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的认定
林清红
犯罪数额问题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并不明确，甚至实践操作中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包括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损失数额、数量，我们对此逐一分析。
一、销售金额
根据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有观点认为，“销售”应以交付货物并收回价款，即“银货两讫”为必要条件。我们认为，根据合同法相关理论，“销售”并不意味着必然已经交付货物，只要签定了合同或者约定了价格即可；且“应得收入”的表述暗含了“销售”可以包括售出货物而未收款的情况。
销售金额应包含行为人生产、销售所投入的成本及各种费用。此处的“应得”，指假冒商品已经交付买方或者交付运输，但是行为人尚未收到货款或者货款已经成为行为人的债权等情况。
二、货值金额
货值金额有四种计算方法：一是只要能查明实际销售价格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二是无法查明实际销售价格，但有标价的，按标价计算；三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四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和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这四种方法不是任选性的，而应是递进性的，即只有在按照前种方法无法认定伪劣产品的价格时，才应适用后种方法计算。⑴关于假冒商品没有标价同时又难以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认定问题，调研显示，如果参照被假冒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就会出现已售假冒商品金额标准低，待售假冒商品金额标准高的尴尬局面。为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建议按照如下步骤认定“货值金额”：1、被侵权产品的价格认定，应该由该地区依法设立的各级价格核定机构依法进行；
2、标价明显不可信的，该标价不应作为认定依据。对涉案侵权产品从款式和品质与被侵权产品有明显差距、销售价格与正品相差悬殊的，可按已经查清的相同品质的侵权产品市场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涉案侵权产品从款式和品质与被侵权产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其价格按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
3、对尚未形成国内市场价格、但有国际市场价格的，可以将国际市场价格作为确定侵权产品价格的基础，考虑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可能的价格，结合涉案产品的具体情况确定货值金额。
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根据司法解释此时应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但假冒商品与真品之间价格悬殊，特别是假冒国际知名商标的商品与正品（奢侈品）之间售价差额悬殊，量刑时难以选择适当的刑罚，还会造成犯罪既遂、未遂被告人罪刑不均衡，可能出现对未遂犯的量刑反而过重的情况。对此，我们认为，对没有标价和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情况下，应当分不同情形处理。对于以假充真型的销售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假冒产品质量较高，其销售价格也接近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消费者误以为犯罪嫌疑人销售的是正品而购买。这种行为具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欺诈性质，不但
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损害了被侵权人的市场份额，应当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对于知假买假型的销售行为，犯罪嫌疑人的销售价格往往远低于被侵权产品的价格（价格相差悬殊），消费者不但清楚其所购买的是假冒产品，而且正是因为其低廉的价格而购买。如果与正品价格相差无几，消费者不会愿意去购买。这种情形下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损失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是没有损失市场份额，此时如果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就会带来上述罪行不均衡的后果。这种情形我们建议司法机关应当委托鉴定机构，根据同品质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对假冒产品的实际价格进行鉴定，并以此价格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三、违法所得数额
“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标准，是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和假冒专利罪的重要罪量要素。在刑法范围内，我国尚无对“违法所得数额”的明确解释。
在行政法学领域，对“违法所得”的解释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所得”不应扣除成本。主要理由是：没收违法所得仅是对当事人非法财产的剥夺，即使当事人持有的非法财产是其合法资本的物化，但因为其具有违法性，因而必须剥夺，其形式便表现为由法定行政机关没收并上缴国库。由此可见，没收违法所得这一行政处罚手段针对的是当事人通过违法行为获得的具体体现为金钱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所得”不应包括成本。主要理由是我国现有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都认为违法所得是指非法获利，将成本剔除于“违法所得”之外，是具有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根据的。
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而言，我们认为将“违法所得数额”解释为纯获利数额并不妥当，宜将其理解为包括成本在内的全部所得。具体认定时应注意：1、未获得的违法收入或无违法收入的，不应视为违法所得数额；2、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获得的加工费、运输费、保管费及已得或应得的销售收入应计入违法所得；3、获利数额存在毛利与纯利，除非有证据证明侵犯著作权、假冒商标等犯罪有纳税行为，否则，获利数额都应当以毛利进行计算。
四、重大损失
如何计算因侵犯商业秘密而造成的重大损失，实践中分歧较大，计算的方法也各异，导致了量刑的不均衡。
侵犯商业秘密被视为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明确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明确规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第20条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侵害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权利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其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0条的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我们认为，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被害人遭受的重大损失，应指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包括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商业秘密是一种能够
带来经济利益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属于无形资产，非法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通常表现为权利人现实的利益和合理预期的利益丧失，如市场份额被消减、权利人竞争力减弱、开发成本不能收回等，从而使权利人遭受物质损失的具体数额难以精确计算，一般是参照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数额确定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的认定，一般遵循以下原则：（1）对于能够计算权利人的损失的，应当计算权利人的损失数额；（2）权利人的损失数额难以计算的，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犯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实际利润认定为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和侵权人所获得的实际利润均难以查实，这就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作出合理的认定，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是取得商业秘密的成本，如开发、研制商业秘密的成本，保护商业秘密的合理支出费用等：其次是侵权人使用商业秘密之前的获利状况与使用之后的获利大小；最后还应考虑商业秘密新颖性的程度、商业秘密的生命周期及其所处阶段、市场竞争状况和市场前景等因素，以确定合理预期的未来收益。⑵
