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关键，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基本权利，但要保证被议人员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政治权利，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政府的审查及限制，也无需担心受到政府报复。
言论自由并不是禁止错误的言论，无论正确还是错误都又有自由权。
《异端的权利》中，提到错误言论不一定是错的，而很可能是我们的偏见。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真理最初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我们不让这些少数人说出观点，历史就无法进步，很可能直到今天人类还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另一方面，许多时候，所谓的“错误言论”，其实只是不符合当权者私利的言论，如果完全被禁止，只会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损害。
必须保证任何人都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请试想，如果你和一个人在法庭上辩论，法官发出裁决，只有对手才有资格说话，你却被禁止不得开口，难道你不立即抗议这不公平的对待呢？如果我们的制度是，错误的人、可耻的人、或者至少是那些有权有势者看来是这样的人，都被禁止发表意见，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禁止错误的言论，并不会让正确的言论变得更正确。如果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你有什么可怕的呢？狂热的群众运动，或者铺天盖地的吹捧，都不会让一个错误的观点变得更正确。真理总是真理，谬误总是谬误。宣传真理的正确做法，并不是禁止错误言论，而是用正确言论驳倒对方。你根本不用担心真理会败给谬误，因为真理是驳不倒的，任何需要保卫的真理都不是真理。
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实在相一致。然而，并没有任何一个真理的定义被学者普遍接受。许多不同的真理定义一直被广泛争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人喜爱，就有人厌恶。事物往往存在两面性，人们的想法又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没有权利让其他人与我们保持一致。每个人都有自由与发言的权利，我们都不希望被管制、被约束，我们都希望释放自我，得到心灵的解脱。
在一个法制国家，只要你不去触碰法律的警戒线，就可以生活的无拘无束，同时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凡是不给别人自由的人，他们自己就不应该得到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统治下，他们也是不能够长远地保持住自由的。不要想着控制
他人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理。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权利，属于我们的权利就要去争取，生活也好，自由也好，都要天天去赢取，这才有资格去享有它。
言论自由和社会发展 言论自由和社会发展对于人类文明来讲都是重要的，但是，无论从人类历史，还是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来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是一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有时我们听到这样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以牺牲言论自由为代价；有时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观点：言论自由是一项绝对权利，社会要为保障这项权利付出代价，即使允许淫秽、暴力作品泛滥以至影响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在所不惜。这类观点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它们往往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审判等体现在制度设计和运作之中。尤其是在解决有关利益冲突、权利冲突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得更加明显。有鉴于此，我愿就言论自由与社会发展谈几点个人见解，以就教于各位朋友和同行。 一 言论自由是指人人享有的以口头、书面以及其他形式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思想的权利。它包括三个方面的自由：（一）寻求、接受信息的自由。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认识和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必须组成社会和进行交往沟通，为此，就要寻求和接受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享有寻求和接受信息的自由。否则，生存和发展将不可能。（二）思想和持有主张的自由。寻求和接受到的信息，成为思想的资源，经过加工成为思想和主张、意志。这种思想、主张和意志，不应受干扰和禁锢，否则发展将会停止，生存将受到威胁。（三）以各种方式传递各种信息、思想和主张的自由。这是人类为改造自然和争取社会进步，实现相互协作和联合必需的起码条件。言论自由是人们认识、接受、发展和传播知识、经验以及真理的重要形式；保障言论自由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它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言论自由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强有力的论据。 中国古代西周王朝（公元前1100年至前771年）时期，统治者在全国实行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邦建国的宗法奴隶制统治。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西周奴隶主贵族制定了不少法律，史称：“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之后周穆王时又制定《吕刑》，这里所谓“刑”，就是指法律。传世和新发掘的金文中的法律史料也印证了这些记载。尽管如此，“礼”无论在国家政治统治或意识形态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统治上，它“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世嗣”，“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几乎是各国新闻界所向往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完美典范也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完美典范严格限制国家权力干预言论自由的限度在美国宪法界是共识 费斯对他发起挑战。现代主义的言论自由不仅包含自由，还包含平等的价值。 平等价值的崛起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国家干预的正当理由，国家可以以平等为理由压制仇恨言论以保护受害者、控制淫秽出版物保护女性、控制竞选捐助保护穷人，并且保护穷人能参与现代媒体打造的公共论坛等等。保护弱势群体、维护实质平等这个理由看起来是很有说服力的，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终极价值孰轻孰重，而要以平等为理由干预言论自由最终必然涉及到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与抉择，但是这个抉择是非常困难的。 他认为一直以来美国社会都将第一修正案的意思理解的过于狭隘，以往所有的论辩“都预设了这样一种前提性的观念，即国家是自由的天然敌人。正是国家企图压制个人的声音，因而也是国家必须受到制约。”作者随即提出：“这个观点相当有洞见，但只是说出了真相的一半。 国家可以是压制者，但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 前提：1. 权力的私有化聚集对自由所造成的冲击需要国家来地址。2.这个观点即是自由的来源的观点来自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某种理论阐释，来自它所保障
