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关联紧密的文学，也因此产
生剧烈的错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转折”的情形，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形态的阶段。“转折”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一种全“新”的东西的生成和“旧”的文学成分的消失，主要是指原来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地位、关系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
一、文学的转折
40 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家群。有与国
民党有着直接的结盟关系的作家；有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朱自清等）；有活动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革命作家。有着明确政治、文学目标，并且有力量左右文学走向，对文学状况加以“规范”的，是左翼文学力量。左翼文学力量通过积极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方向，通过对不同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的“类型”划分，以确立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而达到文学“一体化”的实现。这样，在进入50 年代之后到70 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凭籍其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也凭籍政治权力的支持，而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文学事实。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召开于1949 年7 月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通
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开端。大会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总结检讨40 年代国统区革命文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确立“当代文学”的性质，规定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并确定了毛泽东1942 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是文艺界的“共同纲领”。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一方向，规定了“当代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的服务和配合；以“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生产”作为创作的体裁；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应以歌颂和表达乐观情绪作为基调；采取为广大读者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作家的写作，以及文学作品出版、流通和阅读（批评），应高度组织化；……这构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三、“十七年文学”的作家
与40 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作家的大规模更替，
和他们在文学界地位的转移。40 年代许多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或基本停止创作。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因素：或者其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文学“新方向”的现存规范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和矛盾；或者在50 年代几次文学（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有的作家虽然努力呼应“时代”，企望在创作上跨上新的台阶。但大多数并没有成功。
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作家”的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另一是四五十年代之交
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自然也经历五十年代政治、文学运动的筛选。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特征，可以从出身（生活经历）、文学观念、文化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四、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
这一时期文学界充满复杂矛盾，并演化为若干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如1950-1951 年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1955 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5 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 年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文革”前夕在文学理论、创作上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等等。其间，最重要的有发生于1955年的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出现于1956-1957 年的文学“百花时代”。仅从文学主张方面来看，尖锐冲突涉及到“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特别是左翼文学内部存在
的派别）有关中国文学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在有关文学性质的冲突中，50 年代中期胡风（以及冯雪峰、秦兆阳）等对当时文学规范的质疑，最值得注意。胡风与周扬等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派”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文学和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上的分歧。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正确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而胡风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周扬等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接近，而胡风等则更多地接受十九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并强调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3、在周扬等那里，深入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是创作成败重要一环，而胡风等则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融合”、“搏斗”。4、有关“当代文学”的传统，周扬等更重视毛泽东的《讲话》是“当代文学”更直接、更重要的“资源”，而胡风等则更重视“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所开辟的“文学革命”传统。──这些分歧，反映了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不同的有差异的关于文学的想象。
第二章诗歌创作
一、老诗人普遍的艺术困境
由于当代诗歌创作所确立的一体化规范，导致不少现代诗人在进入50 年代以后，陷入
创作上的困境。胡风、鲁藜、牛汉、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被剥夺写作权利，而穆旦、郑敏、杜运燮（他们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则因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的冲突而被冷落。郭沫若、冯至、臧克家、艾青、田间等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方向，也有许多作品面世，但表现了艺术上的普遍性衰退现象。