五、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从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分析，“违法所得数额”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的唯一依据，⑶且司法实践中查处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查获的都是待售的侵权复制品，因而无法计算违法所得。鉴于此，有些地方的司法实践对销售盗版光盘行为的违法所得数额计算作了变通规定，以较易量化的“张”数论，即对于盗版光盘违法所得达10万元以上、或已售盗版光盘1.5万张以上、或已售待售盗版光盘累计达3万张以上的，可以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⑷这种做法既是从司法实践的实际出发，同时也有其合理之处。
（一）将数量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要件，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根本特征，但是以行为人违法所得的多少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的唯一标准，不能全面体现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同样的违法所得背后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可能差距悬殊。违法所得数额体现的只是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部分危害性，而违法所得背后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才真正体现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行为人甲通过销售盗版光碟5万张获利20万元，而行为人乙销售同种盗版光碟，因为薄利多销，销售了10万张才获利20万元，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10万张盗版光碟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5万张，但按照现行的刑法规定，二人所获得的刑罚应当是相同的。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销售同样数量的同种侵权复制品，仅因为个体销售价格的不同而导致罪与非罪的根本差异。因此如果仅仅依照违法所得定罪量刑，就可能使得同样的违法行为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导致罪责不一。而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具体数量标准作为该罪的定罪要件，能够准确体现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社会危害性，真正做到罚当其罪，严密法网。
（二）将数量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要件，能够解决该罪与非法经营罪的矛盾。有人认为，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间在适用时并不存在矛盾，反而是起到了弥补的作用，即在行为人在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达不到数额巨大的标准、或者无法查明违法所得只能查明待销售的侵权复制品数量时，可将该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因为非法经营罪的入罪门槛远低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标准。但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轻罪不能构成时却反而能用重罪处罚。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入罪条件不完备导致了该矛盾。一方面，非法经营罪的追诉标准为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要求必须达到“数额巨大”（十万元以上）。另一方面，非法经营罪的定罪要件不仅包括
违法所得，还包括经营数额、侵权复制品的数量，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只能以违法所得为定罪要件。如果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作为该罪的定罪要件，那么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矛盾，做到罚当其罪。
（三）将数量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要件符合刑法的体系解释。刑法的体系解释是指将被解释的刑法条文放在整部刑法中乃至刑法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刑法。⑸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因此，二百一十七条是源头犯罪，而二百一十八条是下游犯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直接的行为对象是侵犯著作权罪中的侵权复制品，而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要件不但包括违法所得数额，而且还包括了其他严重情节，即“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品数量合计五百张（份）以上的”。同样都是侵权复制品，侵犯著作权罪既可以以违法所得作为定罪要件，又可以以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作为定罪要件，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却只能仅仅以违法所得作为定罪要件。这样的规定虽然有利于打击源头犯罪，但是使下游犯罪的认定范围大大缩小，对销售行为有放纵之嫌。从刑法解释的方法角度看，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在定罪时对数量或者数额的解释应当与侵犯著作权罪一致，都应当将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作为定罪要件，保持刑法体系前后的统一性。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郭清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载《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4集。
⑵吴小军、江显和：《李宁侵犯商业秘密案》，载《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1集。
⑶《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⑷上海市高院刑二庭、上海市检察院公诉处《关于贩卖盗版光盘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意见（试行）》（沪高法刑二[2006]1号）（2006年1月20日）。
⑸周洪波：《刑法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载《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4期。
【作者介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2年第4期
知识产权刑事案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是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严重侵害。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强与完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颁布司法解释等措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其是大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三种数额的基本概念 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罪”行为进行了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为例，我国刑法中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为其构罪要件之一。在2011年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又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中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进行了规定。 2004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一）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进行了规定，量刑标准中涉及到了“非法经营数额”这个概念。 