的信息传播技术，为社会群体的联合与框架认知的建构提供了载体与平台；从社会变迁角度看，伴随经济改革而来的个体再组织化以及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与资源网络，为公共事件提供了社会基础。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解释公共事件为何必然发生，这些因素是公共事件发生学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结构或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也是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传统官僚科层制的政府理论认为，政府是一个横向分工合作、纵向等级管理的统一性政府，各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官员之间紧密合作，政府行动整齐划一、政策执行不差毫厘，共同创造出效率政府。
孙志刚事件十年祭潇湘晨报：孙志刚事件十年祭孙志刚，中国公民，在广州就业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于2019年3月20日被非法剥夺生命，时年27岁。
其墓志铭曰：“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
”如果孙志刚还活在人世，他已37岁，已过而立快要不惑，已娶妻生子，已展开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他生有儿子，他父亲很久之前就已经替他取名“诚意”。
如果他的诺言得到兑现，他和他的家庭都已经应验那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劝勉。
如果这些如果都已成真，那么孙志刚或许只是13亿普通中国人中间的一个，他过着自己没有波澜的生活，我们的目光尽可以被更多热闹所占据，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们唯愿孙志刚就是那个平凡甚至平庸的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者，唯愿他不为天下人所识，只要他仍然在这世上，仍然能享有自己的喜好，看顾自己的亲人。
那样的话，这个惨烈的符号便如没有投入石子的池塘，没有痕迹，没有声响，甚至不显现任何内容。
他就像今天千千万万个兄弟一样，锋芒内敛，恬淡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生命最初是被赋予，然后是自我的赋予，它的底线就是安然自持，有尊严，无彷徨。
历史从来都不是虚构的著作，它的每一次惊叹都将拿代价换取。
可在这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和生命等价交换。
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不能流畅地重读十年前关于孙志刚的媒体报道，每一次回顾都会被泪水或哽咽打断。
他的死亡，便如同我们的死亡，他无意识，而我们未免仍想到亲人将如何号哭，友朋将如何伤恸。
击打在他身体上的拳脚，每一下都如同落在我们的肌肉和灵魂之上，当他反抗，当他哀嚎，我们未免想到那便是我们。
在一种制度化了的假定之下，受苦难的主角可以是任何人，你也不会必然是一个例外。
我们可以去诅咒人性的幽暗，去怨恨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但在他们背后仍然是看不到却感受得到的厚实支撑。
若恶法仍在，一切都将理直气壮，即便是对生命的践踏，即便是对权利的戕害，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孙志刚死了，恶法被废，这样一次交换到底值不值当？“儿子死了，打工者却赢得了尊严和自由”，他的亲人可以这样自我安抚，我们却不能残忍地表示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