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
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的形象。
影响：笔记
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小说代表作，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范之作。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刘家峧村的青年队长、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相爱。但因违背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父母亲的意志，遭到了各自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强烈反对。其时，担任村干部的流氓恶棍金旺，亦凭借手中职权，兴风作浪，罗列罪名，趁火打劫，对小二黑和小芹进行残酷迫害，几乎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夭折。后由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惩办了流氓恶棍金旺，教育了封建愚昧的落后群众，此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表示支持儿女的婚事。至此，这对追求婚姻自主、向往美好生活的情侣，终于如愿以偿。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他们是解放区新时代农民的典范，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如：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
但最终他们还是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思想意义：
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金旺和兴旺这两个形象说明：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
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此派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语言，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
《荷花淀》：在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小说选取小小的白洋淀的一隅，表现农村妇女既温柔多情，又坚贞勇敢的性格和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夫妻之情、家国之爱，纯美的人性、崇高的品格，像白洋淀盛开的荷花一样，美丽灿烂。
夫妻之情、家国之爱：
小说虽然描写的是抗日战争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直接写战争的激烈、残酷，而是把笔墨集中在普通百姓的夫妻之情、家国之爱上。这些善良、朴实、纯真的人们在战争环境中闪耀出人性的光辉，表现了人民不畏强暴、保卫家园的精神状态。侵略战争是反人性的，反抗侵略者的人们以纯美的人性、崇高的人格，在精神上已经战胜了侵略者。这是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
小说中，水生等参军的人对家庭的眷顾，他们委托水生来做家属的工作，正表现了他们对亲人真挚的感情；水生嫂等妇女们虽然委婉地流露出对丈夫们难舍之情，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丈夫打点行装，送他们上战场打击侵略者。至于以后妇女们感情依依探望征人，又为丈夫分担任务，参加战斗，更是由夫妻之情上升至家国之爱。
有国才有家，反之，有对亲人的深情才有对国家的忠诚。
在战争中成长：
残酷的战争环境，也促使人的思想性格成长成熟。以水生嫂为例，她是一个传统、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尽心尽力地支撑家庭，不让丈夫有后顾之忧。得知丈夫要离家参军，她虽然心里为难，但还是支持丈夫的选择。这时候，她的心理还没有大的变化，仍是贤妻良母式的思维，对丈夫更多的是习惯性的顺从。由探望丈夫开始，她的心理起了变化。对战争的亲身感受，使她对丈夫的抗战事业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于是她也投身到抗战的行列中，直接参加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她的思想性格也得到一个大的飞跃。
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小说共同特点：
1．以心理时间结构作品。意识流小说家有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和传统心理小说的顺时序，消除逻辑时间界限，将感觉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拧在一起组成主观心理时间，随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结构作品。心理时间的叙述方式有倒时序、循环时序、颠倒时序、闪回时序和预见时序。
2．意识流描写。意识流小说注重表现人物意识活动本身，作家退出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种种感受，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意识流描写的特点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描写层次分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描写的方式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迁移、意识流语言。
3．以心系人，以心系事。意识流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为主，化解人物心中郁积的种种情结，很少描
写人物的体貌特征，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事件极其微小。在心灵宇宙范围内写成一曲曲心灵史诗。
写作纯粹的意识流小说有很大的局限，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融会到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中，心理永远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表现领域。
意识流小说的特点是打破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故事的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直线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这种小说常常是以一件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件为中心，通过触发物的引发、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发射又收回，经过不断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枝蔓式的立体结构。公认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有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海浪》等。
代表作家：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1913－1927）是意识流小说的奠基作。小说以叙述者“我”追忆往事为主线，插入了“我”的所见所闻。按人物思想流动的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着意描写人物意识流程。以人物主观感受代替传统小说中人物命运、矛盾冲突的主导地位。作品突出带有“内审性”特征，被认为是“革新了题材与写作技巧的新型小说”。
《追忆似水年华》摘抄如下：我们把不可知给了名字，因而名字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知的形象，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实体，迫使我们把名字和实体统一起来，甚至我们可以动身去某个城市寻找一个为该城市所不能容纳、但我们不再有权剥夺其名称的灵魂。在这样一个时代，名字不仅象寓意画那样使城市和河流有了个性，不仅使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而且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画面：每一个城堡、公馆或宫殿，都有它们的女主人或仙女，正如森林有森林神，水域有水神一样。有时候，仙女深深地隐藏在她的名字后面，受到我们想象力的滋养，随着我们想象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尽管多少年来，德·盖尔芒特夫人于我不过是一张幻灯片上或一块彩绘玻璃窗上的图像，但当完全不一样的梦幻用急流溅射的泡沫把它弄湿了时，它也就开始失去光泽。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代表作《尤利西斯》（1922）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性作品”，也是20世纪现代派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叙述1904年6月16日广告经纪人布卢姆和他的妻子莫莉、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三人在都柏林的活动情况。这天在文学史上称为“布卢姆日”。小说通过三人一天的经历和各个器官的感受，描绘了都柏林的社会生活全景。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1929），它和《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并称为意识流小说的三大杰作。小说采用多角度的叙述手法讲述三兄弟与他们的姐妹
凯蒂母女有关的故事，深入人物的潜意识，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病态心理。其他的例如《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沙龙!押沙龙!》都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名著。
维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维吉尼亚·伍尔夫也是一位著名的意识流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的奠基者。她在对一些意识流小说家的创作进行总结、借鉴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意识流文学的表现手法，并对它进行理论阐发。1919年，伍尔芙发表了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作品通过一个妇女看到墙上一个模糊不清的斑点而引起无限联想的意识流动过程，揭示人内在世界的丰富和易于变化（全文就是围绕主人公在家看到自己的墙上的一个小黑点，引发了她对那个小黑点有关的她能想到的一切思绪。这些思绪杂乱，没有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高潮部分等等。只是主人公的一些想法和意识而已。最后发现那黑点其实是蜗牛。）。《达罗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是伍尔芙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前者表现的是达罗卫夫人在家庭晚会上重见旧日恋人彼德并得知附近一患精神病的男子自杀后二人意识的跳跃纷呈；后者大量运用象征主义手法，表达的是作者对超越了功名恩怨的彼岸世界的向往盘，呈现给读者的是人物的深层意识。
伍尔芙小说不注重表现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把创作重心放在对人物思想感情流程的再现上，讲究环境和景物描写的印象效果。她的文笔富于音乐性，并运用音乐上的“曲式学”结构作品，给读者以美感。
《到灯塔去》：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写了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片段生活经历。拉姆齐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灯塔，但却由于天气不好而未能如愿。后大战爆发，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战后，拉姆齐先生携带一双儿女乘舟出海，终于到达灯塔。而坐在岸边画画的莉丽?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齐一家到达灯塔的时候，在瞬间的感悟中，向画幅中央落下一笔，终于画出了多年萦回心头的幻象，从而超越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全书并无起伏跌宕的情节，内容分三个部分，依次为：窗；时光流逝；灯塔。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齐夫人后来死去，其实际活动仅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关于她的一系列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齐先生则有作者父亲的影子。此外，作者着墨最多的是莉丽?布里斯科。表面上看，莉丽语言寥寥，其主要行为主要是为拉姆齐夫人作画，但该人物的思想活动相当活跃，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为小说结构安排了潜在的双重线索和复合层次。
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之后，于1979年回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领导职务。他的错划右派得到纠正后，迅速进入创作爆发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引人注目。1978年，他发表了《最宝贵的》、《光明》、《悠悠寸草心》等短篇小说。1979年以后，创作了《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风筝飘带》、《布礼》、《蝴蝶》、《相见时难》等大量中、短篇小说。出版了《深的湖》等中短篇小说集和《德美两国纪行》等散文集，《漫话小说创作》等文学评论集，《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长篇小说，还出版了《王蒙选集》(1—4)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短篇小说《春之声》描述出国考察归来的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搭乘闷罐子火车回家乡探亲过年的事。从上车到下车的三个多小时里，闷罐子车内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火车的轰响、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乘客们的
谈话声。作家设置这样特定的环境，以巧妙的艺术构思，通过人物的尽情联想，闪电式的变化，展现出一幅十分广阔的生活图景。主人公由车身的轻轻晃动，联想到儿时的摇篮，引起对童年生活、对故乡的眷恋；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嗓音，联想到轻柔歌曲《泉水叮吟响》、广州三角形瓷板的清音、叫人发狂的美国抽象派音乐，再到揣度基辛格听杨子荣咏叹调时是何感受，然后是对京剧锣鼓的噪音以及噪音是否都是令人不愉快的联想；由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友谊的呐喊到故乡那惊飞黄鹂的叶哨声，由抱孩子的中年妇女吃力地学德语的声音到录音机播出的《春之声圆舞曲》，各声部交错奏呜，随意跳跃，汇成一曲沸腾生活的交响乐。作家运用人物的自由联想，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线条虽多而不乱，“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1980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车里的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讯》)。这是一种自然真实的心理流动状态，奏响的是我国新旧交替时期充满希望的春的旋律。作品溶杂文、相声、音乐、绘画等多种艺术手法于一炉，富有一种清新、隽永的幽默感和音乐感，于轻松、悠扬中见深意。
中篇小说《布礼》展示的是，主人公钟亦成在反右斗争中蒙受不白之冤，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的迫害，他历经坎坷而仍不消沉，对生活和事业充满坚定的信念，对党更加信赖和热爱，执著地憧憬着未来，表现出崇高的品质和美好的情操。作家通过对钟亦成内心世界的揭示，坚定而热烈地宣传了对党、对生活的可贵的信心，给读者以启迪和鼓舞。
《蝴蝶》这部中篇小说，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党的领导干部张思远三十年来地位、境遇发展变化的心理历程。张思远在革命斗争中不怕牺牲，进城以后，当了市委书记。他大公无私，勤奋工作，习惯于按上级指示办事，结果远离了人民，“丢了魂儿”。“文革”中挨斗，他惶惑不解．犹如“庄生梦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人。在劳动和劳动人民中，他重新发现了自己，成了普通的“张老头”，“找到了魂儿”。复职以后，官腔官气又表露了出来。最后以张老头的身份回到山村，他才再一次发现了自己。作家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防止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演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
