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额型职务犯罪共犯责任认定初探
我国刑法第八章和第九章规定的犯罪中有很多罪名属于身份犯范畴，对于有身份者之间共同职务犯罪的认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分歧不大，而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有一定争议存在。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法律后果，而影响职务身份犯共犯刑事责任的因素可能有多方面，诸如数额、损失、后果、手段、社会负面影响，乃至于国有单位和执政党的信誉、形象等等。我国刑法第八章、第九章规定的职务犯罪中首要的就是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等数额型职务犯罪，此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也是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要件，基于刑事立法或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犯罪数额对于刑事责任轻重的影响，使犯罪数额成为决定职务犯罪分子责任的重要考量指标。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价值是财产的市民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第一次获得社会意义和互相转让的逻辑术语……也应该成为惩罚的客观的和本质的规定{1}。因此讨论数额型职务共同犯罪各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离不开主体身份和犯罪数额二个方面，本文从剖析相关法律对数额型共同职务犯罪共犯责任规定的历史沿革和存在问题出发，着重探讨主体身份和犯罪数额对于共同职务犯罪的定罪和量刑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期有益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
一、数额型职务犯罪共犯责任的法律沿革与存在问题
（一）数额型职务犯罪共犯一般责任的法律规定
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挪用公款犯罪的认定依据主要是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的规定，即“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公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该罪的数额认定，因双方共同谋划及实际挪出的公款对象是特定的，因此对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认定一般不存在争议。
但在贪污、受贿案中，对各共犯人的处罚以什么犯罪数额作为标准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前后确立过不同的原则。1952年人民政府《条例》规定：“集体贪污，按各人所得数额及其情节，分别惩治。”此时我国立法明确采用了分赃数额说。但之后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均予以了修正。85年两高《解答》中规定：“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处罚。共同犯罪的贪污案件，特别是内外勾结的贪污案件，对主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1988年人大《补充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1989年两高《解答》中进一步规定：“各共犯均应对共同贪污犯罪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负责。对于共同贪污中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案件，处罚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并参照贪污总数额和共犯成员间的平均数额确定犯罪分子个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上述规定明确了对数额认定采用两种方式确定，即对一般共同贪污犯罪，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于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及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并强调“各共犯均应对共同贪污犯罪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负责”，而且对尚未分赃的也作出了原则性的参考标准规定。从而也为处理类似职务犯罪共犯责任认定提供了参考标准。
及至1997年刑法修订，对贪污、受贿共同犯罪数额的认定，刑法删掉了此前有关按照共犯个人所得数额认定的规定，从而采用以共犯参与数额作为认定共同犯罪人责任的标准。
对于以造成经济损失为犯罪追诉标准之一的部分渎职犯罪，其共同犯罪分子的犯罪数额认定问题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均没有明确规定，主要的司法性文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和200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方面的规定[1]。
（二）现有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按照以上规定处理职务身份犯共犯的刑事责任出现了许多问题，现分述如下：
1.犯罪数额作为责任依据的合理性问题。按照原先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该以各共犯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定罪处罚。但是在实践中，会出现主犯或者有身份者在分赃时比从犯分得少的情况。如张某利用其在国有企业负责原材料处理的职务之便，与无身份的高某合谋侵吞企业原材料，并由张某联系买主后销赃得款10万元，其中张某得3万元，高某得7万元。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张某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直接实施具体犯罪行为，显属主犯，而高某既无职权，又未具体实施犯罪，显属从犯。但是，按照个人所得数额标准裁量，则在量刑中会出现张某获刑较轻，而高某获刑较重的情况，由此引发了罪责刑不相当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数人共同参与贪污，总的犯罪数额达到了5年以上的量刑要求，但是按照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每个人都达不到定罪的数额标准，按照原有的司法解释，可能会出现无法定罪处罚的情况。显然以个人所得犯罪数额作为认定犯罪责任依据其合理性应该予以反思。同样，按照97年以后实行的参与数额的方法来处理，也会出现参与相同、分得不同而责任相同的不合理性。
2.未得犯罪利益的共犯平等责任问题。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共同犯罪中一人或数人只参与作案而未参与分赃的情形。按照97年以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之规定，对未参与分赃的共同犯罪人因为没有所得而可以不承担共同犯罪的责任。而按照97年以后的法律规定，则应当对犯罪的总数额负责。如此不难看到，如果以犯罪总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对于没有获得犯罪利益的人员而言显然有违平等原则；如果以分赃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则对于没有获得犯罪利益的人员而言显然无法入罪。由于刑法在责任认定上没有区分定罪数额和量刑数额，对未得犯罪利益的人员而言，怎么样量刑都会存在罪责刑不相当的问题。
3.无身份者在职务身份犯共犯中的平等责任问题，即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是否平等承担共同职务犯罪的责任问题。虽然有个别法律和不少司法解释规定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职务身份犯罪的共犯，但无身份者在该共同犯罪中的责任是否应当轻于有身份之人的责任，这在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均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毕竟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所构成的是职务身份犯罪的共犯，其中使犯罪得以存在或者完成的关键在于职务行为，而无身份者因为没有该特定之身份，相应也不具有职务行为的条件，故而其对犯罪存在或者完成的作用当然也有别于有身份者。如果按照现行法律所强调的对犯罪总额平等负责的原则，势必形成对无身份者的处罚有不合理性的问题。
4.对于共同挪用公款犯罪以及部分共同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之一的数额认定，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但实践中确实也存在一定认识分歧，如实践中对于共同挪用公款犯罪中使用人的犯罪数额认定存在分歧，即是以其参与谋划，并实际挪出的公款数额为准，还是以其实际使用数额作为其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共同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认定的分歧主要在于因果关系的确定和计算方法问题。立法者之所以未对其明确规定的初衷可能在于这不是法律适用层面的问题，而系操作层面的问题，但从司法指导、统一适用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以司法性文件的形式对此予以明确规范，便于实践操作呢。
二、数额型职务犯罪共犯责任的认定
基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数额型职务犯罪共犯的责任认定的主要标准即数额标准规定存在较多变化和反复，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很多困惑，值此本文就上述问题逐一进行探讨：（一）数额型职务犯罪共犯责任之犯罪数额认定
在大多数常见共同职务犯罪中，犯罪数额是该类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的最主要基础。然而，数额是个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不同分类的数额在其含义上也是大相径庭。笔者认为：与本文探讨的共同犯罪人责任的承担认定有密切关联的数额可分为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平均数额，至于分担数额和综合数额只是责任确定中的做法，并不具有代表性，其中犯罪总额是对共同犯罪的成立以及各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认定的基础和标准，而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平均数额则是在共同犯罪的成立前提下影响各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承担的因素。简言之，犯罪总额关乎共同犯罪之定罪和基准刑确定；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平均数额则关乎共同犯罪各共同犯罪人之量刑。
