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名涂尔干,也有人译为杜尔克姆。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生平和著作1858年 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一年,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W.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他受到极大的刺激。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迪尔凯姆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的。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说，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协会、语言，以及服装样式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形设置。迪尔凯姆注重研究前者。劳动分工论社会秩序是迪尔凯姆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他一心要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回答现实问题,帮助社会维系整合,达到安定。他的 3部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紧密围绕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3个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古代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迪尔凯姆认为，民族越进化，其成员间的差异越大。这
种趋势甚至反映在体质上。从大脑容量上看，同一种动物的脑量相互差别小，而人与人的脑量差别大；就人类而言，土人与土人相比，其脑量较之文明人更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装、思想）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因此，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又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迪尔凯姆否认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观点。他强调，一个事物的功能，并不是产生出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这要在分工出现后与分工前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他认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迁徙到其他地方，当无路可退时，他们被迫改换行业，分工制也就随之出现。他重视研究社会事实的功能，是功能理论的先驱之一。同时在方法论上，强调区分功能与原因，这对功能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迪尔凯姆在早期著作《社会分工论》中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中的共同意识，认为这种共同的信念接近于宗教，带有强制性，并渗入到一切社会生活中。他预言，共同意识和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成熟期的迪尔凯姆在继续研究人类社会的整合问题时，放弃了《社会分工论》中贬低共同意识的思想，转向强调共同意识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自杀论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 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迪尔凯姆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犹太教、天主教、英国公教都有更强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规定教徒生活目标上缺乏强制力；独身者、离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较少地负有义务；从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
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迪尔凯姆以欧洲军队为例说明利他型自杀。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迪尔凯姆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
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宗教和知识社会学迪尔凯姆宗教研究的对象是澳大利亚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他的研究目的却是为了“理解现今的人”，为了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说明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迪尔凯姆批判了早期人类学家对宗教起源的两种解释：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论。他说，这种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误解露出破绽后，宗教还能持续下去，直到今天。他认为，宗教不是要给人们一种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而是服务于社会。图腾是民族的标志、旗帜，图腾原则就是民族本身。人们崇拜图腾实际上是崇拜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体，图腾是团体的象征，犹如国旗之于近代国家。“神圣性”历来是解释宗教的关键。迪尔凯姆认为宗教的神圣来自社会，它不过是被实体化、人格化了的团体力量，即道德力量。他认为，社会力量以一种心理方式作用于个人，迫使人们服从它，甚至违背人们的自然倾向。人们感到了身外存在的这种力量既是强制的，又是需要依赖的。他们对之敬畏，又不能充分理解其性质和来源，便萌发了某些观念来象征这些力量，这些观念就是宗教。这些神圣象征物（即宗教）的功能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感到社会实体的存在,更在于维系社会,促进其整合。迪尔凯姆认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团结不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和习俗，而是来自共同的名称、标志、仪式，即共同的图腾崇拜。取消了民族的象征物──图腾,民族就不能存在。他认为,宗教象征以其突出的神圣色彩加强个人对社会的隶属关系。社会对于个人，就像神对于其崇拜者一样，没有了这种
至高的神圣性，便不可能有社会生活。迪尔凯姆分析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种仪式，认为它们起着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功能。他指出，不仅原始社会需要宗教的这种功能，“社会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靠一个大的象征体系才成为可能”。这一点是他晚年思想中的最大转变。