的言论自由，这种自由是要着眼于社会的而非个人主义的价值。 言论的“沉寂化”效应： 如何治愈危险言论、错误言论带来的影响，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并不是使用政府管制的办法，而是允许更多的言论，除非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一般来讲，“更多言论”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它能够让人们在充分的辩论中获得理性，减少言论带来的伤害和不良影响，“真理越辩越明”。然而，并非所有类型言论的不良影响都能够通过这种方法治愈。某些言论能够产生一种“沉寂化”效应，使得言论受害者的“反抗”很乏力，即使言论受害者有机会辩驳，其言论的效果也会变得微弱。作者在文章中列举了三种典型言论: 仇恨言论、淫秽出版物和竞选捐款。 费斯总结了这三类言论的“沉寂化”效应: ( 1) 仇恨言论降低了受害者的价值感，阻碍其参加公共辩论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降低了其言辞的权威性和论辩的价值。( 2) 淫秽出版物将女性简化为性目标，使她们顺从和沉寂。损害女性的声誉，降低其言论在公共辩论中的分量。( 3) 无限制的竞选捐款将会使富人占据政治竞技场的中央，将穷人边缘化。穷人将不得不“沉寂”。
第一章新闻自由观的历史 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民主权利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项积极成果，列宁就曾称赞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口号"。 按照人们对新闻自由的一般理解，新闻自由的基本内涵在于，强调人们有获取各种新闻信息和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媒体有根据受众的需要传播新闻信息和发表公众意见的自由，这种自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任意限制和剥夺公民和媒体的这些新闻自由权利。 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闻自由体现的是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的明显特征。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闻自由体现的则是为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的明显特征。 从现今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为新闻自由作如下定义：新闻自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体现。它是指“收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 1、这个定义切合着国际新闻自由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为新闻自由提出的四条标准。但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却是有着经300多年的漫长历史的，总
体上可以分为争取出版自由、争取言论自由、争取采访自由和争取公众新闻自由四个大阶段。 新闻自由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新闻业的自主权开始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伟大口号”。新闻自由的口号最早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国会取代皇家掌握了政权，但原有的对出版的管制与特许出版制度仍未废除。1644年11月，英国诗人、资产阶级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向议会发表了《出版自由请愿书》的长篇演讲，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根据“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压制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出版自由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限制人民的出版自由就等于压制真理，因为真理只有在“自由而公开的斗争”中，才能战胜谬误，证明自己的真理性；他认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 2、因此，对出版的查禁与特许，实际上就是伤害真理本身。弥尔顿的这些思想，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所首倡的出版自由观念，以及从中引导出的“观念
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与现实思考 ——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蓝本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于1842年2月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蓝本，指出了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质疑；梳理、总结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提炼了其新闻自由观的可借鉴之处，并就我国现实存在的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书报检查 目录 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与现实思考 (1) ——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蓝本 (1) 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检查令的质疑 (2) （一）揭露书报检查制度的实质 (3) （二）反驳真理的“严肃”和“谦逊” (3) （三）揭示法令保护宗教的动机 (4) 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新闻自由观 (5) （一）“新闻法”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 (5) （二）新闻自由的权利与义务：评论与监督 (6) （三）将倾向作为标准的检查令是恐怖主义的法律 (7) 三、马克思新闻自由观的现实意义 (8) （一）认识并承认新闻自由对人与社会发展的意义 (8) （二）强调舆论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内在要求 (9) （三）指出新闻自由能够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良性互动 (9) （正文）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于1842年2月发表的，
针对国王菲特烈·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批评文章。[1]新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二条特别强调：书报检查不得阻碍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这样的语句曾让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刻到来了。但马克思却始终保持清醒与理智，犀利地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伪善，指出新的书报检查令其实是以看似开明的伪善来掩饰的，对旧的书报检查令的变本加厉，更加严酷的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控制。 梳理、总结此文中马克思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更为深刻真切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源流。通过提炼了其新闻自由观，我们能够找到中国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值得借鉴之处以及差距和不足，因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检查令的质疑 普鲁士新旧两个书报检查令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总被反复提及，并用来比较。其中，“旧的书报检查令”是指，普鲁士政府在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书报检查法令。而“新的书报检查令”则是指，普鲁士政府在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也就自然是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的主要批判对象。
