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化
学生姓名：贺艳霞学号：200602020011
政法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张守权职称：副教授
摘要：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表层的物质文化层面的洋务运动到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深层精神文化层面的五四运动。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历史事实也为我们今天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国近代化
Abstract: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long and tortuous process. From the surface level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level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o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middle leve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to the deep spiritu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54 sports. In the course of this long,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The historical facts of our culture's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 today provide references.
Keywords: Cultural；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Chinese modernization 前言
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西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了一些新迹象。因此，理清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搞好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中国开始了步履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关于近代化的启动问题．美国社会学家M ·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早发内生型的，近代化的启动因素主要来自社会内部，比如英、美、法等国就是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的如德国、日本、俄国及当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来讲，近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于外部世界的压力和示范效应。因此，这些国家的近代化之路就显得比较曲折和艰难。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更是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近代外来文化的直接冲击下，与外来文化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具体来讲，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指清政府中部分官员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前期（60到70年代）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后期（70到90年代）除继续进行“自强”的活动外，又在“求富”口号下，陆续创办了诸如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还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培养洋务人才，使洋务运动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
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第二阶段：中国的制度近代化首次提上历史日程的无疑是戊戌变法。1898年6月——9月的戊戌变法在很多方面实施了改革。在政治方面，改革政府机构，裁汰冗员，任用维新人士；在经济方面: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在文化方面，开学堂培养人才，翻译书稿传播新思想，创报刊开言论，开办京师大学堂；在军事方面，训练新式军队。此次的变法是在光绪皇帝的旗号下发动的，上谕中说：“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礼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切实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1］这是一次切合时宜的改革，但却被顽固派扼杀了。变法的失败，有种种原因，顽固派的传统观念，维新派实力微弱而又缺乏策略，皆是其因。但戊戌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而且有利于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接下来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并且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的政治近代化向前迈了一大步。
第三阶段：精神文化层面的近代化当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的是新文化运动。当时，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口号，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李大钊等人颂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制了条件而且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推动作用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如第一部分所述，中国社会是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这就决定了外来文化的传播，必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认为：一切文化，只要它是有活力的，就是传播的，包括纵向的延续和横向的交流。对于外来文化，根据吸收文化区域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思想条件，不同的阶级、阶层对其不同要素的不同需求，文化传播的方向和层次也就不可能绝对的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而吸收的文化元素，也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而更新、演变，于是构成了文化传播与吸收中的时间与层次序列。在一般情况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吸收，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表层到深层的发展规律，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正是经历了从表层的物质文化，到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再到深层的精神文化的过程，与之相应的则是发生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的推进作用，同时彰显了文化传播由表层到深层循序渐进的规律。
㈠表层的物质文化——洋务运动
梁启超在撰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将中国近代化进程与外来文化的传播历程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2］“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便发生了洋务运动。当时，曾国藩在其日记中写道：“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止忧悸。”［3］李鸿章的危机意识更强，他对时局的看法是：“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陷，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械机器之精，巧立百倍，炮弹所至，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4］说明他们都已意识到，先进的西方已对清王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此之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就提出：“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也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中国文化的“器”和“用”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必须加以变革，喊出了“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呼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洋人为师的历史性要求。于是，之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便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引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推动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当时提出的“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㈡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梁启超所说的“第二期”是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时期。