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飞鸟集》冯唐译本的多维解读

冯唐译《飞鸟集》之评析作者：王静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6年第08期【摘要】《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界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关于《飞鸟集》的译本已有诸多，近些年来，由著名作家冯唐所译的版本发行，却一度掀起了文学界乃至社会对此的热议，重点在于对该版本译文中不雅与怪诞用词的质疑。

对此，诸多读者认为冯唐所译《飞鸟集》的鄙俗就是对原著的亵渎，也有学者认为此版本是《飞鸟集》最好的译本。

本文基于此对冯唐所译《飞鸟集》进行简要评析。

【关键词】冯唐《飞鸟集》文学作品翻译版本我国作家冯唐所译的《飞鸟集》由2015年7月上市，自上市开始，该译本中的各种用词便成为了读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争议也由此而生。

比如其中“舌吻”、“裤裆”等词的运用引来了社会诸多人士的侧目，更不乏诸多网络热词。

鉴于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导致其被出版社紧急召回下架。

在很多人看来，冯唐所译的《飞鸟集》相比于其他译本粗俗鄙陋，完全就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亵渎；但同时也有学者发文表示支持。

本文仅凭一己之拙见浅谈对冯唐所译《飞鸟集》的一些看法。

一、冯唐译《飞鸟集》概述《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部代表诗作，全本共有诗歌三百余首，简短的诗句所蕴含的是至深的人生哲学，读者读《飞鸟集》，能够在简短的诗句当中寻找到生命的哲思与智慧的清源，且风格具有着浓浓的东方气韵，因此广受中国读者所喜爱。

时至今日，《飞鸟集》的译本已有数部，较为公认的版本为郑振铎于1922年所译的版本。

冯唐的《飞鸟集》译本之所以存在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即在于其中很多词语的运用过于“现代化”，且“鄙俗怪诞”，而这种标志性的译法应用，主要体现在几首“代表”译作当中。

二、冯唐译《飞鸟集》简评关于冯唐所译的《飞鸟集》全作本文且不做探讨，仅针对其中几首争议最大的译作对比郑振铎版本对笔者的一些看法进行分析。

在《飞鸟集》两个译本当中，郑振铎译本中将“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译为“永恒的接吻”，而冯唐却将此译为“绵长如舌吻”，世界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对真实面目的表露，在郑振铎看来是“揭下了浩瀚的面具”，而冯唐则明显“开放”，将其译为“解开了裤裆”；“绿草”也成为了“大地”去“挺骚”的对象。

从文学翻译所需的创造性叛逆看冯唐译本《飞鸟集》摘要：泰戈尔的《飞鸟集》已有多种译本，其中以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为最新译本，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版译本，但作者认为冯唐译本的《飞鸟集》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翻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其闪光点可以借鉴，文学翻译需要忠实于原文，也需要有创造性的叛逆。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飞鸟集》，冯唐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郑振铎与冯唐汉译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D172022）的部分成果。

翻译是在准确（信）、通顺（达）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

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飞鸟集》是罗宾德拉纳特 ·泰戈尔的作品，于上世纪20年代被郑振铎翻译成汉语，《飞鸟集》译本在当时时期影响深远。

2015年冯唐又翻译了另一个汉语版本的《飞鸟集》，但是冯唐版本的因用于和翻译的形式却引起了众议。

本文就从文学翻译所需的创造性叛逆分析冯唐译本《飞鸟集》。

什么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翻译首先应该是忠实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矛盾体，作为医者来讲，既希望忠实于原语言，又希望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体现时代性特征。

文学翻译也是如此，这也就是文学翻译中所提倡的所需要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法国的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在专著《文学社会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谢天振则把创造性叛逆分别定义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根据以上不点，不难看出，翻译是一种创作，而其创作的过程中就是去研究、分析原来的作品，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再现，当然这种再现的过程非常复杂，它与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风格、政治等因素息息相关。

2016.041.引言国内知名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自2015年7月上市以来，“裤裆”、“舌吻”等不雅用词令人侧目，网络热词更不鲜见，在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

2015年12月28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官方微博以“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为由，宣布紧急下架召回《飞鸟集》。

对比现代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译本，许多读者认为冯唐的翻译鄙俗，直斥其是对经典的亵渎，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

