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原题：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衰落和倾覆）
[译者说明：大标题和小标题是翻译时所加。关于苏联经济的崩溃，国内报道不少，但讲清的不多。此文作者马尔采夫用生动的笔调描写了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的戈尔巴乔夫，如何“必然地”搞垮苏联经济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反市场化的苏联“改革”，如何最终引发了整个经济的崩溃。也许有人会说，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式“改革”只是一个偶然的政策错误，但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觉。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缺乏利润动机的激励，经济活动失掉了内在的动力，因此就需要外部的压力来迫使经济运转，这就是命令经济之必然性。戈尔巴乔夫的一整套运动式“改革”只不过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这一内在的矛盾及其不可调和的性质。回顾当年曾热销中国的《改革与新思维》也不难发现，其中谈到国内问题的部分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当中，涉及经济事务的就更少了，且大部分都是在表达愿景和喊口号。了解苏联的教训，一定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伟大和不足。]
英文标题：The Decline and Fall of 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State
原文网址：https://www.doczj.com/doc/f313338230.html,/daily/3105
作者：尤里·N. 马尔采夫（Yuri N. Maltsev），曾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团队中的一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一名改革派成员。1989年他叛逃后移民到了美国。现任迦太基大学（Carthage College）经济学副教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写作了《给马克思的安魂曲》（Requiem for Marx）。本文是马尔采夫为此书所写的导言。
苏联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展示着列宁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威力无比，因为它是真理”。我第一次遇见卡尔·马克思是在伏尔加河畔的喀山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打开课本就在第一页上见到了他的画像。老师指着画像说：“捷久什卡马克思（俄语：马克思爷爷）。”我被震惊了，因为我的两位爷爷都早已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去。我飞奔回家，告诉我奶奶，她错了，“我还有个爷爷呢！”我说，他有一把大胡子和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他看起来就像弗洛斯特老爹”（在俄国，圣诞老人叫作弗洛斯特（Frost），被视为俄罗斯的保护神）。
苏联人怎么理解马克思？
生长在苏联，这些小时候的张冠李戴很快就会被清除掉，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经历，不管什么年龄、阶级、社会地位和民族。甚至监狱里的罪犯，包括死刑犯，也要学习“伟大的解放导师”的“光辉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苏联用173种语言出版了4.8亿本。其中许多都出口了。有一次，我遇见一位政治出版局雇请的印度翻译，他参与将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成马拉雅兰文（印度西南部沿海居民讲的一种接近泰米尔语的语言——译注）。他抱怨，由于苏联宣传部官员找不到另一位马拉雅兰文翻译来和他对勘译文，项目一拖再拖。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理论。它还假称要给自然、生命和社会提供普遍性的解释。[1]当然它也被用作对付私敌的致命武器。例如在谢尔盖·瓦维洛夫（Sergei Vavilov）一案中，瓦维洛夫坚持“由天主教僧侣孟德尔发明的伪科学”遗传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后被饿死。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死亡数字达到了1亿；鲜血从俄国流淌到柬埔寨和捷克斯洛伐克。
仇恨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及其追随者的主要动力。列宁把政治视为害虫防治的一个部分；他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蟑螂和吸血蜘蛛，也即阻挡其政治野心的芸芸众生。西方的圣徒传作者们则掩盖了马克思主义者们这一暴虐的残忍，恰如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所证明的那样。
列宁主义者与西方的政府干预主义者的一个公分母是，他们都信奉垄断问题乃是所有制问题；出于贪婪的垄断行为是有害的。这些制度压制了科技进步，污染了环境还导致了其他反对公众福祉的阴谋诡计。然而，政府垄断却被奉为道德的和正直的；他们用“社会利益”代替了“贪婪”的牟利动机。然而，经营和管理公共部门的官僚们并不比经营和管理私人商业的人更不自利。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由于缺乏由私有财产和竞争所造成的对成本的制度性约束，他们（指官僚——译注）不像私人企业家，并不对他们的行为和经营活动负有财务责任。计划制订者和技术官僚的开阔心智由于缺少市场信号，无法解决经济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以及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和苦难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西方的干预主义的强有力警告。“我们都应该对苏联心怀感激，”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说，“因为他们决定性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行不通。没人敢说他们缺乏足够的权力或足够的官僚管制或足够的计划者，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走得足够远。”[2]
与西方不同，凡是在马克思主义信条成为反宗教教条的地方，在苏联就越少人信奉官方意识形态：国家经理不信，教授不信，记者不信。[3]并不是他们非要这样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寻租或强制控制的工具，而非诚实者坚守的理念。
苏联已不复存在，曾经折磨东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大塑像以及他们思想体系的美名也同样灰飞烟灭。本文集便是给马克思及以他的名义创立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安魂曲。如同葬仪一般，我们回顾了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历程。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葬仪，我们不是在天真地回顾往事，因为就目力所及，马克思主义乃是“观念产生影响”这一格言的绝佳例子。没有什么观念能在这个世纪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了，这可不是在给知识分子阶层说好话。
奥地利学派与苏联的教训
要计算俄国社会主义实验的机会成本超出了经济分析的能力。但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大清洗和古拉格造成的死亡数字，据俄国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Roy Medvedev）估计，就达4100万人。诚如一句俄国格言所说：“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它从不教给我们任何东西。”
“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近在苏联和东欧崩溃了，社会主义仍然活着并在壮大，”[5]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说道。它将给经济自由和生活品质带来致命的危险，并将影响将来的世世代代。
参与撰写本文集的作者都遵循着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及其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75年）所奠定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和历史传统。这一传统强调一种演绎的方法、选择的作用、经济事务中的不确定性、协调经济行为的市场价格的力量以及私有财产如何构成了理性计算的基础。奥地利学派也是马克思学派历来厌恶的对象（bête noire）。远在其他学派着手领悟马克思方法的严重缺陷之前，奥地利学派就已经凭其强大的思想力量揭露了它的谬见和危害。卡尔·门格尔驳倒了劳动价值论，他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摧毁了马克思的资本观念，F.A. 哈耶克（F.A. Hayek）揭示了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不相容性，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则打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核。[6]
正是米塞斯的批判被证明是先见之明。在他写于1920年代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他认定社会主义经济完全无法被恰当地称作“经济”，因为这个体系没有提供任何手段来理性地配置资源。它消灭了资本品中的私有财产，从而也消灭了孕育出价格的市场，而正是依靠价格才能计算盈亏。理性的经济核算的缺乏，以及对这一缺乏的制度性的强化，阻止了对合理使用、机会成本及资源配置的各项选择作出任何真实的评估。“一旦放弃对更高层级商品的自由的货币定价观念，”米塞斯写道，“理性生产就完全不可能。”一个工业化经济的中央计划者将发现自己永远处在无穷无尽的混乱和无知之中，这正是“黑暗中的无尽摸索”。
还在世界终于确信这一点之前七十年，他就说：“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会有成百上千的工厂在运转。但只有当中很少的工厂会生产出适用的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都将是半成品和生产品（production goods）……所有产品在被使用前都要经过整个一系列的生产阶段。但是，在这个艰辛劳累的过程中，主管当局将无法检测他们的轴承产品（bearings）。”
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让我能够证明这一预言的真实性。在一个经济体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需要经过若干生产环节。自然资源使用得越多，运用的技术越复杂，生产的环节就越多。然而，因为无法透过生产过程观察到消费欲求的最终目标，苏联社会主义只能生产军工产品、无用的产品，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而消费者却无法获得必需品。[7]
在1980年代晚期，当公开性（glasnost）运动允许苏联经济学家发声时，他们确认了米塞斯早已宣布过的死刑判决。正如马金·玛丽雅（Martin Malia）所说，“通过尼古拉·什麦列夫
（Nikolay Shmelev）、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瓦西里·塞留宁（Vasiliy Selyunin）、格里高里·哈宁（Grigory Khanin）、拉里莎·皮亚舍娃（Larisa Piyasheva）、米哈伊尔·贝格尔（Mikhail Berger）以及随后的格里高里·亚夫林斯基（Grigoriy Yavlinksy）、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的声音，他们为我们描绘了出了一副苏联的画像，完全符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评估，而他的著作里没有一个数字，对国民生产总值（GNP）更是只字未提。”[8]玛丽雅指出，这一强有力的确认导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方法论的麻烦年代”（”methodological smuta”，smuta，俄语：“麻烦年代”）。
西方观察家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为苏联的基本问题是缺乏民主。他们完全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制度性架构不可能解决一个没有理性核算手段的经济体系固有的问题。苏联有一大拨领导人曾许诺政治改革，但是没有谁能把面包摆上桌面。事实上，苏联的基本问题乃是社会主义，而且它仍然远没有被从许多国家里清除，正是它曾使苏联成为一个邪恶帝国。
俄国公法学家维克多·科宾（Viktor Kopin）对目前的“资本主义革命”作出了最好的描述：它是一个“具有准合法性、准道德性的准市场的准民主社会。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自由造成了精神崩溃、犯罪、群众的贫困化以及特权阶级的出现。”
数十年来消除市场的努力最终摧毁了工作伦理，经由中央投资造成了大面积的资源错配，毁灭了私人资本积累的基础，扭曲了经济核算的手段，使得技术陈旧以致于工业企业的资产价值为零甚至负数。绝大部分重工业是在1930年代的工业化计划（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期间建立的，此后便再也没有更新过。绝大部分俄国工业存量资产的生产能力跟工业博物馆里的差不多。
社会主义农业的危机则要回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当时成百上千万最有生产能力的农民被戴上“富农”（”kulaks”）的帽子流放西伯利亚。其中的大部分都没熬过艰难的处境和大清洗，全死在了那里。自集体化和铺天盖地的财产国有化把财产主人变成了监狱苦工以来，农业经济从未恢复。在20世纪初，俄国向世界市场出口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现在俄国则要进口世界上的大部分谷物。
