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典型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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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发展典型案例一、塞罕坝林场——荒原变绿洲的奇迹。
1. 曾经的状况。
以前的塞罕坝那可是一片荒凉啊。
在清朝的时候,它还是皇家猎苑呢,但后来由于过度开垦、战争破坏啥的,就逐渐变成了荒原沙地。
狂风一吹,沙子到处跑,周围的环境那叫一个糟糕。
2. 转变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咱可不能看着这片土地就这么荒下去啊。
于是,一群勇敢又有决心的人就来到了塞罕坝。
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住的是简易的房子,吃的也很简单。
3. 种树的艰辛。
种树可不容易啊。
塞罕坝的气候恶劣,冬天冷得要命,夏天又很干燥。
但是这些造林人可没被吓倒。
他们一棵一棵地种,有时候种下去的树死了,就再种。
就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的努力,小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荒原开始有了绿色。
4. 现在的成果。
现在的塞罕坝简直就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森林覆盖率超级高,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也都回来了,像小鹿啊、狐狸啊什么的。
而且,这片森林还对改善周边的气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空气变得特别清新。
二、浙江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源地。
1. 早期发展的困惑。
安吉以前也是个普通的小县城,大家都想发展经济,就搞了很多传统工业,像那些污染比较大的造纸厂之类的。
结果呢,虽然经济有了一点增长,但是环境变得很差,河水都黑乎乎的,山上的树也少了很多。
2. 理念的转变。
后来啊,安吉人意识到这样搞下去不行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就在安吉萌芽了。
他们开始决定转型,把那些污染企业关掉,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3. 绿色产业的发展。
安吉开始搞白茶种植。
安吉白茶那可是很有名的,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而且,他们围绕着白茶发展起了茶文化旅游。
游客们可以去茶园里采茶、品茶,感受茶文化。
另外,安吉还发展了竹产业,竹子做的东西可多了,从竹地板到各种竹工艺品。
通过这些绿色产业,安吉的经济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好,环境也变得美美的。
4. 对生活的改变。
现在安吉的老百姓可幸福了。
村庄都变得像画一样,干净整洁,到处都是绿色。
河北廊坊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材料1. 引言1.1背景介绍背景介绍廊坊市位于中国河北省中北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之一。
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廊坊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然而,随着廊坊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也开始浮现。
其中,涉及廊坊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一些反面典型案例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些典型案例中,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出现了廉政问题,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廊坊市政府的形象。
案例中不透明的决策过程、虚假宣传、滥用职权、不作为等情况频频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
另外,廊坊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项目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给当地和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环境保护,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大气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
此外,廊坊市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也面临不小的问题。
在一些土地开发与利用的项目中,存在权力寻租、非法占用、违法建设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廊坊市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廉政建设、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管理。
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需进一步跟进和监督,以保证廊坊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目的和重要性目的和重要性河北廊坊反面典型案例剖析的目的是以具体案例为参照,深入分析河北廊坊地区存在的问题,剖析其原因和影响,从而形成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这样做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河北廊坊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之一,其反面典型案例的剖析可以深入揭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通过具体案例的剖析,可以发现案例背后的问题所涉及的经济、政策、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而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其次,河北廊坊地区反面典型案例的剖析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警示。
不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问题各不相同,但通过对河北廊坊地区的案例剖析,可以总结出一些普遍适用的经验和教训,为其他地区的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城市安全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章简述了危害城市发展存在的一些风险因素,通过对我国城市安全规划现状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城市安全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并对此提出一些相关的对策。
