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戴名世(1653～1713) 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别号忧庵。“桐城派”奠基人、文学家。20岁授街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级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越、齐、鲁、越之间。四十五年举应天试，四十八年，中进士第一，殿试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五十年科，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2戴名世“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录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著有《四书朱子大全》以及大量散文。同族后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时刊行传世。
方苞(1668～1749) 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刘大櫆(1698～1780) 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少年业师于吴直。20多岁至京师，为方苞推重。雍正七年(1729)、十年两登副榜，先后经方苞、张廷玉荐举博学鸿词科和经学，试皆不第，遂不复试。60岁后任黟县教谕，数年后弃官归隐枞阳。姚鼐、王灼、吴定、张惠言皆为其门下北子。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著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论文偶记》、《翕县志》等。
姚鼐(1732～1815) 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早年随伯父姚范和刘大学习经学、古文，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兵部主事，历任山东、湖南乡试主考官、三十六年会试主考官。累官刑部郎中、三十六年会试生考官。累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主持梅花、紫阳、敬敷书院40年。桐城派的义法论和声气论经其发挥和深化，成为一套较系统的古文理论。他提倡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总结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风格，认为两种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其散文简洁清淡，纡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诗有清拨淡远之致，尤工近体。著有《惜抱轩全集》88卷，包括文集和诗集，又有《法贴题跋》、《左传补注》、《国语补注》、《公羊传补注》、《谷梁传补注》、《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选编古文辞赋集《古文辞类纂》75卷及《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
姚莹(1785～1853) 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幸翁。桐城派作家。清嘉庆十三年(180 8)
进士，先后任龙溪、台湾、武进、元和知县。后由两江总督陶澍、江苏省巡抚林则徐推荐，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与台湾总兵达洪阿通力合作，1840年起至1842年，选后5次击退英舰进犯，炸沉英舰3艘，生俘英军150人，缴获大批炮火装备。以功赏二品顶带。1843 年5月遭诬陷，以“冒功”罪入刑部狱，6天后获释，贬往四川、西藏。1851年复任广西按察使，署理湖南按察使，以积劳卒于任。散文刚健雄址，长于义论。擅诗。对中外地理颇有研究。著有《东槎纪略》5卷、《康行纪》16卷、《唐大食国界》、《痕都斯坦即中印度》、《英卧儿即北印度》、《俄罗斯方域》、《海国古今异名》、《四大洲》、《英吉利》等地理专著。另有《中复堂全集》98卷、《东溟文集》10卷、《小识录》8卷、《寸阴丛录》4 卷、《东溪奏稿》6卷行于世。
曾国藩（1811-1872）晚清政治家、文学家。能诗文。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后期身居高位，招揽很多知名文士，利用桐城“私立门户”，创立湘乡古文派。对桐城派古文有继承，有发展。论学主张义理、考据、词章并重，并以"经济"来充实，讲求经世济时之道，对于纠正桐城派古文脱离实际为文空疏的文风有一定作用。"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重视字句声色的修辞技巧，主张以一定骈体的“华丽文采”来矫正桐城派古文语弱的弊病。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文学史上有称他为桐城派“中兴明主”的说法。论诗受宋诗派影响，推崇杜甫，标榜黄庭坚，又不拘囿于宋诗派，对后来“同光体”诗派的产生影响较大。各种著述较多，有诗文集１６卷，编选有《十八家诗钞》２８卷，《经史百家杂钞》２６卷，并日记、奏议、家信、家训数卷，统其名为《曾文正公全集》行世。
吴汝纶(1840～1904)字挚甫，一作挚父。其父吴元甲为1851年举人，曾被曾国藩聘为家庭教师。汝纶少年家贫力学，早著文名。1864年中举，次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留佐曾国藩幕府，继入李鸿章幕，掌管奏议。历官深州、冀州知州，在两州开办书院，亲为讲授。曾在冀州兴修水利。后辞官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1902年被张百熙荐举以五品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力辞不就。五月赴日本考察学制，写成《东游丛录》。九月回国，请假回故里扫墓，并筹办桐城小学堂于安庆抚署。次年病卒于家中。擅长散文，为桐城派后期作家。治学由训诂以通文辞，于群经子史、小学音韵深有研究。著有《易说》、《写定尚书》、《尚书故》、《夏小正私笺》、《深州风土记》、《吴挚甫文集》、《吴挚甫尺牍》、《吴挚甫先生函稿》、《桐城吴先生日记》、《李文忠公事略》、《桐城吴先生全书》、《桐城吴先生遗书》等。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少学古文辞，师事桐城派作家方存之、吴汝纶，其文日工。同治十三年（1874），由吴汝纶介绍，谒风池书院山长张裕钊，赋诗一首，庄谐杂出，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张大喜，赋诗为答，时年才21岁。马其昶意气迈往，旁列众说，潜思求学，屡得新益。为文不逾桐城先辈所传之法，辑《桐城古文集略》，既而名且高。光绪二十一年（1895），授经安庆藩司署中。二十三年（1887），主讲庐江潜川书院。二十七年（1901），授经合肥李仲仙家。三十年（1904），力襄吴汝纶办学，出任桐城中学堂堂长。三十四年（1908），清迁招举人才。民国元年（1912），曾主安庆高等学堂。民国三年（1914）入都，简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参与纂修清史。撰《桐城耆旧传》12卷，采录明清500年史这，900余人物，实桐城一重要文献。