王蒙的中短篇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感，通过对人物命运和生活事件的纵深开掘和交错组合，绘制成一幅幅发人深省的历史反思图，使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变得更加全面公正、宽容通达起来，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王蒙在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将西方的“意识流”和“黑色幽默”等艺术手法与中国传统的讽刺艺术和喜剧形式熔为一炉，用人物的意识奥秘与奔腾翻卷的感情来拨动读者的心弦。他向音乐、相声、漫画、闹剧等多种艺术学习，运用幽默和讽刺相结合的手法，也追求漫画式的、闹剧式的笔法，加上恢谐的夸张和比喻，尖锐辛辣，妙趣横生，具有独持的艺术风格。王蒙的小说不仅表现手法上、形式上有新的探索和突破，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与他过去写的小说有所不同，所以，人们说“王蒙现象”，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改革小说
1.“改革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
“改革文学”是当代文坛上反映改革风云、描绘改革开放年代从体制变革到普通人生活与情感、思想与心理变革壮丽图景的文学。它兴起于70年代末，在80年代前半期盛极一时。改革开放的时代为它的兴起提供了现实
的基础，作家感应时代、呼唤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则直接催生了“改革文学”，为当代城市及工厂题材文学创作开拓出新局面。
“改革文学”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革在神州大地上引起的回响，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壮丽画面。如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中，分别描写了一个工厂、一个车队、一个村庄改革的进程，讴歌了敢于披荆斩棘迎难而上的改革者，谱写了新时期的改革之歌，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学风貌。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以国家工业部门的改革为开端，全方位地反映工厂、机关体制改革与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伦理道德变革的壮阔场面。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则是集中反映一个城市、一个县政治改革的力作。在这些“改革文学”的小说中，有的真实描绘了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与抱残守缺、思想僵化的官僚主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展示了改革的艰难，如《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受制于官僚主义者冀申的悲剧，《开拓者》中的省委书记车篷宽在重重阻挠下被迫以退为进的结局，《新星》中青年改革家李向南最终没能冲破老谋深算的顾荣的“关系网”的描写；也有的生动展示了普通工人、机关干部、农民中自发的改革热情和聪明才智，如《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年工人刘思佳和《沉重的翅膀》中的记者叶知秋、青工杨小东，《燕赵悲歌》中的农民武耕新等。这样，作家在反映当代中国这场伟大历史变革时，不仅写出了改革的阻力，而且写出了改革的动力；不仅写出了改革的刻不容缓，而且写出了改革的任重道远。在描写农村变革的作品中，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写商州农村生活的变化，写得别具一格，富有喜剧色彩。如《鸡窝洼的人家》，作者在一个“兄弟易妻”的故事中表达了对浮躁经商与传统务农两种生活方式的豁达理解；《腊月·正月》通过一个山镇老教师面对个体户的崛起而感到失落，并进而干扰个体户事业发展的故事，生动描写了日常生活中守旧派在心理上的失落过程。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描绘了温州人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一幅幅风情画，在《溪鳗》、《丫头她妈》、《袁相舟》、《章范与章小范》、《姐弟》、《憨憨》等作品中，作家以空灵、怪异、奇崛的风格表现温州人在改革年代的奇闻轶事，展示乡镇人精神面貌的种种变化，也充满情趣。林斤澜在当代短篇小说创作中自成一家，他以奇特夸张的人物形象，突兀跌宕的情节，非严格写实的手法，书写了改革在人们心底引起的种种波澜。何士光的《乡场上》因为展示了联产承包制使普通农民挺直腰杆做人的新气象，真切感人地揭示了冯幺爸从卑怯到勇敢的心理变化过程而饮誉文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因为谱写了普通农民在艰难的生活中奋斗、在改革的浪潮中成长的颂歌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立足于展现农村变革中农民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巨变，在反映农村改革的作品中别具一格。
在“改革文学”中，作家在写出改革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有力揭示了这样的真实：改革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长期“一穷二白”的生存状态，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活了中国人的生命热情，激发他们寻找更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追求。从憨憨、王才（《腊月·正月》）、烟峰、禾禾（《鸡窝洼的人家》）这些普通人积极主动地创造新生活的故事中，明显感受到平民百姓中蕴藏着的渴望改变命运的巨大热情。显然，这些人与郑子云、乔光朴、李向南那样的改革家在思想认识方面不一样。改革家常常胸怀远大抱负，在与旧势力的较量中付出了悲剧性的代价。与改革家们相比，普通百姓则常常是出于改善生存条件、追求新生活的朴素愿望。因此，他们的努力尽管有时也会碰壁，如憨憨、王才在成为个体
户之后遇到的麻烦，烟峰因为支持小叔子经商而遭遇的婚变等等，但他们终于在新生活的浪潮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们的生活变化更具有喜剧的色彩。改革家遭遇的复杂斗争常常令人叹息，而普通人的生活变革则常常呈现出喜剧的底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刻画这些普通人形象时，也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如写王才其貌不扬，务农不行，成为个体户以后在面对嫉恨时的一筹莫展；禾禾不安心务农，尝试经商之初又在浮躁心理的驱使下屡屡受挫，都写得十分真实。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勇于变革敢闯新路的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改革固然是历史提供的机遇，而这些普通人能抓住机遇，又与他们的生命热情、浮躁欲望、趋新冲动、执着性格很有关系。作家们写出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写出了改革与普通人命运的紧密联系，写出了普通人积极投入改革浪潮的内在冲动。这种切入的角度也昭示了作家的立场：他们无意将普通人美化，正如他们同样无意将改革家神化一样。
“改革文学”的作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形象，给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形象。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改革家形象，展示了改革的艰难。其中既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乔光朴，也有柔中有刚、和风细雨的解净。《沉重的翅膀》中的副部长郑子云在思想上、工作中积极支持改革，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又有所顾虑，有所提防，有所犹豫。他渴望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生活，却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而在家庭生活中维持无爱的婚姻。这位思想解放、行为谨慎、生活在矛盾中的改革家形象是“改革文学”的重要收获。柯云路的《新星》则成功塑造了一个锐意进取、铁腕反贪的青年政治家形象。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有着“政治家的气派”。他不仅有政治抱负，还有自己研究政治的一套心得与设计。他有反贪的“铁腕”，也知道“必要时，还不得不用一定的权术经验来装备自己”。尽管如此，他仍然因为年轻而不时显出稚嫩的毛病，因为面对着过于盘根错节的政治反对势力而一筹莫展。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政治家到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后悲叹自己“并不适合搞政治”，作家写出了改革的艰难、做政治家的艰难。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因为成功塑造了在巨变中浮躁、在浮躁中有所作为的农民金狗的形象，并深入揭示了当代农村中复杂的家族、社会、政治矛盾而荣膺“美孚飞马文学奖”。由此可见，当代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既写出了改革家的英雄气质，又写出了改革家改革的艰难。另一方面，作家对那些思想僵化、观念保守的官僚主义者的描写没有漫画化。《沉重的翅膀》写部长田守诚既擅长玩弄权术，也善于见风使舵；《新星》刻画李向南的对手县长顾荣，在政治上老谋深算，以娴熟的政治手腕阻挠改革；但在家里，他又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这些描写都把握得颇有分寸，也显示了人性的深度。
“改革文学”常常在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描写改革的进程，这样既反映了当代生活的巨变，又开掘出当代生活与历史的深刻联系。《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是从地主赵国璞的发家史中获得了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的启示的，这样的描写揭示出了改革家不拘一格的思路，也显示出农民尝试改革的思维特色；《沉重的翅膀》触及到体制改革、观念改革、人际关系改革各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作家更常常通过议论将改革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题紧密相联，这样，也显示了改革与“五四”精神的思想联系；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也通过现实政治生活中改革家与阴谋家之间的较量写出了历史的深度。花园街五号是一座经历过四个朝代、五位主人的洋房。它是权势和悲剧宿命的象征。入主其中的每一位主人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取代了前任主人的，前四位主人的家庭也在这座洋房中重复着冲突的厄运。这样，作家对新时期选拔领导干部中产生的激烈斗争的描写也
就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主题：当代人能否走出历史的循环，开拓新的道路？陈冲的短篇小说《小厂来了个大学生》在“改革小说”中别具一格。作品讲述了一个满怀改革热忱和现代管理知识的大学生在小厂却处处碰壁、一筹莫展的悲凉故事，揭示了孤独的改革者、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与工厂陈旧僵化的小生产、宗法制管理机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大学生被挤出小厂。小说中的小厂厂长路明艳，不懂现代管理知识，却凭着责任心、刻苦精神、社会经验将小厂治理得颇有成效；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也善于经营自己的权力、关系网。她挤走了大学生，显示了她的力量的强大和现代知识力量的暂时脆弱。在这个朴素也有心计、刻苦又有手腕的女厂长身上，作家明显寄寓了自己对改革年代怎样提高企业负责人的素质的深刻思考。
“改革文学”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有些“改革文学”作品是急就章，难免有粗略之笔。《沉重的翅膀》中的过多议论，《新星》中流露出的“清官意识”，都曾经受到过评论界的批评。
2. 蒋子龙的小说
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擅长在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中刻画棱角分明的人物性格，他以一系列改革小说谱写了新时期改革的时代画卷。《乔厂长上任记》就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个“喜欢当主角”、锐意进取的实干家形象。乔光朴不仅面对着“文革”后普遍存在的“政治衰老症”、“精神萎缩症”的压力，而且在改革的进程中得罪了因为自身利益受到冲击而对改革不满的人们。尽管他大刀阔斧、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坚持斗争，可由于不谙权术，不搞“关系学”，他还是在“搞外交”方面遭到了失败，最后不得不离开机电厂。作家由此写出了工厂的改革牵涉到体制和社会环境的深层次问题，从而超越了仅仅为改革家呐喊的主题。到了《乔厂长后传》中，乔光朴与外商竞争的努力再次遭到老对手冀申的刁难。他向上级申诉，结果发现冀申的“关系网”强大到连经委主任也无可奈何。这样，作家就在热情讴歌改革家的同时，也真实反映了改革的艰难。《开拓者》中的省委书记车篷宽也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遭到了从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到自己的妻子王剑秋的阻挠。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敢于先罢妻子的官。他的举措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最后，他被迫以退为进，向中央递上了退休报告。这些写改革艰难的作品都因此显得既慷慨激昂又十分悲凉。蒋子龙的“改革小说”风格沉雄悲怆，与他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改革的艰难、深刻地揭示改革家的内心苦闷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超越了一般的工业题材作品，显示出深刻的现代忧患意识。
在人物塑造上，蒋子龙刻划了“开拓者家庭”的人物群像。在这些改革家的群像中，有的充满阳刚之气，如乔光朴、车蓬宽、武耕新，有的则以柔见长，如解净。这些人物形象是蒋子龙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重要贡献。他们堪称是时代的英雄。然而作家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对他们在改革进程中遭遇的重重障碍和苦闷的深刻描写，突破了规范化、模式化的窠臼，使这些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不同于“文革”文学中那些“高、大、全”、无往而不胜的“英雄”。从这个角度看，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为如何塑造有丰富内涵的英雄形象积累了经验。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可以在一个厂里将改革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在搞“外交”上，他束手无力，大败而回。作家通过乔光朴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揭示出这样的真谛：一个单位的改革，从根本上说，离不开体制的变革、全社会的变革。这样，作家就写出了改革的深刻社会内容。此外，小说对乔光朴上任前硬拉党委书记石敢去帮助
自己“说服群众服从我”，也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乔光朴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的自知之明。又如《开拓者》中的车篷宽的性格，也颇有心理的深度：他对上级不懂经济的瞎指挥有不同意见，但是，“政治斗争的规律，战胜了他的经济规律。权力角逐的教训提醒了他”，他不得不“克制自己，或者是装出一副冷漠超然的样子，但是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怎能不愤怒，不痛苦，不焦虑？”这样，作家也就写出了改革家的局限性：不仅是认识上的局限性，而且是地位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倒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无官一身轻，反而活得自在洒脱得多。
蒋子龙的小说雄浑深厚，风格以粗犷豪放见长。他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擅长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节推进中展开故事。在这方面，蒋子龙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传统。他曾经特别谈到《三国演义》给他的深刻影响。《乔厂长上任记》就是通过对主人公在关键时刻敢立“军令状”、激老战友出山、与狡猾的政客冀申交锋等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情节推进塑造改革家叱咤风云、迎难而上的鲜明性格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也是通过刘思佳违反厂纪、解净受命下基层等一连串波澜起伏的情节塑造人物的，他的小说因此而具有鲜明的特色，受到人们的好评。
