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权力约束的必要性
——预防1504班严慧珍U201512901
近来迷上了中国近代史，翻阅书籍时，往往哀叹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晚清的鸦片战争将一个腐朽的偌大帝国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国门被推开，他的国土被践踏，他的国民，依旧麻木不仁上交着千百年不变的“黄粮国税”。
苦难贯穿晚清七十年：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有《南京条约》的屈辱，有黄海大战的悲壮，有平壤溃退的懦弱，有收复新疆的铁血，有胜而求和的无奈......太多太多的史实，读起来如此沉重，太多太多的人事，让人恨，让人怜，让人恨不得食其肉，啖其骨。掩卷沉思，多数人分析中国近代史，都会从什么晚清政治腐败，陈腐，封建来解释他的失败，但我却觉得，他注定会失败，腐败贪污，政治腐朽都是外部原因，真正的内部原因是他权利的高度集中化和自由化，家天下甚至是人天下。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显而易见，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权结合起来，就会获得无限的权力。”而清朝就达到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皇帝对于每个人都是生杀予夺，这就必然造成了一个结果：皇权要求一个人不是有用而是忠诚，皇帝的最终目的不是保卫一个国家，而是维持他的统止和说一不二，所以国难当头，慈禧想的不是什么维护国家主权，改革要推动国家发展，而是满汉之争，怎样利用汉族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见不得汉族称大时刻提防汉人，为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得不到约束就必然导致人民的没有自由，没有公平，没有希望。
甲午战争，基于洋务运动，大清与日本，孰胜孰败？这在当时却不是一个定数，但在现在看，这其实还是一个定数。之所以说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定数，因为当时的清朝经过两次的鸦片战争，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和自己的落后，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起了洋务运动，一个是时兴的“现代型”国家日本，一个是知错就改的东亚旧老大清朝，不到最后，连老谋深算的英国都不知胜负。可结果呢？中国惨败，三十载洋务运动成就的代表——北洋水师毁于战火，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这一败终于让政治制度高度自信的中国睁眼看了世界，接着就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而之所以说在现在看来甲午战阵的战败其实是一个定数，不说兵力方面，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俯拾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实一个制度对另一个制度的全面胜利，我们不能说清朝没有重视这场战争，不能说缺乏人才，不能污蔑在战争中英勇战斗的军人，在此我想就对甲午战争的各种污蔑澄清一下，炮管上晒袜子？简直可笑，炮管离传面多高你知道吗？你会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爬上炮管晒衣服？北洋军队驻扎地有几千家妓院？你为什不亲自翻一下史料，日本官方记载根本就只有几家，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为什么在国家战争期间，有如此多的不切实际的污蔑白纸黑字地写在奏折上呈报给皇帝？满汉斗争,党系之争，个人恩怨，自明代以来文臣弹劾他人永远不讲什么证据，手握所有权力的皇帝却恰恰被集权蒙蔽，他不相信任何人，他永远处于生命危险中，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他妄想控制所有人，因此不得不依靠宦官和外戚，恶性循环，明代便是宦官横行，而清朝，处于封建制度的顶峰，吸取历史的经验，他逃脱了吗？牝鸡司晨！
事实便是如此，你越想集权，越想稳定，它就越缺少生机、活力和创造力，
内部越稳定，他抵抗外部的能力就越弱，到最后，只有一潭死水才达到了最稳定的结构。而这个道理，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了一次又一次。
朝鲜一直标榜自己民主独立，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但实际的情况是，朝鲜是一个极度专制、经济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封闭的国家。2015年12月，继朝鲜公开宣布张成泽因“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被革去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之后，13日又正式传出其已于昨日遭审判并立即处决的消息。尽管依朝鲜给张的所谓定罪来看，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考虑到张成泽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以及近些年来的朝鲜政治清洗实践，其遭此决然肃清仍令人震惊。
再思张成泽的倒台以及历来的朝鲜政治，不难发现这个独裁政权的如下集权逻辑：
第一点是任何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最高大权只能操于一人之手。无论你功有多高，只要可能威胁到金氏政权的“唯一领导”，便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肉体都消失于无形。别说张成泽，即使与金正恩共享所谓“白头山血统”的金正日长子金正男，也因为有可能威胁到其执政地位，目前也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第二是朝鲜与一些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政治清洗极端残酷。一旦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对手和敌人，消失的不仅是政治生命，很可能还包括肉体生命。而且，被肃清对象还不只限于自己，还往往包括家人、部下，株连九族。在一场政治运动的背后，往往是无数的血雨腥风。
不知道朝鲜政权还能在这条集权的道路上走多远。其三世集权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这在很大意义上应该“归功于”其高度封闭的愚民政治以及残酷决绝的政治清洗。在如今这个时代，这个高度集权的政体还能走多远呢？