他说：“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国外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5］戊戌变法时期，提倡“西学”的后继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批评“中体西用”论的失误，并超越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跨出了一大步。对于西方文化，他们主要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的人。他将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与中国古老的“公羊三世说”揉合在一起，“欲以构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6］，形成了改良运动中具有中国特色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内涵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康有为在在宣传“托古改制”思想的同时，又鼓吹“仿洋改制”。在《日本变政考》中，他大力宣传“三权鼎立”思想，反复鼓吹立宪法、设议院、改官制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梁启超也认为，要安邦治国，则应抑君权而申民权，建立“君权与民权合”的君主立宪制。［7］总之，他们的改革不再像洋务派一样仅仅停留在技术层次上，而是向学习西方的理论和制度上考虑。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从西方文化中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思想，进而变革国体、政体，推翻封建制，建立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变革纲常名教观念，批判封建主义教育，引导教育面向民主化迈进，同时，他们批判封建的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批判传统的奴隶教育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教育救国论”，提出“实施国民教育”和“革命与教育并行”的口号。
㈢深层的精神文化——五四运动
当然，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所说的“第三期”就是指的五四运动。他说：“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问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问，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8］继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并引发新一轮“西学东渐”高潮之后，新文化运动又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是在晚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对传统文化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艰难改革的基础上发动的观念领域的改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对西方先进文化大量吸收，个性自由、民主、科学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民智，启迪了民心，改造了国民性，使中国文化进入多元发展时期，更重要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便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庞朴在《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一文中具体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和外来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规律，更加充分的说明了中西文化交流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他说：“一部近代史，就这样分成三段：第一段，引进技术，停留在物质的方面；第二段，改革制度；第三段，深入到社会的心理。当然引进技术的同时，难免有一些理论和制度的问题，在第二阶段也难免继续引进技术，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宏观地看一下，大体上是这样三段。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发呢?我想说这三个历史阶段，恰好是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的展开?，不管什么类型的和何种发展程度的文化，就其结构来说，都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的层面；第三个最深的层面是心理层面或者说意识的层面；中间一个第二层，是表层和里层的结合和统一，就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是物质里面所包含的意识，如理论、制度、行为等……洋务运动，或者说近代史的第一阶段，它着重去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近代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结构的展开的第二个时期，包括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在政治价值观上不尽相同的阶段。从政治上看，二者有改良与革命的根本差别。而从文化变迁上说，却都发生在结构的中间一层上。五四运动是第三个时期，更深刻的时期，它的任务是解决文化深层的问题，即人们的心理状态问题，当时叫做‘国民性’。”［9］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外来文化的传播在中国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且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是中国近代化的加速器。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继续发展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传播，为毛泽
东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导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毛泽东主席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思想上强调吸收西方文化的进步成分，在文化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又有了新的迹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邓小平提出的要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不单单是指经济与技术方面，也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另外，此一轮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高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补充了市场经济的新理念、民主政治的新要求，构筑了开放的框架，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
历史已经昭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的交流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并且，何兆武先生在其演讲《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化》中也指出：“科学知识是不断进步的，所谓学并没有中西之分，也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科学本身可以有正确和错误、精和粗、高和下的分别，高的可以囊括下的，比较精细的要代替相对粗糙的，真正的科学的东西要代替伪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也在不停地变，因为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新的科学技术又把原来旧的代替了，我们对于科学应该是动态的观念，而不是静态的观念。”
江泽民同志也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我国近代化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地吸取优秀的文化成果，使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朝着更加健康、快速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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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武吉庆.中国近代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8］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岳麓书社，1998，8
［9］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37—4O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168
致谢辞
时间飞快，四年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回顾四年的学习生活，感受颇深，收获丰厚。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无论是在理论学习阶段，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题、研究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我向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要感谢周口师范学院授课的各位老师，正是由于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让我学到了专业知识，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求知治学、如何为人处事。