80年代中期以后，蒋子龙转向了新的创作题材。长篇小说《蛇神》通过深入解剖邵南孙的病态人格，对“文革”在人心中发生的复杂效应进行了反思：从“文革”中追求纯情至美的浪漫主义、反抗邪恶的斗争锋芒、潜心办事业的深沉品格，到“文革”后功成名就、骄矜自负、放浪形骸，作家写出了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人生。系列小说《饥饿综合症》则通过刻画历史悲剧造就的种种病态人格，揭示了人格异化的政治与社会根源。这些作品显然是“反思文学”的继续，但与那些从政治、社会角度切入反思当代中国问题的作品相比，《蛇神》、《饥饿综合症》具有心理分析的深度。这些小说显示了作家在“改革小说”创作上取得成就以后，努力开辟新的创作天地的可贵尝试。
3. 高晓声的小说
高晓声是新时期擅长描写农民问题的作家。他的小说，继承了鲁迅针砭“国民劣根性”的传统，真实地展现了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深刻分析了农民生活贫苦的政治、社会根源，揭示了农民历久形成的“精神创伤”。如《李顺大造屋》，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几十年造不起自己的屋的悲剧，剖析了悲剧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是极左政策对农民的不断掠夺，另一方面也是农民逆来顺受的结果。作家写出了这种逆来顺受的品格与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之间的紧密联系，又显示了作家对农民悲剧品格的深刻体察和无限悲悯，《李顺大造屋》因此而成为“反思文学”的重要收获。
反映高晓声新时期创作成就的是“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由《“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陈奂生出国》等篇组成。这个系列以农民陈奂生几十年的生活变迁为线索，描绘了农民在极左政策当道的年代里尽管艰苦奋斗，仍然无力摆脱贫困的命运，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才逐渐走上发挥自己才干的道路的过程。其中，《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过上温饱生活后进城卖食品，因为偶染风寒住进县委招待所的一段经历，刻画了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对舒适生活的陌生与自卑，由此写出农民的
贫苦与自卑相伴随的自欺与自大，写出农民的精神创伤，这样的描写足以使人联想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它在改变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严峻问题。由此可见，这篇小说与那些简单歌颂新时期农民精神面貌巨变的作品不同，展示了改革年代里的历史创伤，显示了深刻的历史感。因此，《陈奂生上城》就将“反思”的主题与“改革”的主题成功结合到一起。另一方面，陈奂生又凭着他与县委书记的特殊关系和勤劳、朴实的品德，一步步走进了市场，走出了国门。在经商和出国打工的过程中，他的朴实、憨厚常常使他在复杂的社会上显得颇为尴尬。小说由此写出了农民走向商品经济的惶惑和不易，进而写出了另一种改革的艰难。高晓声的“改革小说”既写农民的精神创伤，又写农民的人生巨变。风格亦庄亦谐，自成一格。
除“陈奂生系列”外，高晓声还写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哲理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作家超越了社会现实问题，将探索人性的目光升华到哲理的高度。如《钱包》就通过抗战时期一群人在河里摸钱包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人生的困境：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摸到钱包，发一笔横财；但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自己摸到了，别人的希望就破灭；如果别人摸到了，自己的希望就幻灭。“老天爷如果有灵，就该让大家空手回去。”这样就生动写出了人生的尴尬，希望的悖论。最后，老实巴交的黄顺泉摸到了钱包，可这希望的实现却给他带来了新的痛苦：“因为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不起他的村坊们。”他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摸下去，“他要瞒住大家并不是昧了良心，因为宣扬出去可能是一场灾祸”。结果众人明白以后，都恨他走运，更恨他虚伪。他把摸到的光洋倒给众人，也无济于事。他只好把钱包送交警察局，换来的却是挨打。钱包，成了一个绝妙的象征：既象征着希望，也象征着绝望；既象征着命运，也象征着人心；还象征着生存的困境和幸运与灾难之间变化无常的紧密联系。
高晓声的小说于朴素中藏深刻，在幽默里寓冷峻，因而包容了复杂的人生意蕴，耐人寻味。如《陈奂生上城》中对主人公住招待所花了五块钱以后寻找自我安慰的理由的那段文字：
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
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有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从这段读来似乎轻松、颇有喜剧意味的文字的后面，细细品去，蕴含着多少沉痛悲哀的社会历史内容，令人深思，令人感慨。除了自我安慰的阿Q遗风以外，还传达出了农民的贫苦生存状态（“有谁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陈奂生从前的卑微处境（“看谁还能瞧不起他”）诸多辛酸的人生滋味。
高晓声的小说也有某些不足：由于作家写作的匆忙，“陈奂生系列”的后几篇小说在结构上显得散漫，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流于平面化，文字多有枝蔓之嫌。
4.路遥的小说
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一部反映“文革”动乱的作品。小说描写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将动乱
看作考验，为了制止两派群众即将爆发的武斗，自投罗网，终于被残酷虐待至死的故事。在马延雄的思想与行动中，对群众负责的共产党人责任感是与对“文革”的误解（以为“文革”是“党对咱们的考验”），交织在一起的，慷慨赴死的豪情又是与人生的无奈混合为一体的。因此，这部作品在“伤痕文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超越了“伤痕文学”中常见的控诉“文革”的主题，写出了受害者的可怜与无奈，凝聚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复杂人生体验，体现了作家对“文革”的独到思考。
路遥走过坎坷的人生道路。他因此擅长刻画改革年代中不甘平庸、努力奋斗的农村青年形象。《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当代浮躁青年的一个典型形象。他有理想又心高气傲，有才华又不满现状。他向往城市文明，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在偏僻的乡村传播现代文明。为了追求城市文明，他不顾良心的谴责和故乡人的批评，抛弃了挚爱的女友刘巧珍。然而，他所向往的城市不仅没有容纳他，反而以令他难堪的方式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小说中描写高加林在城里卖馍遇到老同学而羞愧的情节和最终被城里人赶回乡村的结局是具有强烈艺术震撼力的。作者刻划的高加林是一个既有追求又很浮躁的人物形象。他的追求、奋斗，他遭受的挫折、失败、痛苦，可以说是当代农村青年的一个缩影，理想、爱情的幻灭又使他重新思考人生。这篇小说显然受到了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的影响，但高加林又与《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不同，高加林的浮躁，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时代情绪的集中体现；他的追求有个人奋斗的色彩，但也体现了当代青年的变革渴望；他的爱情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也实在令人叹息。作家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既理解同情又悲悯、批评的复杂情感，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传统生活方式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必然性与复杂效应，显示了作家深厚的思想与艺术功力。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代表作。为了写好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他准备了三年，写作了四年。作家在这部力作中，展现了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当代农村生活的巨变。作家通过孙、田、金三家农民的命运变迁与矛盾纠葛，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沉思、对故乡的依恋、对普通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讴歌。在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历程中，作家颂赞了不同于高加林浮躁的求实务实精神。他们既渴望走出传统的生活方式，又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保持了传统的美德。在艰苦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孙少安朴实坚韧，立足于脚下的土地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位农民企业家；孙少平热情执着，走出了乡土，在煤矿的劳作中出污泥而不染。作品充满深沉的道德力量，追求恢弘的史诗品格。另一方面，作家还刻画了几个生动而富于历史感的人物形象：如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志高、田福堂从艰苦奋斗的创业者到错误政策随波逐流的执行者和以权谋私者，并最终成为改革的阻挠者，是部分农村干部的缩影。其中对张志高在政治运动中练出一副好口才的描写和对田福堂时而深谙世事、精明干练，时而异想天开、盲目蛮干性格的刻画，又各有特色。另一位干部孙玉亭有文化，见过世面，但生性好逸恶劳，一面谋求在政治上发展，“忍受着饥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边的快活”，另一面又在面对别人的富裕时感到内心的失落。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深刻揭示了一部分人参加革命的复杂动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作为陕西作家，路遥十分景仰柳青。他像柳青一样刻苦写作，像柳青一样描写重大的社会主题，像柳青一样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刻画人物、渲染气氛，也像柳青一样喜欢抒发深沉、热烈的议论。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也像柳青的《创业史》一样，以恢弘壮阔的气势为人称道。不过，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与柳青所处的时代的不
同，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显然更具有人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如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人物就是这类形象的代表。其中，高加林的浮躁、孙少安的朴实、孙少平的热忱又各不相同，显示出有志进取者的不同个性和不同人生境界。在语言运用上，路遥的语言风格是细腻中透出凝重。他擅长在对生活的细腻刻画中纤毫毕露地呈现生活的艰难与人性的压抑。如《平凡的世界》中描写孙少平背石头的一段文字：
三天下来，他的脊背就被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般，两只手随即也肿胀起来，肉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看得见，这样的手放在新石茬上，就像放在刀刃上。
在展示黄土高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的同时，作家也在《平凡的世界》中描绘了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热情悠扬的“信天游”歌声、打枣的欢乐场面，都烘托出浓郁的陕北风情。感到不足的是，小说没能开掘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人物性格的塑造也不够丰满，情节的推进迟缓。过于琐碎的细节描写，也妨碍了作家提炼更丰厚的情节，开掘更深广的主题
城市小说
1.城市小说的突起
在70年代中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城市小说并不像其他小说创作潮流，一出场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它流贯于整个新时期文学进程中，汇合在文学主潮中随时代前行。最初一些引领文学潮流的小说创作，虽有城市背景，但其文字意义并不在表现城市人与城市的对应关系上，更多地是应和着时代和政治的需要，体现了对城市背景下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作家在创作中所秉持的是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全是自觉的城市意识。如工业题材、改革题材、知青题材等，其中的城市景观有如舞台上的布景，只是人物活动的场景标记，在这些作品中，城市人与城市的特殊环境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城市文化特征，以及在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道德习俗中所显现出人情百态和世俗中所显现出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并不构成作品的主体审美倾向。
城市小说走入创作的自觉是在80年代以来，首先，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为城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加速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城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中国乡镇向城市的过渡，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加快了都市化的步伐，城市文学也随之勃兴，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其次，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看，城市小说的兴盛也需经历一定的文学积累过程。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是新时期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兴盛期，以城市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力作迭出，作家在对城市进行多层次的审美观照时，也在不断地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样式。在这一文学积累过程中，逐渐强化了创作主体意识，打破了以往从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层次来反映城市问题的创作套路，作家逐渐形成自觉或不那么自觉的城市意识，城市小说的审美取向，也逐渐集中到城市人的生存状态，描绘市井的风貌人情上，以此展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城市文化生态和心态的当代性思考。如邓友梅的《那五》、刘心武的《钟鼓楼》，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九号》、《找乐》，苏叔阳的《傻二舅》、《夕照街》，陆文夫的《美食家》、《小贩世家》，王安忆的《流逝》，陆星儿的《一条台硌路》等。越到晚近，越体现
出作家表现城市的自觉性，城市意识也由逐渐清晰到凸现，不仅能感受到不同一般的现代城市意识的散发，如徐星的《城市的故事》，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刘毅然的《摇滚青年》等，而且久被忽视的城市市民文化群落开始受到作家的普遍重视，审美触角深入到当代文学少有涉猎的底层市民群落，如方方的《七户人的小巷》、《风景》、《落日》等。这种不断强化的城市意识，使城市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了审美风格不同的作家群，也使城市小说的发展愈有其具体目标和追求，城市小说的总体形象开始在本时期文学中凸现出来。
对本时期的城市小说，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不同角度加以审视。