在解释宗教起源时，迪尔凯姆同时建立起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团体意识”和“团体表象”既是他解释宗教起源的钥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一切感受来自个体经验，一切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超验的，而是属于“团体表象”，来自“团体意识”，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理性又分思维中的概念、范畴,伦理中的道德、宗教。这些均产生于团体生活,不是源于个人的心理机制。在完全孤独的个人生存中，为了生理需要的满足,凭感觉就足够了,并不形成时间、空间等概念。在动物式的个体生活中，客观的时空并未消失，但它们不可能把握作为一种思维范畴的时空概念。只有团体生活才需要形成概念、范畴和类别。迪尔凯姆并不否认“范畴”、“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只是强调没有团体生活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认识这些实在。因此他认为,一种道德思想不可以简化为一种功利目的,理性不可以简化为个人经验。
学术贡献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迪尔凯姆丰富、精深的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教育》读书笔记 爱弥尔·涂尔干是法国的教育社会学家，他毕生都致力于教学、研究和著述工作中，他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通常是三分之二”的心血都倾注在教育学工作上。涂尔干的教育学教学不单单是以教育学为核心的学科活动，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实践的尝试。 《道德教育》这本书是一本教育社会学的书，也是涂尔干探讨普通教育学的一个尝试。这本书大致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言和导言，第二部分讲了道德的三要素，第四部分讲了教育与社会学，第五部分则是一些讨论与讲稿，下面我就涂尔干在文中的某些观点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1、教育理论是现有能够服务于教学的最有条理的，内容最翔实的，文献资料最充分的思想，如果教育理论超出了它的适当界限，如果它声称要替代经验，颁布各种现成的，此后被机械地使用的公式，那么它就会退化成死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经验不尊重教育学的思想，那么它反过来就会退化成盲目的惯例，或者被空泛的或散乱的思想所控制。教学是一项实践活动，它的进行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如此才能取得成效，而这个理论最好的就是教育理论。凡是要有依据，教学的依据就是教育理论，它指导教育如何进行，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适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它同样是以教育理论为前提依据的。但是，在我们进行教学或教育教学改革时，一定要灵活运用教育理论，选择适合自己的，以教育理论为基础。但我们也不必完全信奉教育理论，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教育理论可能并不适合现在的教育教学，这时我们就要有所选择，有所改变，千万不可固守成规。我们现在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要学生敢于质疑，而在以前的教育中是没有这一理念的。当今，我们的教育也不断地在进行改革，以使教育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在这过程中，我们以已有的教育理论为指导，但同时也在不断完善教育理论。 2、道德的要素主要有三个：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知性精神。涂尔干在文中论述这三个要素过程中呈现了他的道德理论——义务的理论、善的理论和自主理论。在道德性格的形成过程中，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小学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此前，儿童的年龄非常小，他的智力发展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情感生活也过于简单，没有发育。他依然缺乏为能够强化我们道德的各种相对复杂的观念与情感所必需的智力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度过童年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
走进埃米尔·涂尔干及其社会学思想 徐鸿望 社会现象是事实，应该被当作实物来看待。——涂尔干自杀是任何一桩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受害者自身主动的或被动的行为，且受害者知道这一行为的死亡事件。——涂尔干若要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提供必要的驱动力，我们就必须努力遴选出作为我们道德性情之基础的基本情感。——涂尔干 埃米尔·涂尔干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古典大师，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并称“社会学经典三大家”。虽然孔德提出了“社会学”一词，但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大学的讲堂，却是涂尔干的功劳。 他明确规定了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实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亲自作了关于自杀论问题的经验研究。其著作《自杀论》是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首次范例，是公认的实证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经典。应该说，涂尔干是社会学的真正奠基人。因此，作为一位大二的学子，在理论知识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对涂尔干及其主要社会学思想进行分析、讨论和综述，亦存在其合理性和特殊性。 本文在记述涂尔干生平及其生活背景下，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社会劳动分工、自杀和宗教四个部分对于涂尔干的主要思想进行理解、分析和综述，好让同学们进一步走进围绕在我们大学课堂的
社会学大家涂尔干；另外，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部分同学对涂尔干的喜爱，对社会学的向往，哪笔者将不胜欣喜。 一、生平与著作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作迪尔凯姆，1858——1917)生于法国东北部孚日郡首府埃皮纳尔市的一个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21 岁的涂尔干经过两年的连续落榜终于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师从哲学家布特鲁，史学家库朗热等，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游历一年,了解和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心理学家冯特实验心理学和滕尼斯“社区与社会”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6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这是法国大学中第一个社会学教授职位。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这本刊物不仅巩固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而且联系了一批学生和学者，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以编辑部为核心的迪尔凯姆学派（又叫法兰西社会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所有著名的社会学家都属于迪尔凯姆学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1906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育学讲座教授，这个讲座于1913年改称“社会学讲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并且，他的唯一的
