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思维主要差异，对中西发展有什么影响。
在英语中,前缀和后缀与汉语的偏旁部首有点相似,也具有一定的归类功能,但它并不等同于偏旁部首,也并不表示中西思维方式的相同。相反,仔细研究,会发现英语中的前缀后缀,正好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如在英语中,表示“pre-表示在……之前,如:precsat precederecognition 等词语中,都是由前缀“pre-”加上一个动词或名词表示预先,向前的意思。这些前缀或后缀都是表示抽象意义的,拥有同一前缀或后缀的词都是在逻辑上有关联的,而不是具体的形象有关联的,这就体现了,英语注重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
2.1 我们认为首先是东方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缘故。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走上了“受指主义”的轨道。中国的第一位大思想家老子在他的著作《道德经》中不遗余力地否定语言的终极表达功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甚至否定语言是知识的来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最后用反诘的形式做出判断：“名与身孰亲？”答案当然是“身” (受指)高于“名” (能指)。“名实之辨”更是儒家的看家本领，它的思维立足点是“实” (受指)，用“循名以责实”的方法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儒家否定语言的客观真理性，要看说话者本人的道德修养，即“道德”高于“文章”。尽量用超分析性、超逻辑演绎性的思维方式，很少论证和说明，文字向内凝缩，意义朝外涨溢，强调“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越语言符号的限制，“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和怀疑，直接导致了精神生活方面的内省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人治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寓言(传授技术后就把语言忘掉)。
如果说客观现实的经济基础只是从总体上和宏观方面来把握中西哲学的命脉和特质的话，那么，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则是深入其文化系统的内部去考察和研究的。
由于中国哲学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虚空”世界，所以，中国哲学和诗学十分重视思维的整体性原则。由于中国哲学思维注重整体性，所以，在思维的主体把握对象上，中国哲学不太注重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和论证；而更多地强调思维方式的体验性，即那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内在心灵的情感感悟活动。体验性中包含着直觉性和超越性。
思维方式的体验性必然导致思维的模糊性。由于体验的流动性、意向性和不明确性等特色，因此，在观照对象、建构理论的思维方式上，中国哲学表现出极大的模糊性。这一特性与西方传统文化中注重逻辑思维的精确性是格格不如的。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国哲学和诗学的理论体系建构、诸多范畴命题的界定等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那样有着逻辑严密、概念明确、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哲学还是诗学体系）不太注重范畴、命题的精确性。正是这种模糊性使中国哲学和诗学具有了自己的品格和一致性。
西方哲学由于其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存在和实体的世界，不论是古希腊哲学家郝拉克利特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火、气----或是德莫克利特提出的物体最终的元素是原子，还是柏拉图提出的“理念”、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理念”，不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在西方看来都是实体。所以西方哲学总是把“实体”加以切割分剖，通过分门别类来进一步认识。正如霍布斯所说：一般事物的知识必须通过理性，亦即凭借分解而获得----如果有人提出金子的观念，他 可以凭借分解而得到固体，可见“重”等概念，以及许多比金子更一般的东西。象这样，凭借继续分解，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那些东西是什么。它们的原因最初个别地被认识，后来组合起来就使我们得到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
西方这种从分析和部分出发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对明晰的追求。西方哲学十分重视理性分析，并始终企图通过各种工具增强对于世界的明晰的认识。西方文论也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特的文论特点：体系完备而具体，概念精确而明晰。从文论体系来看，西方文论大多都自成体系，而中国文论自成体系的却很少。
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是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这是中国哲学与其它哲学最大的差异。