标签:城市;安全发展;安全规划1 城市安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以每年2096万人的速度递增。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2%,全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其中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到102个[1]。
伴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极速膨胀,越来越多的城市安全问题开始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城市安全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成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
青岛市黄岛区爆炸事故的案例是我国城市发展所出现的安全问题的一个缩影。
黄岛区作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近年来飞速发展,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的膨胀,城市基础设施建筑明显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需求,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合理的安全规划,工业用地和民居日趋混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2 危害城市安全发展的因素城市中所存在的风险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按照城市灾害来看,可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或主灾害和次生灾害两大类;从构建安全城市的规划图景来看,城市安全包括生态安全、防灾安全、生活安全、通勤安全、心理安全五方面。
2006年1月8日,我国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文章引用此分类方法,将危害城市的危险因素分为四类。
2.1 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破坏力极大,能够破坏城市基础设施,摧毁建筑,使城市的功能瘫痪,给城市居民带来致命的伤害。
与其它因素比起来,自然灾害具有区域性和不可避免的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的国家,有关城市发生自然灾害的报道屡见不鲜。
我国常见的自然灾害可主要分为几类:洪涝、干旱灾害,台风、冰雹、沙尘暴等气象灾害,火山、地震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火灾等。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典型案例与经验分享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
然而,中国也在积极采取行动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
本文将介绍一些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典型案例,并分享相关的经验。
一、深圳市:作为中国南方经济特区的代表,深圳市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深圳市政府意识到了空气污染对经济和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空气质量。
首先,深圳市政府投资大量的资金建设了地铁系统,鼓励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私家车辆使用。
地铁系统的开通不仅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还大大减少了尾气排放,有效改善了空气质量。
其次,深圳市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如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推行清洁能源发展等。
市政府加大了对污染企业的监管力度,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
此外,深圳市鼓励居民节能减排,推广使用清洁能源车辆。
经过多年的努力,深圳市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数据显示,深圳市的空气质量指数逐年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明显得到提升。
这一成功经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
二、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和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北京市一直以来面临着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
然而,近年来,北京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空气质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首先,北京市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包括加强废气排放管控、限制工业污染、关闭高污染企业等。
同时,政府还加大了对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治理力度,实行了严格的车辆尾气排放标准,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
其次,北京市政府推动了燃煤污染治理。
通过减少煤炭的使用、推广清洁能源取暖等措施,成功降低了大气中的颗粒物浓度。
此外,北京市政府还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环境治理力度,推动农村地区清洁能源的普及和应用。
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燃料结构,有效减少了农村清洁能源的使用,降低了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
尽管北京市仍面临着空气污染的挑战,但政府的积极行动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安庆,未来之路在何方--典型中国内陆城市发展之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省,他,是中国唯一被四个经济发达省份包围的贫穷省份;他,拥有长江中下游800里流域地区;他,在中国明清及近现代拥有璀璨的经济和文化。
在这个省有这样一座城市,他,是清代建省后近200年的省会城市;他,以桐城派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独领风骚二百年;他,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中国最早的新兴民族工业企业、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船均诞生在这里);他,是孕育了京剧、黄梅戏、徽剧的文化之邦。