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于已经销售出去的销售金额的计算，往往是以已经查清的具体销售金额为准，并以此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大。而对于制造、储存、运输或者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的计算标准，由于标准适用不统一及实践中普遍出现的认定难等问题，司法困惑较大。而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等重大问题，所以对其适用的确定性亟需进一步统一明确。 司法解释的认定标准 根据《解释》一中对“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对制造、储存、运输或尚未销售的侵权产品货值金额的计算有三种标准：标价、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和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 标价可通俗理解为标注在侵权产品上的的价格。实践中，有些反映的是侵权产品的价值，有些即可能反映的是被侵权产品的价值。虽然这种方式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侦查办理中，容易计算，但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案件的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及不合理性。 用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来判断非法经营数额，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对行为人构罪的一种推定。实践中是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一种计算方法。但该方法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即侵权产品的实际售价越高，相应的产品质量也会越好，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应是更低，但犯罪嫌疑人却可能因售价高而被处以更重的刑罚，反之亦然。
江苏省规定的几类犯罪数额标准 抢劫罪（刑法第263条） 抢劫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盗窃罪（刑法第264条）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6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罪（刑法第266条）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个人诈骗公私财物4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抢夺罪（刑法第267条） 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聚众哄抢罪（刑法第268条）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敲诈勒索罪（刑法第274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第275条）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挪用资金罪（刑法第272条）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超过三个月为还的或进行营利活动的，以挪用资金3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资金3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资金15000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以挪用资金1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挪用公款罪（刑法第384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进行营利活动的，以挪用公款15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资金2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8000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以挪用公款5万元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 职务侵占（刑法第271条） 以1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1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浅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司法认定 （作者：夏俊杰——红安县检察院） 在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每个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人作为刑事案件的主体，包括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这些区分对于犯罪人的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身处基层检察院，时常碰到涉及从犯认定的司法实务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感觉理论储备不足。有鉴于此，该文以各种刑法理论观点为基础，归纳性、总结性地分析论述了在共同犯罪中应如何认定主从犯、抑或是不区分主从犯的判断标准。 一、共同犯罪的主从犯认定 （一）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共同犯罪而言，二人以上可以共同谋划，互相分工，更易于完成犯罪；也可以商讨对策，相互包庇，更易于逃避侦查，因此往往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共同故意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需要区别对待。理论上，各国刑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为了使罪责相适应，也需要按照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因此，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对共同犯罪进行处罚的前提。为准确理解我国刑法的主从犯规定，有必要首先了解国内外立法确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主要有这些划分方式：(1)二分法，即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种，具体划分又有不同，①分为首犯和从犯，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对“共犯罪者条”解释说：“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②分为正犯和
2015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真题答案及解析（4）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二刑法真题答案及解析，以下为不定项选择题部分。 (一)甲送给国有收费站站长吴某3万元，与其约定：甲在高速公路另开出口帮货车司机逃费，吴某想办法让人对此不予查处，所得由二人分成。后甲组织数十人，锯断高速公路一侧隔离栏、填平隔离沟(恢复原状需3万元)，形成一条出口。路过的很多货车司机知道经过收费站要收300元，而给甲100元即可绕过收费站继续前行。甲以此方式共得款30万元，但骗吴某仅得20万元，并按此数额分成。 请回答第86—88题。 86．关于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定性，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B．聚众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成立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C．锯断隔离栏的行为，即使得到吴某的同意，也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D．锯断隔离栏属破坏交通设施，在危及交通安全时，还触犯破坏交通设施罪 【答案】CD 【考点】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交通设施罪 【解析】A项错误。“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既可能单纯属于故意毁坏财物，也有可能属于寻衅滋事。这种情形是否触犯寻衅滋事罪，关键看该行为是否扰乱了公共秩序。对“公共秩序”学界虽然缺乏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公共秩序属于社会法益，因而一定是与社会公共生活相关、影响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定感、安全感的东西。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对该区域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定感、安全感并无影响，故不能认定甲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对甲的行为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B项错误。