道德教育论文：浅谈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及其对当代教育启 示 摘要：爱弥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法国教育的“经典作家”，其对道德教育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第一个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道德领域，把道德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来研究，挖掘出隐藏在宗教外衣之下的道德三要素：纪律精神、牲牺精神和自律精神，从而为他所提倡的理性道德教育找到了有力根据，也为我国在道德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探究提供方向。 关键词：道德教育；纪律精神；牺牲精神；自律精神 爱弥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法国教育的“经典作家”，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涂尔干对道德教育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第一个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道德领域，把道德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来研究，挖掘出隐藏在宗教外衣之下的道德三要素：纪律精神、牲牺精神和自律精神，从而为他所提倡的理性道德教育找到了有力根据。他也因此成为道德社会学的创始人。 一、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提出的背景 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理论是19世纪末法国社会现实主义的反映。这一时期，法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一系列政治革命是涂尔干理论形成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然而，吸引涂尔干关注的却是这些革命活动的消极后果，即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失范（anomie）现象。涂尔干认为，法国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建社会和道德秩序，加强道德的调节作用。然而，在西方历史上，道德从来都是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呈现出道德最初的面目，涂尔干提出了纯粹理性主义道德教育。 二、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的内涵 （一）道德的三要素 在涂尔干看来，初等教育的议题是围绕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和自主或自决三个道德要素展开的。当涂尔干在研究道德这一社会事实并着手构建理性道德时，他清楚地意识到，长期以来，道德与宗教之间确立了密切联系，如果清除一切宗教性的内容，而又不提供任何理性替代物，那么就有把基本道德观念和情感也清除掉的危险，从而有可能失去理性道德的内容。因为这些基本道德观念和情感，虽然披着宗教外衣，但都是一些从未得到体现的基本道德要素。涂尔干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发现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道德基本要素，于是他就开始了对道德要素的考察。 第一，道德的首要要素：纪律精神。涂尔干认为，道德
《道德教育》读后感 涂尔干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被称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其理论涉及许多诸多方面。他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以教育工作为乐,执教的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著述甚丰，他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通常是三分之二”的心血都倾注在教育学工作上。涂尔干是第一个以以社会学家的身份系统地将道德，德育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这为我们研究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其很多著作中都得到体现，教育方面的著作有《教育与社会学》、《道德教育论》，但有关道德教育的内容集中体现在《道德教育》一书中。《道德教育》是以社会学观点分析、研究道德教育问题的。 《道德教育》属于教育社会学的范畴。该卷第三部分收录的是涂尔干有关教育问题的专题讨论以及备课笔记手稿。该书主要涉及教育问题的具体教学和研究，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涉及教育方法和基础教育理论的问题、教育史和教育学史的研究，以及与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乃至深刻的社会学实质问题。 “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总是那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缩影，而且各种冲突的思想有很快会在教育界反映出来”而每一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将是时代的缩影。19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处于极剧动荡的时期，教会控制下的学校教育也不能真正促进学校中科学知识教育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背景，涂尔干的教育思想应运而生。 涂尔干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具有强烈的教育入世情怀。教育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入世情怀及时导致其思想的原因，也是其思想所要追求的结果。他认为社会决定了多教育的理解，国家的经济和对外事务以及发生的所有变迁都必然要在学校体质这块专门领域中引起同样深刻的转型。社会还决定了教育的建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变迁，这也需要产生相应的新型教育，要真正理解某一教育主题，必须把他放到社会中，放到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当中。 涂尔干的社会观是独特的，他将社会视为一个独立的人格。社会是由个人组成，但不是简单的个人的集合体，而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一种存在。涂尔干的社会情怀影响了他的教育观，他认为教育即人的社会化。教育不是要培养远离现实社会的理念中的人，而是要培养合格的公民。所以教育应该面向现实世界，应该有一种入世情怀，将真实的现实世界教给学生，这里有两类知识：对人的知识，对物的知识。只有用这两类知识教育学生而不是偏于某一种，才能培养出真实的、现实的、能走进现实世界、适应现实世界并发展现实世界的人。教育的育人目标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性培养而不是抽象的人性培养。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大发革、观念不断更新的时代，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便越发重要。教育要为人的社会化服务，教育就是人的社会化，涂尔干的这一教育思想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颇具启发意义。 一、道德教育价值重视知识的 涂尔干认为真正的人文教育离不开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不仅是整个教育知识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文学知识中的一个领域。他认为我们不仅必须了解那些曾经激发人类心灵的多姿多彩的情感，也必须了解人们曾经拥有的那些重大的道德信念、宗教信念和美学信念，我们应当“在思维中一一体验这些情感”。所以，涂尔干断言，科学与真正的人文教育之间的必然关系甚至更加直接。科学是人类代代相承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是人类集体经验的总结，了解科学知识不仅是了解自然，也是完善对人的了解。所以，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同样是道德所赖以维持的支柱，一种严肃的科学教育是真正的人文教育不可忽缺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以科学家对待事物一样的态度来认识自身。科学所能教给我们的一切，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自身的观念。因此，“各门科学的学习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所充当的决不是一种外来侵入的异在元素，决不是一个外来者，一种对体系结构的威胁。”尽管它以外部的世界为导向，