1992年，标示通货膨胀率的消费者指数（CPI）是1240%，而非此前承诺的100%。甚至俄国中央银行的主席也指责政府没有向银行体系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俄国的印钞厂甚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信用市场仍然是集中控制的，严肃的货币改革则依旧毫无指望。
目前俄国最贴近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相信，全部私有化也无法解决问题，但是缺了它，就更没有希望。她曾因为“削减赤字”被叶利钦政府解除职务。[9]
戈尔巴乔夫混乱的“改革”
假如现状看起来暗淡，那么苏联近期的历史则仍然是被误解的。没有哪个人物比戈尔巴乔夫更能代表混乱了。在西方，他曾经被，而且现在也被看作伟大的改革者——看看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吧，他称他为“伟大的戈尔
巴乔夫”。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改革者，那他就不可能是第一个用所谓的改革来维护权力的苏联政客。列宁也是一个改革者呢！他诉诸非常手段来拯救共产主义。列宁强加真正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是一直存在到近期的官僚化的模式——的后果是全部人口正在走向灭绝。假如他继续那一过程，他就不会有任何臣民再供其统治了。于是他采取了新经济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允许市场和私人财产存在。[10]
照历史学家阿列克·诺夫（Alec Nove）的说法，列宁顽固地坚持全盘国有化、集中化、取消货币，以及最重要的，坚持[粮食收集制]（grain requisitioning）。他本来并未受到来自同志们的压力要改变政策。是现实，而非中央委员会提供了说服他的强大理由。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道路
戈尔巴乔夫同样试图通过别的手段挽救共产主义。这才是在公开性运动和改革（perestroika）（可能正是这些琐碎的伎俩在西方受到了追捧）背后的最初要点。甚至连克格勃（KGB）都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克格勃的意识形态主管菲利普·波布科夫（Philip Bobkov）就说过：“在1985年，克格勃非常理解，苏联不改革就搞不下去。”
苏联人民则径直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另一名共产党老大（hack）。他的“改革”从不关乎根本，而仅仅是些权宜之计，以图捍卫苏联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并拯救苟延残喘的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只在世界行将崩溃之时才愿意“改革”。
以他的地位他本该知道得更清楚。他来自南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在那里他见识了社会主义造成的货真价实的营养不良、饥饿甚至饥荒。他的祖父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因此也清楚共产主义政策的残暴。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政治作为人生的事业。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大权在握比健全的常识和道德更加重要。
认为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会是个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者，这纯粹是西方的幻觉。在加入街头帮派时，你必须证明你完全忠于帮派（以及它的所有罪行），你的良心会被完全压倒。在戈尔巴乔夫向上爬的漫长过程中，他经历了不止一百次类似的政治和安全考核。
戈尔巴乔夫与其前任的最大区别是，他更聪明，更圆滑。他是首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共产党高官：拥有法律硕士和农学硕士头衔。想想苏联的教育，就能明白，为什么他干的第一件事是摧毁农业分配体制。
他在上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校时，就已经是当地共产党的头头。他的同事报告说，他命令他的教授从大学到他的办公室来授课并考试。
在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政府中，戈尔巴乔夫担任农业书记，并通过壮大安德罗波夫的派系而获得总书记青睐。他还拍摄安德罗波夫的电影并下令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安德罗波夫则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进党的高级官僚圈子来回报。当然，安德罗波夫是最强硬的苏联领导人之一。在担任驻匈牙利大使期间，他曾下令在1956年入侵这个国家；1968年在担任克格勃的首脑时，他迫害过成千上万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索尔仁尼琴），主掌了克格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在契尔年科（Chernenko）政府中担任意识形态书记。最早在1984年，他开始向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送出暗示。撒切尔不知道，或拒绝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拯救苏联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党的权力），而考虑到当时他所面对的困境，那意味着“改革”。然而一个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稍稍比一个正统的好一丁点。他的目标和手法仍该受到谴责，正如希特勒的继承者宣称自己是个“改革的纳粹”同样应该受到谴责。
戈尔巴乔夫在学校里从未学过经济学。在我和他打交道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未看到灵光一闪的经济洞见，或任何想多学点儿经济学的欲望。他更喜欢像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样思考：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发号施令来搞掂，不管有多么错乱，多么违背人性，多么粗暴。
从他掌权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自由和市场的反对者。他一手摧毁了苏联存在的点滴市场行为，破坏了公众本已惨谈的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里命令用暴力恐吓无辜民众，并公开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然而西方媒体却决定不再质疑他的目标。
●反酗酒运动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仍在良好运转，但是人民，即共产主义机器中的齿轮，变得懒惰、酗酒并破坏社会主义道德以积攒“不诚实的收入”（”dishonest income”）。他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呼吁“重整人民的思想”（”a restructuring of people’s thinking”）。
反酗酒运动立马开始。党的官僚们严厉地宣布，他们不希望在国内看到任何“醉鬼”。他们的执行者们也开始肆力搜寻满嘴酒精味儿的人，并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当警察局人满为患之后，常规的做法就变成把成千上万的人驱赶到离城15英里之外，然后把他们扔在黑暗和寒冷之中。几乎在隆冬的每个晚上，你都能看到所谓的醉鬼大军步行回城。
90%的酒店关了门。党的官僚们却没有预料到如下的事情：糖、面粉、修脸润肤露和擦窗器立刻从货架上消失了！靠着这些产品，地下生产在一年内增长了300%！
可预见的后果是重大的生命损失。大约13000到25000人因饮用私酒中毒身亡。更多的人则在排队5个小时以取得官方配给的酒类时死掉了。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和忠诚的共产党官僚们——他们说那些人活该死掉——却可以获得从西方进口的昂贵的酒类，而且直送府邸和办公室。许多人不得不花掉正式收入的15%来买酒。但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运动，每隔一户人家都开始搞起了地下加工。
酒类销售税（提高到了6000%）是中央政府财政的主要财源，足够支付全部医疗预算。当政府意识到这么做得不偿失时，终止了反酗酒运动。政府的预算开始每年损失240亿~300亿卢布。更有甚者，戈尔巴乔夫终于发现了前任政府已经弄懂的事：酗酒的人民更好统治，因为他们更能忍受耻辱和虐待。当人民一清醒，他们就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而且不再消极被动。因此，戈尔巴乔夫立马变卦，下令大批量增加酒类产量。他还要求政府让酒类到处敞开供应，甚至卖进了玩具店和面包房。
反酗酒运动对经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国家税收锐减，经济连锁反应影响到了每一个部门。中央银行开始印钞票，放出过多的货币去寻觅过少的产品。消费者习惯于通过国营商店满足生活需要，但是不再买酒而省下的可支配收入却不得不花在消费品上。最后的结果是大规模短缺。为了填补赤字，公共服务大规模削减，而这时，戈尔巴乔夫又限制私人另寻出路。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失败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又发动了反对“不诚实收入”的运动。就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宣布任何正式薪水之外的收入都是罪恶的，必须被取缔。例如，如果一个人出租了自家居室中的一间，他就获得了“不诚实的收入”，所有各方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可问题是，在苏联没人没沾过非官方经济行为的光。官方的经济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因此如果这个人真没沾过地下经济的光，那他怕是早就一命呜呼了。
共产党官僚们清除了成千上万户农民后院的园圃，那里通常长满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非法”农业集市被关闭。官僚们还取缔了诸如换汇和私营运输之类的活动。住房市场一片混乱，出租公寓以牟利会受到惩罚，可能会让你的整套房都被没收。
为确保所有销售的产品都为合法生产，官僚们强化了对所有产品发放许可证的制度。一个人为了获得许可，不得不让让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事先通过核准。但是，就像其他事情一样，人们也规避这一制度：小官吏们兜售许可证以索取高额贿赂。甚至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一位商贩还得向官僚付费才能获得免辐射食品。
合作社市场上的价格管制也大大加强了，所有价格都必须和国营商店里一样。例如，牛肉规定为4卢布一公斤。作为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经济学家，我的第一念头就是，“所有的牛肉都会从市场上消失”。但是当我去市场看看正在发生什么时，我吃惊了，牛肉还有供应。事实证明农民们在出售价值4卢布的牛肉时很精明，他们会搭上一块恐龙般大的骨头，让重量达到一公斤。靠着这种复杂的肉加骨销售法，供需之间得以平衡而没有发生肉类短缺。
在兔肉市场上情况则不同，那里的定价是3卢布一公斤。不可能找到什么骨头来凑份量。于是兔肉很快从市场上消失了。反对不诚实收入的运动让非正式经济变得更加非正式，也降低了效率。对顾客来说，这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因为任何一位经营者只要还处在地下状态，就增加了其产品的风险费用。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的最直观成果是大大提高了贿赂，并按官僚领头的黑手党的意愿进行了权力洗牌。每当新法律通过，苏联官僚们总是欢迎，因为这给了他们机会攫取更多贿赂。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惩处特别有好处；它提供了恫吓人民的机会。地位较高的人可以利用信息来控制下属，甚至能向上跃迁。因此许多戈尔巴乔夫的人都用手头的信息捞取贿赂、飞黄腾达。
在头一年里，就有15万人因为不诚实收入坐牢，其中有24000人是高级官僚。没人是因强化法律或宪法的名义而坐牢的。他们被送进去是因为他们无法躲过别人的仇恨，或者是因为被黑市竞争所需的贿赂害了。
政府官员不愿收取现金贿赂，因为这意味着坐牢。因此他们通过诸如警察这样的中间人来干。
一名警察会上门到某人的家或办公室拜访，威胁说他会因为某项言行失检而遭重惩。于是被威胁的人只好带上足够的贿赂去清除罪名。
我就知道有一个人，管着一家大型的产值数万卢布的家具企业。他想尽办法远离地下经济活动，并只靠自己的工资度日。但是他在党内有一名敌人。有一天一名警察来找他了，说他有关于不诚收入的记录。（警察的工作是个肥缺因为有机会收取贿赂。）此人并没有孝敬相当的贿赂，而是坚持自己无罪。于是由六名会计组成的小组来到他的办公室连续数周查他的账。最后他们找到了34卢布的错漏，他们说这是狡猾的不诚实之举。
在一次听证会之后，检察官威胁此人会坐八年牢。他的辩护律师——他还得贿赂他——告诉他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出15000卢布——分给检察官、官僚们还有法官就能万事大吉。此人最后只好让步，给了这笔贿赂。不过法官还是给了他一年缓刑的惩罚以教训他之前不乖乖听话。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甚至影响到了学界。许多教授为了评个好级别而受贿。这项法律生效后，大学里发生了大面积洗牌，当然是通过一个复杂的信息与贿赂交换的网络进行的。
一望而知，这个运动是如何打击了人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热情。由于国营部门获得了丰厚的补贴，又加强了对合作社的价格管制，市场所占的可观份额被摧毁了。而这一切都出自戈尔巴乔夫之手。运动始于1986年，仅持续了一年。
●强化劳动纪律运动失败