言论自由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言论自由正逐渐突显其重要地位。言论自由可以说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国家健全文化体制所要求的。由于言论自由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中占有很大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都将言论自由纳入宪法。 本文将从言论自由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变迁和分析几个涉及言论自由的事件的缺点以及优点，进而提出一些对于中国言论自由保护的建议，希望人们可以清醒理智的看待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秦朝的“焚书坑儒，独尊法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无一不是政治上对人民思想与言论施与高压实行文化专制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人民也是出于压迫地位任人宰割，连生命财产都不能被保护，更加没有言论自由一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才有了制度基础，我国宪法中有关于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监督。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
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些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体现了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程度不断得到提升这一现象。 由此可见，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将会逐渐减轻，人民也将更加切身体会到言论自由带来的好处。 涉及言论自由的例子 在2011年中旬，香港爆发一场关于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抗议行动。部分香港人士认为在中小学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管制学生思想、浪费上课时间及浪费公币。这场运动在香港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在香港各大网站都有关于此类的报道，但是在内地知道这个消息的却是寥寥无几。当时在新浪微博有不少香港市民发布了关于学民思潮的的言论及图片，但在不久后都被统一的屏蔽了，并附言：“根据相关政策，此文字不适宜公开。”由此可见，在大陆的新闻媒体界仍然存在着一些“政策”阻碍着人民获得言论的自由权，而人们目前所拥有的言论自由也只是相对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限制其言论自由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国家担心大众在看到部分居心叵测的不法分子散播的谣言后会人心惶惶。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相关部门设立了一道防火墙来保护大众，但这一举措也同时限制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还是有许多新闻媒体为了寻求真相为了争取
2019届全国高考复习综合热点模拟（三）历史试题（解析版） 1、台湾著名时政评论家李敖认为:“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对此观点中“岔路”一词的解释最恰当的是() A.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B.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背道而驰 C.五四运动继承了胡适解放思想运动初衷 D.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 2、五四运动后,郑振铎等人认为要“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他们也强调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 这说明郑振铎等人() A.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 B.扩大了宣传科学思想的群体 C.重新选择了改造中闰的武器 D.继续以西方文化变革中国 3、从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到1922年7月二大的召开,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进步却是明显的,革命纲领逐渐由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单纯理论转变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共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产生这样巨大飞跃的主要原因是() A.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 B.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解 C.建立了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 D.已经成为独立成熟的现代政党 4、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通告,认为全国群众斗争已经“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国内已经开始出现直接的革命形势。 该通告() A.正确反映了当时的国内革命形势 B.预示着国内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C.对国内革命形势的估计偏离实际 D.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应
言论自由... (本文系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物《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节之一。)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合众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在民主社会，若有一项权利高于其他一切权利，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表达个人思想、挑战正统时政、批评政府政策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处罚，这是生活在自由国家与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根本区别。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任期1932-1938年)，形容言论自由是'母体，是几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虽然美国人视言论自由为民主的精髓，但他们对《第一条修正案》给不同类型的言论究竟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看法并不一致。比如，修正案是否保护针对某个族裔或宗教的泄愤言论？是否保护有可能立即煽起暴力的'争斗言论'？淫秽材料是否也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伞之下？商业言论──公司推出的广告或公关材料──是否应得到宪法保护？几十年来，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论在政府和社会中始终存在，而且在很多方面仍有待形成共识。但是，这既不奇怪，也不令人担忧。自由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概念，随着新思想的出现，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辩论将不断继续。如今，互联网的