而且，我也要感谢我的同学给予我的帮助，他们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不少建议和帮助。我要感谢，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娄新红老师。她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细心。在闲聊中他总是能像知心朋友一样鼓励你，在论文的写作和措辞等方面他也总会以“专业标准”严格要求你，从选题、定题开始，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娄老师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深刻而细致地指导，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正是娄老师的无私帮助与热忱鼓励，我的毕业论文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谢谢娄老师！
还要感谢四年的大学生活，感谢我的家人和那些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朋友，他们的支持与情感，是我永远的财富。
最后，衷心感谢于百忙之中评阅论文的各位老师专家、教授！
谢谢！
姓名年龄学科专长所在单位备注 01．哲学 孙周兴 51 外国哲学、美学同济大学 李建华 55 伦理学、政治哲学中南大学 李晓兵 57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共中央党校 杨耕 58 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师范大学 吴晓明 57 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旦大学 汪信砚 53 马克思主义哲学武汉大学 张异宾 58 马克思主义哲学南京大学 张怀承 57 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 张法 60 美学中国人民大学 陈凡 60 科学技术哲学东北大学 陈少明 56 中国哲学、人文科学方法论中山大学 郁振华 48 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华东师范大学 卓新平 59 宗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赵敦华 65 外国哲学、宗教学北京大学 盖建民 50 中国道教四川大学 02.理论经济学 王广谦 59 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经济与金融发展中央财经大学 龙小宁（女） 43 西方经济学厦门大学 刘灿（女） 63 政治经济学西南财经大学 李俊江 57 世界经济吉林大学 杨瑞龙 57 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 范从来 52 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 赵晓雷 59 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 姚洋 50 发展经济学、国家发展北京大学 袁志刚 56 西方经济学复旦大学 黄少安 52 政治经济学山东大学 黄泰岩 57 政治经济学辽宁大学 盛斌 43 世界经济南开大学 谢丹阳 50 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武汉大学 裴长洪 60 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03.应用经济学 白重恩 51 经济增长和发展清华大学 丛树海 57 财政学上海财经大学 冯根福 57 产业组织与公司治理、金融市场与企业发展西安交通大学曲振涛 57 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哈尔滨商业大学 吕炜 45 财政学东北财经大学 孙立坚52 国际金融复旦大学 李俊生54 财政学、公共管理学中央财经大学 肖红叶65 经济统计学天津财经大学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早在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 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梁碧莹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发端于19世纪初叶。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已开始由传教士引进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绝状态，西方文化梯航而来，与中国文化频繁接触。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并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外来侵略、民族压迫的痛苦和耻辱出现于中国社会。 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美国传教士来华始于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华活动，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传教士要在中国扩大“基督福音”的宣传，利用办学校、翻译出版西书、创办报刊等办法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这样，传教士就成为接触普通中国人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 本文通过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某些方面的考察，进一步探讨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一 教育是传教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美国传教士来华后，很快就意识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和以信仰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们的福音传播方式不能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为改变直接传教成效不大的状况，加快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势力，他们率先在中国办起了教会学校，通过学校传播基督教教义，这是美国传教士在华的重要文化活动。 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1830年2月由美国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贝满学校。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收留了四、五名学生，并且举办不久便关闭(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版，第67页。)，论影响并不大，但它毕竟开创了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学的历史。1836年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是由寓居广州的外侨组织，由美商奥立芬赞助，裨治文任该会的秘书。该会具有商办教育的性质，但又明显地具有办学校同传教结合起来的倾向。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除要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以此为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授给他们。这些学校还将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5卷，第374页。)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即向英、美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美国耶鲁大学马上作出反应，派该校毕业生布朗来华办学，经费由马礼逊教育会提供。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在澳门开学，首批学生六人，1842年迁往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马礼逊学堂课程的内容包括基督教教义、各种近代西学知识和中国汉语。除汉语由一位中国先生任教外，其它各门课程皆由布朗夫妇执教。布朗不仅给学生灌输各种新的西方知识，而且还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容闳等人到美国深造的促成者。1847年布朗夫妇回国时，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随同赴美，在布朗和美国友人的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学生。黄宽赴英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名留英学生和中国第一位西医的传播者。
跨文化交流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都有很大差别，很多日常行为在日常的交际活动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屡见不鲜，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交往的顺利进行，并使交往双方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在这种跨文化环境中相互交际之前，必须对对方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才能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尴尬的局面。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现象的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是势不可挡，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文化冲突是进行跨文化交际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加强，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日益频繁与广泛。同时，中国学生出国交流、深造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然而，这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由于历史、