在头两个运动给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开始了第三个：强化“劳动纪律”，也就是强迫人们按时上班并更努力地工作。在这个运动中，戈尔巴乔夫效法了其导师安德罗波夫（他把人们赶到大街上然后摧毁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作为不像奴隶）的类似运动。戈尔巴乔夫使用了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懒”人，政府不喜欢的任何人都会被轻易找到并指控。如果谁旷工了三小时，他们就会丢掉工作。为了报告两周内的工作变更，雇员们不得不花费两个月时间。企业经理在上班时连开三到四小时会，以宣布某人迟到了十分钟或为了所有的问题谴责他。中午时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人则会受到质问和打扰。
这一运动因为遭到许多人的抵制而迅速停顿下来，看起来对经济也毫无益处。事实上，问题并不是出在劳动纪律上。问题出在，戈尔巴乔夫荒谬地靠搞运动来拯救一个失败的经济体制。
在戈尔巴乔夫提到“市场”之前，他的最后努力是一次短命的提高“质量”标准的运动。中央计划总是强调产出数量，从不关心质量。因此15万名新官僚被派去监视“产出质量”。每一家国营企业都设了一个特别的质量部门监管全厂，这倒是提供了更多的受贿机会——结果是更多的贿赂和更多的失败。
这是用老办法来复兴共产主义世界的最后一次尝试。然而戈尔巴乔夫仍然没有理解其中的意义。在1987年对中央委员会的一次闭门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说，他将“断然回绝向我们提出非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任何一个人”。
●戈尔巴乔夫如何理解市场
当所有人都精疲力竭时，戈尔巴乔夫开始谈论起市场了——一个“有计划的、有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他让他的学者们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章摘句以支持他的新想法，因为这两人的著作有105卷之多因此这件事不费吹灰之力。没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当成真理，但是这位共产主义首脑还是不得不借助共产主义圣书来为自己的举动正名。
创造这个新市场的第一项努力是启动大幅度的“赤字减缩”。甚至政府宣传部门也在推动改变。他们在电影里描绘了党的首长们如同街头乞丐般手拿圆顶礼帽坐等富得流油的市场商人慷慨解囊扔给他们戈比。每个人都被对解雇的恐惧吓住了，从1987年下半年起，大部分人都不再工作了。
戈尔巴乔夫从中央各部委精减掉了60万官僚，这些官僚占了各部30%~50%的名额，这使缩减财政赤字变成了现实。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设立了一系列新的巨型企业来代替这些部委。我当时对这些新企业的研究显示，它们雇佣了7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刚解雇的官僚，而且他们薪水反而暴涨了35%。戈尔巴乔夫的“减赤”事实上意味着苏联国家的管理部门膨胀了20%，这才是此举的要点所在。随着这些变化、反向运动和创造市场的空谈，命令经济的老旧结构开始瓦解。但是因为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市场，所有事情都开始停滞。
合作社法——一套允许虚假个人所有权的法规——看起来似乎是迈出了正确一步。但其实新建立起来的合作社都成了有组织的黑手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授贿赂。一有人开业，消防部门就赶来关掉一切，然后坐等贿赂到手。此人当然可以起诉消防部门，但他得向法官行贿。在苏联，人民懂得了最好还是直接行贿吧。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的新“市场”就不是真正的市场。它在旧的法规和部委之上又造出了成堆的法规和部委，却从未允许过私有财产和真正的买卖。
我认识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小伙子。他听说市场经营合法了，就打算养头猪拿去卖。这位满怀希望的企业家花了六个月时间和一笔钱来照看和饲养这头猪，指望卖掉它之后能挣回双倍于成本的钱。一天早上，他兴高采烈地把猪运到市场上去。可晚上我找到他时，他却一身酒气、满肚沮丧。他可不是个酒鬼，于是我问他：出了什么事？原来，当他到达市场上时，一名卫生检查官立刻砍走了三分之一的猪肉。卫生检查官说，他是要查找蛆虫。随后，警察们又来了，拿走了最好的部分，连个谢字都没说就扬长而去。他不得不向掌管市场的官员行贿，好有个摊位出售剩下的猪肉。然而他又得按国家的定价卖肉。那天结束时，他挣的钱仅仅够买一瓶伏特加，而他刚好把它一口喝光了。简而言之，这就戈尔巴乔夫的新市场。
还在驱逐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指8·19事件——译注）——它被叶利钦挫败并把苏联引向终结——发生之前很久，有关创立市场的空话就停止了，所有的改革派也都辞掉了政府中的职务。戈尔巴乔夫用“市场”这个术语——西方记者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作为更多镇压的借口。为了这一目的，他来了次极权主义的努力——在流通领域取消50和100卢布面值的钞票，限人民在三天内上交，并在他们当初领钱的地方进行统计，但最后只收回很少的钱。戈尔巴乔夫说，必须消除“投机倒把、腐败、走私、造假、非劳动收入，并整顿货币状况以及消费市场。”所有说不清楚的钱都将没收。因为用卢布在市场上买不到任何东西，人民只好囤积商品。戈尔巴乔夫的措施是摧毁掉成千上万人一辈子的积蓄。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消灭“地下经济”的企图，而正是地下经济才是苏联唯一真正的市场并且是真正产品的唯一来源。上一次这样做的苏联独裁者是1961年的赫鲁晓夫和1947年至1948年间的斯大林。两人都同意旧币以十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币，结果政府对其敌人进行了一次爆炸性的政治迫害。
戈尔巴乔夫以“市场”名义所作的最后一次喘息是让物价一次性向西方看齐的价格改革。但是这最多算是美国的邮局提高了一下邮票价格。这并非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而是意味着自上而下地管制经济的持久欲望。
自1961年以来，这是基本商品价格第一次发生变化。然而在苏联，基本商品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在苏联，一个人必须付出相当于在这儿（指美国——译注）12倍的劳动才能买到牛肉，18倍至20倍甚至更多的劳动才能买到鸡肉，黄油需要7倍的劳动，牛奶需要3倍的劳动，彩色电视机需要16倍或更多的劳动，小汽车则需要至少180倍的劳动。伴随物价飞涨，必要劳动时间飙升了两到三倍。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上，低于此线意味着严重的营养不良。政府声称，85%的新税收将通过提高工人和农民的工资予以返还，但事实上，当中的大部分都进了政府的荷包以支付军费和维持失败的国营企业。
苏联还削减了对关键必需品的补贴，而这正是人们部分地将其视为市场化改革的原因。但是，在国有制下，所有的产品生产都受到补贴，也就是说，没有接受竞争性市场的检测。他们不再用政府预算来直接支持生产，而是任意地提高垄断性产品的价格来做到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政府假借“改革”以提高政府收入用于弥补财政差额。苏联政府希望在1991年的头两个月能收入234亿卢布，但他们仅收到了70亿——不及预计的三之分之一。中央政府原期望能从各共和国拿获得480亿卢布以实施联盟条约，但一分一厘都没有拿手。政府财政赤字却显示已经超过全年的预计（达到331亿卢布，超过预计的267亿卢布）。
戈尔巴乔夫的三位关键顾问开始担心最糟的情况：苏联将无法负担军队、负担福利开支、资助国营企业，除非做点儿什么。财政部长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Vladimir Orlov）、国家银行主席维克多·格拉申科（Victor Geraschenko）和预算委员会主席维克多·库切连科（Victor Kucherenko）极为警觉，他们向戈尔巴乔夫递条子说，“经济处在灾难的边缘”——他们在其中提到了苏联中央政府的偿付能力。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把他的提价欢呼为市场化改革呢？首先，他想让布什政府和世界银行对他的意图有个印象，这会给他带来硬通货。其次，他想欺骗向往自由市场化改革的苏联人民。第三，他急于败坏市场理念的名声；当如意算盘失败时，他准备让市场来承受指责。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
因为1989年发生在东欧的事件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亨利·基辛格、诺贝尔奖委员会以及其他人都给予戈尔巴乔夫以信任。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国家的真正战略是，用跟他自己
一样的、喝同一个牌子白兰地的人代替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形象糟糕）。他希望能把更机灵、更聪明的人扶上权位以拯救社会主义。情况恶化超出了他的掌控，主要是因为克格勃误导他说，那些国家对社会主义有深仇大恨。东欧的革命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而是完全违背他意愿才发生的。
他在波罗的海国家——授权苏联军队敲碎波罗的海国家无辜人民的头骨——这证明他也是历史上凶残统治者们的冗长故事的一部分。甚至在他被当作伟大的改革者而受到西方追捧时，他仍然运转着劳改营，继续侵犯人权，并以言论治罪将人投入监狱。当苏联走向终结时，公众已经被变成了采集狩猎的人，几乎是生存在活命的水平上。
在政变（指8·19事件——译注）将他赶下台之前，戈尔巴乔夫曾告诉一位记者：“我被不止一次告知，是时候停止效忠社会主义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社会主义是我最深刻的信仰，只要我还能走路和工作，我就要推动它。”西方学术界和媒体作家发现他对社会主义的鼎力支持充满魅力，只是稍有一点儿过时。但是生活在那个制度下的人民的感受却别若霄壤。他们明白，社会主义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意识形态——要对难以言计的成百上千万的死亡负责。对于被迫承受了社会主义这些人们来说，它只是让他们堕入贫穷，扼杀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在很多情况下，还导致大规模流血。
尽管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鼎力相助，做了政治上任何可能的事予以支持，他还是没有做到想做的那么多来支持戈尔巴乔夫继续掌权。布什把他的支持给予了世界上唯一一位非民主任命的大国领导人，这个人被自己的臣民唾弃，施行的是与西方价值格格不入的制度。在苏联共产主义的首脑需要的时候美国总统便施以援手，这是美国的传统吗？无一例外，赫尔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挽救了列宁，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挽救了斯大林，乔治·布什挽救了戈尔巴乔夫。[11]
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现状之间骑墙。作为塑造其不合逻辑的第三条道路之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强硬路线的共产主义者。最终，他们成为他最亲密的顾问和国家中最有权势的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是这些顽固派试图在1991年的8月19日政变中割断戈尔巴乔夫的喉咙。“八人帮”（the Gang of Eight）中的六个组织了反对他的政变，而他们全是由戈尔巴乔夫直接任命的。在他提拔他们掌权之前，他们只是些无足轻重的官僚。假如他们的政变成功了，政变当局的组织和人员还是会一如既往。例如，当过一天总统的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i Yanayev）就是由戈尔巴乔夫任命为工会书记的，之后又被提拔为副总统。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V alentin Pavlov）对此前几年干犯众怒的诸多经济错误——例如涨价、卢布改革、过度发行货币——负有责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利·卢基扬诺夫（Anatoly Lukyanov）更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
戈尔巴乔夫任命并保护了这六个人，以此作为怀柔强硬分子的妥协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完全缺乏政治魅力，因此戈尔巴乔夫确信他们不会成为威胁。但是他们尝试要成为那样。他本来指望共产主义者会像共产主义者那样行动并能给予信任，出于这个理由，他也对政变负有基本的责任。假如他在当政的六年半时间里像他应该做的那样行事，那么本来可以让自己和他的国家免除这段痛苦经历。
高层权力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发生。在一个晚上我在莫斯科与我的一位朋友讨论这种可能。他是苏联红军的一位将军。他告诉我，一场
货真价实的政变是平常事。“我们能在十分钟内掌权，”他说，“但之后又如何呢？我们没有香肠，没有面包——什么都不能给人民。”莫斯科的军政府指望攫取权力能因戈尔巴乔夫低迷的支持率而获得赞同。但是人民有多痛恨他们的统治者，就有多痛恨政变领导人。政变当局只享有了瞬间的荣耀。权力刚刚到手，它便得直面愤怒的人民——他们对极权主义的罪行和社会主义的贫困早已满腔怒火。同时，政变领导人还得面对艰难的冬季，那一年收成糟糕，有可能出现群体性饥荒。他们不知所措，于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挫败了他们的企图。
政变尝试反而颇为讽刺地暴露出共产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已经声名狼藉。领导政变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不提马克思和列宁，也不提复兴中央计划体制和国有化。他们倒是大谈市场化改革，但他们并不诚实。任何替代修辞都会让他们比之前更加不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如下事实无关：命令体制比戈尔巴乔夫混乱的改革体制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产品。
在政变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戈尔巴乔夫发誓：“我会斗争直到彻底更新这个党。我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信仰者。”他本不该再给苏联人民更大的侮辱，苏联人民重提他们的要求——让他辞职。传统金言说，俄罗斯人在文化上倾向于不抵抗、权威主义和嫉妒。亨德里克·史密斯（Hendrick Smith）靠推销这大说法而暴得大名。然而政变期间及之后人民的英雄行为道出了一个真相：俄罗斯人跟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渴望摆脱专横的统治获得自由。他们是悲剧性过往的受害者，但他们在奴役锁链下争取自由的渴望胜利了。一旦鲍里斯·叶利钦假称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管了政府，苏联便完全土崩瓦解。1991 年12月8日，在第74个年头上，苏联死亡。