然而,沉默沉默再沉默,在世界和中国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国人熟知他的名字了!安徽安庆,你,为什么如此沉默?2004年末是安庆人百年大桥梦梦圆时分,万里长江上第35座跨江彩虹在这里诞生。
然而,此时的安庆却早已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了!安庆地处东经115度46分--117度44分,北纬29度47分--31度17分之间。
坐落在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
现辖桐城、怀宁、枞阳、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岳西7县1市和迎江、大观、郊区3个区,总面积1.5338万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610万人。
安庆的面积、人口数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和同处亚洲的以色列非常接近。
以色列面积1.49万平方公里,1998年统计人口为598万。
但经济地理环境安庆优于以色列。
安庆市土地总面积2302.8万亩,市境地形山、丘、岗、圩兼备、江河纵横,湖泊棋布;地貌总体特征为西北高、东南低。
地貌构成为山区占33.1%,圩区占20.05%,江湖水面占10.58%,长江外滩占0.58%。
有红壤、黄棕壤、粗骨土和水稻土等。
其中以水稻土最多,占27.1%,是主要的农业土壤,年均降水量1250-1430毫米。
以色列国土面积1.49万平方公里,2/3土地为沙漠和山地,年均降水量约200毫米,人均水资源270吨,不足世界人均的3%;耕地41万公顷,人均1亩地;以色列矿产资源较贫乏。
然而1999年以色列主要经济数字:国内生产总值3782亿谢克尔(约为91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000美元。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
1. 污水处理湿地:改善水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美化城市景观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绿地稀缺、生态破坏等问题,污水处理湿地技术被用于城市雨水、生活污水处理,成为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有效措施。
例如上海市金山区的海汇湿地公园,利用处理污水的湿地,创建了美丽的自然湿地景观,同时水质明显提高,生态系统也得到保护。
2. 植被修复:恢复土地生产力、防治土壤侵蚀、改善环境质量
植被修复是解决土地生产力恢复、防治水土流失等问题的重要手段。
例如云南泸水县的高山植被恢复工程,通过合理植树、造林和防护等技术手段,成功实现了高山植被恢复,保护山区生态环境。
3. 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态农业是利用自然过程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旨在保护环境、促进生物多样性。
例如湖南省攸县的eco-farm,通过构建生态农业系统,改变传统胁山削地、农业生产模式,种植有机农作物,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同时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4. 城市森林:建设城市绿色生态系统、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能够改善城市环境和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还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例如广州南沙区的绿道建设,利用多种植被植物进行绿化,不仅为城市提供了美丽的绿色空间,还在生态、环保、防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生态旅游:挖掘当地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旅游是利用自然生态、文化景观、传统民俗等各方面的资源,打造旅游特色,促进经济发展的旅游方式。
例如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环洱海旅游开发,充分挖掘了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在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
城市发展史讲义:王权、商业与城市发展——城市发展的动力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迟滞问题探索整个一部城市发展史,可以归纳为裂变与整合的过程。
之所以称之为裂变,是较之与一般的变革,其具有革命的意义,此前城市固有的秩序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离析解构,与介入的参变因素及其引发的新的功能要素一起,重新组合,寻求新的整体功能和结构方式。
裂变之后,是一段整合时期,新秩序在尝试和协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以至达到它最终的形式。
裂变和整合,在登高和平步两个方向上,共同构成城市进步的阶梯。
纵观历史,城市的发展就是这么一种实质。
王权、商业和工业,是城市产生和发展史上的三大参变因素,相应构筑了城市发展的三个台阶。
一、王权在城市诞生中的作用城市在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它集聚、生成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定型的具体过程中,总是要受控于一些具体的力量。
一面是生活的自然需求,一面是王权的意志,这是概括了的城市在初始阶段所遵循的全部主客观原因,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物质要素及其结合方式。
相比之下,作为主观原因的王权意志表现得更为活跃,正是它的种种表现使得城市同以往的村落有了本质的差异。
应该说,村落过去所有的功能和要素基本上都被城市所承继,但在王权的介入下,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人们将分散和集中作为区别村落和城市的基本特征,但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在王权的驯服下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城市的诞生不是人们欣喜的创造,而是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斗争。
历史,总是这么一种无奈的二律背反,文明往往要用不文明的形式来创造。
剩余的人力,剩余的粮食及种种,虽然村庄为城市生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并且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孕含着城市的胚胎构造,但它不会自动转化,向更高的形式迈进。
作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达到巩固的形式代表,村庄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达到了这么一种限度后,因循与守旧等保守成分成为它的主要品质,很难有内在动力去争取进一步的发展。