还有读者调侃这是文学翻译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袭击”。

另一方面，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则发文支持冯唐，认为冯译《飞鸟集》为迄今最好的中文译本，将这一话题推至顶峰。

随着官方宣布“下架”，已裂变出诸如诗歌翻译标准、下架是否符合出版行业伦理等讨论。

作为翻译行业标准的“信、达、雅”已经过时了吗？意译的边界是什么？诗歌翻译语言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讨论的持续深入呼唤着更为专业的解答。

然而，在众声喧哗之外，专业层面的文本解读却始终缺位。

本文并不旨在对其译本做出专业解读，而是对极具争议的几首诗歌进行评析，感受其翻译的“独特”之处。

2.译文例评《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三百余首清丽的小诗，文字晶莹剔透，满含东方气息，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深受中国读者喜爱。

《飞鸟集》中文译本颇多，有郑振铎、陆晋德、徐翰林等。

其中，最著名的译本公认出自郑振铎。

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首次出版于1922年，译本优美动人，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译本，至今历94年而不衰，足见其翻译之精妙。

早在2014年8月7日，冯唐就在微博上发表了要翻译《飞鸟集》的计划，于2015年7月上市后，学者李银河称冯唐翻译的《飞鸟集》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但与此同时，有关冯译本的指责却也绵绵不绝，恶评如潮，同一首诗对比郑振铎的翻译来看，不少读者认为冯译“鄙俗怪诞”。

围绕其翻译争议主要集中在“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等几首诗的译法。

从接受美学视角看《飞鸟集》两个译本一、研究背景1.作品简介。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它包括325首清丽的无标题小诗。

《飞鸟集》创作于1913年，初版于1916年完成。

二、从接受美学角度对比分析《飞鸟集》两个译文1.期待视野。

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分为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

从共时层面看，泰戈尔散文诗进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诗歌从初期散漫的、缺少诗意的白话诗开始向含蓄的、形象化的转向时期，成为散文诗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

2.视野融合。

《飞鸟集》是本小诗集。

小诗形式短小，多为散文体，三五行就可成诗，且不必加特别的题目。

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除了具有小诗的美感以及适当的押运意外，也要赋予小诗给人带来的无限遐想，让每个读者在阅读过后与作者产生共鸣，或者有更新的理解与感悟。

原文1：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郑振铎译本：有一次，我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爱的。

冯唐译本：做梦时我们距离非常遥远醒来时我们在彼此的视野里取暖从小诗的意境来说，笔者认为冯唐更胜一筹。

冯唐的译本讲求押韵，个人风格明显，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写作的风格，为读者创作出了无限遐想空间。

原文2：You smiled and talked to me of nothing and I felt that for this I had been waiting long.郑振铎译本：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久了。

冯唐译本：你对我微笑不语为这句我等了几个世纪笔者认为，冯唐翻译的这句小诗可以堪称经典，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郑振铎的译本略显复杂、不简练却也在遣词造句上花费了心思。

原文3：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which have no songs，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郑振铎译本：夏日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认知翻译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的移情研究——以《飞鸟集》的两个译本为例很多作家曾描述过，创作时犹如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控制着，而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一次再创作，并且翻译时需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与原作者进行情感上的某种交流，这就是我们说的移情。

移情是指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和原作者所描述的人或事情能够产生共鸣，理解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动机时所产生的一种情感。

在19世纪后期，欧洲盛行的心理学中移情这个词语开始出现，弗列德里希·费肖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把移情作用称为“审美的象征作用”，其子劳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her)把“审美的象征作用”改称为“移情作用”。

在语言学中，移情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一种视角化的方式。

说到“移情”，会让人想到另一个心理学概念——“共情”，虽然两个概念都和人的情绪有关，但两者在概念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移情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empathy，是指和对方的情绪表达产生共鸣之后的换位思考，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之上所产生的一种情绪。

而共情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sympathy，是指会因对方的悲伤而悲伤，会因对方的痛苦而痛苦，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同理心”，是一种感受对方的感受之后所产生的同情等情绪。

移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指一个人完全进入到另一个人的情绪及所描述的情景中去。

而共情是指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产生的同情，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本能反应。