自那时起，叶利钦政府又证明了另外一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并非摧毁经济创富潜能的唯一方法。在叶利钦的第一波改革中，价格飙升了20倍，而不是承诺的两倍。生产自上一年以来下跌了15%（1991年又比1990年下跌了13%）。1992年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合同仅达1991年水平的7%。而1991年本来被认为是个“坏”年份，当年的合同量仅有1985年新合同量的2%。更糟的是，财政赤字却猛增到GDP的35%。整个经济景况看来是越来越糟。这并非因为叶利钦没有采纳西方学术界和世界银行官员们的建议。问题出在，当他们提及弹性价格而非私有制才是俄国经济所需时，他按他们的话照办了。
叶利钦的经济部长叶戈尔·盖达尔率领着俄国凯恩斯主义者们。与他们的许诺和信念恰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价格上涨与生产衰退同时发生。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公有制（public ownership），不消除这一制度，叶利钦的任何“改革”都不会起效。就他之前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府也把精力放在了“重建国家调控机制”。
“我们不能把重建国家调控机制与全面私有化联系起来，”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写道，“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就没法活到看见它实现的那天。”与此同时，每宣布推迟一项改革，都引起了公众的错乱反应；每一项表面上促进自由的法律，都只增加了罚款和贿赂的机会。
前共产党人急匆匆地寻找老旧的马列主义的替代品，他们找到了“Государсвенничество”或者“国家崇拜”（the “cult of the state”）。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它吹捧官僚主义的、等级制的和集权化的管理方式。一系列的组织建立起来，以支持这种意识形态，例如俄国民族联盟（the Russian National Union）、重建党（the Party of Regeneration）和公民联盟（the Civic Union）。
马克思主义最令人悲哀的遗产还是某些人的心态，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们都相信国家能救治经济疾患并带来社会正义。然而返回打上任何标签的集权管理并非出路——但也不是现状。苏联及其附庸国亟需的乃是彻底抛弃马克思的遗产。在美国也一样，马克思的理念影响了进步主义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在那个年代建立了中央银行和收入累进税制）、新政（the New Deal）和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一代改革者，并且传染到了主要大学中的文学系和社会学系中。
甚至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制度崩溃后，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有失去其学术上的威望。[12]“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州立加利福尼亚河畔大学的斯蒂夫·卡伦伯格（Steve Cullenberg）告诉美联社记者。他在1992年出席了在安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新世界秩序：危机与可能”大会。大众媒体甚至每次提到马克思的荣耀时都要使用“进步的”和“反动的”这样的术语，体现了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不知不觉的接受。
在《给马克思的安魂曲》中，我们力图澄清被经济的、历史的和哲学的错误缠绕的主题。相应地，当中的文章可以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戴维·戈登（David Gordon）通过重新评价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的哲学基础，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是何其错误地被人理解的。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用奥地利学派对国家和经济的理解重铸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书中，马克思的个人履历也没有忽视，加里·诺思（Gary North）搜集了大量证据证明，马克思在财务和其他方面的个人习惯远远悖离了社会主义理想。
戴维·奥斯特菲尔德（David Osterfeld）指出，马克思的大部分世界观都依赖于经验性命题和定义；而前者被证明是错的，后者则被证明是空洞的，且在分析中毫无用处。拉尔夫·莱科（Ralph Raico）认为，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有关阶级的教条倒是个有用的框架，但它却抄袭自18世纪法国更古老更健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最后，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论证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观、财产观、婚姻观等等，都植根于中世纪千禧年主义。
与马克思相反（Contra Marx），这些文章提供了一个经济体必需之物的另一种观点：私有制，被定义为自我所有权和对家庭资源的控制；自由价格，提供了核算盈亏和经济损益的手段；契约自由，支持了私人资源的自由交易；还有法治，建立了保护前面三项条件免于第三方干预的制度框架。除非这些都稳稳当当地建立起来，否则就不会有回转到经济繁荣之路的希望。
总而言之，这些文章用与平常的论述迥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马克思。我们深信，曾经生活在以马克思的名义建立的制度下的人们会分享这一观点。
考点：苏联解体的原因及认识 原因：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和政策上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积累起许多问题和矛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西方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等。 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来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国家应走符合本国实际的道路。说明苏联模式受挫，并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已探索到正确道路。 例题11991年12月25日，红蓝白三色旗取代了镰刀锤子红旗，这标志着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 A.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B.赫鲁晓夫的改革 C.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D.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答案：D 解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答案D。 例题2下列各项对苏联历史经验的总结，不正确的是（） A.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B.戈尔巴乔夫应对苏联的解体承担责任 C.改革不能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权 D.苏联解体证明社会主义不适合俄罗斯 答案：D 解析：苏联解体只能说明斯大林模式不适合俄罗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是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不能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权。答案D。 1.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 A.斯大林模式的僵化 B.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C.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思想和路线 D.“八一九事件”的爆发 2.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是（） A.军事力量的削弱 B.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 C.苏共党内斗争的尖锐化 D.戈尔巴乔夫改革 3.下列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不正确的是（） A.斯大林模式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B.和美国的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的国力 C.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D.西方的和平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 4.以下关于苏联解体的说法，正确的是（） A.列宁主义的失败 B.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 C.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D.国际工人运动的失败 5.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但若改革背离了国情则将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影响。20世纪80年代，因改革失败而最终导致了国家性质改变的国家是（） A.苏联 B.中国 C.美国 D.日本
案例：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 1.“老人政府”的政治经济遗产 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1922年成为苏联成立后的第一任领导人。此后74年间，苏联更换了7位领导人。他们是列宁（1917-1924）、斯大林（1924-1953）、赫鲁晓夫（1953-1964）、勃列日涅夫（1964-1982）、安德罗波夫（1982-1984）、契尔年科（1984-1985）、戈尔巴乔夫（1985-1991）。而后，戈尔巴乔夫先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苏联总统职务，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取代，苏联的遗产被俄罗斯继承。 一部苏联史，也是一部后一代否定前一代的历史。斯大林否定了列宁的战友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叶利钦又否定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苏联、否定了苏共。 苏共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要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起。 戈尔巴乔夫是在人们对安德罗波夫以来的“老人政府”的一片怨怒声中升起的年轻新星。他生于1931年，1952年入党，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71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1980年起任苏共政治局委员，1985年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给人的印象是接近群众、富有口才、见解新颖、励精图治。但他上台后面对的是体制僵化、生产停滞、国库空虚、农业连年歉收、商品紧缺的棘手形势。苏联自1975年以来，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到戈氏上台时，已经延续10年整了。 2.成效不彰的改革：经济领域 到1986年，苏联的党政军高层充实了许多新干部，所有部长以上的高级官
员均受过大学教育、比较年轻又有一定工作经验。 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确定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根本性改革”仿真，并提出实行“人民自治”。在戈氏1987年的文稿中可以看出，戈氏起初改革主要是两个主题：其一，苏联经济制度的民主化，如分散管理、工人自我管理、工人参与管理、企业账面平衡、绩效工资制等；其二，引进市场经济成分，甚至允许扩大私人和集体所有制。 改革还包括一些私有化进程。 1985年，戈氏采取有限的措施允许市民以个人劳动者或者协作劳动者进行私人商业活动。 1986年《私人劳动法》和1988年《合作法》扩大了私人商业活动，允许个人手工业或服务业以及合作企业从事私人商业活动。 1988年《关于国有、合作和其他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决议》允许私人公司直接和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 1990年国家的监管迅速减少，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公开地发展起来。 改革未见成效。到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解体时，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3%，预算赤字达3000亿卢布，通货膨胀严重。莫斯科街头，人们还在排着常常的队伍，苦苦等待一片面包、一根瘦的皮包骨的鸡腿、一些蔫掉的蔬菜。 经济体会改革的成效不彰，使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可以再激进些。”3.刹不住车的改革：政治领域 为了推动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程。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实行政治公开化、民主化、自由化。 公开化改革导致对苏联历史的大讨论，苏共的阴暗面在新闻媒体上大曝光，大量历史档案解密，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大屠杀、大恐怖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制。 自由化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自由等内容。最初，戈尔巴乔夫还强调“不允许利用公开化反对社会主义”，到1988年，他已经主张“毫无限制地公开化”，提出“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戈尔巴乔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时发表的辞职演讲 2010年03月21日— PS
