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一)
许霆案被炒得沸沸扬扬，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舆论认为，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实属畸重。案件发回重审后，法院对许霆减轻处罚，判处5年徒刑，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但这一判决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批评：有人依然认为法院对许霆量刑过重，有人则认为法院对许霆量刑过轻。可以认为，起初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是因为不明确减轻处罚的根据，也缺乏减轻处罚的意识；后来对许霆判处5年徒刑，则是由于没有掌握或者没有说明减轻处罚的方法。⑴下面就这三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减轻处罚的根据
“为什么‘刑罚是正当的根据，也是’何种程度的＇刑罚是正当的根据。”⑵换言之，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就是量刑的正当化根据。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影，旧派的报应刑论与新派的目的刑论的主张各不相同，前者强调刑罚与罪行本身相均衡，后者强调刑罚与犯罪人的危险性格相适应。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取并合主义，即刑罚的正当性由来于报应的正义性与目的的正当性。这明显反映在其刑法对量刑基准的规定上。例如，德国刑法第46条第1项规定：“犯罪人的责任是量刑的基础，且应考虑刑罚对犯罪人将来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第2项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犯罪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特别应注意下列事项：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行为所表露的思想和行为时的意图，违反职责的程度，行为方式和犯罪结果，犯罪人的履历、人身和经济情况，及犯罪后的态度，尤其是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在决定是否暂缓起诉时，应当考虑“犯罪人的性格、年龄和境遇，犯罪的轻重和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态度。”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一般认为，这些因素也是量刑时必须考虑的情节。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条第1项规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责任量定。”第2项规定：“适用刑罚时，应当考虑犯罪人的年龄、性格、经历与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结果与社会影响、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态度以及其他情节，并应当以有利于抑止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善更生为目的。”瑞士、奥地利等国刑法都有类似规定。不难看出，这些规定一方面要求刑罚与责任相适应（量刑中的责任主义），另一方面要求刑罚有利于预防犯罪（与预防犯罪的必要性相适应）。这里的“责任”，应是指对客观的法益侵害性（客观的违法性）与主观的非难可能性（有责性）的综合评价。换言之，这里的“责任”是指罪行，体现的是报应刑论。而上述规定要求量刑时考虑预防犯罪的效果，则体现的是目的刑论。所以，量刑是否合适，取决于量刑是否与罪行相当，是否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要求刑罚的轻重必须与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小）相适应。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是报应刑的要求；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其实质内容，在于坚持以客观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主观意识的有责性相结合的罪行轻重，以及行为主体本身对于社会的潜在威胁和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量刑的尺度。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最大限度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实现刑罚的正义和预防犯罪的目的。由于刑罚必须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故可以防止为了追求预防目的而出现畸重的刑罚；因为刑罚必须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⑶故可以防止为了追求报应而科处不必要的刑罚。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量刑时应否减轻处罚，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根据：一是客观违法性的大小，二是主观有责性的大小，三是预防必要性的大小。⑷那么，如何认识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呢？
第一，如前所述，客观违法性，是指行为对刑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性。法益的重要性、对法益侵犯的程度（如是既遂还是未遂），是影响违法性的重要因素。客观违法性是为犯罪的成立奠定基础的条件，如果法益侵害轻微，当然不成立犯罪；如果行为对法益的侵害达到