问世，又给如何理解《第一条修正案》在现代社会中保护言论自由的含义，提出了最新的挑战。* * * * *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是一直都像今天这样包罗万象。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18世纪中叶撰写著名的《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时，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是'无预先制约'('lack of prior restraint')。他的意思是，政府不能够阻止某个人表达或发表他所信仰的观念，但一旦这个人说出的话属于被禁言论，他可以受到惩罚。英国人，如同古希腊人，对三种类型的言论实行法律限制──煽动(对政府的非议)、诬蔑(对个人的非议)、亵渎(对宗教的非议)──每一种言论都被定为'诽谤'('libels')。三种言论中，最关系到政治自由的是煽动性诽谤，因为布莱克斯通时代的上层统治者认为，对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批评，即使属实，也会因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而扰乱公共秩序。按布莱克斯通的意思，政府虽然无法制止一个人批评政府，但可以在他批评政府之后惩办他。在17和18世纪，不列颠王国政府起诉了数百起诽谤案，并且经常施以残酷的惩罚。当威廉·吐恩(William Twyn)声言人民有权反抗政府时，他被以煽动和'设想国王毙命'罪逮捕、定罪。法院判他绞刑、阉割、断肠、分肢，然后断头。由于发表言论后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所谓无预先制约并没有多大意义。来到北美的英国移民带来了英国的法律，但从早期开始，理论与实践、法律文字
新闻自由的权利属性 刘小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8） 摘 要：对新闻自由的权利属性有不同的界说，包括第四权力说、社会权力说以及公共自由说、 社会权利说、公众权利说和集体权利说、制度权利说。新闻自由不同于言论自由，是一种旨在保障 新闻媒体实现民主参与和监督政府功能的制度性基本权利。 关键词：新闻自由监督功能制度权利 新闻自由被视为是维系民主政治于不坠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各民主国家莫不将之视为宪法所应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然而，什么是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为何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新闻自由是否为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为什么要保障新闻自由？所有这些问题的阐释都有赖于对新闻自由的权利属性的准确定位。 一、新闻自由权利属性的各种界说 宪法为何要保障新闻自由或者说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新闻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如何？大部分的论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与说明宪法为什么要保护言论自由所提出的理论相同，如追求真理说、健全民主程序说及自我表现说等。但也有学者智识到新闻自由的独立性，认为其与以个体为本位的言论自由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新闻自由更侧重于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去考量自身的价值，并以此为理念构建其制度。对新闻自由性质的认识有两种路径：一是权力说，二是权利说。与此对应，下文分别介绍理论界和实践中对新闻自由性质的各种界说。 （一）权力说 1．第四权理论（the forth estate theory） 新闻媒体从“第四等级”发展为“第四权”，1说明了新闻媒体已成为构建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枝力量，是民主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第四权理论是已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Potter Stewart 大法官根据新闻传播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负的功能提出的。他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的目的就在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使其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一种第四权，以监督政府2、防止政府滥权、发挥制度性的功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恣意侵犯。因此第四权理论也称为“监督功能理论”（the watchdog function theory）。3 将新闻媒体所享有的新闻自由视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以形成对政府权力运作的体制外监督，，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第四权力说是对第四权理论机械地字面理解和误读，对舆论监督功能片面而夸大 1Potter Stewart, 26 HASTINGS L.J.631,634(1975)。根据Stewart大法官的说法，该词原是由Edmund Burke，以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的称呼，用来形容新闻记者在社会中的功能及地位，其原意是形容监督政府者除了当时的三种阶级外，新闻记者亦担任不可忽视的角色，可说是在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如将“The Fourth Estate”译为第四权，可能是想表明新闻传播事业为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权以外的第四权。可见将之译为第四权，并不符合其原始意义。不过无论采用那种含义，该词都是在说明新闻媒体在现代国家中担任着监督政府的角色及功能。 2这里的监督是指媒体的一种社会功能（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力义务”内容）。虽然媒体的力量日益强大，足以被看作是“第四权”，但这仍然是从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力来说的，而不是从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来说的。 3David Kelley & Roger Donway , (Likeralism and Free Speech) , in DEMOCRACY AND THE MASS MEDIA 70-1 , 97-8 ( Judith lichtenberg ed.1990 )。监督功能理论与第四权理论类似，但它并非仅用来说明宪法为何要保障新闻自由，而是说明美国宪法为何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规定。