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 ［内容摘要］在中国纪录片发展面临内容和主题的深化、表现手法的更新之际，人类学纪录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国内的一些先行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那么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又有几种类型？请参阅本文。 ［关键词］人类学；人类学纪录片；文化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它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就内容而言，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等同，而与一般纪录片有异。从表述形式来看，人类学纪录片则又是鲜活的、形象的，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而与一般纪录片相同。由此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与艺术形式的完善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类特殊类型。“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都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人类学”较早，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就很晚了，直到“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来我国访问，这个片种才被介绍到我国”。① 在英语里，西方国家对人类学纪录片有若干种不同的称呼。一般称为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或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也有的人把其中单纯记录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但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价的影片称之为Ethnographic Documentary（民族志纪录片）。这些不同的命名多少有些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兼容，这主要是在人类学界使用。而影视圈内，一般把这类影片通通归于纪录片，仅仅认为它是纪录片中的一类，并没有赋予它比一般纪录片更多的含义。 当今世界，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人类学纪录片可以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人们，并促使人们开展对话，让人们分享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而唤起人类对自身深刻而积极的感受。在世界人类学第9届大会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②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一、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 人类学纪录片是随着电影的诞生而出现的。据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美国）的文章称，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人是瑞格纳特（Felix-louis Regnault），他于1989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记录了非洲沃洛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第一部民族志电影”。 最初，人类学纪录片在人类学界不受重视，它只不过是作为人类学研究中的附带产物，而并没有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成果中用以引用的重要部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格利哥利·本特森（Gregory Bateson）和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将人类学和电影结合到一起。 本特森曾在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色皮克河沿岸的雅特木耳人中间进行过田野调查工作，并写了本题为《耐温》（1936年）的专著。米德则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做过田野工作，他曾写过大量的专著和文章，并早已由于他的人类学著名通俗易懂而著称于世。本特森和米德于1936年—1939年在一个巴厘人的小村庄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这一项研究对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他们用摄影手段来弥补早期各自工作中的不足，例如生动的可视性图像可以使本特森非人格化的抽象分析更加丰满；再比如纪实性的纪录片可以使米德对人类行为的广泛描写更加生动和深刻，纪录片就像他们的人类学著作一样，描写了人们的行为，并展示了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在纪录片的“许多地方集中表现了小孩儿之间以及小孩儿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譬如他们在影片中表现了巴厘人挑逗小孩儿的这样一种行为：用手触摸刺激婴儿，使他达到近乎兴奋最高点时，突然停止与婴儿的接触，这对研究成年的巴厘人没有高兴奋点的…稳定状态?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也以生动的形象表明，这一点在纪录片中可以很好地被表现出来。”③
涂尔干的《道德教育》 内容简介： 本卷编选的文献均属于教育社会学的范畴。《道德教育》和《教育与社会学》是根据讲义或授课内容整理而成的著作，分别于1925年和1922年发表；而本卷第三部分收录的是涂尔干有关教育问题的专题讨论以及备课笔记的手稿。 本书内容属于教育社会学的范畴，根据涂尔干的讲义或授课内容，以及他有关教育问题的专题讨论和备课笔记等整理而成，其对教育问题的具体教学和研究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涉及教育方法和基础教育理论的问题、教育史和教育学史的研究，以及与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连至深的社会学实质问题。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教育家们所争论的焦点问题和涂尔干处理此类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态度。 前言 第一章导言：世俗道德 第一部分道德的要素 第二章道德的首要要素：纪律精神 第三章纪律精神(续) 第四章纪律精神(终)；道德的次要要素：对社会群体的依恋 第五章对社会群体的依恋(续) 第六章对社会群体的依恋(终)；前两个要素的关联 第七章道德前两个要素的结论；第三要素：自主或自决