从纵向角度来看，进入作家创作视野的城市，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市井古镇到水陆商埠，从历史名城到现代都市，本身经历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不断扩大发展的递进过程，这既是一个城市生态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过程，保留着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积淀，形成了具有历史沿袭性的城市生活传统和习俗，以及与此相协调的文化氛围。在城市进化过程中体现出的多种文化形态，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审美心理的作家提供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空间，由此形成他们处理城市题材和主题的不同类型，并从创作的整体走向上反映出城市发展的历史沿革，记下了宏阔历史背景下世情民俗的流变。如邓友梅的《烟壶》和冯骥才的《阴阳八卦》等市井小说，起笔于清末，将主题置于一种“历史化”的叙写之中，描摹了历史背景中的市井世相、民风遗俗，主要着眼于对传统文化形态的艺术表现上。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在辛亥革命以降的几十年的城市背景中，以文学的想象追溯和复原着城市的历史，刻划了民间市井社会中的各类市民形象，以及历史名城南京的生活图景。王安忆的《长恨歌》则刻画了穿越新旧社会的弄堂市民典型，显露出上海市民文化的特殊品味。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和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主要将文学视角集中在现实社会中的市民阶层生存状态，以及从历史承传下来的道德习俗和文化心理上。方方的《风景》、《落日》对80年代底层市民的生存困厄和被扭曲的人格心理，有着深刻的体察和把握。张欣的《掘金年代》对90年代充分物质化了的城市及城市人，做了最细致的描述。而在日趋现代化的都市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则展示了当下都市最开放最追求物欲满足的一族，推出了都市里的“新人类”、“新新人类”。这种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的沿袭性，也明显地体现在某一类极具地域性的城市小说中。如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和苏叔阳的《夕照街》、汪曾祺的《安乐居》、李陀的《七奶奶》等写北京市井百姓的小说，是对邓友梅小说文化背景的续接，其后是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延续了京味小说的传统，以谐趣的京片子嘴这一特定的文化表达形式，完成了对当下胡同里庸常人生的叙写。
从横向的角度去观照城市小说，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中国幅员辽阔，城市类型也多种多样，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文化型与经济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往往有着较大的地域差异，自然形成了城市间不同的文化个性和文化氛围。城市文化个性中，既有方言形式与地域风物、民俗习惯的区别，也有在当代各种经济文化力量冲击下产生的新的城市文化特点。特定的城市环境影响和塑造着城市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气质，形成了体现共性特征的市民文化形态，这就构成了地域文化格局中的城市文学类型，对城市小说创作的不同文化意蕴和艺术风格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写胡同四合院里世俗人生的京味小说，在老北京人日常化人生享用中，展示出京城文化的魅力。如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和林希的《“小的儿”》、《高买》等作品，充分表现了旧天津卫世俗化的文化性格，勾画出津味小说的发展轮廓。写《小巷人物志》的陆文夫和写《裤裆巷风流记》的范小青，他们对姑苏
小巷风貌和小巷人物生态心态的描绘，透露出吴越文化的韵味，体现了江南小巷文学的个性。王安忆的《好婆与李同志》、《长恨歌》，程乃姗的《女儿经》、《穷街》，王晓玉的《阿花》、《阿贞》等女性系列，唐颖的《糜烂》、《红颜》，殷慧芬的《吉庆里》等，对弄堂石库门中的市民意识、市民生存状态和精明的生活技巧，做了穷形尽相的揭示，凸现了海派城市文化的特征，构成了当代海派小说的基本模式。方方、池莉对汉口市民群落的生存状态所做的本色描绘，透析出这座市民城市的文化属性和市民性格,被誉为汉味小说的代表。弥散着开放和商业气息的深圳、广州的城市小说，则表现出与内陆城市不同的新的城市文化特点，反映出沿海开放后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变化，以及市民阶层呈现出的工商型文化心态，突出了金钱、竞争及市场和消费意识，人们的文化观念中也引进了外来的新的内容，代表了城市和文化转型中的城市小说风格，因而“新都市小说”的旗号也最早由深圳提出。北京在城市的类型上，既是传统文化型的，又是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处在开放的前沿，同时又拥有年深月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因而城市小说的一些特异类型也最早出现在这里。80年代中期，北京曾出现过一批较为前卫的摹写现代西方城市文学的小说，这类小说关注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境遇，抒写现代人身陷都市困境所产生的孤独、焦灼和异化感，表达一种无所适从、无以名状的都市心理和情绪，以及对传统的生存意识和既定秩序的反叛。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描写了都市人海中弥漫的孤独、动摇的情绪，《城市的故事》叙写了浮游在都市人精神上的流浪感与漂泊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寻找歌王》表现了青春的叛逆与迷惘和城市人无言的躁动不安。笼罩在徐星、刘索拉、刘毅然等人作品中的这种典型的现代情绪，尽管在中国的城市生存圈中并不普遍，却已涉及到现代都市所共有的世界性的文学命题了。而90年代中期，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等作品，则以体现出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都市情景，作为现代的审美把握对象，描写了现代化的北京最物质化的一面，在飞速耸起的高楼大厦、立交桥、星级酒店的背景下，以外来人和都市人的双重敏感触摸着北京的“都市心”，用都市化的语言和节奏，讲述着新一代城市人的欲望和游戏人生的故事。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城市小说发展的高峰期，它的突起改变了过去以乡土文学为主体构架的文学创作格局，城市生活越来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变异性，使得城市空间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及多种语境特质，城市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冲击下的变迁发展，以及城市环境所造就的各种复杂的人格类型，为城市小说创造了多样化审美的可能性和特殊性。不断变动中的城市现实为城市小说开辟了新的题材视域，过去一直被压抑的工商、金融、股市等主题，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和商品化进程的加快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写经商、炒股、兑汇的小说。城市人法律意识的提高，使司法刑侦题材成为热门。“打工族”成为作品中的主要形象，其中既有公司白领、银行职员、媒体记者，也有广告人、经纪人、音乐制作人、设计师等，还有现代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如打工仔、下岗职工、保姆、盲流等。中产阶层构成了新的消费主体，股东、经理、歌星、影星、模特，成为小说中的一道风景。久被忽视的民间社会和市民文化传统得到关注，在作品中出现了个体老板、食客、寓公、小贩、黑道人物、坐台小姐等。王朔笔下玩世不恭的“顽主”们，是世纪末中国城市中出现的身份特殊的市民，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人形象提供了新的类型。深入体察和把握中国市民阶层生存的历史与现状，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的创作审美追求。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写了“外来人”或“新移民”立足于城市所做的努力，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张宇的《城
市逍遥》等。在这些人物身上，乡村生活的传统准则和文化心理仍时常与城市现实发生冲突，使他们始终与城市有一种隔膜的心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这一类域外题材小说，表现了城市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生态和心态，提供了具有异质文化色彩的城市景观，是城市小说创作在海外的延伸。
在城市意识的审美观照下，知识分子题材、女性题材、爱情题材，在题材的撷取和主题处理的角度上都迥异于过去，它首先面对的是人与城市环境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文学命题，要表达的是城市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感悟，对城市人生态和心态具有普遍的概括意义。如写女性，写爱情，在不同城市背景下的叙写有着明显差异，北京徐坤的《厨房》，挖掘的是爱在精神上的深层困境，而广州张欣的《爱又如何》强调的是爱所必须依存的物质基础，体现出城市环境对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渗透和影响。在城市进程中所出现的新事物以及面临的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网络、媒体、环保、下岗再就业、社会腐败、第三者、家庭情感危机等等，都进入了作家的创作视野，可以说城市现实中所出现的一切新的社会现象和人物类型，几乎都被城市小说所覆盖，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城市生活的变动性，将会不断地为城市小说提供新的描写对象。
90年代以来的城市小说发展，除题材开拓面的广度和深度外，另一显著特征是其在形式层面所进行的创新探索。城市小说在叙事技巧和语言上的新变，不单是形式的变化，也反映出作家知识结构和审美模式的变化。在不同的形式层面上，作家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和不同的叙事技巧，进行着小说文体的创新，完成对既有小说模式的革新与突破。不但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的创作手法和技巧，使小说的样式更具实验性和前卫性，而且也注重对传统小说文体的创造，不断为其补充新质，以创新去丰富对题材的表现，体现了多样化的审美追求和创作风格。
乡土小说
1．乡土小说的新进展
本时期的乡土小说是承续着“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新中国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而来的，在其发展中又不断地受到各个创作潮流的推动，有诸多属于不同风格流的作家的介入，因而其形态多样，成就卓著，不仅自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本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变革。
乡土小说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上率先突破了文学的陈规，以犀利的批判精神楔入了当代现实生活，不仅大胆揭示了“文革”带给中国农民的厄运，而且也深刻反思了“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给中国乡村及农民所造成的种种伤害，特别是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以及极左思潮沉积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沉疴，给予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和剖析。如《乡场上》（何士光）、《卖驴》（赵本夫）、《鸡窝洼人家》（贾平凹）、《老霜的苦闷》（矫健）、《黑娃照相》（张一弓）、《最后一个生产队》（刘玉堂）、《羊的门》（李佩甫）等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现实生活做了近距离的跟踪，《翡翠烟嘴》（吴若增）、《苦寒行》（何士光）、《拂晓前的葬礼》（王兆军）、《合坟》（李锐）、《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等体现了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银杏树》（张弦）、《活鬼》（张宇）、《鲁班的子孙》（王滋润）等对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和人性困惑做了深入的挖掘，在社会批判的同时，作家们也关注着农民的生存境遇。如《老
井》（郑义）、《狗日的粮食》（刘恒）、《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失语的村庄》（陈应松）等从不同层面写出了农民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而导致的生存之艰难，《伏羲伏羲》（刘恒）、《蓝花豹》（谭力、昌旭）、《玉米》（毕飞宇）等则叙写了艰窘的乡村生活对人的生命欲望的压抑和扭曲。这种多向度的创作追求，不仅体现出现实人生的深刻内容和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了民族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且使乡土小说摆脱了对政治、政策的依附，把关注的重心逐渐从社会事件的演进过程，转向了人的本身，这其中包括农民的心灵状态、精神历程，以及他们随历史变迁和社会动荡而升沉起伏的家族史、命运史，人物塑造也从“高大全”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转向对人物个性化的探索。
乡土小说创作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个性丰满、内涵较为丰厚的人物形象，为本时期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新的类型。如习惯于听人支配、缺乏自主意识的“漏斗户主”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逆来顺受、唱着《希奇歌》的“跟跟派”李顺大（《李顺大造屋》），囿于习惯势力而又不忍昧良心的冯么爸（《乡场上》），因袭沉重历史重负的隋抱朴（《古船》），与苦难和贫穷搏斗的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努力改变人生命运的高加林（《人生》），代表着民族脊梁的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体现儒家道德风范的白嘉轩（《白鹿原》）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明显改变了以往创作的人物性格过于单一的平面化倾向，更加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入揭示人物的文化心理和人性的多重内涵，使人物显得真实和生动。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乡土小说明显表现出向乡土回归的趋向。它一方面形成了创作风格趋近的地域性文学集团，如“湘军”、“陕军”、“晋军”等；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独具地域文化风格的个人创作系列：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义的“太行山系列”、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刘恒的“洪水峪系列”、关仁山的“雪莲湾风情系列”、刘醒龙的“大别山系列”等等。
在艺术表现上，乡土小说打破了十七年农村小说较为单一的表现手法，实现了多样化的审美追求，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精髓，并且也吸纳融合各种外来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乡土小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仅就小说文体而言，就有汪曾祺的散文化叙事，林斤澜的象喻性的文字组合，韩少功《马桥词典》的词条结构体，阎连科《日光流年》的倒叙体，张炜的诗性话语，贾平凹文言白话杂糅的语体，莫言奇诡的意象和感觉，陈忠实《白鹿原》中的魔幻笔法，还有何立伟、李锐、谢友鄞、李佩甫等人小说语言的高度审美化，以及何申等人切近现实的家常话风格等，显示了作家对小说文体自觉的创新意识，体现了乡土小说多姿多彩的创作个性风格。
由于作家的艺术视野、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写作意图的不同，乡土小说的构成远比某个流派或创作潮流来得复杂，若是给以粗略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风俗乡土小说、文化乡土小说、现实乡土小说等。
风俗乡土小说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基本上延续着“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把富于民族特色或地域特色的乡土民情和遗风异俗做为主要表现对象，在作品中艺术性地再现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在这类乡土小说中，作家多以追忆的视角回忆旧时生活，或以新旧参照的方式描摹故乡的现实情景。在异域异乡生活多年后，故乡在作家心中反而愈加清新生动，记忆也更经久，他们在创作中常在印象中挖掘记忆，甚至沉湎于已不存在的人事物景中，在赏旧的心绪中构建自己记忆和想象中的乡土。刘绍棠和汪曾祺等是风俗乡土小