所谓犯罪总额，是指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总共的犯罪财物总额，它既可以是指共同犯罪所指向的财物数额，也可以是指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而非法实际获得的财物数额。犯罪总额可以客观反映共同犯罪的影响范围和犯罪规模，能够反映出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因为共同犯罪不同于个人犯罪，它是在各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客观上相互配合而共同造成了危害结果，因此各共同犯罪人必须都对最终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共同犯罪成立的前提就是各共同犯罪人共同造成的危害结果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第八章规定的犯罪中，犯罪数额一般都是直接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参考因素。共同犯罪并不等同于单个犯罪的简单相加，全体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决定了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定罪以及刑事责任承担上必须充分结合其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而对其应承担的犯罪数额问题加以认定。所以，应以犯罪总额作为共同犯罪成立的标准。有学者认为，犯罪总额对于组织犯来说，表现为犯罪集团预谋实施的经济犯罪的总数额，简称预谋数额或是组织数额；对于共同实行犯来说，表现为参与数额或称实行数额；对于教唆犯来说，表现为教唆数额，即在教唆犯的教唆下被教唆者所实施的犯罪总额。对于帮助犯来说，表现为帮助数额，即在帮助犯的帮助下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总额{2}。此观点实际上是对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等诸多关于共同犯罪数额问题学说的一个整合，强调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考量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提出的较为科学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
在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对职务身份犯共犯的责任基础法律确定为分得数额，而在1997年以后刑法改分得数额为参与总额，这一更改从社会意义上看，可以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有效威慑职务犯罪行为的出现，为惩治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从刑法理论角度看，这一改变更符合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的“部分行为整体责任”的原则。因为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行为相互配合、互为补充，行为的整体性既是共同犯罪成立的基础，也是各共犯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各共犯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对所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即对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和结果也要承担刑事责任。“部分行为整体责任”的原则不仅可以适用于共同实行犯，而且可以延伸适用于组织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因为在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中，一样强调所有行为的整体性，各人的行为都是对方行为的一部分，故组织犯应对所组织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教唆犯与帮助犯不仅要对自己的教唆、帮助行为负责，而且要对实行犯所实施的，没有超出实行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应当看到，相对于分得数额而言，以犯罪总额作为共同犯罪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所产生的处罚力度的成倍增强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从刑罚经济性角度来论，对职务身份犯共同犯罪人的刑罚适用，有必要进行适度的调整。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责任认定和责任承担除了应当以犯罪总额包括犯罪参与总额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之外[2]，还应该以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作为决定其处罚轻重的因素。刑法第八章规定的犯罪多以犯罪数额作为罪名成立的要件，如前所述，该类罪名共同犯罪的定罪是以犯罪总额作为认定标准，正如有学者提出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适用于分则，因此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刑法第386条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便是指共同受贿所得数额{3}。那么各共犯人责任的认定同时必须契合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仍然以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具体处罚的认定依据，各共犯具体参与实施的经济犯罪数额、具体分赃数额和在未分赃情况下依据犯罪总额按共犯人数分摊的平均数额都应当作为量刑因素。具体来讲，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平均数额是在各共犯人以共同犯罪的犯罪总额定罪基础上，并依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确定首要分子或主、从犯以后，考虑到刑罚公平而再酌情予以考虑量刑的因素。
（二）数额型共同职务犯罪中主从犯的犯罪数额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一般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结合犯罪数额，对于数额型共同职务犯罪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犯罪总额说的标准，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一般主犯，根据具体情况或者按照参与数额说的标准对参与数额承担刑事责任，或者按照犯罪总额说的标准对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的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对此在司
法实践中一般并无异议，而对于从犯的犯罪数额认定，一般按照参与数额说的标准对参与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一定困惑。
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从犯有实行从犯与帮助从犯之分。实行从犯一般对其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有实际分赃情况的，则要再考虑其实际分赃情况选择最终的刑罚。帮助从犯客观上表现为帮助主犯或首要分子实行共同犯罪，因而有可能全程参与共同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从犯是否也如主犯或首要分子一样，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呢？实践中一般均以犯罪总额作为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从犯的刑事责任可能轻于帮助实施犯罪的从犯，从犯的刑事责任可能重于部分主犯的刑事责任，这与社会通常观念不符合。对此，笔者认为，对某一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是确定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大小的第一步，虽然负责的犯罪数额越大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可能越重，但是犯罪数额的大小并不一定就等于共同犯罪人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可能较大，但是如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依然可能实际承担较小的刑事责任。之所以出现最终各共同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量刑不同或者不平衡，并不是上述犯罪总额说、参与数额说理论存在问题，而是在个案适用时，具体认定依据和角度不同以及每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不同所致。正如有学者指出，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因所致{4}。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帮助从犯帮助贪污主犯实施了全部贪污犯罪行为，该从犯参与的贪污犯罪数额就是全部贪污数额的总额，首先应当按照该犯罪总额确定量刑幅度，但同时根据具体案情对其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该从犯依然可能获得一个较轻的处罚。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本是属于第二层面的量刑中的主从犯划分问题成了第一层面定性中的问题；二、如果只是其中一方犯罪既遂，另一方犯罪未遂，如何认定犯罪数额。对此，笔者认为，该情形适用的前提是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是在同一单位、犯罪针对的对象是同一笔公共财产、二者是分别利用各自己的职务便利，因此，在此规定下，只要考虑比较二者在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区分出主从犯就行，对于作用确实相当，则可以核心法益，即国有资产所有权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作为法律保护的核心，从而确定贪污犯罪罪名{5}。其犯罪数额以犯罪既遂的数额认定，如系犯罪未遂则以二人犯罪行为所欲针对的财物数额为依据。
上述司法解释没有解决另一实践问题，即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基于共同犯罪目的，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分别针对各自单位的财物实施犯罪，二者均为共同贪污或者共同职务侵占犯罪的实行犯，假设部分犯罪嫌疑人犯罪既遂，另一方未遂，如何认定未遂者的犯罪形态及犯罪数额，值得思考。笔者认为：一是对于一方既遂、另一方未遂，则以既遂一方为主犯，另一方为主犯确定的罪名之从犯论处，其犯罪数额以既遂数额认定，未遂部分所针对罪名可不评判，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二是对于双分均既遂，虽然二者系利用各自职务便利成功，但另一方在犯罪中有着帮助行为，则双方应互为共犯，其各自既遂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实行数罪并罚，但考虑双方又互为从犯，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三）参与共同犯罪而未分得赃款的共犯责任认定
司法实践中确实在某些共同犯罪中存在个别共犯虽然参与犯罪但并未实际通过犯罪得到赃款或谋得其他利益的情形，如共同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贪污公款后未及时处分赃款、居间介绍使用人与