第八章自主或自决(终) 第二部分怎样培育儿童的道德诸要素 第九章纪律与儿童心理学 第十章学校纪律 第十一章惩罚在学校里的运用 第十二章惩罚在学校里的运用(续) 第十三章惩罚在学校里的运用(终)；奖赏的意义与用途第十四章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儿童身上的利他主义 第十五章学校环境的影响 第十六章学校环境(终)；科学教学 第十七章科学教学(终) 第十八章审美教学与历史教学教育与社会学 初版序言涂尔干的教育学工作 第一章教育：性质与作用 第二章教育学的性质与方法 第三章教育学与社会学 第四章法国中等教育的演进与作用 讨论与讲稿 讨论道德学说的有效作用 讨论性教育 “童年” 讨论寄宿学校和新型学校
重要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2005-11-28 ——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实录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影像anthropology documentary ［内容摘要］本文作者在组织《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中，通过与法国著名影视专家的交流，对人类学纪录片的历史，与影像的关系，与一般纪录片的异同作了介绍，并表达了自己对几部片子的思考。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影像；客观性 1999年10月26日——31日，上海音像资料馆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在上海共同举办了“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作为合办方，此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得到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驻华专员范华（中文名）先生的大力支持。另一位法国知名人类学纪录片导演、人类学博士娜丁女士专程由法国来上海出席活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影视部主任铁里·巴杜先生为活动写来了贺信。信中巴杜先生简要地表述了他本人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一些见解。他认为：人类学家始终与影像有着一种特殊的和得天独厚的关系。人类学家们是最早将摄影机和放映机纳入到科学研究行为中的人。这一切无疑是因为人类学是一门观察和如何观察的科学。人类学家在看待他所研究的社会时，要力求摆脱个人的局限、个人的成见，以及任何民族中心论和价值范畴的不同划分。这样一来，摄影机（还有与其不可分离的放映机或录像机）的作用则显而易见了。它们可以让人类学家重返拍摄地点，显示拍摄的图像，也即他观察到的这个社会的形象。换言之，这既是被研究的社会的画面，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实地考察或实地检验。 无论是巴杜先生，还是范华先生，还是娜丁女士，他们都将人类学纪录片纳入到科研领域之中，影像的记录服务和服从于人类学的研究，用影视人类学来界定他们的工作也许更为贴切。而引进如此专业性很强的影视作品，对于上海的影视纪录片创作、文化理论研究，以及上海音像资料馆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娜丁女士开始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 对此，上海音像资料馆馆长陈湘云女士在开幕致辞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音像资料馆的功能在于，以音像资料作为媒体，在空间上达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知与交流；在时间上构筑起人类文明与发展的音像史志。这与人类学纪录片致力于利用影像形式来记录、保存和研究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宗旨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而举办这样一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一方面是介绍和展示法国人类学纪录片的成果，法国是世界电影的诞生地，人类学的研究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一方面也想借此推动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激发中国的纪录片编导，自觉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与时代的使命，记录上海、记录中国，记录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足迹。
简述一下涂尔干的地位著作及主要思想 《社会分工论》，《自杀论》，这两本是社会学的经典中的经典，特别是《自杀论》，和心理学的分析完全不一样，创造了社会失范的概念，社会分工论讲的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简单的说就是从大同社会，无差异化的社会变化到细致分工，相互协作的差异社会。还有一本就是《社会学方法准则》，还有就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准则》。 涂尔干坚持的是社会实在论，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强调从社会事实出发来研究社会，希望通过集体道德的作用来整合社会。 以上是我自己的理解，下面是百度词条的说明：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名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生平和著作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一年,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W.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他受到极大的刺激。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迪尔凯姆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的。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说，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协会、语言，以及服装样式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形设置。迪尔凯姆注重研究前者。 劳动分工论社会秩序是迪尔凯姆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他一心要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回答现实问题,帮助社会维系整合,达到安定。他的3部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紧密围绕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3个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
读书心得涂尔干《道德教育》若干思想的 局限性反思 假期时间不忘给自己充电。静静的午后，泡一杯茶，放着舒缓的音乐，沐浴着温和的阳光与柔风，自己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捧起一本细细品读，真是世间最美好惬意的事情。 上学期间特别喜欢读跟自己专业有关的书籍，并且习惯在每次阅读的时候记录下自己的心得感悟，今天读的书是《道德教育》，作者是法国著名教育家涂尔干。将近四个小时的阅读让我受益匪浅。关于书中值得借鉴的内容有很多，在此不做一一记录。同时，由于时代文化的差异，书中有几点我不太认同的观点，以下是我关于本书局限性的具体思考： 一、将道德万能化 按照涂尔干的思维路线:道德与宗教有类似性即神圣性，像神一样发号施令，他将道德神化了，道德律令有神的功效，能够控制人的行为，威力无穷。由此，他将道德变成了无所不能。 尽管道德对于稳定整个社会秩序，作用显著，但要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道德，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所有的行为不能光靠舆论的谴责，良心的指责来规范。这些都只是软约束力。在当时法国社会混乱的情况下，