他30岁以前，以古文名，著有《抱润轩集》，义宁陈立三推为曾、张而后一人，章炳麟亦许为"能尽俗"。30岁以后，专治群经，旁及子史，编纂选述，数十年如一日。著作凡300卷，撰经有《易费氏学》、《毛诗学》、《尚书谊诂》、《礼记读本》、《吕学中庸经合谊》，撰史有《清史稿》、《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年谱》；著述诸子百家有《老子故》、《屈赋微》、《金刚经次诂》。
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桐城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桐城 桐城——全国闻名的一个历史悠久、意蕴深长的文化古城，它有丰富智慧的“桐城文派”，它有长久的千年的历史文化，它有类似龙眠山那样雄厚挺拔的山脉，它也有类似龙眠水那样清澈宽广的湖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的美丽与智慧，我也不得不为我的家乡桐城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而在这里，它当然也是一颗绚烂的熠熠生辉的明珠，它是悠久丰厚的桐城文化的标志，远近闻名的“桐城文派”的象征，它依然是古代的寺庙建筑的经典。它，便是文庙，位于古城桐城市中心的广场北端的一座古庙。桐城文庙始建于元延佑初年，元末毁于兵乱，而并没有过多久，文庙便被整修一新，里面的布局依旧是那样的古朴、典雅，也含有几分清新，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开始关注它。文庙以大成段为中心，以南北的中心线为对称轴，里面的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泮池，状元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等等，且总面积为3200平方米，各种各样，各姿各态，主次的建筑，也是错落有致，似乎已经浑然一体，而且，它的门楼里的“文庙”二字是由赵朴初先生所题写。我曾经听说过，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文章出自桐城。我想那是当然，在这座文庙里，真的是大有文章。这里面有孔子的生平，有“渔樵耕读”、“魏星点斗”“独占鳌头”等故事，它们都逼真传神，也生动、有趣。要论文庙，它不仅有很多难得的稀世珍宝，也给1 / 2
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最喜爱的应该还是要算数状元桥了。只因这个桥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只有每次科举考试的状元们，才可以从这个桥的上面走过去。每次停留在桥上，看水下的鱼儿的游动，我总是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意境。每年，都有众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游客纷呈踏来，来到这里参观游览，而他们，大多数都会站在这里，缅怀各位硕儒的历史功德，求索着古桐城文化之渊源。我相信，他们都会由衷的赞叹，桐城文庙的悠久历史，以及桐城的美丽、雄伟。它——桐城文庙，是桐城闻名遐迩的建筑，是元、明、清，祭祀孔子的礼制性的重要建筑群以及文化基地，也是桐城古文学派的一个重要象征，最重要的是，它所弘扬的，是桐城派的文化，也是悠久的桐城文化。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化出文庙。 2 / 2
第一节心理学初创时期 冯特（心理学之父） 1、“心理学之父”,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构造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 2、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标志着心理学作为独立科学正式诞生。 3、《生理心理学原理》，被心理学界认为是科学心理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是科学心理学的独立宣言。 巴甫洛夫 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奠基人。 1、经典性条件作用的规律包括习得、退化、泛化与分化。 1）习得：在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 2）退化：条件反射形成以后，如果的得不到强化，条件反应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3）泛化：人和动物一旦对学会对某一特定的刺激做出条件反应之后，其它与该条件刺激相类似的刺激也能诱发其条件反应； 4）分化：通过选择性的强化和消退使有机体学会对条件刺激和条件刺激相类似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 2、信号系统理论 1）第一信号指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具体刺激物，以第一信号为条件刺激而建立起来的条件作用系统被称之为第一信号系统，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条件作用机制。 2）第二信号系统是以语言和文字为条件刺激而建立起来的条件作用系统，是人类特有的条件作用机制。 3、巴甫洛夫用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解释了气质的生理基础。 艾宾浩斯 德国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最早对遗忘进行了实验研究。 1、遗忘是有规律的。即遗忘的进程是不均衡的，其趋势是先块后慢、先多后少，呈负加速型，并在到了一定程度上便不再遗忘。
2、我们需要进行过度学习。过度学习，也称继续学习，即再达背诵之后再进行的学习，要达到过度学习的百分之五十，总复习程度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桑代克（动物心理学的创始人，教育心理学之父） 1、1903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1913—1914年，又发展成三大卷的《教育心理学大纲》。这一著作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教育心理学的名称和体系由此确立。 2、“联结—试误”理论 1)学习的实质在于情景和反应之间的联结。联结的公式是S—R。他认为刺激与联结之间是直接的，并不需要中介作用。 2)学习的进程是一种渐进的、盲目的、尝试错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错误反映的逐渐减少和正确反应的逐渐增加，而最终再刺激与反应之间形成牢固的联结。 3)学习要遵循三条重要的原则：准备律、练习律、效果律。(准备律是联结的加强和削弱取决于学习者的心理准备和心理调解状态；练习律是指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会由于重复或练习而加强，不重复或练习，联结的力量就会减弱；效果律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可因导致满意的结果而加强，也可因导致烦恼的结果而减弱。) 