挪用人共同挪用公款等情形。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按照1997年以前实行分得数额原则来处理，显然因为没有所得而不能成立犯罪，也将不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刑法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理论明显背离。而如果按照1997年以后的参与总额来处理，其刑事责任的大小完全等同于参与共同犯罪的其他共犯，等同于分得共同犯罪所得财物的其他共犯。但是，让一个没有分得犯罪财物的共同犯罪人与其他分得犯罪财物人同等处罚，显然另一个不合理性也由此产生。此外，对于没有分得赃款或者原就不打算获取赃款的帮助犯、教唆犯、甚至实行犯，让其与实行犯以一样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公平。
笔者认为，对于在职务身份犯共同犯罪中参与犯罪却没有分得财款的共同犯罪人的法律适用，应当从定罪和处罚两方面来考虑。首先，在定罪方面，不能单纯以实际获取的犯罪数额作为定罪和责任认定的依据，还是应当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通过全体犯罪人的整体行为所涉及的犯罪总额作为定罪标准。这是共同犯罪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基本理论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刑法对其他共同犯罪所普遍采用的处理方法。例如作为实行犯的共同犯罪人实施犯罪后被当场抓获，为其望风的帮助犯、在家里等候的教唆犯、接应犯可能连犯罪所得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也在承担由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财物或者后果而产生的刑事责任。
其次，在处罚方面，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共犯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作为处罚轻重的原则，结合个别共犯是否实际获取利益作为量刑所应考虑的因素。具体而言：第一，从未得赃款的原因分析。对于那些参与共同犯罪而确实没有分得犯罪财物的共同犯罪人，根据其未分得犯罪财物的原因是来不及分配就被抓获，还是犯罪完成以后确实没有分得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罚。对前者应当与其他共犯同等处罚，如属后者，则应考虑该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否可以成立从犯，即使不能成立从犯，也应考虑其未分得财物的实际情况而给予较其他共同犯罪人更轻的处罚。有学者提出：对于无分赃计划或者共同挥霍没有也无法分清各自用赃数额的，量刑时则考虑平均数额{6}。笔者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第二，从未得赃款的共犯地位分析。对于组织、帮助、教唆他人实施职务犯罪，自己并无获取赃款本意的情况，则应以其组织、帮助和教唆的实行犯具体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作为定罪依据和基准刑依据，然后视其作用大小，确定是否具有主犯、从犯等法定处罚情节以及没有分得赃款的酌定处罚情节，综合予以量刑。
（四）无身份者在共同职务犯罪中的责任认定
共同犯罪的构成是一种修正的犯罪构成，在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都利用了对方身份犯罪的主体资格。同理，对职务身份犯共犯来讲，各共犯人都能利用职务身份犯的主体资格，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是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的{7}，因此对无身份者来讲是否构成职务身份犯共犯并进而予以定罪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是身份问题对于共同犯罪的量刑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具体就是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共同实施某一犯罪时，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在量刑上是否应当有所区别。
依据共同犯罪理论，共犯人是依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责任认定的标准，那么共同犯罪人的特定身份无疑就是作为判断共犯人作用大小的考量因素。因为在职务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中，有身份人与无身份人的最大差别就在于有无特定身份，而这特定身份又是能否实施职务共同犯罪的关键，即便某些职务行为具有可替代性，但根本上还是源自于职务人员的身份和职权。没有职务人员的身份和该身份而具有的职权，职务共同犯罪也就难以产生。因此从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看，有身份者对犯罪产生的作用显然大于无身份者，也就是说无身份者在职务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其所承担的责任也应当轻于有特定职务身份者。至于无身份者如是因组织、指挥或者教唆等行为成为共同职务犯罪的共犯，则可视其组织、指挥以及教唆的作用，认定其为主犯，从而体现罪、责、刑相当。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都在某些犯罪中肯定无身份者也能构成职务身份犯之罪，但在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却没有确定无身份者的责任应当轻于有身份者，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三、数额型职务犯罪共犯责任完善建议
对共同职务犯罪各犯罪人的责任问题探讨在于希望完善相关的立法和司法，本部分试对此略陈
管见。
（一）立法层面的完善建议
完善我国职务犯罪身份犯共犯责任的立法。首先，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立法填补法律关于此间题规定上的空白，并平衡相关罪名之间的关系；其次，必须考虑到要保持现行刑法典的结构稳定，调整之处不宜过多。所以，笔者认为，立法上要明确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以及不同特定身份人员共同实施身份犯罪可以构成共同犯罪的基本原则，并应严格区分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坚持我国刑法总则关于共犯一般性规定基础上，建议以特别规定的形式在刑法分则的第八章和第九章篇尾各增加一条规定，即：伙同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犯本章规定之职务犯罪的，以共犯论处。非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本章规定之职务犯罪，可以从轻处罚。为了进一步对该问题加以明确，可以通过立法解释对“伙同之人”以及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刑罚上的减轻、免除或加重等问题加以具体规定。这样既能保证立法完整又不至于对刑法典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在量刑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性文件中对于一些职务犯罪的追诉标准、经济损失等数额均有所提高，这与现行刑法规定之间存在冲突，此外，根据新的司法解释，滥用职权罪的刑罚与对应的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和抢夺罪等共生罪的刑罚出现明显不平衡现象，不利于突出保护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的执行以及国民对此的信赖这一核心法益，建议提高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和法定刑，特别是提高渎职犯罪的刑罚幅度，并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
（二）司法解释层面的完善建议
第一，区分定罪数额和量刑数额两种标准。建议将犯罪总额作为定罪数额。具体而言：对于组织犯来说，表现为犯罪集团预谋实施的经济犯罪的总数额（即组织总额）；对于共同实行犯来说，表现为参与数额或称实行数额（即参与总额）；对于教唆犯来说，表现为在教唆犯的教唆下被教唆者所实施的犯罪总额（即教唆总额）；对于帮助犯来说，表现为在帮助犯的帮助下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总额（即帮助总额）。建议将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平均数额作为量刑数额。除主犯外，对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可以其实际分得的数额和未分犯罪利益作为具体适用刑罚幅度的标准。
第二，废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同时，建议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相关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的认定条件和计算依据，避免司法不统一。
第三，对无身份者贯彻“同罪不同罚”的认定原则。建议除主犯情形外，对其他情形下的无身份者的责任认定要轻于有身份者，具体以相差一个刑格或幅度为区别档次。
第四，针对职务身份犯再犯可能性不大的特点，同时结合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分子到案后均能交待出其他同种较重罪行的情况，建议对职务身份犯虽非因主动到案，但仍“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坦白情形，作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知识产权刑事案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是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严重侵害。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强与完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颁布司法解释等措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其是大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三种数额的基本概念 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罪”行为进行了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为例，我国刑法中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为其构罪要件之一。在2011年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又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中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进行了规定。 2004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一）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进行了规定，量刑标准中涉及到了“非法经营数额”这个概念。 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于已经销售出去的销售金额的计算，往往是以已经查清的具体销售金额为准，并以此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大。