光靠像道德这样的软约束力无法恢复社会秩序。道德教育的功能有限，在动荡的社会中也无法唤醒公共良知，从而为他们的国家效力。 涂尔干对道德权威的尊重甚至超过了学生行为的后果，造成道德与行为脱节。从他对惩罚的功能可以得知。他不是从指引人们的行为而考虑，而是从道德立场来考虑。不管受罚者受到惩罚后如何行动，是善的还是恶的行为，惩罚始终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他能够维护道德权威。在他的理论中，道德权威比什么都重要。这样，他的道德教育变得非常空洞，为道德而教育，仅仅站在道德的角度而不是行为的角度。事实上，道德的真正意义在于与行为联系起来，否则将是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二、将教师神圣化 在道德教育理论中，涂尔干对教师提出了一些要求，有些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从教师个人素质来讲，他必须热爱本职工作，尊重自身角色，具有某种意志力;从教学方法来看，教师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变革教学内容，把正义和生活交给他们，使他们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把他们引入正途，使班级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要求，作为一个教师，他必须要做到。而有些要求，突破了教师的世俗性，很难完成。他将教师的教学比喻为牧师的布道，这样在他的道德教育中，教师无权取消或修改规范，没有任何和自主性，仅仅是
杜威的主要教育思想 (1)教育即“生活”、“生长”与“经验的改造” 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与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与发展起来。广义地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人接触、相互影响、逐步扩大与改进经验,养成道德品质与习得知识技能,这就就是教育。由于改造经验必须紧密地与生活结为一体,而且改造经验能够促使个人成长,杜威便总结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为经验的改造”。 (2)教育无目的论 杜威认为,在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中,教育只就是外力强加于受教育者的目的。在民主的社会中就不同了,应当奉行无目的论。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激化的年代,杜威很强调教育在改进社会方面的效用,杜威教育目的论的资产阶级性就是显而易见的。 (3)“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就是身心成长与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所以教师要把教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儿童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品德与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与经验的改造。 (4)教学论 杜威以教育就是生活、生长与经验的改造的理论为基础,对教材与教法等作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论述。 ①在教材的选择上,杜威建议“学校与科目的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就是科学而就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讲就是学校安排种种作业,把基本的人类事物引进学校里来,作为学校的教材。 ②在教学方法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她认为儿童不从活动而由听课与读书所获得的知识就是虚渺的。 (5)道德教育论 杜威说:“道德就是教育的最高与最终的目的。”、“道德过程与教育过程就是统一的。”在杜威瞧来,德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杜威极力强调道德才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实施方面,杜威首先主张“在活动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其次就是要求结合智育达到德育的目的。再次,她很注重教育方法的道德教育作用。 【精选试题】 在教育目的的问题上,实用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杜威所持的观点就是(C) A、个人本位论 B、社会本位论 C、教育无目的论 D、国家利益论 【几种典型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观】
涂尔干法社会学思想 1、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化约为一个个单独的人。 涂尔干是社会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坚持以客观物质存在为研究重心;另一方面认为,社会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化约为一个个单独的人,“集体生活并非产生于个人生活,相反,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里产生出来”他坚持社会唯实论的集体主义立场,主张社会是第一性的,个人是第二性的存在。在这种方法论的关照下,他提出了社会事实和集体意识两个分析概念。 2、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 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但社会事实并不等同于社会现象。对于个人来说,社会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涂尔干将这种外在强制性的集体现象称为“社会事实”,外在性意味着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现象不是人的心里或精神活动,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强制性是指社会事实一旦发生,就会对社会中的相应个体产生影响。社会学应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并且只能用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之中去寻找”。而集体意识则“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是独立于个人置身其间的特殊情况;个人消逝了,它仍旧存在……集体意识是社会的精神象征”它是基于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人的趋同本性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类型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就具备了外在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因此,在每个社会个体的内心,存在着两种意识一是构成我们人格的个性,另一个则是集体意识,它代表着社会。 3、犯罪 基于以上集体主义实证取向,涂尔干把犯罪、越轨、失范和自杀等现象都视为社会事实,且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分。对于犯罪,涂尔干认为“,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即犯罪是个体侵犯集体意识、冒犯社会的行为。但并非所有这类侵犯行为都能够得上是犯罪,够得上犯罪的还必须要求这种侵犯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和广度。对于失范,涂尔干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旧的社会规范和标准被破坏,而新的又没有取而代之,因此,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人们会失去行为的方向,失范也就会产生,自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事例。 4、自杀 自杀并非仅是个人行为的集合体,而是具有模式化特征的现象;在每个社会都有着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自杀率。 5、社会学方法论