3、学习迁移理论（共同要素说） 一种情境到另一种学习情境的迁移，只是由于这两种学习情境存在相同的成分。两种情景中，相同要素越多，迁移的量也就越大。 贾德 美国心理学家，概括化理论的提出者。该理论的实验经典是“水下击靶实验”。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就可以完成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的迁移。先前的学习之所以能迁移到后来的学习之中，是因为在先前的学习之中获得了一般原理，这种一般原理可以部分或全部地运用于后续的学习中。 耶克斯和多德森 美国心理学家，共同提出了“耶克斯—多德森定律”。 1、动机的最佳水平随任务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在比较容易的任务中，工作效率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动机的最佳水平有下降趋势。
桐城派 【名词解释】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部分地区），故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阮宏玲 清代诗坛有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争，清代词坛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争，与之对应，清代文章领域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亦颇为壮观。乾嘉年间，戴震、章学诚、姚鼐、阮文等纷纷为某一类“文”争正宗地位，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体现。 一、桐城三祖 与汉学派、史学派鼎立的是桐城派。其古文统系脉络清晰：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王、曾，明代的唐宋派。桐城派以辞章为依凭，自会将“文人之能事”摆在首位。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从顺序来看，方苞置“义”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义理，其实，他心里看重的还是“法”，还是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徐珂《散体文家之分派》云：“苞尝与宸英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继韩、欧之间。’故其论文严于义法。今约举其大旨如下：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三点“大旨”中，第一点属于“义”，但视为“法”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仍属制约古文题材选择的体裁规范。第二、第三两点更只能作为“法”来理解。 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潜在的重“法”意图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在《论文偶记》中以“神为主”取代了“理为主”的习惯说法。“理为主”是理学派的基本思想；“神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对一种韵味的感受，显然与诗论相通。桐城派以前，韵味论大体属于诗学的范畴，何以将之纳入古文理论中来？这是受到理学派和史学派挤压的缘故。当“义理”和“事”这两个古文要素被理学派、史学派攫取之后，留给桐城派的便只有辞章了。以辞章为焦点，他论“神”、“气”、“势”，格外注重音节。按照通常的看法，语言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讲述性语言，一是歌唱性语言。讲述性语言旨在表意，故较为朴实、明了，发音平缓，声调变化幅度不大，同时以规则性的旋律一以贯之。身为古文作者的刘大櫆，他本应青睐讲述性语言，何以会对歌唱性语言一往情深呢？这与桐城派自方苞开始的注重“情辞”的传统有关。“情辞”是与音乐性密不可分的。故刘大櫆此论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学的纷纷赞同。 桐城派的第三人盟主姚鼐在理论建构方面以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著称。强调义理，意在防御理学派；强调考据，意在防御汉学派；而强调辞章，实为桐城派的看家法宝。姚鼐指斥理学派之作“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考据派之作“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正是以桐城派之长形理学派、考据派之短。“文章”（或说“辞章”）是桐城派的关注焦点。 方苞论“义法”，目光所注实在“情辞”；刘大櫆论“文法”，目光所注实在“神”“气”；姚鼐论辞章，目光注于何处？概括地说，姚鼐的关注重心是文章的意境和风格。 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风韵疏淡”。这显然受到其老师刘大櫆的影响。而刘、姚二氏又取资于诗中的神韵说。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也说：“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
关于桐城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
评述西方近代心理学三大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理论及其贡献 悬赏分：5 - 解决时间：2007-6-2 07:49 希望概括一点，不要太具体的~谢谢~ 提问者：露面超人WD50 - 书童一级最佳答案 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影响最大，被称为心理学的三大主要势力 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以及其后的荣格） 精神分析由弗洛伊德开创，其后被不断修正与发展，影响力远远超出心理学，所以读者群相应更为广泛。 要想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有清晰的认识，还可以读几本介绍其思想的著作。查尔斯·布伦纳所的《精神分析入门》（北京出版社，2000）概括了弗洛伊德的基本思想与精神分析的主要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容，阐述明确贴切，在同类书中极为难得。 阐述了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书虽写于上世纪30年代，却仍不失其价值。 观点：精神分析学派是弗洛伊德在毕生的精神医疗实践中，对人的病态心理经过无数次的总结、多年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主要着重于精神分析和治疗，并由此提出了人的心理和人格的新的独特的解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人的本能的、情欲的、自然性的一面，它首次阐述了无意识的作用，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行为中的作用，开辟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它重视人格的研究、重视心理应用。 行为主义