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会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应意识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忽视和改变的，应该接受这种差异，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处理实际问题过程中，避免出现文化上的冲突，从而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之语言表达 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在以一种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应遵守该语言的文化语用规则。 1、文化特征与用词差异 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才能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大不相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等。老张、老王、老李透着尊敬和亲热,张老、王老、
现在中国要怎么真正进入现代化 现在中国要怎么真正进入现代化，我认为关键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周恩来的讲话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也同样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对科学技术的认识，都将其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日本、韩国的经济 崛起，就是把握了科学技术这个关键，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只是二十年时间的经济腾飞，就 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三十年，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三十年，科学技术在理论上也 一直都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经济在改开后已经飞了三十年，腾飞的时间已远超日韩，而且据 说还要再飞一会儿，但中国却还是发展中国家，很是令人遗憾。既然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认 识到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所在，都将科学技术放到了战略的高度上来，为什么我们国家 的科学技术却依然落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 答案就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 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得是两条路线：前三十年坚持“独立自主、自 立更生”的自主路线；后三十年走得是“市场换技术、国际分工、世界工厂”的依靠路线。 前三十年的遗憾在于：没有良好的国际环境，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只是五十年代那短短的几年 时间，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就能实现的。好在，经毛主席的运筹帷幄，艺术化的卓越谋 略，中国的国际环境终于得到了彻底改善，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环境。后三十年的遗憾在 于：放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受惑于美国的战略欺骗，先是寄希望以市场换来技 术，在80年代下马了绝大部分高科技军工研发，自此科学技术再难望欧美项背；后又加入 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加工厂，使得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基础千疮百孔，几乎使中国科技的再 次崛起失去了物质基础。 “独立自主”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这不仅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得到了充分验证， 而且在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是一次又一次的得到验证。日本与韩国 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权不完整“军事上都受美国的保护”，也正因此，两国领导人在内心 都深刻认识到了“独立自主”的可贵之处，尤其是韩国充分运用一切的市场手段，以某几家 大企业为骨干，实现其科学技术的独立自主。日本二战战败，虽然基础设施全被摧毁，但高 素质的产业工人却保留了下来，其实现现代化只是时间的问题，只要政策不要失误太多。而 韩国就不一样了，它与中国类似，建国时都是没有什么产业基础与产业工人的，在60年代 后以日本为师，且其模式更形突出，以三星、现代、浦项制铁等大企业为核心，国家全力提 供尽可能的金融与产业指导，同时在美国的有意扶持下，产业层次一级级强行提高了上去，
第8讲中国近代文明的探索与近代化的整体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至五四运动前 一、政治上：列强侵华加剧与中国人民的探索 1．沉重的民族危机 (1)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列强趁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 (2)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2．中国人民的抗争 (1)戊戌变法：1895年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潮发展成爱国救亡政治运动；1898年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戊戌变法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高潮。 (2)义和团运动：一场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但也存在盲目排外的局限性。 (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和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了从帝制到共和制度的历史性巨变。此后，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屡遭挫折，中
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 二、经济上：近代前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1．初步发展 (1)背景：甲午战后，列强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中国自然经济；清政府为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限制。 (2)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2．“短暂春天” (1)背景：辛亥革命扫除发展障碍；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 (2)表现：1912～1919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 (3)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迅速萧条。 三、思想上：近代前期中国四大社会思潮 1．维新变法思想：甲午战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君主立宪制，掀起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国政治民主化由此开端。 2．民主共和思想：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3．民主与科学思想：新文化运动前期，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4．社会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后期，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生活习俗上：社会生活与习俗的新变化 1．物质生活的变化 (1)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并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 (2)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前后，“剪辫易服”具有反清革命的色彩；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设计的中山装，受到新派人士的欢迎。 2．交通事业的进步：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已建成多条铁路，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 3．通讯工具的变迁：清朝晚期电报、电话开始出现，民国时期通讯事业进一步发展。4．大众传媒的发展 (1)报刊业的发展：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阵营都把报刊作为宣传自己主张的工具，中国报刊业呈现出繁荣景象。 (2)影视事业的发展：1905年，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山》首映成功，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起步。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思考 陈昌旭食品11-3班110424302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或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那么，农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并起了什么作用呢？ 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入和传播。农民是小生产者，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很少去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农民又极具现实精神，他们重经验，重实用，对闯入他们生活的新鲜事物并不一概排斥。这一特点使他们的思想在顽固保守之外，又具有变通、兼容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农民对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则是可以肯定的。 