说的代表，他们在创作中更多地寄怀于故土人情，在乡土视野中挖掘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对传统美德和传统的民风习俗的眷恋与偏爱，以优美的笔触描摹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乡土风俗画卷，展示特异的地域性风情。在创作手法上，他们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学传统，积极汲取民间文化的自由活力，体现出一种地道的中国风味的审美格调。刘绍棠在积极倡导和推动乡土小说创作的同时，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蛾眉》等一批风俗乡土小说，其中《蒲柳人家》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以故乡京东北运河平原为背景，反映运河儿女苦难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深入开掘燕赵古风熏陶下的人性的悍烈和淳美，展示运河沿岸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风光，以及京东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汪曾祺的风俗小说清新淡丽，表现的多是30年代的故乡高邮的人性、人情，描画出色彩浓郁的南方水乡的风俗画面，但在表达对故土风俗人情的美好情思时，也不乏对乡土陋习给予温和的针砭，其“除尽火气”的中和之美，更具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风遗韵。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描写的是他故乡温州一带的生活情景。尽管表面看来故事展开在现实的改革背景中，写当地钮扣市场复兴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但他却善于营造拙朴而隐奥的语言氛围，将整个叙事神秘化，在变幻多姿的叙事艺术中，把现实形态与虚构形态糅合在一起，制造着花非花、雾非雾、鱼非鱼的叙事意境，淡化了现实。这使他笔下的矮凳桥风情和人物，成为他的主观想象和个人话语中的寓言世界，以其“传说性”而与当下的现实拉开了距离。这种非写实的笔法，使林斤澜的创作难以归入到现实乡土小说中去，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以及对古人笔记体风格的承继，则更接近于乡土风情小说。
文化乡土小说是在一种大文化视野中去审视和表现乡土，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去关注和思考民族和个人的命运。与风俗乡土小说多表现故土人情有所不同的是，文化乡土小说往往借助虚拟的乡土场景，或太古洪荒，或远离现代文明的穷乡僻壤，作为生发人生意识的依托，表现作家对人类命运、民族精神，以及对人性的思考，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特定的文化意识，深入地剖析深厚稳固的历史文化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动因所产生的种种制约，挖掘民族精神中的集体无意识，试图从历史文化内核中寻求新的精神动力。文化乡土小说同样具有民族或地域文化特点，但其与风俗乡土小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它以文化反思作为观照乡土的立足点，以当代意识穿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沉积层，在理性的审视批判中达到重塑民族精神的目的。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创作潮流中，如韩少功、郑义、李杭育、郑万隆等的文化乡土小说占据着主导地位。
现实乡土小说主要关注乡村中的现实生存层面，着重对乡土中的现实人生做多角度的把握和表现，寓时代和政治风云于乡土画面中，通过中国农民的命运来演绎社会、历史的变迁发展，表现作家对农民与乡村的深入思考。其代表作家有何士光、周克芹、高晓声、贾平凹、路遥、张炜、陈忠实以及王滋润、矫健、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刘玉堂、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由于现实乡土小说在表现内容上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几乎贯穿在新时期文学的整个进程中，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中，就涌现了不少颇具份量的作品。如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以沱江流域小村中的许茂老汉和他的九个女儿的命运，揭露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灾难，以及人们对正义和美好人生的追求。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古华），则在风俗化的叙写中，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反思，通过对胡玉音等人物人生遭际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文革”对普通人的摧残和戕害，也赞美了淳朴的民风人情。《李顺大造屋》（高晓声）、《笨人王老大》
（锦云、王毅）浓缩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所经历的种种灾难。在改革的大潮中，乡土小说既表现了农民和农村的新变化，如《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贾平凹），《桃花湾的娘儿们》（映泉），《玛利娜一世》（楚良），《黑娃照相》（张一弓）；也表现了因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带来的灵魂的焦灼与痛楚，如《老霜的苦闷》（矫健）、《秋天的愤怒》（张炜）、《满票》（乔典运）、《浮躁》（贾平凹）、《鲁班的子孙》（王滋润）等。进入90年代后，小说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形成，乡土小说不再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主干，但这并不妨碍作家敏锐地关注和表现中国农村在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以及农民的生存境况和心理变化。如《最后一个生产队》、《自家人》（刘玉堂）叙写了吃惯了大锅饭的农民，从不愿退社、坚持保留最后一个生产队，到逐渐走向自强，终于在市场经济中迈出可贵的第一步的过程；《世纪预言》（许谋清）表达了对乡村变成都市这一现实的思考；《奔小康的王老祥》（何申）反映了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农民心态；《万家诉讼》（陈源斌）则表现了农民法律意识和人格自尊的觉醒。90年代的乡土小说，还在人物塑造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穷人》（何申）中的范老五这样的普通农民形象外，还突出了乡镇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形象，如《信访办主任》、《年前年后》（何申）中的孙明正、李德林，《大雪无乡》（关仁山）中的陈凤珍，《分享艰难》、《路上有雪》（刘醒龙）中的孔太平、安乐等。而对农民企业家，则更多地揭示了这些人物的多重复杂性，从矫健的《古树》中的田壮林、张一弓《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中的宋福旺，到90年代的谭文峰《走过乡村》中的倪土改、《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主要展示的大都是负面人格，诸如狭隘的小农意识的拘囿、伦理道德的失落，以及封建专制的强权施虐等，体现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化和对农民性的思考。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和村落小说逐渐成为乡土小说创作的重心，出现了《白鹿原》、《古船》、《九月寓言》、《家族》、《丰乳肥臀》等颇具份量的长篇，显示出现实乡土小说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将乡土小说的整体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汪曾祺的小说
汪曾祺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熏陶的作家。他的小说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经验为基础，且“纳外来于传统”，创造出一种自成一家的、具有地道中国味的审美风格。在总体创作倾向上，“追求的是和谐，希望容奇崛于平淡”，他“一般不写重大题材”，主要从其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故乡的民风习俗中发掘素材，传达自己对悠久中国文化和自由人生境界的理解，显出浓厚的书卷气。在人物塑造上，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轻轻几笔，神全气足1”。他在作品中表达的常常是一种意境和气氛。他的文风以雅彰显，深得诗美。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原因，这几个创作时段之间几乎是断裂的。他于40年代开始写小说，以后是一段创作空白，60年代初发表过三篇小说，80年代重涉文坛后进入了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最能体现个人审美风格的作品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取材广泛，不同题材的作品彼此层叠交叉，时间背景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延续到80年代，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按小说展示的环境背景，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以昆明为故事场景，如《落魄》、《老鲁》、《钓人的孩子》、《求雨》、《职业》、《日规》、
《鸡毛》等，明显带有40年代他在昆明求学生活的影子。二是写坝上生活，如《羊舍一夕》、《看水》、《王全》、《骑兵列传》、《七里茶坊》、《黄油烙饼》、《寂寞与温暖》等，既有60年代他下放张家口劳动时的经历，也有他在新时期对这段历史的重新回顾和认识。三是取材于京城生活，如《云致秋行状》、《安乐居》、《晚饭后的故事》、《讲用》、《尾巴》、《八月骄阳》、《迟开的玫瑰或胡闹》等。四是以他的故乡江苏高邮为背景的小说，这类作品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鸡鸭名家》、《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八千岁》、《岁寒三友》、《晚饭花》、《故里三陈》等。
艺术地表现美，再现健康的人性，是汪曾祺创作的审美追求。写人物身上积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写亘古传承的人性之美，是贯穿他的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也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创作主体心智的艺术化体现。小说创造了一种美好欢快的人生场景，写了荸荠庵小和尚明子和庵赵庄小英子之间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明子面相清俊，聪明伶俐，字写得好又会画。小英子长着一双清亮的眼睛，美丽善良，热情大方。一对小儿女天真无邪，一起薅草车水，一同划船进城，扯起脆亮好听的嗓子唱歌喊号子。踩荸荠时，小英子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明子看着她留下的脚印，萌生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在小英子身上洋溢着率真淳朴的人性，她在乡间自然的生存空间中成长，少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感情的发育是非常健康的，没有经过扭曲”，她不要明子去做方丈，敢对明子说“我给你做老婆，要不要？”这种自然健康的人性光彩，给作品增添了一种优美的意蕴。关于《受戒》，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2”。清新自然，没有被世俗污染的人性，正是作家所要表现的美的诗意所在。受戒本是要斩断尘缘，从此受遏抑人性的佛门戒律的规范。而小说中则描绘了另一番景象，受了戒有希望当沙弥尾的明子，则对小英子说“不当”，并答应娶小英子。荸荠庵里的和尚只是把出家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无所谓清规戒律，过着一种率性自然的生活。他们和常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娶妻找相好，杀猪吃肉，也打牌赌钱唱酸曲。这种顺从自然天性的庵中生活，与现实佛门中被禁锢的人性形成鲜明的对立。作者无疑是以理想化的人生态度和民间叙事立场来重述佛门人生，这也可看作是他对人性自由所做的独具个性的文学阐释。
汪曾祺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民情、奇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因而他对乡土风俗有着特别的眷恋和偏爱，在对民风世情的抒写中，发现和张扬民族的心灵与性灵。汪曾祺尤其喜欢将自己的文化品性和审美意向寄寓于自己的故乡高邮，表达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美好情思，在一幅幅江南水乡的历史风俗画中，穿插丰富的轶闻掌故和民俗小考知识。作者很专业地再现了家乡各行各业的谋生特色和种种规矩，《茶干》写酱园，《八千岁》写米店，《异秉》中有药店、纸烟店、熟食店，写了各种熏烧炒货和刨烟、碾药的方法，以及有关烟茶的知识。而且他能精细地写出各行当内部的区别，如画画的，有画家、画匠、画师之分。他也喜欢写四季节令风物和古老民俗，如迎神赛会、年俗、顶香请愿等，所有这些都被汪曾祺“雅”化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审美意境。
松散自由的结构，是汪曾祺小说文体的主要特点。他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把小说当抒情诗、当散
文来写，追求一种近似随笔的风格。他的小说没有重大的历史背景，完整的故事情节，往往采用淡化情节，重写气氛和情绪的散文化的处理方法，信马由缰，常由一人一景一物牵引出多人多景多物。《八千岁》中先写开米店的八千岁，由他买的碾米的骡子，牵出相马的宋侉子，再引出他包养的虞小兰，接着引出赵厨房、八舅太爷，其间顺势插入相关的风俗轶事，写得潇洒自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浑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文体趣味上，汪曾祺深受宋人笔记小说的影响，他崇尚《世说新语》摹写人事的简洁隽永，不仅记人叙事笔墨精炼，而且也深得笔记小说的神韵。
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炼、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作者还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
历史小说
1、历史小说的再度活跃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历史小说曾有过短暂的繁盛。60年代初，一些作家在历史题材领域中做过有益的尝试，陈翔鹤、黄秋耘创作了《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杜子美还家》等作品。1963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出版，预示着历史小说广阔的发展前景。随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历史小说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文革”结束后，历史小说迎来了它的兴盛期。如果说新时期现实题材的创作热点不断，有高潮也有低谷，落差颇大，那么历史小说的发展则在于它的平稳；它不显山露水，没有频频爆出轰动效应，但数年以后蓦然回首，人们发现历史小说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作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中，就有《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少年天子》（凌力）、《金瓯缺》（徐兴业）、《白门柳》（刘斯奋）四部当代历史小说入选。此外《李自成》（1－5卷），《曹雪芹》（端木蕻良），《风萧萧》（蒋和森），《九月菊》（杨书案），《戊戌喋血记》（任光椿），《星星草》、《暮鼓晨钟──少年康熙》（凌力），《庚子风云》（鲍昌），《天国恨》、《百年沉冤》（顾汶光），《曾国藩》、《张之洞》（唐浩明），《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二月河）等作品也都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历史小说的繁荣，这个领域出现了像姚雪垠、徐兴业、杨书案、凌力、唐浩明、二月河、刘斯奋等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
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粉碎“四人帮”头两年，历史小说步履蹒跚，除了《李自成》，其他历史小说只有三、四个长篇，这些作品大都写于“文革”期间，时代印记难以抹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政策得到调整，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作家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小说创作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出现了像《曹雪芹》、《戊戌喋血记》、《星星草》、《风萧萧》、《金瓯缺》等质量较高的作品。作家在摆脱单一政治视角以后，在历史中的选材变得多样化。像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及历史上东北人民抗击沙皇侵略的壮举都纷纷进入历史小说的视野。在人物塑造上，开始从过去那种千人一面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李自成、赖文光、张宗禹、黄巢、王仙芝等农民