（17）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 1、1953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提高某些农产品征购和收购价格,降低私有牲畜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标准,支持集体农庄社员发展私人畜牧业,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这表明赫鲁晓夫认识到( ) A.工、农业的发展极不协调 B.新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弊端 C.农业集体化存在问题 D.优先发展重工业决策失误 2、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执政后,承认物质利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家对经济效益好、上缴利润多的工矿企业给予奖励,允许企业对成绩好的工人给予奖赏,拉开企业中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对赫鲁晓夫上述举措的正确认识是( ) A.—定程度上发挥了商品市场的作用 B.与新经济政策有相通之处 C.彻底颠覆了斯大林模式 D.使企业获得了经营自主权 3、1963年8月,赫鲁晓夫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际,赴南斯拉夫访问并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赫鲁晓夫( ) A.决心摒弃斯大林模式发展资本主义 B.试图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C.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多元化 D.希望学习新的经验应对国内危机 4、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当时苏联领导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冻”的同时,又有担心,生怕“解冻”引起洪水泛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似乎曾经阻止过解冻”。这说明赫鲁晓夫改革( ) A.引起了社会动荡 B.仍旧在旧体制内徘徊 C.面临巨大的阻力 D.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 5、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建立农工综合体。农工综合体一般是由生产农产品的农庄、农场同加工农产品的企业、销售农产品的企业联合而成。它们相互间或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或是把资金联合在一起,共同管理。下列对农工综合体理解合理的是( ) A.激发苏联市场经济的活力 B.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C.与美国争霸,苏联处于相对优势 D.从根本上改变了斯大林模式 6、1979年7月,勃列日捏夫出台改革措施,要求建立长、中、短期相结合的计划体系,使企业经营有较大的余地;把企业的物质利益形成指标;将科技人员的物质利益和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相挂钩。这些举措( ) A.打破传统的斯大林模式 B.调动了企业的自主性 C.认识到科技的重要价值 D.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
计划经济体制衰落的原因探析 自前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后来被称为“斯大林模式”—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仿效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相继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二之后,至90年代初,它们都纷纷摈弃了这种俊化的体制模式,走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其深层原因令人深思。 从理论上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互相促进的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适用。 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道路的一种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和竞争,实行有计划的产品经济是基于这样一些前提条件: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经济主体,个人劳动都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计划的制定机关如生产的组织者能够预先准确地了解社会的播求和一切经济活动的信息,并对社会劳动进行精确的计算和严密的监怪;劳动者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紊质全面提高。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远远没有达到。但是,20世纪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精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前提条件,而是简单的、救条式地照搬照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计划经济的部分论断,在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计划的物质手段十分落后,从事计划的人的观念和知识水平也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盲目地建立起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极不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走向衰落。 再者,从计划经济的运作机理来看,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消除竞争与市场,强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走向衰落。首先,从所有制结构看,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而且就公有制而言,其实现形式既单一,又不适当。理论上公有制意味着生产资料归全体人们所有,但在实践中并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有效的机制来代表人们实现这种所有权。结果造成所有者长期缺位,全民所有制企业缺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竞争机制,只听命于指令性计划,完全忽视市场,脱离最大化目标,这样必然造成经营机制值化、经营成绩不佳、资源严重浪费,从而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从经济决策体系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企业基本上成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庸,一切经济决策都由中央各级政府作出,以指令的形式层层下达至企业,决定企业的生产和经销。现代市场瞬息万变,要求企业根据市场提供的经济信息,如价格、利息等要素的变化来及时调整生产和经营。但企业由于缺乏经营自主权、决策权,无法有效配!资源,造成供需极度不平衡,社会资源大量浪费,人民濡求得不到较好满足的恶性局面。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符合商品经济阶段的现实情况。 从信息传递机制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相联系,信息是纵向垂直传递的,中间环节过多。上级作出的决策、计划从上到下逐级传递,由基层反馈的信息也只能逐级上报。这样的纵向信息传递结构由于传递距离长、通道窄,导致信息的时滞性。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横向联系和反馈机制,生产者不能及时掌握市场行倩,再加上决策权的缺乏,因此很难生产适销产品,其结果是产销脱节、社会供求结构失衡。此外,这样的信息传输结构很难解决信息失真的问题。由于信息逐级纵向传递,各级单位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容易对经济信息进行筛选和调整。如隐瞒自己的生产能力,夸大自己佑要的投人等。信息的失真必然导致决策的失误。现在的信息社会迫切孺要有一个能将信息迅速传输处理并作出准确反应的信息系统,这样的信息系统是一个纵横交叉、横向为主的立体网络式系统,以使企业能迅速地从市场上获取信息。很显然,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 从经济的运行及其调节方式来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机制的调节搜盖一切.上至国民经济的比例、结构,下至每个企业的产销。中央和各级政府作出的计划调节着国民经济生
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成功的失败者(组图) 2011/12/15 1991年，戈尔巴乔夫被“赶”下了台。在此后的20年里，这位前苏联的“末代”领导人，体会着本国的冷遇和西方的热捧。他屡次政坛东山再起不得，却成功地经营自我，成为一名游走于政治之外的明星。
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这位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一上台便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并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这个政策导致了1989年“东欧剧变”的发生。图为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开幕式上。
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局势日渐紧张，并公然违反中央的命令。1991年8月19日，强硬派害怕改革会使苏联分裂，便将戈尔巴乔夫软禁使其远离权力中心。尽管3天后便被释放，但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形势的剧变。8月23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宣读政令，将所有在俄罗斯境内的苏联资产移交俄管理。戈尔巴乔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议会禁止了苏共在俄的所有活动。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说完，他把讲稿猛地一扔。伴随着“扔稿子”这一动作，苏联的69年历史宣告终结。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命运也有了巨大的转折。
叶利钦许诺给戈尔巴乔夫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和高级吉尔轿车等，并要求戈尔巴乔夫在1月8日之前腾出办公室、住宅和别墅。然而在交房期限到来前的某一天，戈尔巴乔夫别墅里的物品被人强行搬走，一家被迫搬到了一过由警卫人员居住的80平米小房间。在之后数年中，由于卢布贬值，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曾只相当于1.5美元。图为戈尔巴乔夫一家于1976年至1991年的住所。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我们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1991年12月25日，苏联，一个拥有着2241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一个拥有2.8亿人口，一个拥有两千万共产党员的百年大党，一个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苏联解体之后这20余年来，作为与之意识形态类似、国情社会构架相近的中共也以各种视角解读这场重大的政治变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一个当时世界第二强国忽然间就土崩瓦解了呢？从苏联解体中我们到了怎样的教训？我们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通过课堂老师的讲解和在网上的查阅学习，我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有多重因素的，但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窥探一二。 一、苏联东欧国家历史上长期积累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原因，为解体留下隐患 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大量提拔亲信，苏联政坛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特权阶层。贪污、盗窃和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非常普遍，行贿成风，生产效率低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后半部分，被称为苏联的“停滞期”和“僵化期”。贪污腐败的盛行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对苏共党风以及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此时，苏联已经积重难返。 二、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扭转这种停滞僵化的局面，进行了非常激烈 的革。为了缓解经济困难，他首先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措施，缺少宏观决 策和相应的配套措施；加上戈尔巴乔夫仍没有放弃苏联的传统做法，继续优先发展 重工业，致使经济不断滑坡。在经济改革没有迅速取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1988 年起，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人