从新闻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和西方“媒体是第四权利”思想形成的过程及其各自特点 过去人们是交互使言论自由（the freedom of speech）与新闻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press）二个概念的，各国宪法大多把新闻自由 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或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等同。[1]依据此种解释，新闻自由只能被视为是言论表达的载体或工具，新闻媒体并没有特殊地 位。而现在一些人相信第一修正案将这两个概念分列出来，则意味着它 们应承担不同的使命。 一、“第四权力”理论和“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思想形成的 过程 第一部分：“第四权力”理论的思想形成的过程 将新闻出版机构称为“第四权力”的说法似乎颇为流行，那么这个词到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呢？根据Stewart大法官的说法，该词是由 Edmund Burke提出的，原意指的是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 —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第四阶级。但Stewart大法官在使用该词 时，指的是新闻媒体乃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1974年 11月2日，斯图亚特（Potter Stewart）在耶鲁法学院150周年纪念大 会的演讲中提出，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 保障。”他认为：“出版业是唯一在宪法中获得明确保障的行业。” 美国宪法规定的合众国的政体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即总统及其政府）三位权力平衡。宪法赋予每一方的权力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一个制 衡体制。在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的保护下，新闻媒介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里变成一支坚强力量。如今美国的新闻媒体确实常常被称 为“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这个名称是不是意味着媒体和宪法创立的政府三方权力享有同等的地位？按斯图亚特法官的观点，新 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护新闻出版业的，他解释说：“宪法保障 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部门，以监督官方的 三个部门（to create a fourth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government as an additional check on the three official branches）。”在他看来，人们容易认为，新闻自由仅意味着报刊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当 然，它们受到这样的保护；但我们普通人也同样因“言论自由条款”而 受保护。假如新闻自由保障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比言论自由更多，那么它 就成为宪法的赘言。斯图亚特进一步指出：“通过使第一修正案同时包 括两项保障，缔造者相当清楚地承认两者之间的区别。……根据我的看 法，宪法保障的目的是媒介的机构自主权（institutional autonomy of the press）。” 有不少学者的认同斯图尔特的观点，如美国学者约瑟夫·艾尔福特就指出：必须给大众传播媒体提供发表言论的权利，这样单个的记者 和广播者方能将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一个渠道来表达他们的言论。其结果 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权利表达自由权业已存在。英国学者埃利希巴伦特
人权的现代发展研究——中美人权发展之言论自由的对比 1.言论自由的概念和特征 2.言论自由的价值 3.中美对待言论自由态度的差别 4.我国言论自由的发展与瓶颈 摘要： 言论自由一个宽泛而时髦的名词，她内容庞大而繁杂，涉及颇多，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地更新着自身的内涵。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包含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奋斗和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如今的民主社会，人们的血和泪大多都是因了她而流。 本文主要是简略地探讨言论自由的概念和特征，然后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谈论其本身的价值。当然本文重点是在中美两国的人文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去分析中美两国对待言论自由态度的差别，再从这差别之中探讨原因和内在实质。最后结合我国的发展历史来讨论我国言论自由的发展前景及其发展瓶颈。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几乎人尽皆知，它似乎是一个公理性的东西，是无须解释并且不证自明的。仔细思量，我们就会发现，并不尽然。 马克思曾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对人类自身理性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何其重要的意义。 一、言论自由的概念和特征 如果我们要谈言论自由这一样东西，那最先要做的，肯定是对言论自由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简单来说，即什么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又称表达自由,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而在近年来,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表述的自由,包括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在我国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第2款中,就这样表述了言论自由:“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该包括以口头、书面或印刷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的追求、接受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由此可见，言论自由是一种“表达”的自由。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言论自由是公民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或讨论问题的权利，广义的言论自由则包括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等。 表达是一种形式，表达的内容“包括意见、思想、观点、主张、看法、想法、
课程名称：刑法与生活 论文题目：刑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作者姓名: 梅春练