当代西方人类学纪录片研究 任 远 邱茹萍作 西方纪录片理论界习惯地把纪录片区分为两种性质:人类学的和社会活动的。《英国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于纪录片(Documentary)的解释是:“展示人类或社会活动的电影或电视影片”。人类学的纪录片还被看成纪录片的最传统的类型。正如美国学者玛莎?福斯特所描绘的那样:“自1922年《北方的纳努克》震惊了全美国以来,纪录片工作者已经记录了其他与己不同的文明,或者为不同的文明记录了自己”。纪录片史惯于把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片看成是人类学的纪录片,而同约翰?格里尔逊的社会性纪录片相区别。美国学者埃里克?巴尔诺在他所编写的《世界纪录片史》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弗拉哈迪的纪录片是以较长的篇幅把身居远方却相亲相爱的人群特写下来的肖像片,而格里尔逊的纪录片则是超越个人去反映社会的进程”。 如今,世界上每年都有人类学纪录片展播或评奖活动。由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国际纪录片协会(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sso2 ciation,简称IDA)和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合办的一年一度的“风城”国际纪录片节(Windy City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就是其中有影响的一个。1997年春季本文作者之一任远有缘接受约请以“荣誉嘉宾”的身份,访问了这个纪录片节,并做了《今日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和《东西方纪录片对比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出席了’97“风城”纪录片节特别节目———“亚洲影像”、“中国纪录片
日”,亲自感受了中国电视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中央电视台)、 《沙 《深山船家》、 《回 《游牧》(辽宁电视台)、 与海》(辽宁、宁夏电视台)、 《百姓家园》(北京电视台)等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家》(四川电视台)、 受到美国观众、学者欢迎的情景。哥伦比亚学院影视系教师尼可莱斯说:“我们美国人已经很少看到这样优美的纪录片了。因为美国观众已经被电视新闻宠坏了。他们往往习惯于用短短几分钟了解一件大事,而很少接触你们这类慢慢道来的真正纪录片”。风城纪录片节主任玛莎?福斯特女士则因此写了一篇题为《跨文化纪录片和美国观众》的论文,她深有感慨地说:“反科学和激情主义成了美国埋葬跨文化纪录片不可忽视的传统”,她夸奖跨文化纪录片“至少为两种以上明显不同的文明来制作,并为这两者服务,与两者相关”的传统,因为中国纪录片的加入而“获得加强”。 “跨文化纪录片”这些概念或意识,我们觉得“人类学纪录片”、 对于我国纪录片工作来说还相当的陌生。因此,把我们所接触到的西方关于人类学纪录片的讨论点滴披露于后,也许是有价值的。 纪录片和人类学的关系 纪录片诞生于崇尚以人为本的西方。美国有些学者(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影视系艾拉?阿布拉姆斯博士Dr Ira Abrams)把人类学与纪录片相联系,认为“纪录片开始时是人类学的分支,纪录片与人类学的距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们的关系是文化的相比性/相关性”(1998年7月23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不少学者认为,从早期的纪录片来看,反映的就是人类学这个主题。例如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弗拉哈迪的 《摩阿那》和1934年的《阿兰岛人》以及近代的《北方的纳努克》、 《斯里兰卡的宗教节日》(原名为《所有季节的上帝》,它和《克孜尔《中国》都是英国导演查理?奈恩拍摄的人类学的片子)游牧部族》、 等等,相当数量的纪录片在反映着人类生存状态、生活的观念和人
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之启示 周晓静 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与马克思（Karl Marx）和韦伯（Max Weber）一起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其理论涉及诸多领域。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是人类面对时代发展无法回避的，他本人也常常卷入思想争论和社会运动的漩涡中。涂尔干是第一个以社会学家的身份系统地将道德、德育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并将其作为整个理论中心的学者。[1]“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总是那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缩影，而且各种冲突的思想会很快地在教育界里反映出来。”[2] 同样，一位教育家的思想也总是那个时代的体现，尤其是涂尔干这样一位热衷于关注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19世纪正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处于急剧动荡的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教会之间反复较量，各种思想冲突碰撞。在各种思想相互冲突甚重的时候，教育的力量尤其是道德教育的力量往往更为人们所认识。其时法国的教育为耶稣会士的古典传统所支配。初等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读写算和教义问答，中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拉丁语和七艺科目，经院主义气息浓厚。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会仍因是他们维护统治的精神工具而受到重视。1850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法卢法案》就是在任教育部长的耶稣会教徒法卢任职间制定的，该法案加强了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权力。然而，教会控制下的学校教育不能使人们在道德困惑上得到解放，不能承担起新时期道德教育的责任。18世纪法国唯物论思想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数学、物理学、天文学领域都有显著发展，这就使人们容易认识到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宇宙的一部分。生物学、地质学的发展撼动了旧有的道德基础，教会作为传统的道德教育的机构，已经不能承担道德教育的责任，满足人们对世界、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教会控制下的学校教育也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学校中科学知识教育的发展。所以，法国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走出教会的阴影。 涂尔干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具有强烈的教育入世情怀。教育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入世情怀既是导致其思想的原因，也是其思想所要追求的结果。他认为社会决定了对教育的理解，国家的经济和对外的事务、业已发生的所有变迁都必然要在学校体制这块专门领域中引起同样深刻的转型。社会还决定了教育的建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变迁需要产生相应的新型教育。所以，要想真 13 大学（学术版） 2010年第7期