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一、农村小说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2009-03-23 23:14:14) 转载 分类：学术论文 标签： 文化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深刻反映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现实 摘要： 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手法。十七年文学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文化背景。决定了它在某些程度上有其局限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滋生的土壤，也就是说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有其现实主义的基础，进而我们又不可忽视其现实主义成就。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深刻反映了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描绘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状况，同时在这个特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农民面对国家种种变化以及政策的变动，心理也是非常矛盾的，不知所从。这一阶段的小说同样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精神世界。再者它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与当时的历史状况相联系，如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至于今，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对于现在的文坛仍然有非常深远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关键字： 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建国初期现实主义成就 正文：
十七年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因此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深刻反映了建国初期的社会现实。 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基础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基础植根于当时中国国情以及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现状。当时处于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的领袖怀有十分崇拜的心里，国人的思想都是十分的激进，在此期间的文学作品必然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歌颂当时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在建国时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们。这一时期的国人思想十分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此时的文学作品主要的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建国初期，农村的生产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还是比较复杂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对于农民采取的是不同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于地主和富农的政策在建国后肯定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于政策的改变在农村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此特殊的十七年里，这必然是会引起许多作家的眼球，而深刻的反映这些社会的状况。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专题综合练习题 一、填空题 要求：书写规范，不得有错别字。 1．所谓“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 年的文学。P1 2．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当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P2 3．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一架弹花机》、孙犁的《村歌》、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李準的《李双双小传》都表现出一种轻松欢快的“农村新生活的情调”。P3 4．1953年，李凖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率先在农村题材创作中引入了“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被称作“当代小说中第一篇触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P3 5．以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等都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P5 6．“山药蛋派”又称“山西派”和“火花派”。P5 7．1962年8月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P10 8．《三里湾》从马有翼、范灵芝和王玉梅在扫盲班的微妙关系开始，以三对新人结婚作为结束。P8 9．《铁木前传》从第6章开始，一个叫小满儿的姑娘出现后，便悄悄地取代了铁匠和木匠，甚至取代他们的后代六儿和九儿，成为了故事的主角。P15 10．在“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家中，周立波既是最具传统文人意味的，也是受西方文学影响最深的，其英文程度也是最高的。P16 11．《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最为人称道的两部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两次巨大变革。前者表现的是东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后者表现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P17 12．《创业史》的最大成就，不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而是最突出地表现在落后人物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P23 13．“十七年时期”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主要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还是稍晚出现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等。P2 14．“十七年文学”中那些讲述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等。 15．记录现代革命历史的小说主要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孙犁的《风云初记》、欧阳山的《三家巷》等。P12 二、单项选择题 要求：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错选或多选均不得分。 1．《三里湾》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代表是（ C ）。P4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中国现代文学主要作家 1、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树，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鲁迅”是其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小说代表作有《狂人日记》《药》《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祝福》《孤独者》《伤逝》等。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散文诗集有《野草》。散文集有《朝花夕拾》。主要杂文集有《热风》《坟》《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十四部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同时又是一座高峰。 第一,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重塑和振兴民族精神,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将文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他的创作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 第二,鲁迅决不只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思想家,其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众不同。这种深度来自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及深厚的文化修养。少年时代的鲁迅经历了家道中落,饱尝人间冷暖,体悟到人生真相。青年时代的他广为接纳中外文化,弃医从文,确立人生志向。他亲身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对现实有清醒深刻的认识,这些都决定了其文学成就远远高于其他作家。鲁迅的创作始终饱含着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三,审美方面,鲁迅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切体会,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在南京求学和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大量阅读了西方古典美学著作,接触了最新思潮,这些为他后来从事文艺学术事业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附录一文学常识 2.胡适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骍,笔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学者、诗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里程碑式的著作。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3.茅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现代著名作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一。主要作品有《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子夜》、“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杰作,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 4.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是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主要作品有《女神》(包括《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等),历史剧作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武则天》等。《女神》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诗集,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最,开创了一代新诗风,奠定了新诗运动的基础5.巴金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小说代表作有长篇《灭亡》及续篇《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火》《憩园》《第四病室》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评论资料 一、贺仲明：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 二、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 三、王福湘：《山乡巨变》：左右为难中的艺术创造 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 贺仲明 一 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语言成就和发展方向，对于新文学语言于何时成熟以及是否成熟等问题，研究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以为，评价新文学语言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本土化的实现。因为众所周知，新文学是从传统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脱胎而来，它的语言更是受到文言文和翻译文体的强烈影响，要走向自立，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从外在到内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本土化转换过程。 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生活化。也就是语言的鲜活自然，是现实生活的直接产物。因为文学的主要反映对象是现实生活，它的语言就应该以现实人们的语言为基础，通过语言可以折射到现实人们的真实生活。二是民族性。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体现，本土化的语言应该具有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透过语言可以体会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三是美学化。语言本土化不是完全回归口语，而应该是对生活语言的提高和净化。它应该立足于生活，又比生活更美、更凝炼、更生动。真正成熟的新文学语言，应该是汲取了传统文言文的精粹，又借鉴翻译语的优长，同时又建立在现实大众口语的基础上，是本土生活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具备了这三点，就可以说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也才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成熟。 本土化是一个基本要求，具体到语言风格和语言方向则可以是多元和丰富的。也就是说，随文学体裁和创作题材的变化，语言可以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更可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像知识分子题材，就应该符合知识分子的生活话语，可以书面化一些，文气一些；乡村题材就要符合农民的生活，要尽量避免采用单一的知识分子话语，尤其在直接传达农民口语时更应该如此。此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不同文学体裁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语言的表现内涵也会有所差异。 新文学语言的本土化需要现实生活的滋养，在这当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路程，那就是对农民语言的吸收和借鉴。因为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阶层，它与中华民族大地的联系也最直接最深切，农民的语言也以其丰富和生动性成为最有创造力的语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时期文学体裁的成熟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农民语言的借鉴，以“人的文学”为宗旨的新文学自然不能例外。 但新文学与农民语言最初的关系却并不和谐，而是相当的隔膜和冲突。由于农民一直处在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底层，五四新文学又是主张以启蒙的俯视姿态来看待农民阶层，因此，尽管新文学作家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但他们很少有人从农民自身角度来看待和书写乡村，在文学语言上，也很少有人运用农民的语言来进行创作(最初有刘半农等人尝试以地方方言人诗，但成效不佳，也很快偃旗息鼓)。