代表人物华生、斯金纳 华生创立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风行一时，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的进程。在其后，行为主义得到不断发展，以斯金纳最有影响。 行为主义是美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对西方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行为主义可以被区分为旧行为主义和新行为主义。旧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华生为首。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则为斯金纳等。 华生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正常的行为还是病态的行为都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改、增加或消除，认为查明了环境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就能根据刺激预知反应，或根据反应推断刺激，达到预测并控制动物和人的行为的目的。他认为，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刺激的各种躯体反应的组合，有的表现在外表，有的隐藏在内部，在他眼里人和动物没什么差异，都遵循同样的规律。 斯金纳认为心理学所关心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外表的行为，而不是行为的内部机制。他认为科学必须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其任务就是要确定实验者控制的刺激继之而来有机体反应之间的函数关系。当然他不仅考虑到一个刺激与一个反应之间的关系，也考虑到那些改变刺激与反应的关系的条件，他的公式为：R=f（SoA） 哲学背景：20世纪初，把人当作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潮（包括笛卡尔关于人的身体机制的机械论思想、拉o美利特等把人看做机器的观点），以及以经验事实作为勾销主客观界限的工具的新实在论都对华生有很大的影响。 观点：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心理学不应该研究意识，只应该研究行为，把行为与意识完全对立起来。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主张采用客观的实验方法，而不使用内省法。
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限制书院发展。康熙亲政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各地书院兴盛，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也为桐城派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家境贫寒，设馆自赡；步入仕途后，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方苞在京城数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方苞未曾执教书院，但以刘大櫆、叶酉、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都曾执教书院。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或居乡或游幕，均以教书为业。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担任黟县教谕；晚年归里，仍讲学不辍。其挚友姚范、方泽，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讲书院，传其衣钵。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
从四库馆辞官后，即赴书院讲学。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说：“（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可见姚鼐讲学影响广泛，弟子众多。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四杰”，以及姚莹、陈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响剧增。道光以后，姚鼐再传弟子中，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 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誉文坛，其中张裕钊、吴汝纶情系书院，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与张、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涛、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活跃于各大书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中岛裁之等，远涉重洋，负笈渡海求学，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
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有人以区域划分，把安徽省分为三个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黄山文化和桐城文化。从文化内涵上说，淮河文化和黄山文化内容繁富，门类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华医药文化，以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还有淮北梆子戏、凤阳花鼓等；黄山文化有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皖学），有黄宾虹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底蕴深厚的徽商文化，还有徽派建筑、雕刻、园林艺术、徽剧等，更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山水文化。我们把这两个文化圈称为泛文化。桐城文化与之相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其代表者为桐城派。桐城派是统称，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厚的桐城民间文学。