冯唐在《飞鸟集》译本的最后附上了他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思考，这其实就是移情作用最直接的体现。

在这二十七个刹那的描述中，他完整地记录下了自己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与原作者以及原作品之间的移情连接。

一、何为认知翻译学？在现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很多学科已经开始慢慢交叉，翻译学与认知科学的结合促使了翻译认知研究，或称认知翻译学(congnitive translatology)，这一交叉学科的诞生。

从多元系统论看泰戈尔《飞鸟集》在中国的翻译——以郑译本和冯译本为例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翻译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埃文·佐哈尔看来：翻译文学是文学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但一般情况下，翻译文学多处于边缘地位，这种传统的看法是错误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况下，是可以处于中心地位的，这三种情况如下：当文学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中时；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时；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

而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它往往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要致力于打破本国固有的传统规范，受此影响，译者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艺术特色。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将比较分析郑、冯的《飞鸟集》译本。

一不同外部因素影响下的翻译郑振铎翻译《飞鸟集》时，时值五四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正面临巨大的威胁：向内有封建残余势力妄图恢复旧制，向外有外国侵略者妄想瓜分中国；救亡图存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而这在文人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即大批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文学革命，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从而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

郑振铎就是这批有识之士当中的一个，而这也反映在他的翻译上；在发表于《文学旬刊》第46期的文章《无题》中，郑振铎这样写道：“现在的介绍，最好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

”[1]而他也确实是如此做的。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郑振铎自觉肩负起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介绍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解放人们的思想，以彻底摆脱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实现民主与科学的重任；《飞鸟集》的翻译，就是作者在这种时代氛围下的自觉选择，因为在《飞鸟集》这部哲理诗集中，蕴含有能满足作者郑振铎需求的东西：在诗集中，作者泰戈尔有表现出自己对当时印度社会现状的思考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主要表现在对殖民统治和女性问题的关注上，表达了对侵略者的谴责和对女性的热情赞美；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大批有识之士渴望解决的问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１１［作者简介］杨帆（１９８３－），女，福建福州人，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理论研究。

《飞鸟集》两种汉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杨　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英语系，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１）［摘要］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一门跨学科理论，为研究翻译学及解释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解读《飞鸟集》的两种汉译本，比较分析郑振铎的译本与冯唐的译本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上的得失，对于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本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飞鸟集》；适应与选择［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３３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７９－０３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为翻译研究和评析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生态翻译学的立论视角是“生态”，主要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将译者与翻译环境有机融合进行考虑。

生态翻译活动则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运用到翻译过程中，主张在翻译时译者应当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进行考虑，选择适应性程度最高的译文。

因此，最佳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１］《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由三百多首简短精炼的小诗组成，语言清新，意蕴深远，每首诗看似描写花草鱼虫、江河湖海等自然景观，实则或多或少隐喻着人生哲理。

该诗集于“五四”时期流传到中国，迄今已有多种汉译本，其中以郑振铎先生的译本流传最广。

２０１５年，诗人冯唐受出版社邀约，重新翻译了《飞鸟集》，因其语言大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从生态翻译学解读《飞鸟集》的两个汉译本，以翻译生态环境为视角，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层面对比分析郑振铎译本和冯唐译本，可选择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本。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对译文的用词做出适当的选择与调整。

- 229 -校园英语 / 翻译研究赞助人系统下，《飞鸟集》三译本简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俞咏沁【摘要】安德烈勒菲弗尔著名的操纵理论中，赞助人对于译文的影响颇为深远，本文就赞助人系统理论，对印度作家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文三译本进行思考。

【关键词】赞助人 飞鸟集 勒菲弗尔一、引言冯唐的《飞鸟集》译本，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学术界以及网络上的大讨论，最终该事件以冯唐译本下架告终。

此次下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于翻译方式引发讨论，出版社主动下架书籍的事件。

《飞鸟集》的译本有很多，著名的译本有比如郑振铎和陆晋德的译本，三人的风格不同，问世的结果也不一样，笔者希望从勒菲弗尔赞助人系统的理论角度思考原因。

二、理论框架勒菲弗尔在《T r a n s l a t i o n ，R e w r i t i n g ，a n d t h 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一书中谈到，有两个因素会操纵并控制文学系统：一种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控制了社会的主流诗学，还有一种因素处于文学系统之外，却也作用巨大，就是赞助行为，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意识形态。