二、“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
十七年诗歌出现几种主要艺术趋向（或称诗的几种“体式”）。其中之一是“写实性”
叙事倾向，它是解放区诗歌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延续。这种趋向，一方面是叙事诗大量涌现，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叙事诗约近百部。另一是抒情短诗大都有人物、场景、事件的因素。“写实”诗歌的重要诗人有李季、张志民、闻捷等。闻捷（1923-1971）主要诗集有《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他的较好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闻捷的抒情短诗具有“生活牧歌”的风格。作者努力建立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细节”、“事件”的单纯化提炼中，加强情感表达的空间。《复仇的火焰》写发生于50 年代初新疆东部的叛乱和解放军平叛经过。有着庞大的艺术结构和众多人物，被称为“诗体小说”。
三、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代言人身
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为贺敬之、郭小川。
郭小川（1919—1976）的主要作品有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包括《向困难进军》、《投
入火热的斗争》等）、《致大海》、《望星空》、《林区三唱》、《青纱帐──甘蔗林》等。50 年代还创作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长篇叙事诗。50 年代他最有探索活力的作品，主要写知识者个体融入集体、实现无产阶级“本质化”的过程。但由于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化的尊重，他的诗并不完全回避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写到了情感、心理上的困惑、裂痕，而且具有了思想情感上的丰富性和审美上的价值。但《望星空》、《一个和八个》、《雪与山谷》等，有的在当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有的还受到批评，有的没有发表就在内部受到批判（《一个和八个》）。《一个和八个》的公开发表，要迟
至20 余年后的1979 年。
第三章农村小说
一、小说的题材和形态
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题材”问题是关系到文学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题材的处
理是：1、题材被严格分类；2、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生活；“重大”社会、政治性质的斗争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日常生活；现实的政治社会斗争优于“历史”情景。现代历史上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上的其它事实和活动。这种“题材”观念，相应地产生了“重大题材”、“非重大题材”等概念。十七年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农村小说）作品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艺术水平也较高。
在小说体裁上，短篇及长篇都较发达，中篇小说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够。50 年代后期
到60 年代初被认为是长篇小说的丰收的时期。当时出版的作品主要有：《三里湾》（1955，赵树理）、《小城春秋》（1956，高云览）、《林海雪原》（1957，曲波）、《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1957，第二卷1962，李六如）、《红旗谱》（1957，梁斌）、《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周立波）、《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58，第二部1962，周而复）、《红日》（1958，吴强）、《青春之歌》（1958，杨沫）、《三家巷》（1959，欧阳山）、《创业史》（1960，柳青）、《红岩》（1961，罗广斌、杨益言）等。
二、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1906—1970）在40 年代已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作品问
世，50-60 年代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他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依然保持来自“生活底层”的淳朴特色，并继续坚持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之间存在的隔阂的试验。虽说在一些作品（如《三里湾》）中，农村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其骨架，但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对于农村社会习俗、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家庭关系、公私关系和心理中留下的波痕，和因此发生的冲突，是小说中最有成就的部分。比起40 年代的创作来，赵树理遇到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文学界有关的写作规范更为严密狭隘，另方面则是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农业生产，对农村传统生活所产生的全面冲击，造成“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尖锐化。这引起作家的深刻忧虑。也使他后期的创作主题，集中在对于农村传统生活，特别是建立在劳动之上的美德的发掘和维护上。《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等的主题，都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与40 年代比较，并没有重大变化，但趋向凝练，叙述中时常会流露出隐而不露的忧郁.
三、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著有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创业史》是他最重要、也
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得到很高评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1960 年，写陕西渭河平原的农村组织互助会的过程。原计划写四部，但因文革发生而使这个计划中断。文革后仅出版了没有最后写完的第二部。作者说，小说的主旨，“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来表现出来”。小说塑造了各个阶级的人物：互助会“带头人”梁生宝，徘徊、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梁三老汉，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贫农高增杰，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开始想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干部郭振山等。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小说的成就表现为，细腻深入地揭示了土地改革后尚未充分显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冲突，并揭示这些冲突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根源。另一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创业史》对陕西乡村生活情景、民情风俗等有生动描述。小说
的人物语言是经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以书面语为主，两种语言构成一种对比。叙述语言时有诙谐、幽默的语调，表现了叙述人的机智和权威姿态。
第四章革命历史小说
一、革命历史小说概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小说，