我们把桐城文化称之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 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 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指出桐城派古文论的强大影响力，它确实成为桐城派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支柱，使众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纷纷归附桐城派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作家集团，出现“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文论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不断地创新求变，充实提高，使文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扭转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艺末的文学观点，实现了散文艺术的审美艺术价值。 桐城派的文论发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论主张对方苞乃至后人启迪很大。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无事”，把“率其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强调“修辞立其诚”，作文要道、法、辞三者完美合一，对文章审美要素，提出了“精、气、神并重”的要求。 方苞则明确提出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为桐城派的文论奠定了基础。“义法”说也因此成为整个桐城派文论的发端和纲领。“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艺术形式，强调“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值得一提的，方苞虽然把文章思想内容放在首
精神分析四大流派 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
精神分析各个流派主要心理学思想 12心本班 一，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约在1897年开始创立了精神分析这个理论，1902 年发展成心理分析学。他的学生阿德勒、荣格等发展了它，后又与他分道扬镳，现在它被称为经典精神分析。他是精神病医师，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主要着作有《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理论贡献： 1.对人类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揭示 2.人格结构理论: a,本我-性欲望驱动，按照快乐原则行动。 b,自我-社会经验积累的理性或正确的判断，它按照现实原则行动。 c,超我-理想道德，是最上面一层，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理想化了的自我。 3. 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例如投射，压抑，合理化，升华等。 4. 精神层次理论，它包括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好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意识，但隐藏在水下的绝大部分潜意识却
对人的情绪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人的心理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面里发生和进行。 5.性本能驱动理论（后被继承者修正为更全面的生物本能驱动理论）。 6.焦虑的描述: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道德性焦虑。 7. 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理论: （1）儿童早期性器官发育前的三个阶段——口头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 （2）某种延长了的“潜伏期”（大约从6岁到青春期，个体慢慢地成熟，性欲逐渐消失） （3）“青少年时期” （4）成熟期的“生殖器阶段”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的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 （1）本我——由生而有之的某种心理本性——诸如本能——的所有东西构成。由人的人格的生物成分构成的本我，借助于作为减少紧张的手段的快乐原则来发挥作用。对于本我来说，不存在善和恶；它不知道道德。 （2）自我——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这里，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
大学网络教育 文学经典欣赏复习题普通用卷 学习方式: 业余时间：无限制 考试科目:《文学经典欣赏》（总分） 100分 集中开卷考试 特别提醒： 1、所有答案均须填写在答题卷上，否则无效。 2、每份答卷上均须准确填写专业、身份证号码、所属学习中心名称、学号、姓名等。 一单选题 (共30题，总分值45 ) 1. 汉代民歌在形式上，以（D）。（1.5 分） A. 四言为主 B. 楚辞体为主 C. 五言为主 D. 杂言和五言为主 2. 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的是西汉人(B)。（1.5 分） A. 贾谊 B. 刘向 C. 东方朔 D. 司马迁 3. 成语“狐假虎威”出自(B)。（1.5 分） A. 《左传》 B. 《战国策》 C. 《孟子》 D. 《庄子》 4.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说“当为元人第一”指的是（B）。（1.5 分） A. 马致远 B. 关汉卿
C. 白朴 D. 王实甫 5. 被称为“乐府双璧”的是《木兰诗》与（B）。（1.5 分） A. 《陌上桑》 B. 《孔雀东南飞》 C. 《羽林郎》 D. 《秦妇吟》 6. 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主张的诗歌流派是（B）。（1.5 分） A. 江湖诗派 B. 江西诗派 C. 剑南诗派 D. 晚唐诗派 7. 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的著作是（D）。（1.5 分） A. 《郭子》 B. 《西京杂记》 C. 《笑林》 D. 《世说新语》 8. 以下不属于“元曲四大家”的是（D ）。（1.5 分） A. 马致远 B. 关汉卿 C. 白朴 D. 汤显祖 9. 山水游记典范之作《永州八记》的作者是（B ）。（1.5 分） A. 韩愈 B. 柳宗元 C. 刘禹锡 D. 谢灵运 10. 成语“自相矛盾”出自 (C )。（1.5 分） A. 《孟子》 B. 《庄子》 C. 《韩非子》 D. 《荀子》 11. 关于屈原与楚辞，以下表述中错误的是(D )。（1.5 分） A.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B. 屈原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开创者 C. 楚辞采用“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 D. 楚辞采用重章迭句的结构形式