摘要:城市是人口、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集合,经济活动在城市中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
城市增长联盟理论是全球化激烈竞争环境下城市政府与某些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力量结合的一种城市增长联盟。
本文以城市增长联盟为理论视角,以北京市为例,讨论中国城市的发展从计划到市场、融入世界体系的历程中如何体现“城市增长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规划的特殊性。
首善之都北京是我国城市变迁的一面镜子,研究它如何在实现良性增长的同时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具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城市发展;北京市;增长机器一、城市增长理论及其发展(一)城市增长理论的起源《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于1987年出版,作者为约翰.R.洛根和哈维.L.莫洛奇,两者分别提出“空间”分析概念与“增长机器”理论,赢得了社会科学诸多荣誉并对城市空间经济变迁研究产生了跨学科影响。
概括来说,作者们对“空间”进行了具体的定义,并以“空间”必不可少、不会消逝、巨大的利益关联性,发挥其居住生产的使用价值与能够购买、租售获取利润实现交换价值来区别“空间”与一般商品的不同,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学说“市场决定论”与价值中立研究观念。
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对城市活动参与者进行数量有限的对立阶级划分不同的是,作者们通过各不同主体“社会、经济制约条件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追求”划分出了结构投机者、积极的企业家、偶然的企业家、政府、社区组织、地方媒体、公共事业部门、政治家、辅助玩家等不同行为主体。
同时,两位作者更多地强调研究需要关注社区传统、不同的关联行动者的制约条件、态度和行为 取向。
作者们通过对美国纵向、横向城市发展案例分析,得出城市是“财富增长机器”的结论。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交换、使用价值的占有层面的差异造成社会的空间分层,不同群体对作为“空间”的居住社区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博弈也不同——总而言之富人相比较穷人更能从博弈中维护自身利益。
追求价值也导致了妥协,“为了拯救所在的邻里,就必须破坏邻里的至少一部分”。
一近30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大发展。
但城市建设中的痼疾没有得到根治,而有新的发展,令人忧心忡忡。
城市建设中主要存在九大问题:一是城市规划论证不充分、不合理。
“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政府换届,规划改样”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治。
二是首都效应。
所谓首都效应,就是北京干什么,外地也跟着干什么。
各地许多标志性建筑都存在经营成本过大、后续利用困难等问题。
三是千城一面。
类同的规划,类同的建筑,类同的景观,甚至连楼盘的名称也类同。
四是高大全思想盛行。
各地竞相攀比高、大、全―――你高我比你还高,你大我比你还大。
五是建筑师缺乏话语权。
建筑的决策权不在建筑师的手里,建筑师往往只能起到参谋、陪衬的作用。
六是非洋莫取。
近年来,我们对外国人的建筑方案奉若神明,总认为洋和尚会念经,瞧不起中国建筑师。
七是被破坏的近现代建筑和被不断复制的假古董。
在城市大发展中,不知拆了多少有历史意义的近现代建筑。
相反,各地却热衷于造假古董,“明清一条街”等不一而足。
八是建筑质量问题。
据有关资料介绍,大陆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年。
九是献礼工程、政绩工程、标志性工程仍大量存在。
不少建筑缺乏充分的前期论证和准备,匆匆上马,刚剪完彩又花大钱改造,老百姓受不了,国家也受不了。
城市建设,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带来了城镇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各行各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过多而无序的城市建设与开发,必将面临城市危机和诸多不良的城市“病”,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所面临的新课题。
一、城市建设面临的危机1.无序的城市面积扩张、城市生态问题以及越发的城市贫困现象。
2. 城市建设伦理道德问题突显。
城市的建设带来城市的不断发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但这种进步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
城市的发展,必须是围绕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和服务的。
二、面临危机的措施与对策面对城市建设的三大危机,作为城市的主人,就要肩负起发展与民生需要的责任。
从目前的城市发展现状看,归纳起来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减缓城市资源不足。
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探究学院:专业:2011年6月15日目录摘要 (1)文章背景 (1)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关系 (2)直辖市之争:口水战背后的发展模式之辩 (4)交通治堵: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伤与痛 (6)结语 (9)参考文献 (9)中国城市发展典型问题探究摘要:中国的城市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诸如交通拥堵、发展不均衡、农村萎缩、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城市化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
本文通过对城市发展中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旨在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进行探究。
关键词:城市化土地制度直辖市之争发展模式交通治堵2010年的中国上海世博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这届世博会,以城市发展为主题,通过190个国家和56个国际组织的先进城市发展案例,探讨了与城市相关的多元文化融合、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本届世博会的目标即提高公众对“城市时代”各种忧患意识的理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提供解决方案。
“城市时代”概念的提出,更加明晰了城市发展对于一个社会乃至国家的重要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