苏联的计划经济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 计划经济是最劣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苏联的计划经济却能得到迅速发展呢？客观原因主要是，其一，苏联工农业基础比较好，苏联前面的俄罗斯虽然是比较落后的欧洲大国，但是，在整个世界，俄罗斯的工农业相对还是比较先进的，至少比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先进。这是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 其二，苏联面积广大。计划经济是内向型经济，不适合对外商品贸易。面积庞大的苏联，为苏联提供了全面的自然资源需求供应。充足的国内资源，可以使苏联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外贸易，使苏联对国际贸易的需求程度大大降低。可以基本使苏联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内经济体系。如果苏联只有现在的朝鲜那么大的面积，苏联不能实现资源的自给，必须靠国际贸易来实现资源的供给，这会导致计划经济发展特别困难。 苏联广阔的土地，带来许多过剩的自然资源，苏联可以大量出口这些自然资源，换取必要的外汇，购买必须的某些商品。计划经济难以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工业制品，但是可以生产出，石油、煤炭等没有多少差别的自然资源，大量出口这些东西，就可以换取外国的工业产品。 苏联建立前的俄罗斯，耕地资源丰富，粮食产量自给有余，可以大量出口粮食。计划经济的苏联，耕地资源同样丰富，粮食产量降低许多，甚至需要进口粮食。这就是计划经济与非计划经济的典型对比效果。如果苏联没有那么多的耕地，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苏联会更加缺乏粮食。可见，拥有面积广大的耕地，促使苏联的计划经济表现农业，不是特别差。这也可以看到资源对计划经济的重要性。 日本如果搞计划经济，日本的那些自然资源，满足不了日本人口的需求，其计划经济的效果相对苏联会很差。计划经济会使大部分国家养活的人口数量降低许多。因为计划经济需要人口数量与国内的自然资源相适应，而市场经济就不需要这样了。市场经济属于开放型经济，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如果完全搞计划经济，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会显的太多，2亿人口以内，比较适合中国这么大的面积与相应的自然资源。但是，如果搞市场经济，自然资源可以方便与外国交换，也可以以商品（劳务）换资源，这可以促使国家养活更多的人口。市场经济程度越大，国家养活的人口就越多。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设想或考虑的。人口生育政策没有随着经济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确实很不应该。 其三，拥有众多的人口。光有广阔的国土也不行，这需要大量的人口去开发。而苏联恰巧具备这个条件。众多的人口可以让苏联政府，大量的复制类似的工农业生产机构。只要有一个成熟的生产模式，就可以复制很多个类似的生产机构。大量的复制是苏联计划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苏联众多的人口，与庞大的自然资源，可以满足这样大量的复制行为。苏联的国土面积相对苏联的人口规模，对于计划经济，配比的比较恰当。人口不算多，也不算少，基本恰倒好处。 其四，较高的国民素质。苏联建立前，俄罗斯基础教育已经基本普及，俄罗斯国民的天赋也可以，这为苏联提供了素质较高的国民。这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帮助很大。如果苏联的土地上，换成印度人或非洲人，苏联的计划经济效果，就会差许多。苏联政府也比较重视教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十月革命，从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到否定苏共的光荣历史。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中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把一切最丑恶、最肮脏的语言加在斯大林头上。同时诬蔑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前“丧失警惕”，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苏共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又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并且为帝国主义攻击苏共提供了炮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走得更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右派在把斯大林灵墓搬出红场之后，把列宁的墓也要移出莫斯科红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提出了一系列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这样一来，整个苏联舆论、社会心理、思想界就开始发生变化，把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搞乱了，也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赫鲁晓夫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搞“工业党”、“农业党”，造成了严重混乱。勃列日涅夫虽然对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调整和修正，但基本上坚持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而且当时的苏联的宣传体制很僵化而此时，讲到西方就是一片漆黑，什么都不好；讲到苏联就一片光明，什么都好。这显然不实事求是。西方国家却利用巧妙的宣传方式加紧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让苏联老百感到苏联自己的宣传假大空，而西方宣传似乎还有可信之处，苏联的意识形态渐渐地就发生了变化。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不仅使苏联经济出现停滞，而且滋生了一批瓦解苏共的亲西方的政治人物。到戈尔巴乔夫散布“新思维”的时候，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的“新思维”即在赫鲁晓夫“全民党”和“三和一少”路线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上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他和西方帝国亲如一家，和撒彻尔夫人、梅杰、老布什打的火热，修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泛滥开来。苏联国内的党政军大权被修主义和资产阶级所窃取，党政军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无能为力了。《居安思危》一书中提到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某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毁灭苏联政权和共产主义。再到叶利钦在装甲车上振臂一挥时，就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失去人心就是意识形态防线崩溃的标志。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 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列宁强调：哪里有群众，就一定要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坚决反对特殊，以身作则。他经常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
考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背景、内容、结果和影响 1.背景 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的影响长期没有克服，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形势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2.内容 经济上，提出“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经济效益；政治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外交上，开展“新思维外交” 3.结果：改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政治体制由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权力分散，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趋势加强。 4.影响：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化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与分裂，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 例题1下列苏联领导人中，先后把经济和政治作为改革重点，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是（） A.斯大林 B.赫鲁晓夫 C.勃列日涅夫 D.戈尔巴乔夫 答案：D 解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答案D。 例题2他领导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分裂，直接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他是（） A.赫鲁晓夫 B.勃列日涅夫 C.戈尔巴乔夫 D.叶利钦 答案：C
解析：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化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与分裂，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答案C。 1. 某小论文的内容，主要是“宣扬人道的社会主义、放弃一党制、实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可见，该文的主题是（） A.新经济政策的推行 B.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C.赫鲁晓夫上台执政 D.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2.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未能取得良好效果。1986年至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仅为2. 8%，反而低于改革之前。当时领导改革的是（） A.斯大林 B.赫鲁晓夫 C.戈尔巴乔夫 D.叶利钦 3.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使苏联政治体制发生的急剧变化主要表现在（） ①由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②国家权力分散 ③叶利钦控制了苏联全局④苏联解体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4.在评论某次改革时，一学者风趣的说：“太冷了，本想弄点木材烤烤火，想不到竟将整个房子给烧了。”据此推断，他针对的是（） A.赫鲁晓夫改革 B.匈牙利改革 C.戈尔巴乔夫改革 D.捷克斯洛伐克改革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比较 自从我国在1992年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现在已经经过了22 年的洗礼了，算是步入了较为完善的地步了。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从不知温饱到温饱再到小康社会，当中市场经济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选择使用了市场经济体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也有它的优劣，我们不能全盘否认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科学的社会经济体系。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规划、计划地发展经济。计划经济的起源是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开始的。