桐城文化论 桐城师范周丽 桐城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桐城与龙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小小的县隅，被龙眠山、大龙山、小龙山环绕，灵气万钟的龙眠河自北而南汇入长江。其境尤以龙眠山闻名遐迩，几乎成了桐城的代名词。宋画第一人李公麟隐居于此，苏辙曾为此赋诗，题曰《龙眠二十咏为李伯时赋》，极颂龙眠山之胜。大诗人黄庭坚在咏《龙眠山》中写到：“诸峰何处是龙眠?昔日龙眠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这与其说是对龙眠山景物的赞叹，不如说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桐城人的一种期盼，盼望他们崛起，盼望他们腾飞。 激荡清朝文坛二百余年、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其发祥地和大本营就在桐城。该地明清两朝读书风气极盛，整个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人科举应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年间，中进士者80人，中举人者165人；清代中进士者154人，中举人者628人。区区一县之地，明清两朝除去大批科举之外无意仕途的名儒硕学不算，除去“于桐城唾手可得”的众多秀才不算，仅黄榜有名的进士和举人就达千余名，其人才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实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观。如此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汇于一邑，相互激励，世代相传，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桐城文化的兴旺发达，而且使桐城文派声名煊赫，传人几乎遍及全国，一时间，“张、姚两姓，占却半部晋绅录”，“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之说，享誉全国。 桐城文化归属皖文化，而皖文化又归属楚文化。桐城文化，是楚文化的末梢，为皖文化的支系。皖文化可划成淮河文化、新安文化、桐城文化三个文化圈。 明嘉靖(1522)时，桐城文化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作家诗人，接踵而来。进士何唐率先弃官归里，聚徒讲学，继有童静斋设“辅仁馆”，赵辟“宜秘洞”，赵鸿赐组织“陋巷会”，讲学之举，蔚然成风，尤以方学渐设“讲学园”于城里，开“桐川馆”于枞阳，听讲门徒多达数百人，影响极大。明季，桐城一隅，讲学之风正盛，文会之风又骤然兴起，方以智、钱澄之主持“复社”；方文、孙临、左国柱、周歧、吴道凝等结成“泽园社”；胡如、方亨咸、吴应宾、吴道新、蒋臣、潘江等也组织了各种方会。入清以后，桐城讲学之风更炽，桐城文人认为：讲学，是一项提高素质、塑造灵魂的系统的育人工程，对此，应该认真坚持，不遗余力，由“设馆授徒”的讲学形式，发展为三：一是充任县学教谕，利
三言二拍：“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冯梦龙对宋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加工、编辑而成的短篇白话小说集、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二拍”指凌濛初应书商要求编写的两部短篇白话小说集、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共七十八篇。 三言二拍：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明，冯梦龙编辑、加工别人的作品而成。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明，凌潆初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二拍： （1）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2）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3）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 （4）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三言：（1）指冯梦龙编辑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2）每集各40篇，共120篇。（3）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三言二拍】 指的是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它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作者凌濛初对“三言”的模仿之作。 三言：是冯梦龙编篡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二拍：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常州词派:（1）清中期以张惠言为代表的词派；（2）强调比兴寄托；（3）提倡“深美闳约”的词风。 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和周济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词的比兴寄托和社会作用。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清中叶兴起的词派，创始人张惠言不满浙西派主张、强调词贵有比兴寄托、推尊词体、编有《词选》以宣传主张，后经周济弘扬、最终取代浙西派。 常州词派（1）清代嘉庆年间出现的文学派别。（2）“主寄托”，发起者张惠言，集大成者周济。（3）援引儒学诗教入词学，虽然提高了词的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词的本色，并未给词学创作带来更广阔的道路。 童心说：晚明李贽提出的，他把文学作为其反传统和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之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 童心说：（1）童心说是晚明李贽提出的。