斯大林在担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任时，一人独大，国家对其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在其任职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开展大清洗运动，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实行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当时的社会可以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十六个字来形容。
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其任职期间，利比亚实行单一元首制，称“全国政府主席”，由革命领导人提名或兼任，而卡扎菲就自称为“九·一革命领导人”，拥有利比亚的最高行政权和军事权。利比亚的这种政治制度导致卡扎菲执政长达42年之久。而他的这种至高无上权力也使得他过着毫无顾忌的生活。据报道称，卡扎菲直接控制着利比亚中央银行的140多吨黄金储备，折合成现金将近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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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沉浸在集权的美梦中不愿醒来，就一定会有人看到集权的坏处。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分权思想。
波利比阿，（公元前208-公元前12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古希腊麦加罗城邦人，出身名门，年轻时就献身城邦的政治事务。希腊在与罗马的毕德纳战役战败后，被迫派1000名著名的公民到罗马做人质，波利比阿是其中的一位。（公元前168-151）客居罗马，他以希腊学者特有的理智思考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罗马人怎样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里，几乎征服和统治了全世界？由此，写下了不朽的历史著作《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分权制衡思想。他认为罗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混合
政体，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这种“混合政体集三者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的任何一个过分的膨胀，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倒和超过其它力量”。他阐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每个部分钳制其他部分，又与之合作，在所有紧急的状况下，他们的联合又是非常适当的”。混合政体的思想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已有体现，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整体形式，亚里士多德也把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政体，但是其混合政体主要是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之间的混合与平衡，而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概念不仅包括这种平衡，还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权力的混合与平衡，因此，他的学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混合政体而是一种分权学说。这种制约与平衡才是罗马共和体制的本质特征。同时，他的分权学说还不是近代的三权分立学说。
近代系统的提出分权学说的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洛克说：“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他指出，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国家一旦把权力交付某些人，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为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洛克指出，执行权是贝责执行已被立法机关制定的继续生效的那些法律的权力。执行权从属于立法仅，执行机关是“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责的，而且立法机关可以随意加以调动和更换。”执行权是一种经常存在的权力。
洛克认为．制定法律的人不能同时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力。因为如果拥有立法权的人同时拥有执行权，那么他们便“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在英国，立法权应交由议会行使，而执行权则由国王行使，而且，国王应该享有一定得特权，即（自由裁量权、赦免权及处理重大军政事务的权力、临时召集议会的权力）。比如说邻居失火，不得不拆掉一家无辜的人家的房屋防止火势的继续蔓延。但是国王的特权必须以公共的福利为原则。洛克认为，执行权和对外权虽然有区别但是不可能交给不同的人行使。他说：“如果执行仅和对外权掌握在可以各自行动的人手里，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处在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总会导致纷乱和灾祸。”洛克在论述权力划分时，有一个十分进步的地方，他始终强调人民的地位，强调要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归于人民，他有句名言“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
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国大革命直至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权力这个魔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锁进牢笼，而这一切是时代的趋势，为了人民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