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在经历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如何走向胜利。这类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则。主要作品有长篇《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短篇有孙犁、茹志鹃、峻青、王愿坚、刘真等的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多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由于作家生活经验、艺术想象以及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差别，革命历史小说会有多种形态：一部分长篇追述对历史“本质”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则加入“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样式。个别作品融入更多个人的体验，“革命历史”因而更多地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
二、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是对于革命的“起源”的叙述，表现20-30 年代革命运动在北方的乡村、
城市最初孕育、展开的情形。作者的意图是以“史诗性”的多卷本结构，安排宏阔的生活图景，来表现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在各卷中，受到较高评价的是第一部《红旗谱》。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已显露出了强弩之末的趋势。《红旗谱》写30 年代初保定一带农村中的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楔子”以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朱老明斗争的失败作为铺垫，衬托出农民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主题。这一主题，主要通过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史”（由传统农民的复仇、反抗，到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朱老忠这一英雄人物，不仅是这部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作品中，作者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主题和乡村风俗及传统小说文本的结合，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和对乡村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的描述。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的艺术方法在这篇小说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借鉴。
三、杨沫的《青春之歌》
这篇小说具有“自叙传”色彩，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生活经历作为叙述线索。林道静因
因抗拒养母的婚姻安排而离家出走，后来受到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感召、启蒙，走上革命道路。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于1931 年“九·一八”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之间，真切地描述了当时北平知识青年的生活情境，有层次、也细致地表现了林道静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小说首先是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故事，它通过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来确认中国知识分子的值得肯定的生活道路：在无产阶级政党引领下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达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的集体斗争。小说也涉及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不过这一因素是被“压抑”、削弱的。小说出版后，在报刊上引发了讨论。虽然有关这部小说是“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这一指责受到多数批评家和读者的否定，但作者还是根据讨论中对小说的批评，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删削、改动了林道静在接受党的教育后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并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结合，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章节，于1960 年出版了修改本。杨沫80-90 年代出版有《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四、《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于1961 年底，被赞誉为“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它描
写的是新中国建立前夕，被关押在重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小说交织着两条故事线索：一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重庆及华蓥山根据地的活动和领导的斗争，另一是狱中斗争；以后者为主线，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为坚持信仰而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和敌人（徐鹏飞等）的较量，被突出地置于精神层面上。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意识、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被表现得鲜明突出。小说出于事件的幸存者、见证人之手。他们在50 年代初期革命传统的报告，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之后，其口述材料整理为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6）。从1958 年起，据此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先后共四易其稿。写作过程中，有关部门组织多次由党政领导和知名作家参加的座谈，提出写作意见，“献计献策”，本书的责任编辑也参与到写作与修改过程中。《红岩》的成书，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作者，可以说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标而协作下的书写者的组合。这种写作方式，后来在“文革”中得到更广泛采用。
五、孙犁、茹志鹃的短篇小说
孙犁40 年代写有《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50 年代的小说有短篇《吴召儿》、《山
地回忆》，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等，均取材于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北方农村的生活。他的中短篇小说，以“回忆”作为结构的框架，常表现了美、淳朴、友情在“时间”中不可逆转地变异的事实，因而具有忧愁的情绪基调。作品所涉及的战争、革命，大抵上被表现为给存在于民间的淳朴人性和健康的生活信心提供充分展现的“典型”环境。他在冀中乡村战争和革命的背景上，来写他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而这大都体现在他笔下的年轻女性形象上。《铁木前传》是“十七年文学”中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写乡村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在患难中建立的友情，和这种友情的破裂。孙犁认为，小说写作动机，源于新中国建立“进城之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和为这种变化而产生的“苦恼”。他的小说结构行文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但描述语言清晰确定，情感表达极为节制，表现了自觉的“文体意识”。
茹志鹃（1925—1998）的短篇小说不限于革命战争题材，也写到50 年代上海里弄及近
郊农村的生活，后者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里程》等。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有《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以《百合花》最负盛名。小说讲述1946 年内战初期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故事：出身农村的军队小通讯员与两个女性在战争环境中的情感关系。评论家一般认为它表现了解放军战士崇高的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即军民的“鱼水”关系。这一短篇由于注重构思与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紧密结合，以及结构上的“细致严密”、“富于节奏感”，在当时受到茅盾等的举荐。茹志鹃小说创作体现的独特风格，使她在50-60 年代小说创作中受到重视。