而对于制造、储存、运输或者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的计算标准，由于标准适用不统一及实践中普遍出现的认定难等问题，司法困惑较大。而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等重大问题，所以对其适用的确定性亟需进一步统一明确。 司法解释的认定标准 根据《解释》一中对“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对制造、储存、运输或尚未销售的侵权产品货值金额的计算有三种标准：标价、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和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 标价可通俗理解为标注在侵权产品上的的价格。实践中，有些反映的是侵权产品的价值，有些即可能反映的是被侵权产品的价值。虽然这种方式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侦查办理中，容易计算，但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案件的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及不合理性。 用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来判断非法经营数额，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对行为人构罪的一种推定。实践中是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一种计算方法。但该方法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即侵权产品的实际售价越高，相应的产品质量也会越好，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应是更低，但犯罪嫌疑人却可能因售价高而被处以更重的刑罚，反之亦然。
共同职务犯罪的认定 镇赉县纪委:贾作辉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以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关共同职务犯罪的规定，结合相关《刑法》条文，对共同职务犯罪的案件应视情况而认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无论是利用共同行为人单方或者是双方的职务，都应以国家工作人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共 同职务犯罪分三种情况认定：（1）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实施犯罪的，以国家工作人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2）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职务实施犯罪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3）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各自的职务实施犯罪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处罚。三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非单位人员共同实施的职务犯罪，只能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国家工作人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四是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之间共同实施
的职务犯罪，无论是一个或几个单位的行为人之间，也无论利用的是共同行为人单方的还是双方的职务，都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五是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单位以外的无单位人员共同实施的职务犯罪，只能是利用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的职务，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江苏省规定的几类犯罪数额标准 抢劫罪（刑法第263条） 抢劫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盗窃罪（刑法第264条）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6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罪（刑法第266条）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个人诈骗公私财物4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抢夺罪（刑法第267条） 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聚众哄抢罪（刑法第268条）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敲诈勒索罪（刑法第274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第275条）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挪用资金罪（刑法第272条）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超过三个月为还的或进行营利活动的，以挪用资金3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资金3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资金15000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以挪用资金1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挪用公款罪（刑法第384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进行营利活动的，以挪用公款15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资金2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8000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以挪用公款5万元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 职务侵占（刑法第271条） 以1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1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浅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司法认定 （作者：夏俊杰——红安县检察院） 在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每个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人作为刑事案件的主体，包括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这些区分对于犯罪人的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身处基层检察院，时常碰到涉及从犯认定的司法实务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感觉理论储备不足。有鉴于此，该文以各种刑法理论观点为基础，归纳性、总结性地分析论述了在共同犯罪中应如何认定主从犯、抑或是不区分主从犯的判断标准。 一、共同犯罪的主从犯认定 （一）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共同犯罪而言，二人以上可以共同谋划，互相分工，更易于完成犯罪；也可以商讨对策，相互包庇，更易于逃避侦查，因此往往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共同故意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需要区别对待。理论上，各国刑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为了使罪责相适应，也需要按照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因此，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对共同犯罪进行处罚的前提。为准确理解我国刑法的主从犯规定，有必要首先了解国内外立法确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主要有这些划分方式：(1)二分法，即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种，具体划分又有不同，①分为首犯和从犯，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对“共犯罪者条”解释说：“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②分为正犯和
2015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真题答案及解析（4）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二刑法真题答案及解析，以下为不定项选择题部分。 (一)甲送给国有收费站站长吴某3万元，与其约定：甲在高速公路另开出口帮货车司机逃费，吴某想办法让人对此不予查处，所得由二人分成。后甲组织数十人，锯断高速公路一侧隔离栏、填平隔离沟(恢复原状需3万元)，形成一条出口。路过的很多货车司机知道经过收费站要收300元，而给甲100元即可绕过收费站继续前行。甲以此方式共得款30万元，但骗吴某仅得20万元，并按此数额分成。 请回答第86—88题。 86．关于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定性，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B．聚众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成立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C．锯断隔离栏的行为，即使得到吴某的同意，也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D．锯断隔离栏属破坏交通设施，在危及交通安全时，还触犯破坏交通设施罪 【答案】CD 【考点】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交通设施罪 【解析】A项错误。“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既可能单纯属于故意毁坏财物，也有可能属于寻衅滋事。这种情形是否触犯寻衅滋事罪，关键看该行为是否扰乱了公共秩序。对“公共秩序”学界虽然缺乏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公共秩序属于社会法益，因而一定是与社会公共生活相关、影响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定感、安全感的东西。