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但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加拒绝地接受了，他们乐意到教会医院看病求医，并对它产生好感。这也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地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论：文献、视野、方法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如何展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难点和任务是何？在方法论上应注意那些？本文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建立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学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界一个进步除其他原因外，敦煌文献和安阳考古的发现是促使其学术一大飞跃的关键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一直不占上风，究其原因也在材料。傅斯年说的很清楚，“本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籍。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2以后，汉学家的研究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内核文化研究，如沙畹对《史记》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开始进入四裔之研究，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但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不如外国学者，这里的核心问题仍是材料的掌握。 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就两次，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明清基督教的传入。我本人主要研究明清基督教传入的前半段，即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从这段研究来看，目前向前推进的关键仍在于材料的发现和整理。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献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以中文文献为主体的东方历史文献，3一类就是西文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荷兰文等欧洲多种语言的文献。 关于中文文献《四库全书》是官方首次收入天主教的文献，在四库的采进书目中有西学书共24种，四库所著录的西学书有22种。雍乾教难以后，天主教发展处于低潮，从而使得许多天主教方面的书只有存目，不见其书，到清末时一些书已经很难找到，如陈垣先生所说：“童时阅四库提要，即知有此类书，四库概屏不录，仅存其目，且深诋之，久欲一赌原书，奥中苦无传本也。”4至今中国学术界尚无法全面统计出明清之际关于西学的汉籍文献究竟有多少种，近年来钟鸣旦等外国汉学家陆续出版了藏在台湾、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有关文献，5但仍为完成。陈垣先生当年提出的要编一本象《开 3这里所讲的东方历史文献包括日文在内的一些亚洲语言的文献。参阅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4方豪《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考》，载《天学初函》重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 5钟鸣旦黄一农杜鼎克祝平一编《徐家汇藏书楼藏明清天主教文献》，台湾辅仁大学1996年；钟鸣旦杜
中西文化差异总结
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中西方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物 ——陈季同其人其书 黄兴涛 提起陈季同，今人能知道的怕是很少。他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但被遗忘的不一定就是该遗忘的。至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陈氏本应占有一席之地。就近代中国人而论，唯有他同辜鸿铭、林语堂三人用西文所写的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真正畅销过。三人同属闽籍，人称“福建三杰”。其中，辜氏著作走红西方是在20世纪头20余年，尤以在德国影响为大；林语堂的著作最为畅销的时期是本世纪30-50年代，美英读者对之最表欢迎；而陈季同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流行时，比辜鸿铭还早近20年，时间是19世纪80-90年代，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中国人中最先以西方文字写作并出版了其介绍中国文化之著作的第一位畅销书作家。其书初以法文写成，故影响主要在法国。 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辜、林二人其实都不过是步陈季同的后尘而已。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思想上，均曾受到过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今林、辜二人已是人尽皆知，著作广为流传，独陈季同仍湮没无闻，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图时，同时也以“三代”社会为其摹本，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理想模式，充满了对“三代”社会的美好回忆，描绘了一个类似“三代”社会无私有、无纷争和社会文明发展极其低下的社会。因此，与其说是历史倒退，毋宁说是以古鉴今和以古鉴未来；与其说是对古代社会的追求与怀念，不如说是以远古社会为参照对比现实社会，并有针对性地对现实的弊病进行揭露和抨击。因此，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真正地把历史拉向后退。 一 陈季同字敬如，西文名字作Tcheng ki-tong，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近代中国率先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初，朝廷拟向西方各国派驻使节，选拔他先行进行考察，他随洋员日意格游历英、法、德、奥四国，完成任务后于次年归国，著有《西行日记》四卷。1877年，清廷派李凤苞、日意格率留欧学生刘步蟾等人出洋，他随同为文案。不久，李凤苞改任驻
文化：我们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并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国古代汉字文化系统里“文化”概念，其一，指历代统治者所施行的文治教化的总和。其二，指文物典章、朝政纲纪、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日用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概念分类有以下四种，成果论，能力论，精神论，行为模型论。中国学者的文化概念大致上都超不出我们所归纳的四大类观点。“文化”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第二，“文化”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是历史传习的结果。但是作为“文化”的本质，它有着两个显著的品格，即整体性和历史性。 丝绸之路：西汉（公元前2世纪前后），张謇通西域，开辟了从长安（今西安市）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有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箕子朝鲜：史料表明古朝鲜是由箕子所率领东走的商人（东夷人的一支）和朝鲜半岛土著的濊人结合而成。中外史学家对箕子王朝鲜之说，颇有争议，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朝鲜的多数学者否认“箕子东来说”，少数人则认为是历史事实。韩国史学界有人认为箕子是存在的，并要求在“国史”中加以记述。有人则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我国史学界，有些认为箕子朝鲜说“未必完全可靠，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也有人认为此说是能够成立的。 和平文化：10000年至6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和平（河内西75公里，在越南北方和平、宁平、清化等省发现）文化时期。除了越南外，范围还涉及老挝、泰国一部分。其打制石器与欧洲的旧石器相同，多用整块砾石或砾石片制成，器形不甚稳定，以杏仁形、盘形工具和短斧为主，另有少量刃部磨光了的长方形石斧。由于中国南部也发现了同类遗物，所以有人认为它是从中国传播而来的。另外，同类遗物还远涉马来半岛，由此可窥见对当地的影响。 北山文化：9000～7000年（或5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的北山文化时期。它已有磨制石器有的砾石上刻有粗略的人面及其他图案。陶器较为进步，葬仪也很讲究，发现有随葬品。五千年前蜀越已经有了共同的文化，在和平、北山两地发现的石器和巴蜀所发现的相比较，新石器时代前期，蜀、越几乎完全相同。新石器时代后期，虽然稍有差别，亦只带地方色彩而已，中国古代中越交通。 东山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越南迎来了青铜时代。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的影响。今清化省东山村出土的汉文化遗物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 赵佗（南越王）：南海尉任嚣在临死前召见部下龙川令赵佗，向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建议割据自立，于是赵佗代行南海尉。秦灭，赵佗即进攻并吞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断绝与内地的联系，并且通过法律手段诛杀秦所设置的长吏，以其党为假守。在执政期间，由于他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徐福：秦朝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他出山的时候，是秦始皇登基前后，李斯的时代。