一般来说，最早出现计划经济构想的是李斯特对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的批判，当时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第一次理论阐述，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更是系统的阐述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受其影响德国诞生了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大力宣扬政府控制经济行为，同时以这种思想主导德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德国的发展飞跃，也形成了马克思口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靠政府干预执行计划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计划经济。之后由于一战德国战败，政府失去了对国际经济关系有效的控制能力，历史学派走向消亡，但是之后德国经济依旧保留很强的政府干预特色，纳粹上台以后，重拾了历史学派的做法，恢复了德国经济。所以德国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脱胎于计划经济。苏联出现以后，计划经济的理论发展得到了提高，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布拉津斯基写了《新经济》，系统完善的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之后苏联为了自己的霸权，以经互会为媒介通过计划经济方式控制他国经济，与美国推行市场经济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控制他国经济类似。 伊里奇先生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道：“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这话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表达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第二层意思表达了一个辉煌的梦想。
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1991年年底，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从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脱离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990年引入的总统一职并当任了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独联体成立后，他宣布离职，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停止存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中和各种外界原因下解体。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很高，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历史因素;急于求成的激进改革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指导思想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过分依赖西方的援助,放弃了独立自主;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问题在错误政策的诱引下全面爆发;戈尔巴乔夫个人妥协动摇、优柔寡断的决策风格。这些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首先。“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历史因素苏联的历史遗产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这份遗产主要是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排斥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经济结构畸形,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局面,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个人崇拜风气盛行。这种状况无论是赫鲁晓夫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专政,又或者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都是如此。虽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所谓的改革,但都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只是在其内部的小修小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正如曾担任过苏联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的麦德维杰夫所说的那样:1985年之前,还没有一位国家或党的领导人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过改革,苏联国内的弊病被耽搁得太久了。的确,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这种”的弊端暴露无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矛盾上:一是过“左”的路线及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健康快速发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一) 内容提要：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二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关键词：经济追赶，制度变迁，俄罗斯 纵观俄罗斯的历史，追赶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过程。从摆脱蒙古统治之后，数个世纪被压迫的经历转化为俄罗斯不可遏制的王朝政治野心，持续的领土扩张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情绪和对地缘安全空间的极度渴望。为了这个目的，俄罗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同时代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们把俄罗斯的经济追赶进程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业化时期，分为十月革命前的经济追赶阶段和苏联体制下的经济追赶阶段；另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这个阶段开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苏联解体为界，也就是改革阶段和转轨阶段。 一、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采取了军事优先的国家追赶战略，这其中包括：军事体制、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也就是以提高国家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同当时国际竞争格局
中硬权力优先的大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历史证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确是卓有成效的。当时俄罗斯对外扩张正处于上升期，随着1793年与1795年的瓜分波兰，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达到了近代的最远点。在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对整个欧洲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始终挥之不去。但俄罗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彼得大帝这种片面的现代化努力终究难以保证国家长久健康成长。 十月革命前，随着工业革命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表现优异，并取得了国际竞争的优势。而那些因循守旧的传统强国或丧失传统的地位，或发生激烈的国内变革，导致外部干涉。所有这些都对俄国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影响。在国内外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以挽救日趋衰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以便参与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沙皇政府不断地推出各种学习西方的社会改良措施，主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其目的仍在于巩固传统的政治体制。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欧各国，甚至与德意志地区相比也显得过于缓慢。不仅农业中广泛存在着强制劳动，直至1860年俄罗斯的工业部门中强制劳动还占到40%以上的比例。在俄罗斯出现了企业主宁愿把军警请到生产车间来维持生产秩序，也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怪事。但不可否认，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也在取得进展，而政治制度却没有得到改造。经济实力的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架构，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
论宏观经济之计划经济 一、摘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指以国家指令性计 划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计划经济。正确理解计划经济的含义，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键字：计划经济，宏观调控，资源分配 三、计划经济的含义 计划经济含义是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经济体制。其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中央政府的统一计划进行，由中央政府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企业或生产单位完全是计划的执行者，对资源配置没有什么影响。计划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是信息条件、激励条件、偏好条件。 四、计划经济的特征 1、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描述，公有制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财产形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国有化的过程。 2、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国家或中央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主体，而企业由于只执行既定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的附属物 3、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国家不仅要负责宏观方面的资源配置，甚至对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计划，以实现资源在微观主体间的配置。导致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实际的微观经济主体 4、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计划配置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在于行政命令手段替代价格机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被压低到最小的范围。 五、计划经济的产生 计划经济的出现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及评价 02080148 袁建峰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在位期间对苏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也是导致前苏联解题的直接原因。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在他所谓的“新思维”的指导下完成这些举措的，首先我们先从国际大环境来看看苏联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总的环境就是说：内忧外患。首先，美国最先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一方面要在军备竞赛中取得对苏联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苏联没有精力搞经济建设，旨在经济上打垮苏联。其次，西欧方面，当时苏联的重兵驻扎使得西欧各国倍感压力和威胁，两者间关系恶化，同时西欧一些国家也布置了巡航导弹，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安全。此外，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西方各国和美国对苏联实施了战略禁运，是苏联无法得到西方在经济、技术、农产品等方面的支持。