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对该区域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定感、安全感并无影响，故不能认定甲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对甲的行为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B项错误。对于甲聚众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B选项考查甲是否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而没有问及甲是否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部分考生认为甲的行为聚众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所以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甲的行为并不符合“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这一构成要件，故不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C、D项正确。隔离栏并非吴某的个人财产，因此，即使得到吴某的同意，其同意也不属于犯罪排除事由，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属于故意毁坏财物，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隔离栏属于交通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锯断隔离栏具有破坏交通设施的属性，在该行为危及交通安全时，符合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 87．关于甲非法获利的定性，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擅自经营收费站收费业务，数额巨大，构成非法经营罪 B．即使收钱时冒充国有收费站工作人员，也不构成招摇撞骗罪 C．未使收费站工作人员基于认识错误免收司机过路费，不构成诈骗罪 D．骗吴某仅得20万元的行为，构成隐瞒犯罪所得罪 【答案】BC 【考点】非法经营罪；招摇撞骗罪；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解析】A项错误。甲在高速公路上私开出口，帮助别人逃费并从中获利，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非法经营行为，但是，既难以认定甲的行为具体违反了哪一国家规定，又难以认定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犯罪案件，要依法严格把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适用范围。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
刑事案件判处罚金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罚金是属于一种强制的附加刑，平时有些参加过庭审的公民肯定就有见到过审判长在最后作出宣判的时候，宣判了当事人的有期徒刑以后，还有判处罚金的判决结果。可是罚款不是有做出判决的法院直接保管和使用的，罚款最终也是要上缴国库的。相信很多普通民众都非常的好奇刑事案件判处罚金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一、刑事案件判处罚金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了裁量罚金数额的一般原则，即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但对于罚金的具体数额未作规定。在刑法分则对罚金数额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无限额罚金制。 即指刑法分则仅规定选处、单处或者并处罚金，不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限度，而是由人民法院依据刑法总则确定的原则——根据犯罪情节，自由裁量罚金的具体数额。在无限额罚金的情况下，根据前引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罚金的
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判处罚金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五百元。 ▲2、限额罚金制。 即指刑法分则规定了罚金数额的下限和上限，人民法院只需要在规定的数额幅度内裁量罚金。例如，刑法第170条规定，伪造货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类似规定在刑法分则中为数不少，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 ▲3、比例罚金制。 即以犯罪金额的百分比决定罚金的数额。例如，根据刑法第158条规定，对虚报注册资本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1%以上5%以下罚金。 ▲4、倍数罚金制。 即以犯罪金额的倍数决定罚金的数额。例如，刑法第202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根据这一规定，罚金数额取决于犯罪数额，犯罪数额越大，罚金数额也越高;反之，亦然。 ▲5、倍比罚金制。 即同时以犯罪金额的比例和倍数决定罚金的数额。例如，根据刑法第141条规定，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处3年
网络诈骗集团中业务组长犯罪数额的认定和辩护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家属认为业务组长（经理）不应当对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一辩护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网络诈骗判例，来看法院是如何回应关于业务组长的犯罪数额问题的。 案例一：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7刑终220号刑事判决书 简要案情 黄某2（另案处理）成立鑫千生公司，雇佣苏某、殷某分别担任经理、总监，雇佣缪某等人担任业务组长，负责管理各组业务员。还雇佣了文员、技术员等员工。 上述人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让业务员通过微信发布虚假的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到平台进行投资，并由组长、总监、经理诱骗被害人进一步投资，随后技术人员通过后台操控涨跌致使被害人投资款全部亏损，非法利益合计727708元。 其中，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缪某担任公司二组组长，孟某、朱某、闻某等人担任业务员，期间共骗取被害人195200元。缪某违法获利17000元。 一审宣判后，缪某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其对闻某诈骗的2.12万元不知情，也没有分得赃款，不能计入其诈骗数额。 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缪某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二审法院认为，缪某作为闻某的直接领导者，应对其诈骗数额负相应的责任。 案例二：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书 简要案情
2016年5月以来，被告人朱某成立多家网络科技公司，2017年3月，被告人朱某又伙同被告人张某1、王某经营标房网等网络装修平台网站实施诈骗活动。通过网上招聘销售业务员方式，招聘被告人申某等17人为员工。业务员从中获取底薪和提成，队长从员工业绩中抽取2%至4%提成，主管从全队业绩抽取2%至4%提成并加底薪。 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间，被告人申某在装修卫士、装修宝及标房网工作，先后担任业务员、队长及主管。2017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申某担任主管，负责给员工下任务、督促员工，教员工做假“标”，实际管理公司日常运营，共计诈骗487700元。2017年8月至11月间，被告人贾某先后担任业务员和队长，伙同组员实施诈骗。被告人贾某及其团队共计诈骗108200元。 被告人申某的辩护人提出：申某仅对2017年10月底至11月担任标房网主管期间的诈骗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的辩护人提出：贾某不对部分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责任。 裁判观点 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人申某、贾某的犯罪数额问题，被告人申某2017年5月担任装修卫士及装修宝的主管，2017年10月底担任标房网的主管，其应当对上述平台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2017年8月加入该犯罪团伙，9月担任队长，其应当对所有组员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 律师简析 上述案例中，各被告人按照犯罪团伙主犯计划的诈骗方法，分工合作，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客观行为具有整体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各被告人在共同诈骗故意的支配下，均明知自己和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且按照约定比例分赃，因此各被告人均属于诈骗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研究室曹坚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主要涉及到对共同犯 罪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的认定等问题。 一、共同贪污犯罪中既未遂形态的认定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对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判断与单独贪污犯罪并无区别，只要共同贪污的公共财物已经处于行为人控制的状态，即可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既遂。当然，由于共同贪污犯罪中存在一定的分工，共犯人在共同贪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如何综合全面看待共犯的行为，并继而判断是否达到共同贪污的既遂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亲身犯在贪污犯罪中有所体现，对判断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与否产生了一定影响。试举一例。2005年10月，某镇人民政府为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经区政府同意征用该镇某村1组、2组、9组的耕地，被征地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办理小城镇社会保险，具体工作由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负责办理。犯罪嫌疑人张某、付某、秦某当时分别担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之职，犯罪嫌疑人徐某担任村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委）委员。该村在办理小城镇保险中，确定由村总支书记陆某与村主任张某全面负责，徐某负责整理、收集材料，村会计闵某负责将资料输入电脑并上报给该镇劳动保障中心。同年11月，陆某主持召开了由村委会、总支委两委成员参加的会议，张某、付某、秦某、徐某参加，主要是研究办理小城镇保险等事宜。因张某、付某、秦某、徐某4人均该村1组、2组、9组的村民，均不符合办理条件。会上，张某提出能否趁此机会将他们几个村干部一并办理，付某、秦某、徐某均表示同意，陆某亦未反对。会议定下为6名村干部或家属办理，除4名犯罪嫌疑人外，