后来被秦始皇派遣，出海采仙药，一去不返。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以及已经预备的三年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乘坐蜃楼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徐巿率众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徐福则在当地之山——“崂山”留下后代，后代改姓崂或劳。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也有说徐福死于大海中之说。 遣隋使：隋代日本推古天皇朝派遣到中国的使节团。当时圣德太子摄政，600年、607年、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及其现代启示 作者：周朗生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刊名： 广西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11) 被引用次数：2次 参考文献(7条) 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2002 2.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2000 3.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 1995 4.宝成关西湖与回应 2004 5.郭建宁当代中国文化的选择 2004 6.黄楠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1999 7.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 1990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窦晓晖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下中学英语教学的思考[期刊论文]-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5) 2.唐健禾中西文化冲突与价值共融[期刊论文]-天府新论2007(4) 3.王继平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模式[期刊论文]-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5(5) 4.熊吕茂.建红英.XIONG Lu-mao.JIAN Hong-ying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述评[期刊论文]-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7(2) 5.杨云嵋浅议跨文化交际中如何避免中西文化冲突[期刊论文]-硅谷2009(7) 6.张继良.梁小惠.ZHANG Ji-liang.LIANG Xiao-hui中西文化冲突与清末宪政模式之选择[期刊论文]-河北法学2006,24(8) 7.孙志勇浅谈中西文化冲突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期刊论文]-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34) 8.严尽忠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期刊论文]-青年与社会·中外教育研究2009(7) 9.潘海英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期刊论文]-长白学刊2009(5) 10.刘春华.张涛.Liu Chunhua.Zhang Tao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期刊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3(2) 引证文献(2条) 1.何素芳试论中西文化差异[期刊论文]-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4) 2.张心畅.校建立浅析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文化冲突[期刊论文]-商场现代化 2007(15)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f35734400.html,/Periodical_gxshkx200511060.aspx
（一）起步阶段（1840－1895年），主要是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 1、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近代化的探索开始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表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的近代化探索失败。 （1）经济上 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其间经历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过程。 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创办近代工业。 （2）政治上 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未将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提上议事日程。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中国外交走向近代化。 （3）思想文化上 开始了“西学东渐”，创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 2、阶段特征 这一时期，本阶段担负近代化任务的主角是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域主要在经济领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政治体制近代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所进展，并经历了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需到民用、由国营到民营的发展过程。投资形式也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二）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变 （1）经济（工业化）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比较快速发展与清末新政、 （2）政治（民主化）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等，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国（3）思想（理性化） 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民主、科学等思想广泛传播 2、阶段特征：本阶段担负近代化任务的中坚力量是资产阶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整体发展”体现在近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展开，近代化内涵的全面体现和资产阶级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主角地位的充分体现。最突出的领域是在政治领域； 3、阶段性的成果： 政治上，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有了重大突破，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经济上，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民族工业有较大发展，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 思想文化上化的近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型，向西方学习已从生产技术领域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新的教育体制开始确立。 1、经济现代化 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它分为两个时
最伟大的桥梁：丝绸之路 ――浅谈丝路对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 作者：周爽历史2007级01班 内容提要： 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要道，自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后逐渐出现。这条道路的开辟，促使了我国的丝绸、铁器、打井技术等传到西域，西域的土特产、乐器，印度的佛教等也相继传入中国。是我国汉唐千余年间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中西文化 丝绸之路的起源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200多年，由于大汉王朝西北边境长年遭受匈奴的侵扰，武帝刘彻决定派出使者联络地处西域的大月氏王国，共同夹击匈奴。张骞领命，于公元前138年，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虽路途辗转，但其不忘使命，终达成汉武帝召命联络到大月氏。但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这就促使了张骞二次出塞。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曰趋频繁。丝绸之路便由此形成了。 它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的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全长约7000公里。 因为这条横贯欧亚的大路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因此被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形成于此时，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①“通过这条古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②这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古丝道，有一半在新疆。因此，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新疆，正是古往今来东西文化荟萃交流的地方，也是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和稀世文物。