对于甲聚众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B选项考查甲是否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而没有问及甲是否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部分考生认为甲的行为聚众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所以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甲的行为并不符合“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这一构成要件，故不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C、D项正确。隔离栏并非吴某的个人财产，因此，即使得到吴某的同意，其同意也不属于犯罪排除事由，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属于故意毁坏财物，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隔离栏属于交通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锯断隔离栏具有破坏交通设施的属性，在该行为危及交通安全时，符合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 87．关于甲非法获利的定性，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擅自经营收费站收费业务，数额巨大，构成非法经营罪 B．即使收钱时冒充国有收费站工作人员，也不构成招摇撞骗罪 C．未使收费站工作人员基于认识错误免收司机过路费，不构成诈骗罪 D．骗吴某仅得20万元的行为，构成隐瞒犯罪所得罪 【答案】BC 【考点】非法经营罪；招摇撞骗罪；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解析】A项错误。甲在高速公路上私开出口，帮助别人逃费并从中获利，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非法经营行为，但是，既难以认定甲的行为具体违反了哪一国家规定，又难以认定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犯罪案件，要依法严格把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适用范围。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
前言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理清诈骗罪的构罪逻辑之后，不难发现，从理论上来说，辩护人如果能够论证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他人没有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给付财物，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便能够得出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结论。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总结了法院认定无罪的裁判要旨，以供需者参考。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中介服务关系，就算行为人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也不能直接将“被害人”支付的佣金当做“运作费”，进而认定行为人存在诈骗行为 在中介服务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于认知偏差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欺诈，就以行为人诈骗为由报案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被害人”欲通过刑罚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况下，辩护人需要认真审查以下内容： （1）双方是否有合同、合同内容是什么； （2）钱款支付方式，如果是分几次支付的，支付的时间间隔及每次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3）双方当事人曾经有无类似交易、合作； （4）在案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的言词证据； （5）如果有相关项目的，还要审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另外，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行为人可能会存在夸大其人脉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夸大的介绍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
（2018）琼刑终35号刑事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虚构其通过领导关系可以帮被害人拿到工程项目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十起诈骗犯罪事实均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本案中，“被害人”向张泰发汇款的时间及数额存在多处疑点。首先，唐某、王某2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高度一致。其次，李某先后11次汇款给张泰发。三人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跨度长，且李某汇款11次零整不等，更符合还债的方式。另外，张泰发曾为唐某、王某2揽到工程，且三人此次报案所称被骗的“工程项目”不具体，名称模糊。 二、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诈骗。对外，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对内，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而进行代理的行为。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有追认权和拒绝权，相对人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不管是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对外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行为人的目的是与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建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至于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2013）云新法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冯炯与冯中强系父子关系，在未有冯中强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人冯炯与何艳娟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将包括其及冯中强2.3亩水田在内的共3亩水田租赁出去。法院认为，即被告人冯炯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
刑事案件判处罚金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罚金是属于一种强制的附加刑，平时有些参加过庭审的公民肯定就有见到过审判长在最后作出宣判的时候，宣判了当事人的有期徒刑以后，还有判处罚金的判决结果。可是罚款不是有做出判决的法院直接保管和使用的，罚款最终也是要上缴国库的。相信很多普通民众都非常的好奇刑事案件判处罚金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一、刑事案件判处罚金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了裁量罚金数额的一般原则，即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但对于罚金的具体数额未作规定。在刑法分则对罚金数额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无限额罚金制。 即指刑法分则仅规定选处、单处或者并处罚金，不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限度，而是由人民法院依据刑法总则确定的原则——根据犯罪情节，自由裁量罚金的具体数额。在无限额罚金的情况下，根据前引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罚金的