关于职务犯罪主体问题的30个刑法规范文件汇编(全) 导语：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一直是困扰职务犯罪办案的难题之一，通过本文将所有关于职务犯罪主体认定的刑法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整理，并按照由近至远的时间顺序对这些文件中关于职务犯罪主体部分的规定进行摘编，供大家在办案时统一查阅。 职务犯罪主体认定刑法规范汇总 目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正)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18号）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印发） 5.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 6.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有单位的内设机构能否构成单位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复（[2006]高检研发8号）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法释〔2005〕10号) 8.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行为人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担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收受贿赂、挪用本单位资金等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法研[2004]38号） 9.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问题的答复（[2004]高检研发第17号）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3〕167号) 11.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非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构成徇私
刑法罪名数额标准（福建） 一、盗窃罪(刑法第264条)【1】【2】 （一）盗窃价值3000元为“数额较大”（特殊情形（1-8）为50%），两年内三次盗窃的，入户盗窃的，携带凶器盗窃的，或者扒窃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盗窃价值6万元为“数额巨大”（特殊情形（3-9）为50%，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盗窃价值30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特殊情形（3-9）为50%，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盗窃未遂，以数额巨大“6万元”的财物为目标的，以珍贵文物为目标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 盗窃馆藏一般文物、三级文物、二级以上文物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件同一级文物可以视为一件高一级文物； 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特殊情形：(1)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2)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3）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4）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5)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6)在医院盗窃病人或
者其亲友财物的；(7)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8)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9)入户盗窃的或携带凶器盗窃的。 二、抢劫罪(刑法第263条)【1】【7】 （一）犯抢劫罪，抢劫一次的，或者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具有下列情节之一，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80%）标准的； 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 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 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 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入户抢劫的；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3.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4.抢劫3次或者抢劫数额巨大（6万元）的； 5.抢劫致人重伤的；
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原则与方法(一) 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罪名约有400余种，其中约有300余种对犯罪数额有具体要求，占到了刑法罪名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些个罪中的犯罪数额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界定，不但影响着量刑的轻重，有的甚至直接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是该种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对于准确适用刑法具有重大影响，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层面均有研究的必要。 一、问题的产生 对于要求犯罪数额的犯罪，刑法理论称之为数额犯。对于数额犯的定义，理论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从数额犯含义的本体出发最为直观的定义是：“在我国刑法中，以一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称为数额犯。”①立足于对数额概念的理解可以界定为：“数额犯是指刑法明文规定以一定的经济价值量或者行为对象的物理量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形态。”②从对犯罪形态的影响角度又可界定为：“数额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数额的发生作为犯罪的成立或犯罪既遂标准的一种犯罪类型。”③尽管各种定义不尽相同，但多是由于定义角度的不同导致，字有微殊而实无迥异，对于以数额作为某些犯罪的必备要件是一致认可的。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的确立，数额在很多犯罪的认定上更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实定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中数额犯生成的法律根据源自于《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新刑法将数额作为广义上的情节，并由此成为划分罪与非罪的基准线，成为出罪与入罪的门槛，而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反过来又成为了《刑法》但书的具体化。纵观刑法典中的所谓数额犯，几乎全部由此框定。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国刑事立法体系在犯罪构成的设置上，没有采用国外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通行做法，而是由立法既作定性规定又作定量要求，堪称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其中，许多涉及财产或经济利益的犯罪是以一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标准的，成为我国刑法上一种独特的犯罪类型。”④由于数额犯的数量庞大，在实践中又大多属于高发型犯罪，因此，其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国新刑法的显著特点之一。有学者对此评价为：“中国刑法特别注重以犯罪结果、犯罪金额等客观指标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因此它具有偏向客观的色彩，其特点是一种客观化的模式。”⑤ 毋庸讳言，这样的立法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不能算是体系严密的，并由此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划分却是基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体系的固有特点。我国刑法体系中没有类似外国刑法中重罪、轻罪、违警罪等不同层级的划分，我国刑法典确立的犯罪全部属于重罪，除此之外，便是违法行为。这样的结果便是大量的轻罪与微罪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仅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其结果就是，实践当中大量地将性质相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异的行为作为不同性质的行为处理。尤其是在数额犯中，现行立法的实质是将量的差别上升为质的差异，由此，数额标准的重要性得到了质的提升。此即我国目前刑法体系中关于数额犯的基本原理，其对于罪与非罪的划分是基于现行刑事立法体系而设定的，尽管在法理上不够严密、严谨，但在现阶段无法对刑事立法、司法体系作出重大变革的情形下，仍不失为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案。因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虑，既然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那么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数额犯亦可谓最不坏的制度选择之一。 二、原则与方法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⑥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大多数财产犯罪、经济犯罪而言，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意义。”⑦犯罪数额标准的确定，从社会控制角度而言，是划定犯罪圈的立法活动。由于该