在我们开始谈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宋明理学心学之前，首先我们要把中国哲学的通性与特点作一简略的说明。
在许多可能的研究途径里，我选择形上学途径，由于这种选择，便有了看重点﹕像法家、阴阳家、乃至刑名家、墨家之类因为他们的形上学气息此较薄弱些，所以以后不化什么时间去讨论，而把重点放在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各派大乘佛学以及宋明新儒家上面。
一提到形上学，就要分清楚：有一种是「超绝的形上学」（或称为「超自然主义的形上学」）。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我们看。在世界哲学史上，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欧洲，在哲学上都与希伯来宗教有类似的作法。借用怀德海的名词来说，就是运用对比原理的方法，由逻辑看来，这就是以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生划分为两
截。比如在希腊（哲学），一方面是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是法相世界，即真善美的价值世界。这二分法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两层世界隔绝了。在柏拉图哲学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分离」，就是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中间很难建一座桥梁加以沟通。于是使绝对的真善美的世界很难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实现，在希腊如此，在中世亦复如此，拿宗教上的《启示录》为依据，一方面是真正的宗教领域天国，另一方面是自然界以及人类寄居的人间世。虽然也有人认为天国的精神价值可以完全在人间实现，但是这种「天国降临人间」的理想如果真正实现，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自然灾难！物质世界要毁掉大部分，然后这种精神才能移完全实现，这其中也隐合了超自然形上学。关于这点，可以藉英国Julian Huxley 的一段话作简略说明，他说：
「
当然，除了希腊、中世用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分成上层世界（精神领域）与下层世界（物质领域）之外，近代欧洲自笛卡儿以后用了另外一种二分法，把内在的心灵世界与外在的客观自然界又形成了对立。由此看来，近代欧洲哲学除了上界与下界对立，还有内界与外界对立，终于产生知识论上的许多困难。大体上说，西方希腊、中世大部分乃至近代，尤其自形上学方面看，总是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为两部分，产生其中严重的联系问题。
由中国哲学看来，却可以避免这项困难，因为中国哲学纵然为理论方便，也将世界分成许多不同的境界，但是每一境界与每一境界之间都有连锁处、贯穿处，而不是对立、分立的。所以中国形上学不是超自然形上学或超绝形上学，顶多只是超越形上学。就本体论来看，宇宙真相固然可以划分为各种相对真相，以及相对真相之后的总体绝对真相。但是相对之于绝对，不是用二分法割裂开的，而是由许多相对真相集结起来、在一贯之中找一线索，自自然然可以统摄到一最高的真相。以此最高真相是绝对的，并不是与相对系统对立，而是相对系统的贯通。再在价值方面看，不管是艺术价值（美），道德价值（善）、或各种知识体系（真理），从艺术、道德、哲学等方面看，各种价值各有其领域与境界，但是每一种都不是孤立系统，而是要与别的美善真的领域之价值，由下面发展上去，一层层向上提升，提高的价值可以回顾贯穿下面的价值。不遗弃它。
比方，懂画的人就知道：就西洋方面来看，每一张画幅之形成，一定要选择一个观点，透过邦个观点采取透视法。才能形成一个画幅。但透视总是相对的，由不同的透视角度可以形成不同的画面，所以由左、由右、由
近、由远、由中间，都可以形成许多相对的画面。但是在中国方面，画家却具备一种才能：大的可以画成小，小的可以画成大，因为他并不局限在一特定的观点，只有一个透视境界，而是由地面上的各种不同观点，把精神提升到很高的境界，然后再「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产生一个总透视法，透视其它 许多相对的透视境界。由此看来，中国所谓的不同哲学境界，最主要须能使之融会贯通，使上下层、内外层的隔阂消除，这才是超越形上学。我们要成立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时，不会把精神局限在下层世界，也不会局限在内在主观的心灵境界，总是要突破内界，达于外界，突破下层、透过中层、达于上层。如此，虽然生活于现实世界中，还是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并且就像飞机士般的上升，彷佛与地面脱节了。但是飞机未会不下来着地的。升到很高的境界理想之后，还是必须落下来在现实世界中兑现，在现实生命中完成。所以超越的形上学体系完全实现，必定转变为内在形上学，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
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是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这是中国哲学与其它哲学最大的差异。由于这点差异，中国哲学家在建立思想体系时，有如建筑师之于大厦，其中有各种结构和材料，也有完整的统一性，所以任何建筑无论它在美的理想上如何超越，所用的材料总是地面上的泥沙、木材、钢筋、水泥等物质条件，将这些材料置于建筑的形式中，便立刻由杂乱进入对称和谐，成为一完整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