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电视纪录片可以分为很多种，有人类学纪录片、自然类、文献专题类、社会生活类、历史文化类、风光片、文艺类等等。可是纵然纪录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却是乏味，缺乏故事性的。 对于纪录片而言，故事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纪录片不像故事片那样单纯的讲述一个故事，它是对真实事件人物的记录，是生活原生态的信息、是经过选择和提取的再现性的信息、是经过加工和改造的表现性信息。 但有一点纪录片与故事片是一样，它们都是给人看的艺术品，它们需要研究观众的心理结构，因为对故事性的要求是人类很基本的心理欲求。美国纪录片制作者和理论家Michael Rabiger使用了“编剧”这一不可思议的概念：“戏剧感是从哪里来呢？我自己的感受是来自于集体潜意识，而这是恒久不变的人性之一。大家都知道，它是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人性动力，我们对于一遍又一遍地说故事与听故事都很渴望，你可以想一下现存亚瑟王传奇故事的改编版本有多少种：故事本身是中世纪的产物，但是千年之后，它仍一直被改编与更新，也不断给予人们乐趣。”既然故事符合观众的心理结构，能够满足观众的猎奇心里，那我们就可以把故事性融合进纪录片中。 并且对于表现人类生活，纪录片和故事片是互补的。但如果纪录片放弃故事性，则无疑是自动缩小自己的版图。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系教授米歇尔·若曼说认为纪录片和故事片是互相包含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在题材和图象表现等形式方面享有同样的地位，并且纪录片可以运用很多很多故事片的方法和手段。 现在许多纪录片展示人物状态却缺少情节，也就没有冲突和高潮，造成节奏拖沓，结构散漫，无法勾起观众的心理兴趣。不管多么高深的内涵，一部纪录片倘若没有审美魅力，就一定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如有些纪录片似乎为了追求宏大气势或文化品位，时间拉得很长，结构甚是雄伟，但读解起来空空荡荡。究其原因，不是不吃苦，不是不专业，而是场面东西多，生活细节少，没有故事性，哲学意义大于美学价值。如纪录片《风中的山林》讲述一位河北农民承包荒山的事情，前后拍了三、四年，不可谓不刻苦，编辑思路与主题都颇宏伟，这是一个具备世界意义的题材。但是，这部作品只有大的构架，缺少丰富的感性细节，人物形象比较贫弱。从根本上说，没把故事讲好。类似事例在纪录片创作界批量存在，尤其是一些被巨大文化感笼罩的作品，惟恐不文化，却不担心没故事。这是精英意识对纪录片的误导。 从纪录片表现故事性的方式来说，纪录片不能扮演，必须是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的影像记录。但也不是完全的不能扮演，纪录片是大环境的真实，对于其中的细节可以进行一定的虚拟，搬演重现就是增加纪录片故事性的一个好的方法。在纪录片《大明宫》中的很多情节都是搬演重现的，它所创造的是一个大环境中的真实——大明宫这一真实的环境，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地方；真实还在于历史事件的真实，那些曾经在大明宫发生过的事情，例如杨贵妃赐浴华清池、唐明皇创霓裳羽衣等等。这些事件、人物都是真实的，所以构成了纪录片的真。但是《大明宫》的细节有很多都是虚拟的，更多的采用的都是搬演重现的方法来增强故事性以吸引观众的。像是唐玄宗喜好音律，与杨贵妃在大明宫共同谱曲演奏；杨玉环于华清池的沐浴，水上的花瓣、宫人的伺候这些都是搬演的。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大概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戏剧加工可以为纪录片增添一定的故事性。这样的纪录片不仅可以展现事实同时也有一定的趣味性，不会
再访涂尔干 ——现代经济中道德的社会建构 汪和建 涂尔干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从现代经济中辨识出了作为其后果与基础的道德性因素。本文将其概称为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研究表明，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不仅是对正统经济学“去道德化” 倾向的一个有力批判，更是引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把社会结构分析与道德分析整合起来的桥梁。 由此为基础，本文从涂尔干道德性视角中，引申出了可构成这种整合基础的三个理论命题。最后，我们以雇佣关系中的道德为例，提出在持久性关系中，经济道德通常是一种遵循莫斯“礼物交换” 过程的社会建构。 一、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 1893年，涂尔干（Emile Durkheim）（2000）在其博士论文即著名的《社会分工论》中，向个人主义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社会学家以及唯心主义道德哲学家提出了挑战。他尝试重新回答他们提出的两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分工的原因及后果，以及什么是契约关系的真实基础？ 亚当?斯密及其后续者们将分工视为人们追求劳动生产率和人类幸福增长的结果。然而，涂尔干难以接受这种观点。他认为，该观点无疑犯了倒果为因的目的论的逻辑错误。劳动分工的进步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但是，它并不一定能增加人类的幸福感。因为，在劳动分工发展的条件下，“竞争越激烈，人们就要付出更多、更辛苦的努力，这不是使人类更加幸福的途径”。（涂尔干，2000：227）而且，它也绝非分工产生的原因。分工的原因应当是另一种“社会事实”，即社会密度的增加。社会密度增加的原因乃是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迫使以前各自独立的群体保持相互交往，从而导致劳动的分化和职业的专门化。涂尔干认为，职业的专门化可以减少由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对资源的竞争压力。犹如不同的动物种群较易共存，人类通过劳动的分化也能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自己的生存。1涂尔干着重阐发的是社会分工的后果。他认为，生产力的增加仅仅是分工的副产品。分工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的非经济功能，即它造成了一种“有机团结”的新的社会整合。他指出，分工是一种存在于所有“生命世界”中的普遍现象，但是，它的形式和力量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是不同的。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占支配力量的不是分工（生物学意义上的分工），而是“集体意识”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压制性制裁”。只有到分工发生革命性变化，即发展到以职业专门化为基础的分工即社会分工，它才超越集体意识而成为缔造新的社会秩序即“有机团结”的基本力量。 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涂尔干，2000：24） 我们可从这段文字以及其他相关的论述中，检视出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中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即：1．分工造就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系统”。职业分化使人们之间互有差异，但却不是使其以“原子化”方式生存。透过分工与交换，可以在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一种超越了某项具体交易的稳固的社会联系。正如涂尔干所言：“尽管社会成员完成交换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远远超出了这段时间之外。 1现在看来，用进化论类比来解释分工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人类有这样的朝向解决人口增长压力的“理性选择”。不过，本文并无意深究这一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