张明楷：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认定方法 张明楷：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认定方法 《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摘要】我国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存在不区分不法与责任、不区分正犯与狭义的共犯、不分别考察参与人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等三个特点，这种认定方法导致难以解决诸多复杂案件。认定共同犯罪应当采取相反的方法：其一，共同犯罪的特殊性仅在于不法层面，应当以不法为重心认定共同犯罪；至于其中的责任判断，则与单个人犯罪的责任判断没有区别。其二，正犯是构成要件实现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应当以正犯为中心认定共犯；当正犯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包括危险）时，只要参与人的行为对该结果做出了贡献，就属于不法层面的共犯。其三，只有当参与人的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时，才承担既遂犯的刑事责任，故共同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因果性为核心。完全没有必要提出和回答“共同犯罪犯的是什么罪”之类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可以淡化“共同犯罪”概念。 一、传统认定方法的缺陷 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者单位”；第二，“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否则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三，“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显然，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是，不区分共同犯罪的不同形态，统一确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符合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的，即认定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中的参与人便是共犯人。 （一）混合认定共同犯罪的缺陷
混合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同时在不法与责任层面认定共同犯罪，而且先判断责任，再判断不法。这种认定方法存在明显缺陷。 1.不利于处理没有责任的人参与共同犯罪的案件 例1：15周岁的甲入户盗窃时，请17周岁的乙为其望风。在乙的帮助下，甲顺利窃取了丙的2万元现金。按照通说，由于甲没有达到责任年龄，故甲与乙不成立共同犯罪，对乙不能以共犯论处。但是，这种结论不能被人接受。既然乙为16周岁的盗窃犯望风应以盗窃罪论处，那么，当其为15周岁的人望风时，也应以盗窃罪论处。或许有人认为，对乙的行为可以直接以单个人犯盗窃罪论处。然而，其一，对乙不可能以直接正犯论处，因为乙没有直接实施将丙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实行行为，其望风行为根本不符合盗窃罪直接正犯的条件。其二，对乙也不可能以间接正犯论处，因为只有作为幕后人控制或者支配了构成要件实现的人，才是间接正犯。乙应邀为甲望风的行为，不可能成立间接正犯。由此可见，传统方法不利于共犯的认定。当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缺乏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其他责任要素时，也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 2.不利于处理他人参与本犯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案件 例2：本犯甲盗窃大型赃物后，需要特殊工具分割赃物以便窝藏；乙知道真相却将特殊工具提供给甲，甲使用该工具顺利分割、窝藏了赃物。乙的行为是否成立赃物犯罪？按照传统观点，本犯不能成为赃物犯罪的主体，于是，乙与甲不构成共同犯罪。乙的行为也不是赃物犯罪的实行行为，故不成立赃物犯罪。但是，这种结论难以被人接受。 （二）整体认定共同犯罪的缺陷 整体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将二人以上的行为作为整体，进而判断该整体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并且同时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得出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之后，对各共犯人按照该犯罪定罪，接着再考虑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依此量刑。这种认定方法存在诸多问题。 1.难以判断“共同的”犯罪行为
沈源：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及审查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它的本质特点是犯罪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当前，职务犯罪案件不断攀升，腐败问题日益突出。预防腐败、打击职务犯罪已成为司法工作的重要任务。证据是司法机关定罪判刑的依据，是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惩治犯罪的基础和前提。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审查、认定证据是惩治职务犯罪的关键。山阳县检察院反贪局近年来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始终严格证据标准、注重案件质量，所办理的案件有罪判决率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在证据审查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形成了行之有效定的证据审查工作方式。现在笔者就将结合案例从职务犯罪的特点、证据的主要表现及证据审查这几个方面予以叙述。一、职务犯罪的特点职务犯罪是指负有管理职能的人员利用管理职权 所实施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的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主要表现为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它的主要特点是：1、犯罪主体特殊。职务犯罪的行为人必须是具有“从事公务”的身份。在我国，职务犯罪的主体大多数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中又以领导干部居多。2、犯罪行为与职务具有密切联系。职务犯罪与行为人的职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主要
表现为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行为；二是滥用职权；三是不正确履行职权。3、手段的智能化。作为职务犯罪主 体的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智能水平，并且熟悉与其职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为实施智能化犯罪行为奠定了基础。二、职务犯罪证据的主要表现证据是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和审查，以及定罪判刑的依据，是司法人员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惩治犯罪的基础和前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项《规定》），明确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有七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职务犯罪是凭借职务行为进行掩护或利用职务加以掩盖进行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多数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以具体的人或物为侵害对象，因而大多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又因为职务犯罪是特殊主体的智能型犯罪，有些主体还熟悉法律，懂得侦查技能，加上有一定的职权和社会地位，反侦查能力较强，很少留有实物证据。即使存在某些实物证据，犯罪人也有充分的实践、并利用手中的权利加以毁灭或掩盖，这也必然导致职务犯罪很少留下
河北省部分刑事案件数额、数量认定标准 1、盗窃 2、抢夺 3、敲诈勒索 4、诈骗 5、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 6、非法经营食盐犯罪案件 7、办理盗销自行车案件的执法意见 河北省盗窃案件数额认定标准 （1998年5月12日冀高法…1998?43号）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八百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一万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五万元为起点。 河北省抢夺刑事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冀高法发…2002?1号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八百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河北省敲诈勒索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2000年7月21日冀高法…2000?134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我省关于敲诈勒索数额执行标准： 一、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二千元为起点； 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二万元为起点。 河北省诈骗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1997年1月14日冀高法［1997］16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32号文件第一条要求，联系我省实际情况，经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我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具体数额标准一般为：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三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四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标准执行。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的通知（2001年5月30日冀高法…2001?118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通过，现就确定的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通知如下，望遵照执行。