刑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摘要 古今中外，无人不向往自由，渴望自由。但是，现实中从来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在法律范畴，公民的意志活动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但是这种自由也必须建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比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此文主要探讨言论自由，及其与刑法的关系。对于言论自由而言，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又由人与人组成，所以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议题，而是社会中各个主体之间彼此互相界定的程度，个人言论自由受制于他人的同等自由。为了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言论自由及其他利益不受侵害，社会中的主体应该达成互不侵害的契约，但是从心理学归因不同上来讲，这种契约常常会显示出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因此需要法律来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不侵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和法律是没有权利剥夺和限制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的，因为这样的言论自由都应该是合法的。那么，诸如《宪法》《刑法》等法律的作用也就在于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和促进。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刑法对言论自由进行保护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 关键词：言论自由，宪法权利，刑法保护，保护和限制 背景：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信息交流的平台越来越多，即时信息的交流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社会中的各种客观信息也更多更快地呈现在了每个公民的面前，报喜报忧的都有，有了对比，再加上每个人所处角色不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关键在于，不仅是提供信息的平台增多，人们发表言论的渠道和空间也随着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增多，实现了客观信息、主观言论的交流。 信息沟通，固然有利，实现社会的透明化；言论交流，固然也有利，是意见与建议的交流平台，是对社会的监督，是对道德的肯定，是对社会价值观的引领……思想的碰撞能够产生艺术和智慧结晶，但是也不免擦出灾难性的火花。是交流就难免有冲突，有口角，由于信息了解程度不同，所处角色不同，考虑角度不同，利益倾向不同，就难免产生矛盾。这时候就需要有一把相对客观的尺来衡量，需要一个不会有利害关系冲突的第三方来规范，在当今的法治社会，那一把尺便是法律，比如《刑法》。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是指人人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达到获取或者传递信息和思想目的。近来，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包括了创作及发布如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其界限 摘要：近些日来，陈永洲恶意虚假诽谤中联重科一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长沙警方跨省抓人的发生，《新快报》的”请放人”事件更是将陈永洲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笔者欲以陈永洲案为线索，对比各国关于言论自由之规定，深入探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其界限，并说明其利弊以及怎样做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平衡。 关键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宪法权利限制 一、陈永洲事件的始末以及相关评论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曾于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6月1日发表十余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畸形营销”、“利益输送”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报道。2013年10月23日，《新快报》以标题为“请放人——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的头版新闻向跨省抓人的长沙警方示威。直至2013年10月30日，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以陈永洲收人钱财，虚假诽谤中联重科的证据，以及造成的中联重科股票狂跌，亏损巨大并严重损害广大股民利益的严重社会后果对其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逮捕。对于此次陈永洲事件，社会评论各异。《人民日报》对陈永洲的行为做出了眼里批评，称“当许多记者怀着理想和道义，追问事实与真相的同时，也有一些害群之马，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把本是服务大众的媒体，当成谋取个人、小团体利益的私器。这种行为，让公众厌恶，令同行不齿6ygb ，也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坚决反对新闻敲诈，是维护法纪的需要，也是行业整风的需要”。中国记协也对此持同样的态度；而有关专家学者却不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刘兵教授认为该案只是名誉侵权的民事纠纷，并指出损害商业信誉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有并且以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为目的，因此，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可见，在刘教授看来此事的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如事实所定性的触犯刑法之严重程度。笔者认为，无论陈永洲行为的恶劣性严重与否，要以民还是刑对其定性及处罚，他都严重触犯了我国根本大法——宪法之规定。 二、各国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规定 很明显，陈永洲一案涉及到了宪法赋予人们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的行使。纵观各国立法，关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及限制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美国立法赋予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其联邦最高法院又过“纽约时代周刊诉沙利”案确立了处理诽谤性言论应遵循“真实恶意”原则；英国在表达自由是否构成诽谤的问题上给与了十分宽松的条件（原告只需证明名誉侵权的言论、提及被害者、公布即可，而无需证明被告企图破坏原告名誉，或伤害原告），这就使得表达者必须特别谨慎，但是并不意味这对此束手无策。因为英国的法律给与了媒体一定的绝对和有限的特许权，与公众利益和对公众有兴趣的表达不受诽谤指控；德国基本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在言论、文字和图像中自由表达和传播其见解……必须受保障，并禁止审查。”根据此规定德国法律不能进行事前