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判处罚金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五百元。 ▲2、限额罚金制。 即指刑法分则规定了罚金数额的下限和上限，人民法院只需要在规定的数额幅度内裁量罚金。例如，刑法第170条规定，伪造货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类似规定在刑法分则中为数不少，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 ▲3、比例罚金制。 即以犯罪金额的百分比决定罚金的数额。例如，根据刑法第158条规定，对虚报注册资本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1%以上5%以下罚金。 ▲4、倍数罚金制。 即以犯罪金额的倍数决定罚金的数额。例如，刑法第202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根据这一规定，罚金数额取决于犯罪数额，犯罪数额越大，罚金数额也越高;反之，亦然。 ▲5、倍比罚金制。 即同时以犯罪金额的比例和倍数决定罚金的数额。例如，根据刑法第141条规定，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处3年
网络诈骗集团中业务组长犯罪数额的认定和辩护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家属认为业务组长（经理）不应当对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一辩护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网络诈骗判例，来看法院是如何回应关于业务组长的犯罪数额问题的。 案例一：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7刑终220号刑事判决书 简要案情 黄某2（另案处理）成立鑫千生公司，雇佣苏某、殷某分别担任经理、总监，雇佣缪某等人担任业务组长，负责管理各组业务员。还雇佣了文员、技术员等员工。 上述人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让业务员通过微信发布虚假的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到平台进行投资，并由组长、总监、经理诱骗被害人进一步投资，随后技术人员通过后台操控涨跌致使被害人投资款全部亏损，非法利益合计727708元。 其中，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缪某担任公司二组组长，孟某、朱某、闻某等人担任业务员，期间共骗取被害人195200元。缪某违法获利17000元。 一审宣判后，缪某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其对闻某诈骗的2.12万元不知情，也没有分得赃款，不能计入其诈骗数额。 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缪某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二审法院认为，缪某作为闻某的直接领导者，应对其诈骗数额负相应的责任。 案例二：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书 简要案情
2016年5月以来，被告人朱某成立多家网络科技公司，2017年3月，被告人朱某又伙同被告人张某1、王某经营标房网等网络装修平台网站实施诈骗活动。通过网上招聘销售业务员方式，招聘被告人申某等17人为员工。业务员从中获取底薪和提成，队长从员工业绩中抽取2%至4%提成，主管从全队业绩抽取2%至4%提成并加底薪。 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间，被告人申某在装修卫士、装修宝及标房网工作，先后担任业务员、队长及主管。2017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申某担任主管，负责给员工下任务、督促员工，教员工做假“标”，实际管理公司日常运营，共计诈骗487700元。2017年8月至11月间，被告人贾某先后担任业务员和队长，伙同组员实施诈骗。被告人贾某及其团队共计诈骗108200元。 被告人申某的辩护人提出：申某仅对2017年10月底至11月担任标房网主管期间的诈骗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的辩护人提出：贾某不对部分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责任。 裁判观点 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人申某、贾某的犯罪数额问题，被告人申某2017年5月担任装修卫士及装修宝的主管，2017年10月底担任标房网的主管，其应当对上述平台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2017年8月加入该犯罪团伙，9月担任队长，其应当对所有组员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 律师简析 上述案例中，各被告人按照犯罪团伙主犯计划的诈骗方法，分工合作，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客观行为具有整体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各被告人在共同诈骗故意的支配下，均明知自己和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且按照约定比例分赃，因此各被告人均属于诈骗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研究室曹坚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主要涉及到对共同犯 罪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的认定等问题。 一、共同贪污犯罪中既未遂形态的认定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对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判断与单独贪污犯罪并无区别，只要共同贪污的公共财物已经处于行为人控制的状态，即可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既遂。当然，由于共同贪污犯罪中存在一定的分工，共犯人在共同贪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如何综合全面看待共犯的行为，并继而判断是否达到共同贪污的既遂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亲身犯在贪污犯罪中有所体现，对判断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与否产生了一定影响。试举一例。2005年10月，某镇人民政府为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经区政府同意征用该镇某村1组、2组、9组的耕地，被征地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办理小城镇社会保险，具体工作由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负责办理。犯罪嫌疑人张某、付某、秦某当时分别担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之职，犯罪嫌疑人徐某担任村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委）委员。该村在办理小城镇保险中，确定由村总支书记陆某与村主任张某全面负责，徐某负责整理、收集材料，村会计闵某负责将资料输入电脑并上报给该镇劳动保障中心。同年11月，陆某主持召开了由村委会、总支委两委成员参加的会议，张某、付某、秦某、徐某参加，主要是研究办理小城镇保险等事宜。因张某、付某、秦某、徐某4人均该村1组、2组、9组的村民，均不符合办理条件。会上，张某提出能否趁此机会将他们几个村干部一并办理，付某、秦某、徐某均表示同意，陆某亦未反对。会议定下为6名村干部或家属办理，除4名犯罪嫌疑人外，
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 一、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罪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根据2010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监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最新司法解释，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以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起点。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诈骗罪并不限于骗取有体物，还包括骗取无形物与财产性利益。根据刑法第2l0条的有关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门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成立诈骗罪。 二、诈骗罪与其他几个罪名的区分 （一）诈骗罪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区别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犯罪，是指为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威信和正常活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