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摘要：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欢迎阅读： 盗窃罪专题：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如果遇到刑事辩护相关法律问题，可以到法律直通车找专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 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 案情：廖某和范某约好于2005年8月21晚凌晨到高某家中盗窃，廖某和范某顺利盗得财物后准备逃走，范某正要离开时即被被害人抓住,范某为了挣脱逃跑，暴力击伤被害人后逃跑。 分析：本案中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范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但是廖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夺罪，只构成盗窃罪，因为在本案中，廖某和范某都有盗窃的故意，但是没有抢劫的故意，范某为了抗拒抓捕而实施的暴力行为廖某并不知情，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范某的行为是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综上，对廖某的行为应该谨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不应转化为抢劫罪。 相关知识：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方法以外的其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方法。凡年满14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构成抢劫罪的主体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财物的行为。数额较大是构成盗窃罪的要件之一，对于偶尔一两次进行盗窃，且财物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一般不能以盗窃罪判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奇罪”，并不要求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构成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三类行为之一，均可成为转化型抢劫的前提，因为“两高”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批复》中指出：“在司法局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定罪处罚。本案本条中的“当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实施盗窃、抢夺或诈骗行为的现场;二是指一离开现场就被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在追捕过程中行为人使用暴力亦为“当场”使用暴力。 事实上每个案件都是各不相同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刑事辩护方面的问题不明白时，可以找我们的刑事辩护律师进行律师免费咨询,他们会为您解决相关问题。
公务员常见职务犯罪 编辑丨笑语盈盈 一、职务犯罪相关知识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职务犯罪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实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要理解这一概念就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二，职务犯罪是一种利用职权的犯罪，其本质特征就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没有利用职权，就不是职务犯罪。 第三，职务犯罪是一种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如果该行为只是应受行政处分，则不构成职务犯罪。 （二）职务犯罪的种类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划分为三大类：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第八章规定了十二个罪名，包括：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 渎职犯罪在我国刑法第九章规定了三十四个罪名，包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罪、私放在押人员罪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有七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搜查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报复陷害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破坏选举罪。 （三）职务犯罪的危害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表现，是严重的腐败形式。职务犯罪严重侵害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和工作秩序，破坏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关系，败坏政府的威信，损害公众利益，具有严重的危害性：第一，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二，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治；第三，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损失和流失，破坏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造成市场的失控或混乱，危害改革开放，破坏社
湖南省几类常见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近年来，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湖南省制定了几类常见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经多方搜集，整理出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1、盗窃罪 湖南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二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五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十万元。 2、抢劫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抢劫罪“抢劫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参照各地确定的盗窃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执行。湖南省确定的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标准为五万元，故抢劫罪数额巨大的标准也为五万元。 3、诈骗罪 湖南省办理诈骗公私财物执行具体数额标准如下：数额较大的起点为人民币五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为人民币五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人民币五十万元。 4、抢夺罪 湖南省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二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三十万元。 5、敲诈勒索罪
湖南省办理敲诈勒索犯罪案件执行的数额标准确定如下：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六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十万元。 6、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湖南省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执行数额标准确定如下：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六千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四万元以上的为湖南省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第一款规定恶意欠薪罪的“数额较大”标准。 7、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湖南省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人民币六千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认定标准 罪名涉 及 条 款 量刑标准 数额起点 有关司法解释 数额较 大 数额巨 大 数额特 别巨大 盗 窃罪264 数额较大或多 次盗窃的 三年以下至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1千至3 千（3次 为多次） 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盗窃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2013.4.4）数额巨大或有 其他严重情节 的 三年至十年，并处 罚金 3万至 10 万 抢劫罪 中数额 巨大以 此为准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 十年到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 财产 30万至 50万 具有以下两种 情形之一 无期徒刑或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1.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 2.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 诈 骗罪266 数额较大的 三年以下至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3千至1 万《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11.2.21) 数额巨大或有 其他严重情节 的 三年至十年，并处 罚金 3万至 10万 数额特别巨大 或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 十年至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 财产 50万 抢 夺罪267 数额较大的 三年以下至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5百至2 千最高人民法院 2002年7月20 日起施行的《关 于审理抢夺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数额巨大或有 其他严重情节 的 三年至十年，并处 罚金 5千至2 万 数额特别巨大 或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 十年至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 财产 3万至10 万 携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论处 侵 占罪270 数额较大，拒 不退还的 二年以下、拘役或 罚金 5千至1 万 数额巨大或有 其他严重情节 的 二至五年，并处罚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