（2）李贽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 【内容提要】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 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干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 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至干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光宣时期，维新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相继涌现；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理学逐渐走入尽头。持道统论的桐城派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桐城派正统地位的树立与理学的关系 大致在康熙末年，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提出“义法”说。雍正十一年，方苞编成示范“义法”说的古文读本《古文约选》，方苞关于古文文章纲领的理论至此定型。方苞之后，在刘大kui＠①、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影响逐渐扩大，干嘉时期，桐城派发展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 桐城派所以能在清代文坛异军突起，与理学在清代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理学虽不是清代的学术主流，但清朝推尊儒学，对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理学一直处于清代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成为清代维护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既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的强烈色彩，桐城派自然在开派之初就树立起“必不可犯”的文坛正统地位（注：曾国藩：《复吴南屏书》，《曾文正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印本。）。程朱理学的特征有两个：一是重伦理道德，二是重思辨。前者使理学体现出强烈的道德色彩，后者属于思维层面。理学的学术特征主要通过后者体现出来。在相当程度上，古文家是试图以简洁生动的古文诠释理学，用充满温情的面孔向世人兜售程朱义理，以达到维护、重建道德规范的目的。恰如姚鼐所言：“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
传统文化背景下桐城市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近年来，各地区都在着眼于建设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具体在涉及到全面构建公共图书馆的有关举措中，应适当融入当地特有的传统文化。渗透传统文化底蕴以及文化内涵，有利于促进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因此，在创建公共图书馆的实践中有必要融入传统特色文化，因地制宜建设多种多样的文献资源。 标签：传统文化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在现阶段的图书馆建设有关实践中，桐城市图书馆是政府主办的公益性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是首批“安徽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全国桐城派研究资料中心，一直以来着眼于逐步构建自身特有的文献资源模式，而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源建设举措也实现了全方位的优化。从根本上来讲，文献资源建设应当被涵盖在公共图书馆现有的体系架构内，依照因地制宜的思路来健全现有的经费投入模式与其他馆藏机制。目前桐城市针对现有的文献资源建设已经构成了多层次的文献流通体系，上述的文献流通模式分别建立于区域服务网络、总分馆以及基层图书服务的前提下。由此可见，不同种类的文献资源馆藏模式的公共服务体系也呈现突显的差异性。因此在现阶段中，图书馆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宗旨来健全现有的特色文献资源体系，从而将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融入现有的图书服务中。 一、在建设图书馆文献资源中全面融入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桐城市本身拥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独特的人文魅力。近些年来在致力于建设与开发的同时，忽视了某些珍稀文化的保护。虽然很多部分珍贵的传统文化已经被纳入了保护体系中，但政府及有关部门也不应忽视传统文化，反之针对当地传统文化应给予更多积极重视。此外，当地民众也很难真正意识到保护传统文明对于推动该区域全面进步以及综合发展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当前阶段亟待关注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普及，其核心举措就是要全面建设当地特色的公共图书馆，呼吁传播传统文化知识。 相比于其他种类的图书馆而言，特色公共图书馆并非侧重于获取利润，建设此类图书馆的根本目标应当落实于公益性。在此前提下，当地民众就会倾向于来到图书馆获取自身必需的文化滋养。因此可以得知，当地针对公共性以及公益性的图书馆有必要为其配备各项必需的文化设施，同时也要在现存的文献资源中融入更多的特色传统文化要素。在紧密结合文献资源建设以及传统桐城文化融入的前提下，建设自身优质的服务体系实效性。 二、公共图书馆建设文献资源涉及到的具体模式 公共图书馆应当紧密结合自身在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真实状况，从而选择适用于当前文献资源建设的可行举措。依照文献资源建设的不同分类来看，针对公共图书馆有必要将其分成如下的文献资源建设具体模式：
桐城派百年研究 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注：《新青年》2卷6号。）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 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而看到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颇能启迪后人。同样是新文学家，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长篇学术讲演中，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认为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载道”文学、遵命文学的性质，“他们的文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