这里规定的“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职位，或者某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冒用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职位的行为。本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人冒充的对象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冒充的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构成本罪。这里的“招摇撞骗”，是指行为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以假冒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处炫耀，利用人们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信任，骗取地位、荣誉、待遇以及玩弄女性等。 根据情节轻重，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犯罪规定了两档处刑：１．一般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２．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情节严重的”，主要是指多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的；造成恶劣影响，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和威信的；造成被骗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等等。 另外，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从重处罚的规定。 实践中，应当注意区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犯罪与诈骗犯罪的界限。诈骗犯罪骗取的对象只限于公私财物，并且要求财物达到一定的数额，侵害的是公私合法财产利益；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犯罪骗取的对象主要不是财产，而是财产以外的其他利益，如地位、待遇等，侵害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和形象。如果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骗取财物，应当以诈骗罪处罚。 （二）诈骗罪与借贷行为的界限 借款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期拖欠不还的，或者编造谎言或隐瞒真
刑法罪名数额标准（福建） 一、盗窃罪(刑法第264条)【1】【2】 （一）盗窃价值3000元为“数额较大”（特殊情形（1-8）为50%），两年内三次盗窃的，入户盗窃的，携带凶器盗窃的，或者扒窃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盗窃价值6万元为“数额巨大”（特殊情形（3-9）为50%，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盗窃价值30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特殊情形（3-9）为50%，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盗窃未遂，以数额巨大“6万元”的财物为目标的，以珍贵文物为目标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 盗窃馆藏一般文物、三级文物、二级以上文物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件同一级文物可以视为一件高一级文物； 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特殊情形：(1)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2)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3）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4）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5)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6)在医院盗窃病人或
者其亲友财物的；(7)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8)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9)入户盗窃的或携带凶器盗窃的。 二、抢劫罪(刑法第263条)【1】【7】 （一）犯抢劫罪，抢劫一次的，或者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具有下列情节之一，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80%）标准的； 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 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 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 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入户抢劫的；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3.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4.抢劫3次或者抢劫数额巨大（6万元）的； 5.抢劫致人重伤的；
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原则与方法(一) 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罪名约有400余种，其中约有300余种对犯罪数额有具体要求，占到了刑法罪名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些个罪中的犯罪数额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界定，不但影响着量刑的轻重，有的甚至直接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是该种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对于准确适用刑法具有重大影响，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层面均有研究的必要。 一、问题的产生 对于要求犯罪数额的犯罪，刑法理论称之为数额犯。对于数额犯的定义，理论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从数额犯含义的本体出发最为直观的定义是：“在我国刑法中，以一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称为数额犯。”①立足于对数额概念的理解可以界定为：“数额犯是指刑法明文规定以一定的经济价值量或者行为对象的物理量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形态。”②从对犯罪形态的影响角度又可界定为：“数额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数额的发生作为犯罪的成立或犯罪既遂标准的一种犯罪类型。”③尽管各种定义不尽相同，但多是由于定义角度的不同导致，字有微殊而实无迥异，对于以数额作为某些犯罪的必备要件是一致认可的。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的确立，数额在很多犯罪的认定上更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实定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中数额犯生成的法律根据源自于《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新刑法将数额作为广义上的情节，并由此成为划分罪与非罪的基准线，成为出罪与入罪的门槛，而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反过来又成为了《刑法》但书的具体化。纵观刑法典中的所谓数额犯，几乎全部由此框定。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国刑事立法体系在犯罪构成的设置上，没有采用国外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通行做法，而是由立法既作定性规定又作定量要求，堪称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其中，许多涉及财产或经济利益的犯罪是以一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标准的，成为我国刑法上一种独特的犯罪类型。”④由于数额犯的数量庞大，在实践中又大多属于高发型犯罪，因此，其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国新刑法的显著特点之一。有学者对此评价为：“中国刑法特别注重以犯罪结果、犯罪金额等客观指标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因此它具有偏向客观的色彩，其特点是一种客观化的模式。”⑤ 毋庸讳言，这样的立法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不能算是体系严密的，并由此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划分却是基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体系的固有特点。我国刑法体系中没有类似外国刑法中重罪、轻罪、违警罪等不同层级的划分，我国刑法典确立的犯罪全部属于重罪，除此之外，便是违法行为。