《论美国的言论自由》读后感 “全国人民坚信这样一项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生动活泼地、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问题，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的、辛辣的、有时还是令人不悦的尖锐抨击。”这是出现在《论美国的言论自由》这本书“诽谤”一章的一段话。结合今时今日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社会事件，更能发现这句话以及这种思想认识的可贵。 北京遭遇61年来最大暴雨，几乎整座城市被淹没，新闻里、微博上都可见到积水没过轿车顶、人们坐在水深没过脚踝的饭店吃饭、三人因车辆被淹遇难、警察为救落水群众被电线杆击中身亡之类的消息，当然在微博上也不乏问责北京市政府的声音，主要有五类：第一，预警机制没有真的预警，应急机制启动缓慢；第二，暴雨当晚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无数北京市民收留无法回家的路人之时却不见政府开放公共场所供无处躲雨的人避雨；第三，在倾盆大雨的机场高速路上，即便是到了水淹过车胎的时段，收费处的人员仍然是慢条斯理地收取每辆过路的车费；第四，暴雨过后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无数交通协管员便上街给之前一天晚上被主人暂时停在路边的车贴上了违章停车的罚款单；第五，处在暴雨中心的北海团城无一例积水报告只因距今已600年的一套明朝建成的古代集雨排水工程仍在服役，而马路上的排水系统却是如此脆弱不堪，需要何时才能彻底整治；第六，官方为何迟迟不公布实际的遇难人数。 网友们围绕这六点在新浪微博上展开了热议，但是，新浪微博开始采用删微博的方式进行干预，一位名为“假装在纽约”的网友发的微博“这是北京——开车的人主动捎陌生人一段，足疗馆免费提供食宿，环卫工挡在没有井盖的排水沟前，无数微博直播险情。这也是北京——没有政府机构为被困的人提供帮助；报纸被要求不能报道地铁塌方；路边的车一早被贴了罚单。普通人的正能量默默传递，另一种负能量却让人寒心，这就是北京，撕裂的双城记”被删除，李承鹏的《图腾》一文被删除并称接到了新浪主编来电，对方表示是北京市领导坚决要求删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微博被删除了，删微博早已不是第一次，微博凭借其自媒体、多终端、社会化、平台开放等特点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本应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但现如今人人在上面发表观点时都有可能被删博甚至被禁言，作为一个工具，微博这个平台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制度本身。 人人生来自由理应同人人生来平等一样成为一种常识，事实上，虽然“人人生而平等”这句口号已广为人知，但事情的真相是人生而不平等。熊培云曾提到，“我们不必为承认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而感到羞愧，不平等是人的境遇和条件。但是，我们却可以拥有自由。人类之伟大及人类文明之意义就在于，它试图建立一种美好的制度，以此保障每个人生而自由。只有自由，才能体现人的创造，才能获得人的高贵，才能恢复人的尊严，并且最大可能使社会趋于平等。进一步说，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而平等则是个人或社会不断实现的过程，其目的仍是捍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监督”，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但同时也指出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此外还必须意识到“言论自由无关内容”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言论自由原则，而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如果有言论者不顾对方人格，肆意用语言甚至是人身侮辱的语言攻击对方，并声称这是他的言论自由，那么，不言而喻，这种自由就越过了它的边界。这个边界对于政府对于官员也同样适用。结合上述内容来看上文提到的问责北京市政府的六项主要内容，每一条都只是在叙
论我国宪法中的表达自由 【提要】本文解析了公民的表达自由权，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表达自由和我国宪法有关表达自由的规定，并指出我国目前对此存在立法笼统的问题，建议在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上应当确立“法律创设原则”，以切实保障我国公民的表达自由权。 【关键字】表达自由宪法法律创设原则 一、表达自由的内涵 表达自由作为民主进步国家的标志,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所保护。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突显出表达自由在商业领域的重要地位。尽管在商业性表达应属何种宪法地位的问题上仍存争议,但普遍认为,商业性表达的限制理由已无法用“公共利益”一语蔽之。由于各国对商业性表达的限度都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因此在实际案例中,法院有很大的自主空间,这种情况看似偏离了法治的轨道。然而从各国的判例看来,商业性表达经历了从被排除在宪法之外——被宪法承认——宪法有条件地保护的过程。 随着商业市场的发展,商业性表达的“传播社会功能”渐露端倪,商业信息亦成为公民知情权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民主社会的维持和司法制度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商业性表达浓烈的私利本性,使其受到比政治性表达更多的限制。在实际操作中,商业性内容与政治性内容往往相互混杂、难以区分,因此对商业性表达的界定是一个定量的过程,其管制的力度随其表达内容中商业性的虚假成 分而逐渐增大。正由于商业性表达的这一特性,使行政和司法部门在其职能的行使中必须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只要职能部门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依照规定的法律程序行使其职权,这种充满主观成分的管制并不违反法治的要求。名人医药广告作为商业性表达的一种,其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尽管不规范的广告形式容易造成市场的混乱和对消费者的蒙骗,打破市场的公平秩序,且医药因为 与消费者健康权直接挂钩使其广告的管制应当尤为谨慎。然而行政部门的禁令不分真伪地将这一广告形式全面封杀,在没有具体的公共利益或相应的补偿措施的情况下,严重侵犯了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 二、西方国家的表达自由 （一）、表达自由的法律渊源 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等权利一起，统称“表达自由源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中规定，国会不应立法限制“言论或出版的自由；或人民进行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第一修正案最初只适用于联邦政府，后来通过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得以适用于各州政府。 （二）、表达自由的原则 表达自由原则的目的是限制政府对思想的自由流通进行干涉和扭曲，其重点保护的对象是政治言论。一般来说，表达自由不允许政府对言论进行任何限制，这是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有几项例外，也是本文的重点： 1. 通过了严格审查的政府规范 每当政府对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限制与规范，就有可能被认定违宪，这时候，法院对政府的行为采取严格审查。
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超级雄文 这是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超级雄文，看了这篇文章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反战母亲会被捕？ 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反对某些言论，比如恐怖主/义言论？ 为什么拍了一张美军运送士兵遗体的照片发表会被解雇？ 而这些全部都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 言论自由是针对政府管理老百姓言论的标准，其最大目的就是为了监督政府，所以与其说是政府管理老百姓言论的标准，还不如说是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标准。 1．中国人很多爱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动不动就说绝对，妄图通过说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来否定言论自由，世界上确实没几样绝对的东西，我们更不需要动不动就讨论什么东西是不是绝对的。