这使新文学对农民语言的吸纳一直比较缓慢，甚至说比较陌生。尤其是在乡村生活题材作品中，作家们往往遭遇到严重的尴尬和艰难，影响到其创作成就。 比如新文学乡村题材创作最有影响的作家鲁迅，他的《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作品，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叙述技巧，但它们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主，影响了乡村生活表现的自然和真切。以至于鲁迅有这样的感慨：“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关联紧密的文学，也因此产 生剧烈的错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转折”的情形，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形态的阶段。“转折”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一种全“新”的东西的生成和“旧”的文学成分的消失，主要是指原来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地位、关系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 一、文学的转折 40 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家群。有与国 民党有着直接的结盟关系的作家；有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朱自清等）；有活动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革命作家。有着明确政治、文学目标，并且有力量左右文学走向，对文学状况加以“规范”的，是左翼文学力量。左翼文学力量通过积极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方向，通过对不同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的“类型”划分，以确立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而达到文学“一体化”的实现。这样，在进入50 年代之后到70 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凭籍其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也凭籍政治权力的支持，而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文学事实。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召开于1949 年7 月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通 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开端。大会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总结检讨40 年代国统区革命文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确立“当代文学”的性质，规定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并确定了毛泽东1942 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是文艺界的“共同纲领”。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一方向，规定了“当代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的服务和配合；以“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生产”作为创作的体裁；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应以歌颂和表达乐观情绪作为基调；采取为广大读者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作家的写作，以及文学作品出版、流通和阅读（批评），应高度组织化；……这构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三、“十七年文学”的作家 与40 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作家的大规模更替， 和他们在文学界地位的转移。40 年代许多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或基本停止创作。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因素：或者其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文学“新方向”的现存规范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和矛盾；或者在50 年代几次文学（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有的作家虽然努力呼应“时代”，企望在创作上跨上新的台阶。但大多数并没有成功。 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作家”的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另一是四五十年代之交 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自然也经历五十年代政治、文学运动的筛选。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特征，可以从出身（生活经历）、文学观念、文化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四、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 这一时期文学界充满复杂矛盾，并演化为若干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如1950-1951 年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1955 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5 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 年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文革”前夕在文学理论、创作上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等等。其间，最重要的有发生于1955年的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出现于1956-1957 年的文学“百花时代”。仅从文学主张方面来看，尖锐冲突涉及到“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特别是左翼文学内部存在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习题 说明： 1.本习题由三部分构成： ①各章课后习题 ②题库 ③部分国内高校研究生入学试题 各章课后习题： 第2-3章 1.简述文学革命发生发展的大致过程。 2.为什么说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革新运动?文学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3.概述“五四”前后外国文学思．潮的进入和文学社团兴起的情况。 4.如何评价文学革命时期胡适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与理论? 第4章 1.怎么理解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2.试分析《呐喊》《彷徨》表现生活的视角与小说的结构模式。 3.对《阿Q 正传》有哪些不同的解析?试举三种说法，指出其解析的角度和根据，并加 以评析。 4.略评《朝花夕拾》的艺术风格。 5.就《野草》中某一篇散文诗，写一篇鉴赏短文。 第5章 1.概述“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流脉与开放性状况，并和古典小说比较，简要说 明初期现代小说在叙事结构与文体方面的创新。 2.以冰心的《超人》为例，分析“五四”时期问题小说兴起的原因及其作为一种写作 风潮的时代特征。 3.试评郁达夫小说的时代心理内涵与艺术个性。 4.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是如何界定“乡土文学”的?试结合王鲁彦、台静农或其他作家的创作，来评析20 年代乡土小说的流派特征。 第6章 1鲁迅在30 年代曾这样评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 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试借用鲁迅的评价，并结合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说明“五四”散文格外发达的状况及其原因。 2.试评周作人的散文观，及其小品文创作的主要特色。 3.从散文语言运用和文体创造方面比较评析冰心与朱自清的创作风格异同。 第7章 1.以初期白话诗、郭沫若等的自由诗、前期新月派以及早期象征诗派为主要的“点”， 大致勾勒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新诗的流变线索，并简评不同阶段新诗潮流彼此间的承传关系。 2.简评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及其文学史意义。 3.简评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主张与创作实践。
老赵 文/百无一用 老赵左手持着葫芦瓢，右手拎着猪食桶，吃力地走到猪栏跟前。圈里养着两大一小三头猪，许是圈没砌好的缘故吧，总不大肯长。放下手中的家什，老赵从猪栏上抽下和食板，扒拉出食槽里的残叶剩渣，然后把猪食一股脑儿倾进了槽里。年前喂了两只羊，也老爱翻圈，偷啃了自家地里的又吃别个的，害得自己赔了粮食不说，偌大年纪，还挨了人家婆娘指桑骂槐的几顿饱咒。最后叫老幺一气之下给宰了，可镇子上的人嫌羊肉膻腥，不好弄，就没卖脱，全犒劳了自家人，剩下只羊腿到今日个还吊在炕楼上。老赵摇了摇头，把瓢里的玉米渣洒在食槽里，一边轰着猪，一边拿板子搅拌均匀。养了几窝兔子长得倒欢势，可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便个个闹上痢疾，相继伸腿瞪眼了，老伴儿给气得几天咽不下饭，把多年的老病根胃痛又带发了，常常疼得额上直冒冷汗，天天守着药罐子也不启效。瞅着掀掀拱拱不安份吃食的猪猡们，老赵不禁苦笑着撇了撇嘴。 撂下猪食桶，老赵倒剪两手，彳彳亍亍地登上了屋后的山径，望着自留地里那片蔫头耷脑的包谷林，眉心顿时挽起老大个疙瘩结。 接连十多天没落一丝儿雨，正挂须的包谷眼看就要泡汤。浇进地里的几担水不仅没派什么用场，反倒把包谷蒸得更加蔫头耷脑了。老赵叹了口气，就在石板台阶上蹲了下来。 年前送走了参军的大小子，正月里老幺也打工去了外地。前些天老幺寄回来两百块钱，信里还夹着一张两寸的登记照，说是办暂住证
剩下的，又说一时半会儿不打算回来。照片儿上老幺穿的还是走时的那身衣裳，头发老长了也没理，那幅又黑又瘦的神情儿叫老伴儿看了心疼得背地里抹了好几回眼泪。 报纸上说如今农村就只剩下了386199(即妇女、儿童和老人)“庄稼”部队，真是一点儿不假。小伙子们都像豆荚似的，成熟一个蹦跶一个。——也难怪如今的年青人都不作兴种田，这样一年四季困在地里，到头来还得望天收。这老天爷和人各操一半胜券的农业可是谁也不敢打包票，谁也说不准呐。——唉，走就走吧，好歹家里的地也不多，两三亩旱田，几分菜园子，还有几棵茶树连根拔起来都不够送到茶场加工两锅的。再往坡上爬一截，更高处的农民地倒是不缺，可广种薄收，产量不高，一种几大山“野鸡啄”（注①）的包谷，累死累活，也只够填饱肚子外带喂几头牲口的，平日里还得多攒些柴禾和干粮，一到冬天搅起泠来大雪封山，几个月光景就全倚靠它们来度命了，都说现在农民腰包鼓了，可又有几多是单靠种田发的财?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到咱这山沟沟里连搁都搁不稳，挖田还种靠祖辈手上传下来的羊角锄。嗨，看来最“遭孽”命苦的还得数咱山区的农民了，一辈子生活在穷山沟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省吃俭用，能竖起栋土墙屋就算是给后代积下的最大的功德了。日子越见栖惶了，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懒了的…… 索性改蹲为坐，老赵取下别在腰际的烟袋锅，衔在嘴里，从烟荷包里抖出一张纸片来，然后漫不经心地卷起了旱烟棒。农特税得交，肥料得买，油盐得置备，还得给老伴抓药，老赵盘算着，到哪儿去弄
当代文学教案 章节：第二章农村题材文学 教学目的及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当代文学的基本情况，梳理当代文学的定义及概念，明晰学习此门课程的作用及意义。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 教学内容提要 1、“乡村文学”与“农村题材文学”的区分 2、农村题材文学的发展及现状 第二章农村题材文学 一、农村题材文学概况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几乎全部来自乡村,或有过乡村生活经验。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新政权的获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文化依据,而且有政治依据。或者说,它既有合理性又有合法性。但是,这个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发生于80年代初期。 现代中国文学最初对乡村的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贫困的农民因愚昧、麻木甚至病态而被当作启蒙或拯救对象,他们是阿Q、华老栓、祥林嫂;另一方面,乡村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它是《故乡》、《边城》、《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因此,那个时代对乡村的想象和叙述是矛盾的。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被后来历史证明的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
第三章：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 第一节：概述 革命历史题材 军事战争类：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 描写农村革命：梁斌《红旗谱》孙犁《风云初记》 冯德英《苦菜花》 传奇类小说：曲波《林海雪原》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刘流《烈火金刚》（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红色经典都具有一定传奇色彩，这类传奇性更加强烈，政治化色彩被小说的娱乐性稀释了） 表现知识分子成长：杨沫《青春之歌》 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李劫人《大波》李六如《六十年变迁》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小城春秋》 欧阳山《三家巷》（《一代风流》的第一部，第二部《苦斗》） 姚雪垠《李自成》 现实题材： 反映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赵树理《三里湾》
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 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工业题材：周立波《铁水奔流》艾芜《百炼成钢》 萧军《五月的矿山》草明《火车头》 第二节：《青春之歌》 自1958年1月出版以来，除了个别文章外，绝大部分文章给予充分的肯定。为什么？ 格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一小说是一个那个时代标准的革命战士的成长叙事：主人公的出身、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蒙蔽、困境，脱胎换骨，终成正果，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讲述话语的年代”有关英雄成长的规范——血海深仇、离家出走，在共产党人引导下追求革命，克服自己的种种局限、不足，被捕入狱经受严峻的政治考验，最后成为共产党员。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寓言”，一部20世纪现代革命背景下的“天路的历程”。二知识分子改造叙事（主题）：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不仅反抗封建家庭、同时也背弃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思想，自我改造，与工农相结合，走向革命的过程。被看成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知识分子改造手册”），这是对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补充与丰富，并事实上构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新的类型——这是当代文学