读《中西文化交流史》有感 优秀的文化经得起优胜劣汰的考验，正如华夏文明流过五千年的长河，经过岁月的沉浸，依然讫立于东方之巅，享誉世界。 读《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有感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是何兆武先生的著作，主要讲述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天主教传入中国和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冲突；从多方面讲述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讲述了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讲述了在旧制度前期，法国发现中国文化的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影响；等等。 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受到多方挑战。相较于印度佛教在中国顺利的开枝散叶，西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则显得步履维艰。传教事业的范围相当狭小，最初，由利玛窦奠定的耶稣会传教事业仅局限于宫廷内部，且受到诸多顽固势力的抵制，迫害传教士的教案层出不穷。在杨光先案中，监正杨光先甚至歇斯底里的提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是当时不少顽固士人对西学的态度。面对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状况，以及骨子里的狂妄自大，他们将是非观念弃之一旁，对西学的先进与否
置若罔闻。虽然这些执迷不悟的做法减缓了西学在中国传播 的速度，甚至西学的传入曾一度中断，但是西学在中国仍然 充满了生机，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相较于部分冥顽不灵的士人对西学的极端否定态度，清 代初期，一部分开明人士对西学的态度则显得公正理智。他 们没有顽固势力的夜郎自大，而是抱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他们学贯中西，在研究西 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进和完善。虽然西方传 教士带来的文化知识带有封建神学色彩，一度使中国学者对 西方某些文化领域百思不解，莫知所从，但是，中国学者仍 然凭着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苦心研究西方文化。最终，皇天 不负有心人，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研究出一项项振奋人 心的科研成果，创制出一部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促进了中国 的觉醒和近代化进程。 当然，文化只有历经磨难，才能确定其是否能与时俱进，源远流长。优秀的文化经得起优胜劣汰的考验，正如华夏文 明流过五千年的长河，经过岁月的沉浸，依然讫立于东方之巅，享誉世界。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回顾 【摘要】：文章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对我们认识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西文化；背景；特征；重大事件 一、历史背景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的形态出现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交织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 从近代历史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诸国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在政治上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同时，经济上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与市场扩张的强烈需求，西方列强凭借其武力继续着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资源、占领市场、分割殖民地的行动。而当时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积贫积弱的中国，正是其侵略与瓜分的对象。 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近代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鸦片战争前，中国作为东方的大国已经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它的文化曾经一度辉煌，对周边邻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感。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关闭的大门，使中国看到了自己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开始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学习西方的行动。 可见，鸦片战争不仅是西方国家对古老中国的军事入侵，从文化的角度说，也是西方异质文化对中国东方文化的入侵与征服，引发了之后半个世纪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勿庸置疑，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中国文化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传统文化已经难以适应和支持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少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伴随征服与抗争的激烈冲突。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冲突”。 二、当时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特征 1. 中国文化特征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中国文化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这种文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
浅谈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从明清时期的澳门被入侵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澳门不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口岸,而且也成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从16世纪起,一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观察、学习中国文化,并经过他们传播,将中华民族文化介绍到欧洲,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中国人民也通过澳门这一窗口,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经过长时期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澳门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再次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澳门虽为弹丸之地,但自开埠400多年来,特别是香港发达之前,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曾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16世纪至20世纪初澳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一、中西方的认识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在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很少来往,而是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实现相互影响。如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得以实现。无直接的接触,彼此的认识是模糊的。至葡萄牙人东来,中国人甚至不知其国名,不知其地理位置,而是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徒口中转译过来称其为“佛朗机”或“大西洋国”。而14、15世纪新兴的欧洲各国商人,则对传说中“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中国充满向往。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还是一片未清晰展现出轮廓的海市蜃楼,因此非常想探明中国的一些情况。足见, 16世纪前中西方的直接交往是极少的,彼此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 二、16至18世纪澳门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历史上, 西洋文化的东传, 以及中国文化的西播, 主要是由天主教教士进行的。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进入澳门, 天主教教士亦来到澳门进行传教活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及全球海路的开通,使欧洲各国的船队有条件来到中国沿海,中西方开始了直接的接触。随着葡萄牙商人东来,天主教耶稣会的大批传教士也随着商船来到澳门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来到澳门首先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实况; 继而进入内地传教,拉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耶稣会士在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向欧洲自己的祖国介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