赞助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权力代表，可能是组织也可能是个人。

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一部作品的翻译要出版，译本的出版全程都可能会和赞助人发生关联。

从译著的选题开始，到翻译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出版后的发行和译著的接受，这一切都和赞助人有关。

赞助人对于译文或改写的操纵也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和地位要素。

意识形态要素主要限制了主题的选取和表现主题的形式。

勒菲弗尔在这里的定义比较模糊，称它为“规范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的统称”。

比如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

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给出自己女身称帝的理论支持，赞助翻译《大云经》，并以意识形态要素进行操控，称武则天为弥勒菩萨所生，其以女身称帝受命于佛，不于天。

经济要素主要和作家和译者的稿酬相关。

第6期2016年11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 anities&Social Science Edition)No.6Nov.2016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6.06.019泰戈尔《飞烏集》冯唐译本的多维群读冯智强“2,辛光玉1(1.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87;.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300387)[摘要]本文从语言、风格、韵律、意境等视角全面考察了泰戈尔《飞鸟集》冯唐译本的独特之处,系统分 析了该译本的翻译初衷、翻译过程以及诗人译诗等生成机制，并从其最受争议的情色问题、押韵问题和流行语使 用问题等三个方面客观解读了该译本的召回事件。

[关键词]《飞鸟集》;冯唐译本;特色;问题[中图分类号]G657 [文献标识码]A《飞鸟集》是一部富于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是泰戈尔在二十年代因意见分歧而退出反英政治 运动、过着半退半隐生活时期创作的抒情诗名作。

1965年郑振铎第一次把《飞鸟集》的全部诗歌 译成了汉语，流传久远且堪称一时的经典，而近期 冯唐译本的出现又将这部作品推上了风口浪尖，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最后导致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得不予以召回处理。

但是，声讨之外也有不同 的声音，例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原副局 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网记者采 访时表示，《飞鸟集》冯唐译本虽然引起争议，但从 翻译和评论翻译角度，从学术上讲，是值得肯定 的[1]。

黄友义认为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要允许译 者推陈出新，有其特色。

而社会学家李银河更是认 为冯译《飞鸟集》在诗意方面比郑译更胜一筹。

面 对争议如此激烈的翻译事件，本文将从多个层面 深入分析该译本的独特之处，并解读冯唐译本召 回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文章编号]1007-5674(2016)06-0116-05_、冯译《飞鸟集》的特色《飞鸟集》这部作品语言清丽、意蕴丰富、影响 甚广。

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最近冯唐的《飞鸟集》译本引起很大争议，我看了看那些评论，肯定这个译本的少，否定这个译本的多。

因为一向喜欢冯唐的文字，所以觉得应当出来说几句公道话。

第一，这个译本“信”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雅”上面。

那些说翻译得不好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词的翻译上，一处是将“面具（mask）”译为“裤裆”，另一处是将“好客（hospitable）”译为“骚”。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grass.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我认为这两处译得不能算错译，只是不够雅而已。

而冯唐之所以用词有些不雅，跟他的文字风格有关。

他这个人一向比较生猛，他自己的诗就是这样，常常是汁水淋漓，荷尔蒙喷溅，如果不反性禁欲，看上去还是蛮有趣的。

我早就猜测，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不仅有性欲之意，而且有生命力的意味，所以性欲强烈不是什么坏事，也许就是生命力强烈的表现。

尼采甚至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家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就一定要在秉性和肉体方面强健，要精力过剩，像野兽一般，充满情欲。

……艺术家按其本性来说恐怕难免是好色之徒。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了“骚”这样的词是否就一定不雅都是见仁见智之事了，郑振铎把hospitable译为“殷勤好客”比冯唐的“挺骚”就强很多吗？我看未必。

冯唐的缺点在于有点将自己的风格强加于原作者了，仅此而已。

第二，关于押韵。

另外一首有点争议的诗，问题出在一个“哒”字上，批评者认为不该使用网络语言。

我对网络语言一向不喜欢，什么“么么哒”“萌萌哒”“美美哒”，我全都不喜欢，“屌丝”这样的词我也心理长期抗拒，不爱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