单项选择 1.《山乡巨变》描写的先进农村干部是(B )等 A.陈先晋C.盛佑亭。 B.李月辉D.龚子元 2. 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写革命历史的作品主要有邓一光的(A)等 A.《我是太阳》 B.激情燃烧的岁月》 C. ((历史的天空》 D.《亮剑》 3.高行健与刘会远合作实验话剧是(. A) A.《绝对信号》 B.《车站》 C.《现代折子戏》 D.((野人》 4. 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胆突破“禁区”的诗歌主要有流沙河的(C)等。 A.《望星空》 B.《养花人的梦》 C.《草木篇》 D.《迟开的玫瑰》 5.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中，韩少功的是(A)。 A.《爸爸爸》F3.《老井》C.《小鲍庄》D.《厚土》 6.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1988年发表的(B)。 A. ((哦，香雪》 B.《玫瑰门》 C.《笨花》 D.《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7.余华开始先锋小说创作的标志是1987年发表的(A)。 A.《十八岁出门远行》 B.《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C.《四月三日事件》 D.《一九八六年》 8.最能代表贾平凹散文成就的是地域风情散文，尤其是与小说同名的(A A.《秦腔》 B.《月迹》 C.((商州》 D.《丑石》 9.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是(C A.郎红院 B.金庸 C.梁羽生D，古龙 10.陈若曦的小说是(B A.《失去的金铃子》 B.《尹县长 C.((我爱黑眼珠》 D.《纽约客》 1.在描写轻松欢快的“农村新生活的情调”的小说中，赵树理的作品是(C)。 A.《村歌》 B.《禾场上》 C.《登记》 D.《耕云记》 2.李云龙的形象出自长篇小说B()。 A.《英雄无语》 B.《亮剑》 C.《历史的天空》 D.《激情燃烧的岁月》 3老舍以其对旧时代底层市民的人文关怀、创新的戏剧结构和精湛的舞台语言取得大 成功的作品是(C)。 A.《考验》C.《茶馆》 B.《关汉卿》D.《龙须沟》 6.女性文学中也有诗歌作品，比较优秀的有(A)等。 A.舒婷的《致橡树》 B.铁凝的哦，香雪》 C.张洁的《祖母绿》 D.残雪的《山上的小屋》 7.从1979到198。年间开始的“意识流”小说尝试创作中，《我是谁》的作者是(B A.王蒙 B.宗璞 C.张洁‘. D.茹志娟 8.刘震云在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是(D A.《活着》C《风景》 B.《废都》D.((手机》 9.标志着杨朔散文艺术成熟的作品是X956年发表的(C A.《泰山极顶》G.《香山红叶》 B.《雪浪花》D.《荔枝蜜》 io。现代诗社成立于1956年i月，领袖人物是(B A.余光中C.郑愁予 B.纪弦D.洛夫 多项选择 11.“白洋淀派”的主要作家有〔ABCD)等。 A.从维熙 B.刘绍棠C，房树民D，韩映山 12.王蒙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反思革命的小说主要有仁、ACD A.《布机》 B.《古船》G. 蝴葬》D.《杂色》 13. }茶馆》中三个主要人物是(BCD)。)等。
近五年公安题材长篇小说综述 篇一：80年代小说综述 80年代小说综述 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其次，“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并且作者对作品的情感表露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蹉跎岁月》(叶辛) 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二、反思文学 还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为我们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平时作业（一）答案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 1．所谓“十七年”文学，是指_1949__年至“文革”前的文学。 2．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孙犁的《村歌》、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李凖的《李双双小传》都表现出一种轻松欢快的“农村新生活的情调”。 3．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浩然的《艳阳天》，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当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 4．1953年，李凖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率先在农村题材创作中引入了“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被称作“当代小说中第一篇触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 5．以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等都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 6．1962年8月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 7．《铁木前传》从第6章开始，一个叫小满儿的姑娘出现后，便悄悄地取代了铁匠和木匠，甚至取代他们的后代六儿和九儿，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8．《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最为人称道的两部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两次巨大变革。前者表现的是东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后者表现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9．“十七年时期”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主要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还是稍晚出现的柳青的《创业史》等。 10．记录现代革命历史的小说主要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杨沫的《青春之歌》等。 11．《红旗谱》以农民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人与地主冯兰池、冯贵堂父子斗争的故事为线索。 12．《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情节和主题模式，让人想起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13．王蒙笔下的青年革命者形象主要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布礼》中的钟亦成、“季节系列”中的钱文等。 14．陈忠实的《白鹿原》和王安忆的《长恨歌》，一部是乡土文学的经典，一部是都市文学的名篇。 15．在中国当代戏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期中，涌现出了夏衍的《考验》、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优秀作品。 16．在60年代初出现的当代戏剧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中，京剧现代戏的主要收获有《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 17．京剧《智取威虎山》取材于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18．80年代初期的实验戏剧（或称“试验性话剧”）主要有马中骏等的《屋外有热流》、高行健的《车站》、马中骏等的《路》、刘树纲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等。 19．90年代以后的优秀剧作主要有孟京辉的《思凡》、《恋爱的犀牛》，牟森的《彼岸》，林兆华等的《哈姆雷特》、《三姊妹·等待戈多》，以及李龙云的《正红旗下》、过士行的《鸟人》等。 20．《天下第一楼》描写的是民国初年京城老字号烤鸭店“福聚德”的一段兴衰史。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10分） 1．《三里湾》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代表是（ C ）。 A．刘雨生B．梁生宝C．王金生D．李月辉 2．《创业史》中“中间人物”的代表是（ B ）。 A．“糊涂涂” B．梁三老汉C．“亭面糊” D．陈先晋 3．在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处于“褒贬毁誉之间”，只有一篇小说除外。这篇小说是（ D ）。 A．《三里湾》B．《“锻炼锻炼”》C．《卖烟叶》D．《登记》 4．在《三里湾》中，范灵芝放弃了落后的马有翼，而嫁给了“爱社如家”的小发明家（A ）。A．王玉生 B．马有翼C．王金生 D．满喜
-----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 829 ] 考试科目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 分，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中国现代文学史75 分 75 分中国当代文学史 题型结构4) 分15 3 名词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史小题，每小题5 分，共 分中国当代文学史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15 分30 15 2 小题，每小题分，共简答题：中国
现代文学史 分分，共30 小题，每小题中国当代文学史 2 15 分1 论述题：中国现代文学史小题，每小题30 分，共30 分30 分，共小题，每小题中国当代文学史1 30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1 ----- ----- 考试目标： 1、全面认识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知识、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系统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从20 世纪初到21 世纪初文学思潮、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的发展轨迹，各阶段的的名家名作，各重要流派的特点及其代表作品。 考试内容：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一、第一阶段的文学（1917 ～1927 ）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1.文学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2.根据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主张分析文学革命的基本观点。
3.分析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贡献。 4.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重要文学社团成立的时间、主要骨干、创办的主 要刊物、文学主张、性质和意义。 5.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与茅盾（沈雁冰）等的文学批评观的异同。 （二）诗体的解放与探索 1.初期白话诗人的主要代表的特征、成就和局限。 2.以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的创作为例，分析初期白话新诗的得 与失。
第7章农村题材小说 一、选择题 1．下列人物形象属于“中间人物”的是（）。（北京大学2010年研） A．梁生宝 B．萧长春 C．王金生 D．梁三老汉 【答案】D 【解析】中间人物论认为，先进的、落后的群众数量始终是少数，中间群众占大多数。创作文艺作品时要更多地反映大多数中间人物。60年代文坛在对于柳青《创业史》中“中间人物”梁三老汉形象的讨论中，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的见解。他强调描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两头小，中间大；中间人物是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比较少。 2．下列不是“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的是（）。 A．马烽 B．西戎 C．柳青 D．孙谦 【答案】C 【解析】“山药蛋派”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赵
树理为代表，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并且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 二、简答题 1．“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研） 答：“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以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为代表。赵树理小说在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人物描写、结构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 （1）在斗争的发展中来展现人物形象 在人物描写上，赵树理不是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描写人物，而是在斗争的发展中来展现人物的性格。比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的性格，就是在阎家山两个阶级激烈搏战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充分表现的。 （2）善于通过人物言行显示人物的性格 赵树理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对二诸葛、三仙姑这两位“神仙”性格的刻画，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最成功的例证。 （3）结构上继承与创新并举 在结构上，赵树理小说继承古典小说、评话说书的结构方法，大多采用单线发展的写法，但又适应时代要求，摈弃了传统的章回体形式，接受了五四以来新小说的形式，并且融汇贯通，进行艺术冶炼，使小说的结构形成了鲜明而新颖的民族特色即故事完整，有头有尾；情节连贯，曲折多变；疏密相间，脉络清晰。 （4）小说语言颇具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运用的语言完全是活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形象
中国乡村题材的小说排行 1、红高粱家族 豆瓣|8.4 《红高粱》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 在小说中，莫言一种狂欢式的语言、天马行空式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又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 |一句书摘| 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 高粱高密辉煌 高粱凄婉可人 高粱爱情激荡 2、白鹿原 豆瓣|8.6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一句书摘| 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说嘛......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
3、废都 豆瓣|7.1 小说写的是80年代我国西北一个大城市里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 故事。小说主人公叫庄之蝶，是西京城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也是四 大名人中最有能耐的一个，属“西京文坛上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小说中有大量的“性”描写，故而引起较多的争议。小说还较多地 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是该小说值得注意的一个艺术特点。 该书由于大量的性描写在国内遭禁16年，却在外国赢得声誉，1997年贾平凹凭《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被禁16年之后，《废都》2009年再度出版，并与《浮躁》、《秦腔》组成《贾平凹 三部》。 |一句书摘| 牛坚信的是当这个世界在混沌的时候，地球上生存的都是野兽，人也是野兽的一种。 兄弟 豆瓣|8.6 《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 后出生的小说。 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更甚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 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 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 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 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 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一句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