古代中国无论是在城镇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自战国时代始,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建立都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增长。
而西方的城镇化同样初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以及手工业商业的繁荣,而由资本的萌芽和工业化的到来崛起,进入蓬勃繁盛的时代。
然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文明来说,由于历朝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作用,始终未能出现工业城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1] 放眼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只用30年便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2010年12月19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3.28%(按城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不得不可谓一个奇迹。
然而,在高城市化率的背后,是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诸如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等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催生了新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关系城市往往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水平。
所以城市化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和生活。
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城市面积的扩张。
然而中国城市化模式却完全相反。
首先出现的是土地城市化,即大片的农业地被改为建设用地;然后才是人口的城市化,即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工作、定居和生活。
为什么中国城市化模式如此独特?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决定的。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土地的城市化通过征地制度来实现。
由于中国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土地被限定于农业用途,要想将农村的土地变为城市中的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土地征收来实现。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城市面积的扩张都是通过政府的主动扩张,而农民是无法主动为城市化做贡献。
当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地变为国有的建设用地之后,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而获得巨大收益,而失地农民则只能获得低廉的征地补偿费用。
也正是因为土地的城市化对地方政府而言属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还会带来不菲的土地财政,因此各地政府对于土地的城市化往往乐此不疲。
但对于人口的城市化,政府就没那么上心了。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虽然劳动力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其工作城市几乎不给这些劳动力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待遇,同时这些劳动力还要承载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名称——农民工。
顾名思义,他们虽然在城市从事工人的职业,但其身份却是农民。
这样做对地方政府的好处显而易见。
由于不需要对这些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就减轻了所在城市的财政负担;同时,更多的劳动力在城市里创造了更多财富,但其受益人口并没有增加,因此城市里的原有居民也会支持这样的制度。
[2]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征收带来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由于巨大的收入以及GDP 指标的诱惑,政府往往会成为房地产商暴力拆迁的幕后推手。
由此引发的强拆、血拆事件屡见不鲜,有的甚至发展成为群体聚集事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取代如同一纸空文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从此行政强拆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新拆迁条例的颁布对强拆问题收效甚微。
各种拆迁惨案依旧不绝于耳。
可以说,只要政府与土地财政不脱钩,拆迁户与开发商的对峙便会一直存在,唐福珍们的悲剧便会一再重演。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始于去年年底的成都户改给了我们一种答案。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在过去的八年里一直致力于摸索城乡户籍改革方案以打破我国人为划分的传统二元城乡结构,从而彻底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平等现状。
让我们来看一下成都市的改革轨迹:2003年,成都市取消了入户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替“入城指标”;2004年,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性质,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06年,率先实现成都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可入户;2008年,实现成都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彻底打破由货币筑起的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堡垒;2010年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统一户籍,城乡居民可自由迁徙,在2012年底前,成都将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保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
“城乡自由迁徙”、“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突破成为该市此次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和亮点。