第五章“通俗小说”的处理
一、受“压抑”的小说
言情、侠义、侦探等通俗小说，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产物，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城市
的市民阶层）。由于它所传达的思想情感性质，以及主要的娱乐、消遣效用，一直受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诞生的“新文学”界的批评和排斥。不过，在30-40 年代，作为一种文学事实，“通俗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仍继续存在和活跃，并出现如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家。“雅”、“俗”的小说界线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相互排斥、对抗，也存在互相渗透、转化等复杂现象。而到了50 年代之后，由于文学界的“规范”更加严格狭隘，“通俗小说”被作为封建性和“买办性”文化而受到“压抑”。“通俗小说”的写作已不可能，作家（如张恨水、李红、陈慎言、张友鸾等）过去的作品，一般也不再出版。但是，左翼文学界注意到“新文学”并未能很好地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的现象，转而寻找一种“替代”，创作一种“有
着旧小说的遗迹”，又“‘扬弃’了中国的旧小说”的作品。在40 年代末，解放区作家创作了《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等长篇。50 年代类似的小说，有《铁道游击队》（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烈火金钢》（刘流）等。《林海雪原》，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是这类创作。
二、《林海雪原》
作者曲波，初版于1957 年。虽然这部小说当时在50 年代长篇的地位上并非最高，却
拥有最多的读者，并被改编为评书、戏曲、电影等多种文艺形式。小说写的是40 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围剿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党残部的惊险经历。主要描述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的战斗。其主题与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并无不同，其特色存在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带有浓厚的传奇性的浪漫色彩；结构和叙事方式，一定程度借鉴古典白话小说和现代“通俗小说”。当然，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作者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以“通俗小说”的“成规”来写作，而当时评论界也不以“通俗小说”的类型特征作为衡量尺度。在指出它“故事性强并且具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因而“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同时，也从“更高的现实主义的角度”的要求来指出“典型”深度不足和“传奇色彩”的缺乏控制的“弱点”。
三、《三家巷》
欧阳山（1905——）当代的小说创作，除若干短篇外，主要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
多卷本长篇小说。影响较大的《三家巷》、《苦斗》出版于1959、1962 年。其他各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等）在80 年代出版。作者意图是要写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败后广州近郊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只是作为背景，人物对革命斗争事件的参与，多数情况下也不做为描述重点。小说主要写三家巷中分属不同阶级的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父辈、儿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人情、心理、阶级厉害等的复杂纠葛和冲突。塑造了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对“革命加爱情”的故事模式和人物关系的安排，有限度地对传统“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的叙述方法和语言格调的采取，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和对周炳、陈文婷等情爱纠葛的展示，都可以看到“言情小说”类型的渗透。因此，小说出版后不久就受到批评，指责它以生活风俗画冲淡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对于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从小说类型层面看，这里提出的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问题。
第六章散文创作
一、当代的“散文”概念
在50-70 年代，散文有时是个涵盖面宽泛的体裁概念。一般理解是，“狭义”的散文，
其特征相近于“五四”及以后所提出的“美文”或“散文小品”；而“广义”的散文，则除了上述的品种外，还包括具有“叙事”性质的通讯、报告文学（特写），和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性短论，即杂文、杂感。另外，有的时候，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也包括在内。“散文”概念在当代宽泛化，与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状况相关。其演化趋势，是从显示个人性情，向着议论现实时事，“报告”生活事态的发展的方向倾斜。与当代“个人性”经历各体验的题材价值受到怀疑的总体状况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对客观生活事相的“报告”为主要特征的叙事性写作，便成了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当然，在50-60 年代，这个问题在不同时间段也会有所调整而发生变化。
二、散文的“复兴”
“狭义”的散文（抒情散文）在50-60 年代较有成绩的阶段，一是1956-1957 年的文学
“百花时代”。这期间，丰子恺、许钦文、叶圣陶、方令孺、端木蕻良、川岛、老舍、沈从文都写了一些个性化的作品。另一阶段是60 年代初，被看成是散文的“复兴”。散文这一善于体现作家性情和文体意识的体裁，受到文学界提倡，创作也有较出色的收获，以致1961 年被称为“散文年”。出现了一批专职散文写作的作家，如吴伯萧、杨朔、秦牧、刘白羽、郭风、碧野、柯蓝等，老作家如冰心、巴金、曹靖华，以及一些学者也多有贡献。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散文集有：《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萧）、《船夫曲》（魏钢焰）等。
三、杨朔等的创作
60 年代初散文“复兴”中，杨朔、刘白羽、秦牧被认为是贡献最突出，且散文体式也
多不相同，而代表了当代散文的三种基本模式。刘白羽代表作有《日出》、《长江三日》等。以激荡的情感抒发为主，情绪浓烈、色彩绚丽。40 年代战争的经历和体验，是他文学想象的“资源”，也是评价生活的尺度。现实生活情景与战争年代记忆的交织是作家主要情感线索和结构模式。秦牧散文则表现了重视“知识化”的特点。代表作有《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其写法是随笔和杂文的调和。重视表达的观念。在他较成功的作品里，知识性材料由于有情感的融入，和在材料组织上体现的灵动活跃的想象力，而区别于一般的“知识小品”。杨朔的主要作品有《香山红叶》、《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拿着当诗一样写”，是杨朔散文创作的追求。他所讲究的散文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严格精巧、选词炼句的用心，和整体的“诗的意境”的营造。“诗意”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的那种象征的思维和感性方式。即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升华”方式。杨朔的散文在当时对已显得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其艺术追求受到普遍赞扬。他的创作所形成的模式，对当代散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80 年代以后受到许多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