这样的结果便是大量的轻罪与微罪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仅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其结果就是，实践当中大量地将性质相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异的行为作为不同性质的行为处理。尤其是在数额犯中，现行立法的实质是将量的差别上升为质的差异，由此，数额标准的重要性得到了质的提升。此即我国目前刑法体系中关于数额犯的基本原理，其对于罪与非罪的划分是基于现行刑事立法体系而设定的，尽管在法理上不够严密、严谨，但在现阶段无法对刑事立法、司法体系作出重大变革的情形下，仍不失为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案。因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虑，既然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那么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数额犯亦可谓最不坏的制度选择之一。 二、原则与方法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⑥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大多数财产犯罪、经济犯罪而言，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意义。”⑦犯罪数额标准的确定，从社会控制角度而言，是划定犯罪圈的立法活动。由于该
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法律依据：刑法2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具体内容：刑法第266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数额（量）较大或追究刑事责任起点：4000元,发票50份；数额（量）巨大：5万元，发票500份；数额（量）特别巨大：2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浙高法发（1997）7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浙法刑（1999）1号注：（1）以实际被骗数额计算；（2）发票是指增值税发票或可以抵扣税款的发票；◆诈骗罪原则上以100万元为判处无期徒刑的量刑档次。 诈骗金额达到多大可以构成诈骗罪--浙江杭州刑事辩护律师网 2008-12-09 23:24 [法律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
张明楷：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认定方法 张明楷：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认定方法 《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摘要】我国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存在不区分不法与责任、不区分正犯与狭义的共犯、不分别考察参与人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等三个特点，这种认定方法导致难以解决诸多复杂案件。认定共同犯罪应当采取相反的方法：其一，共同犯罪的特殊性仅在于不法层面，应当以不法为重心认定共同犯罪；至于其中的责任判断，则与单个人犯罪的责任判断没有区别。其二，正犯是构成要件实现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应当以正犯为中心认定共犯；当正犯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包括危险）时，只要参与人的行为对该结果做出了贡献，就属于不法层面的共犯。其三，只有当参与人的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时，才承担既遂犯的刑事责任，故共同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因果性为核心。完全没有必要提出和回答“共同犯罪犯的是什么罪”之类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可以淡化“共同犯罪”概念。 一、传统认定方法的缺陷 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者单位”；第二，“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否则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三，“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显然，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是，不区分共同犯罪的不同形态，统一确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符合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的，即认定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中的参与人便是共犯人。 （一）混合认定共同犯罪的缺陷
混合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同时在不法与责任层面认定共同犯罪，而且先判断责任，再判断不法。这种认定方法存在明显缺陷。 1.不利于处理没有责任的人参与共同犯罪的案件 例1：15周岁的甲入户盗窃时，请17周岁的乙为其望风。在乙的帮助下，甲顺利窃取了丙的2万元现金。按照通说，由于甲没有达到责任年龄，故甲与乙不成立共同犯罪，对乙不能以共犯论处。但是，这种结论不能被人接受。既然乙为16周岁的盗窃犯望风应以盗窃罪论处，那么，当其为15周岁的人望风时，也应以盗窃罪论处。或许有人认为，对乙的行为可以直接以单个人犯盗窃罪论处。然而，其一，对乙不可能以直接正犯论处，因为乙没有直接实施将丙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实行行为，其望风行为根本不符合盗窃罪直接正犯的条件。其二，对乙也不可能以间接正犯论处，因为只有作为幕后人控制或者支配了构成要件实现的人，才是间接正犯。乙应邀为甲望风的行为，不可能成立间接正犯。由此可见，传统方法不利于共犯的认定。当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缺乏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其他责任要素时，也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 2.不利于处理他人参与本犯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案件 例2：本犯甲盗窃大型赃物后，需要特殊工具分割赃物以便窝藏；乙知道真相却将特殊工具提供给甲，甲使用该工具顺利分割、窝藏了赃物。乙的行为是否成立赃物犯罪？按照传统观点，本犯不能成为赃物犯罪的主体，于是，乙与甲不构成共同犯罪。乙的行为也不是赃物犯罪的实行行为，故不成立赃物犯罪。但是，这种结论难以被人接受。 （二）整体认定共同犯罪的缺陷 整体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将二人以上的行为作为整体，进而判断该整体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并且同时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得出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之后，对各共犯人按照该犯罪定罪，接着再考虑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依此量刑。这种认定方法存在诸多问题。 1.难以判断“共同的”犯罪行为
河北省部分刑事案件数额、数量认定标准 1、盗窃 2、抢夺 3、敲诈勒索 4、诈骗 5、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 6、非法经营食盐犯罪案件 7、办理盗销自行车案件的执法意见 河北省盗窃案件数额认定标准 （1998年5月12日冀高法…1998?43号）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八百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一万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五万元为起点。 河北省抢夺刑事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冀高法发…2002?1号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八百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河北省敲诈勒索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2000年7月21日冀高法…2000?134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我省关于敲诈勒索数额执行标准： 一、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二千元为起点； 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二万元为起点。 河北省诈骗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1997年1月14日冀高法［1997］16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32号文件第一条要求，联系我省实际情况，经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我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具体数额标准一般为：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三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四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标准执行。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的通知（2001年5月30日冀高法…2001?118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通过，现就确定的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通知如下，望遵照执行。