然后，二战之后，东欧开始出现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再者，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得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战友，中美关系的交好有识得苏联在中苏美三角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局面。日本与苏联关于北方四岛的争夺从未得到解决，关系进入冷冻期，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苏联的不安，最后，苏联的无形的影响力在第三世界中逐渐下降，侵略行为更使得苏联处于孤立状态；此外苏联对于军事基地的开支也是苏联经济的一个大包袱。苏联的内忧也暴露无遗，首先军备竞赛使得苏联经济结构严重不协调，在重工业上的花费远远超过用于农业和提高人民生化水平方面的支出。戈尔巴乔夫说过：“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生产者讨好消费者，而现在消费者却受着生产者的支配。”很明显当时苏联处于卖方市场，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这与当时苏联之前实行的经济措施和指导方针是分不开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如果要继续走下去，不得不实行新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上都的进行很大的改革。如何扭转前几位领导人在苏联现行的体制，如何改变苏联当时的孤立无援的状态，戈尔巴乔夫在此时就提出了他的“新思维”，在国内进行改革，同时在外谋求一个良好的环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主要包括三个核心的观念，首先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条件下“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他认为世界在向一个整体发展，如果发生核冲突，那么没有哪一者是胜利者，世界文明将被毁灭。其次，“新思维”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数以的看法。传统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一方的存在对另一方的安全和繁荣构成基本威胁，而戈尔巴乔夫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至少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还是存在的。因此应该抛弃过去大肆宣传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如何处理好两个主义之间的协调才是关键所在。所以他主张把对话作为国际关系实践的基本手段。最后一点，“新思维”对苏联传统的战争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传统观点认为军事力量的均衡是安全的必要条件。老戈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军事力量是用来防止冲突的而不是发动战争，他把军事力量置于防御基础之上。 那么对于老戈的新思维的评价，我们始终要抱着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老戈看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不同制度国家之间要和平相处等问题，这些对于世界和平和维护各国之间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老戈在战略理论上，改变防御性，强调防御性，裁剪军备，得到了西欧各国的认可。而且新思维结束了冷战，为此老戈还应此荣获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人类社会对于新思维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认可。老戈主张自由民主，当然新思维结束了自斯大林以来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实现了自由选择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从老戈的改革中可以看出来。但是，新思维确实存在着不足与缺陷。首先，在理论上，新思维理论本身有一些
苏联解体的原因与后果 Б.Н.米罗诺夫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 [摘 要]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领导人Б.Н.叶利钦、乌克兰领导人Л.М.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领导人С.С.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这大概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此的一致评价,而其他所有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后果等问题则一直是激烈争论的对象。 [关键词]苏联解体;原因;后果 [中图分类号]K 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3-0074-05 [收稿日期]2006-05-08 [作者简介]米罗诺夫(1942-),男,俄罗斯联邦萨拉托夫人,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俄 国社会史。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1990年3月,在全苏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苏联并对其进行改革。临近1991年夏天,改革联邦国家的新联盟条约已经准备好。但国家的统一没能保留住,苏联解体了。原因何在?为此,我们将最详细地解释研究者们的观点。 1.侵害了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做得太过火。苏 联作为联邦国家成立于1922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质上,它越来越变成由中央操纵的、共和国之间和联邦主体之间差异被消除的、单一制的国家。共和国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年一直被忽视,已发展到不可解决的地步。在改革年代,当民族冲突变得激烈、民族危机出现时,中央仍视而不见,一直拖到1990—1991年,才决定解决。民族矛盾的积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2.经济一体化的危机。在苏联形成的统一的 国民经济综合体保证了各共和国的经济一体化。但随着经济困难的增多,经济联系开始中断,各共和国出现了自我孤立的趋势,而中央对此事态的发展尚无准备。 3.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建设。民族问题的 解决应在文化自治的框架下,而非在民族主权的框架下进行。苏联是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个联邦是按民族—地域原则而不是按地域原则建立的。在1924年宪法、1936年宪法和1977年宪法中都载有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的准则。 这就决定了民族因素在苏联政治社会领域的结构形成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按民族—地域原则组成的联邦里,民族精英的低效率的权力体系被合法化,即按民族原则创建的加盟共和国享有国家主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程中,各共和国的民族精英们轻易地把自己的名义上的国家变成了独立的国家。 4.共产党的危机、苏联的政治体制立足于硬 性的中央集权之上。其实际的载体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危机,苏共领导作用的丧失、苏共的解散,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 5.意识形态的危机。联盟的统一和完整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意识形态统一来保证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危机造成了精神真空,民族主义思想乘机填补进来。 6.民族精英的背叛。苏联在其存在的最后几 ? 47? 2006年6月西伯利亚研究Jun.2006第33卷第3期 SI BERI AN ST UDIES Vol.33No.3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得失 摘要：苏联经济模式应当放在生产方式变革中去评价。两次科技革命给生产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变革中起着不同作用。苏联经济模式对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规模经济可以发挥集中、整合的优势,但是当规模经济生产中科技力量上升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科技创新和传播方面的缺陷日益明显。 关键字：苏联计划经济得失 计划经济的定义：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而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指令型经济”通常和计划经济用法相同，但是详加区分的话，指令型经济是指生产工具公有的经济体制。所以指令型经济必定是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却不必然为指令型经济。 计划经济的起源是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开始。一般来说，最早出现计划经济构想的是李斯特对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的批判，当时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第一次理论阐述，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更是系统的阐述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受其影响德国诞生了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大力宣扬政府控制经济行为，同时以这种思想主导德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德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也形成了马克思口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靠政府干预执行计划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计划经济。之后由于一战德国战败，政府失去了对国际经济关系有效的控制能力，历史学派走向消亡，但是之后德国经济依旧保留很强的政府干预特色，纳粹上台以后，重拾了历史学派的做法，恢复了德国经济。所以德国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脱胎于计划经济。 关于高度集权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研究中,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照抄照搬;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反映。 苏联出现以后，计划经济的理论发展得到了提高，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布拉津斯基写了《新经济》，系统完善的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之后苏联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并以经互会为媒介通过计划经济方式影响他国经济，使得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也最主要的计划经济模式。 一般认为，苏联全面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是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中实现的，其全面建立的标志是1937年苏联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但是，任何选择必定具有相应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苏联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进程和最终确立的模式，与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有计划地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一、对于计划经济的认识： “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设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不分历史条件地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试图把“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最终规律”,作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预定看法”。对于19世纪后期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并没有在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理解上形成分歧。人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细致安排所代替”。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化,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跟着出现了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