从此以后,成都再无居民与农民之分,只有一种人,那就是成都人。
[3]同时,在配套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成都市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彻底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自己。
农民将自己的宅基地信息在农交所挂牌,房地产商通过购买地票直接与土地所有人进行交易。
这样省去了政府征地的环节,也避免了土地所有人与开发商之间由于拆迁补偿发生的冲突,困扰已久的拆迁问题便迎刃而解。
成都市政府砍掉土地财政这一传统的巨大收入来源如同砍掉了自己的一只手,其魄力不得不让世人钦佩。
可事实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斩断了利益的链条,制度的推行才会行之有效,否则永远只会是一纸空文。
不过,由于改革涉及到太多细节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法律制度的障碍和利益集团的冲突使得成都市的农村产权交易所在2010年底的时候曾被叫停4个月,今年4月份重新恢复运作。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土地与户籍制度改革会始终围绕在所有渴望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权利的农村人以及那些热烈投身于改善公民生活条件的学者官员们身边。
不过,成都市的破冰之旅给我们点燃了一盏明灯,借着这点星火,可以让人望见遥远的黎明。
二、直辖市之争:口水战背后的发展模式之辩武汉、郑州、西安、沈阳亦或是广州?对于谁将是中国第五个直辖市的争论一直未曾间断过,反而尘嚣甚上,口水战在网络和民间愈演愈烈。
在现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下,“直辖”对于一个中国城市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被中央直接管辖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发展政策的倾斜,中央财政的支持以及建设自主权的大大增加带给一座城市的巨大推动力不言而喻。
重庆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1997年,重庆市被国家批准升格为直辖市。
仅过了6年,GDP增长1.7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增加2.9倍,固定资产投资增加3.1倍,农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1.4倍,城镇化率增加9.9%。
截至2010年,重庆全市城镇人口1534.1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21%;地区生产总值7894.24亿人民币(中西部地区所有城市第一名),排名全国第二;[4]重庆已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制造业基地和出口产品加工集散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引擎。
可以说,直辖所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
直辖可以大大增加城市的自主权。
这种自主权可以提高城市经济建设的决策速度,使得城市‘经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因地制宜,可以在更大的限度内开发城市所蕴涵的经济潜能。
政府每年会拨给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一部分资金用于城市各项发展,这也是直辖的一大好处。
目前我国四大直辖市已带起三大经济圈。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必定要对周边地区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
这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自身长远发展的需要。
我国四大直辖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辐射作用,已经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渝西经济走廊等。
[5]去年“两会”时,有人大代表提出,在全国设立56个直辖市。
这样便可大大缩减中国政府的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可使全国各地区均衡前进不至于出现如今东西部巨大的地区落差。
当年升重庆为直辖市便是用以推动西部大开发而缩小与东部的差距。
但除了这四大直辖市还有广东浙江江苏这些经济大省之外,中西部很多省份目前都处于自生自灭发展缓慢的状态。
没有推动力缺乏政策扶持和外资投入成为最大的动因。
一些专家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省份太少,以至于各省管理的范围太大。
各省、自治区的辖区过大,平均人口在四千万左右,一些辖区范围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全部国土,一些大省如河南、四川的人口都在1亿人左右,比英德法等欧洲大国还多。
这很不利于实行高效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
美国是发达国家,只有2亿多人口,却分成了50个州,每州只有不足500万人,而且有些州是强行一分为二的。
而中国,即使考虑到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省、区、直辖市平均以2000万人口(直辖市的平均人口)为宜。
那么,中国的省级和副省级区域最终应为60个左右才算合理。
当然,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这个城市的内部因素。
直辖也许可以表现为一种促进其发展的外力,但这种外力并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和主要力量,城市的发展还要靠该区域内部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利用程度。
成立直辖市不是仅仅满足一个地方经济的要求,这里面有经济、政治,甚至人力等诸多复杂的因素,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还必须符合国家的宏观战略。
对于城市的发展而言,直辖并非万能,但却提供了一种可能。
关于直辖市的争论,同时也潜在的明确了城市发展的模式已经由最初的单中心城市而转向多中心城市发展。
虽然8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大城市的增长仍旧保持了较高的势头。
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城市的经济结构更完善,市场发育更成熟,拥有更完整的各种资源优势,基础设施更好,就业机会更多,这些都是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
在大城市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结构也开始走向群体化和区域化,即从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区域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