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摘要：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欢迎阅读： 盗窃罪专题：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如果遇到刑事辩护相关法律问题，可以到法律直通车找专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 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 案情：廖某和范某约好于2005年8月21晚凌晨到高某家中盗窃，廖某和范某顺利盗得财物后准备逃走，范某正要离开时即被被害人抓住,范某为了挣脱逃跑，暴力击伤被害人后逃跑。 分析：本案中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范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但是廖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夺罪，只构成盗窃罪，因为在本案中，廖某和范某都有盗窃的故意，但是没有抢劫的故意，范某为了抗拒抓捕而实施的暴力行为廖某并不知情，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范某的行为是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综上，对廖某的行为应该谨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不应转化为抢劫罪。 相关知识：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方法以外的其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方法。凡年满14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构成抢劫罪的主体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财物的行为。数额较大是构成盗窃罪的要件之一，对于偶尔一两次进行盗窃，且财物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一般不能以盗窃罪判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奇罪”，并不要求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构成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三类行为之一，均可成为转化型抢劫的前提，因为“两高”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批复》中指出：“在司法局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定罪处罚。本案本条中的“当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实施盗窃、抢夺或诈骗行为的现场;二是指一离开现场就被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在追捕过程中行为人使用暴力亦为“当场”使用暴力。 事实上每个案件都是各不相同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刑事辩护方面的问题不明白时，可以找我们的刑事辩护律师进行律师免费咨询,他们会为您解决相关问题。
女子冒充领导妹妹骗“干爹妈”43万啥后果 律法网[https://www.doczj.com/doc/e517564324.html,]67岁的刘老师退休后开了一家老人活动中心。2012年11月，活动中心来了一对夫妇，男的自称“罗文清”，女的自称“邱平”，还带了一对双胞胎小孩。第一次见面，邱平就说与刘老师夫妇有缘，像见到亲生父母。 不久，邱平就提出认老两口做干爹干妈，并买了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给老两口。这以后，邱平夫妇对老两口更是关怀备至，还时不时地邀请刘老师全家人吃饭，出手极其阔绰。 邱平声称自己是某省长的妹妹，因自小有心脏病，算命先生说不能随父母生活，于是被父母送到舅父家改名为邱平。 2013年5月，邱平见刘老师的孙女没有工作，提出可以帮忙进公务员系统，但是要活动经费来打点。后刘老师一家人多次按照邱平的要求给了共50000元。 2013年10月，邱平夫妇又称可以介绍修路的工程给刘老师，不过要一点手续费。 2014年1月，邱平打电话给刘老师说帮忙进公务员系统的事情被人举报了，她要出去躲躲，又称其撞了车要先借6000元救急，刘老师立即汇款过去。不久刘老师又接到邱平电话称被人绑架，要借钱，刘老师觉得有点蹊跷让其报案，而这之后邱平夫妇就消失了，电话再也无法打通。到了修路合同上约定的开工日期，仍然没有接到消息的刘老师一家人终于有起了疑心，决定报警。
后来，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邱平、罗文清只是两个“江湖骗子”，所谓的省长妹妹，都是二人杜撰出来的。罗文清即罗某，是花都区的一无业游民，邱平原名王某，是个孤儿。二人除了诈骗刘老师一家人之外，先后还在花都区、白云区以类似手法，编造高干或者高干亲戚身份，骗取他人信任，进而以介绍进公务员系统等名义行骗，前后作案三宗，共诈骗得款43万余元。 （来源：中新网原标题：女子冒充领导妹妹骗“干爹妈”43万元获刑作者：方晴） 李华阳律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湖南省几类常见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近年来，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湖南省制定了几类常见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经多方搜集，整理出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1、盗窃罪 湖南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二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五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十万元。 2、抢劫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抢劫罪“抢劫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参照各地确定的盗窃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执行。湖南省确定的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标准为五万元，故抢劫罪数额巨大的标准也为五万元。 3、诈骗罪 湖南省办理诈骗公私财物执行具体数额标准如下：数额较大的起点为人民币五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为人民币五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人民币五十万元。 4、抢夺罪 湖南省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二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三十万元。 5、敲诈勒索罪
湖南省办理敲诈勒索犯罪案件执行的数额标准确定如下：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六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是人民币四十万元。 6、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湖南省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执行数额标准确定如下：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六千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四万元以上的为湖南省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第一款规定恶意欠薪罪的“数额较大”标准。 7、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湖南省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人民币六千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