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可靠的党员？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大公无私？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限制？却单单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这就像是企图通过说明，世界上所有白色的东西都不是决对百分之百反光，来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白色的东西一样滑稽可笑。难道说因为黑色和白色的东西都不是百分之百吸光和反光，所以就能说说黑和白都是一码事了吗？这种说法，是想让人潜意识里形成白和黑差不多，以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这就好比说因为有警察的世界一样有犯罪，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制，以暗示警察和法制对付犯罪没用多大的用处，所以大家也就不要要求要什么警察和法制了一样荒唐。 2．中国人很多爱犯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言论自由凡是造谣，诽谤，都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又一个误解。 其实言论自由应该有的标准是：仅仅除了允
许针对普通个人的诽谤和漫骂言论，并且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可以由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大家必须注意。 第一．是针对普通人，这是相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还有公众事件中的相关的人来说的，比如总统，NBA名星，影星，民间的政治人物，甚至比尔。盖茨，或者一个安然事件中的涉案人员等，这些人都可以受到大家的各种评论，当然也包括极端的言论，比如谩骂和侮辱。 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律规定： 官员和公众人物、以及公众事件相关的人不得通过提起法律诉讼获得隐私权和名誉权 赔偿。因为如果批评和评论、监督政府官员，要求每一句话都必须完全正确，要有一句话说错了，就说损害了官员的名誉，就要求起诉赔偿，这样老百姓还怎样有效的监督政府官员呢？同理，如果人们不能自由的评论我们周围发生的公众事件，以及公众事件中的
论中国历史的言论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中言论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自由，在历史上却屡遭践踏，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现象都屡见不鲜，就拿文化大革命来说吧！那是对双百方针的全然否定，因为当文化不得不挂上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帽子时，言论自由就无从谈起了。 其实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全是偶然，也许它是溃病已久，并且一直潜藏在一个伟大民族的思想深处，时刻形象着他们的观念，一旦被某条导火索挑起，就会不受控制地爆发出来。 文化大革命带着历史的烙印，似乎是宿命一般，绍示着中华人民上下两千年没有言论自由的历史。在中国古代，除了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言论界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以外，任何一个统一的和平朝代，百家的思想与言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 秦朝“焚书坑儒，独尊法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文化大革命造就的大量冤假错案，无不从政治上对人民的思想与言论施与高压，实行文化专制，严重地禁锢人民的思想与言论。 那么古代历朝的皇帝，为什么要实行文化专制，禁锢国民的言论自由呢，总结起来无非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稳定阶级统治的秩序，为此不惜实行愚民政策，闭塞人民的思想，于是防民之口，便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措施。 古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说得多了，不满多了，就会危及统治，利益就会失去，当然要防。这种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性的自私，大至一个统治阶层，小至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谁能像子产那样，闻过则喜呢，即使是诸子百家中，一直被认为很洒脱很清净无为的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提倡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人民不读书识字，民智不开，纯如牛马，更别说言论自由了，于是对于被统治被剥削的现实，便没了非议，这便是统治者所追求的。 就拿秦朝来说吧，在推行严刑峻法下，就有不少法律法规是用以
谈谈对于言论自由、社会责任的认识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过：“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无疑鉴定的肯定了人们说话的权利，即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它通常被理解为充分的表述的自由，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1）。 然而，言论自由并非指完全的自由，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人们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还要想到他人的权利，还要想到做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在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南加州两名中国留学生遭枪杀的案件中，不少中国网民在网上大肆“唾骂”两名已逝者，认为作为“官二代”、“富二代”的他们是“死了活该”、“大快人心”。虽然有网民宣称网络是个自由的地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这样偏激、刻薄的话语不得不让人感到悲哀。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热爱自己的表达权，热爱表达、追求表达的自由，但如果是普通公民几个人在一块闲聊，天南地北的神侃一通，由于范围很小，既便有不负责任的言辞也影响不大，权作开心一笑并无大碍（2）。但是，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无疑会使这些言辞的广度、深度无限放大，加之网络上不乏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添油加醋、胡乱起哄的后果可想而知。是想当受害人的家人、朋友看见、听见这些言论，是何等的伤心！在没有完全弄清楚整个事件的前提下，胡乱猜测，加以辱骂，往轻里说是道德素质不高；往重里说便是侵害了受害人及其一家的人身权利，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除了这些不明就里的网民，一些中外媒体也议程设置不当，将整个枪杀事件的重点放在一辆二手宝马车上。大众传媒是公民了解天下事的主流途径，大众传媒对一件事情的报道方式与报道内容会使受众对该事件的了解与看法产生极大影响，当国内外媒体都将视线瞄准在一辆宝马车上时，受众自然而然的收到影响，注意力转移到这辆可是说是代表“财富”的车子上，从而忽略了事件本身，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之我国固有的一些“仇富心理”，自然也对被害人产生了偏见。 况且，那两名被害人是中国留学生，我国的媒体怎也可以像外国媒体一样，做个“冷眼看客”？怎可以受利益的驱使，置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于不顾？怎可以与正确的方向背道而驰，使得自身的正义初衷发生扭曲？大众传媒的公信力何在？在市场原则下，传媒很容易向急功近利、媚俗大众的错误轨道，大众传媒将个体传播变成公众传播的同时，也就赋予传媒内容以社会意义，这决定了大众传媒必须具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大众传媒必须时刻回归和立足于自己的社会角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