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但又明显轻于法定最低刑所对应的程度，则成为减轻处罚的根据。一种观点认为，对许霆之所以可以减轻处罚，是因为本案的违法程度较轻，主要表现在许霆并没有非法潜入金融机构盗窃，也不是通过毁坏自动取款机实施盗窃，而是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实施盗窃。但本文不完全赞成这一观点。刑法规定盗窃罪，是为了保护公私财产。在盗窃相同财产的情况下，盗窃方式并不影响违法性的程度。当然，如果行为方式又侵犯其他法益，则另当别论。例如，甲在公共汽车上扒窃他人2000元，乙入户盗窃2000元。虽然二者对财产法益的侵犯相同，但由于乙另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住宅安宁，所以，乙的行为因为侵犯两个法益，使其违法性重于甲的行为。但在这种场合，不是因为乙更为严重地侵犯了他人财产，而是因为乙另侵犯了他人的其他法益。仅从违法性的角度而言，由于乙的行为同时侵犯了两个法益，所以对其量刑会重于对甲的量刑，但这不是对甲减轻处罚的理由。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盗窃17万元，与X非法潜入银行盗窃17万元，在对银行财产法益的侵犯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因为侵犯的财产法益相同。由于潜入银行本身在刑法上并不是一种侵害法益的违法行为，⑸故潜入银行与在自动取款机上盗窃相同数额的现金，在违法性上没有区别。倘若因为X潜入银行盗窃便比许霆多判1年徒刑，就意味着潜入银行就能被处1年徒刑，这属于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间接处罚。另一方面，与通过毁坏自动取款机盗窃银行17万元相比，许霆行为的违法性可谓较轻。但这不是因为许霆对银行财产法益的侵害较轻，而是因为前者另触犯了故意毁坏财物罪。所以，在盗窃罪的范围内，许霆行为的法益侵犯性并不轻于其他盗窃银行17万元现金的行为，缺乏减轻处罚的根据。
第二，有责性是指就客观违法事实对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就成立犯罪而言，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过失、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以及期待可能性，此外还要求达到责任年龄；只要具备这些要素，就足以认定行为人具有责任。但是，在量刑时，行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具备这些要素，则是需要考虑的。在本文看来，许霆的故意、责任能力与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都不成为问题，不具有减轻处罚的根据，故只能在期待可能性问题上斟酌。
根据责任原理，只有当一个人本来能够以其他方式行动时，他才对他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当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认识到或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法益侵害结果，并能够认识到该行为被刑法所禁止时，就能够产生反对动机，不实施该行为。但是，“即使行为人认识到了犯罪事实，而且意识到行为是违法的，但当行为人不能根据这种判断抑制行为，即不能期待其实施其他行为时，就不能非难该行为，因此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这就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⑹缺乏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时，行为人就不对其违法事实承担责任。与此相应，如果在具体情况下，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减少，就表明非难可能性减少，可以成为减轻处罚的根据。期待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与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动因具有密切关系，而犯罪的动因取决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刑法对犯罪规定法定刑，旨在使行为人对犯罪产生反对动机。但是，其一，“在一定的场合，……特别是当行为人内在的根源性的冲动，远远强于对法所预告的苦害的恐怖之念时，反对动机的设定就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在对生命的紧急避险这样的界限状态中，人的脆弱性与自我保存的本能是显著的。”⑺在这种场合，应认定行为人没有期待可能性，因而宣告无罪。其二，当行为人具有实施犯罪的强大动因，而且能够被一般人“理解”或宽恕时，那么，期待可能性就会明显减少，因而成为减轻处罚的根据。自动取款机的故障，不仅使许霆可以轻易获得不属于自己的金钱，而且其行为难以被银行与一般人发现，这一事实成为许霆实施盗窃行为的强大动因，使其产生反对动机的可能性有所减少。在此意义上说，许霆的有责性减少，因而可以减轻处罚。⑻
第三，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预防的必要性当然影响量刑。首先，在量刑上应注重特殊预防，而不能过于重视一般预防。否则，就必然使犯罪人成为实现一般预防目的的工具，必然造成刑罚与罪行不相适应，从而伤害报应的正义性。例如，行为人实施了一种具有蔓延危险（他人可能效仿）的犯罪，但罪行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都比较轻微，本应判处较轻的刑罚；如果着眼于一般预防的需要，就会对行为人判处过于严厉的刑罚，使其成为一般预防的牺牲品。当然，在量刑时不应过于重视一般预防，不等于量刑没有一般预防的效果。刑法所指向的是一般人与一般事件，因而刑罚的制定所重视的是一般预防，量刑以法定刑为依据，当然也就具有一般预防的效果。另一方面，所谓量刑时不应过于重视一般预防的需要，是指量刑时不能出于一般预防的考虑而使刑罚超出罪行的程度，只能在罪刑相适应的范围内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但是，如果预防的必要性小，则可以低于报应刑处罚。这正是并合主义所要求的。
可以认为，许霆案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必要性都比较小，可以成为减轻处罚的根据。一方面，许霆既是初犯，也是偶犯，更不是累犯，没有任何事实表明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实施盗窃行为，得到了社会一般人的“宽恕”，既使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减少，也使报应的必要性减少，因而可以减轻处罚。
总之，量刑与减轻处罚，都应在上述违法性与有责性的程度以及预防的必要性大小上寻找根据。对此，有以下几点值得说明。
第一，被害人的过错，不是减轻处罚的根据。被害人的过错引起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一般是使被告人责任减轻或者特殊预防必要性减少的事由，而不是减轻处罚的根据。所以，在许霆案中，自动取款机的故障，不是减轻处罚的根据，而是主要说明许霆的期待可能性减少的附随事实情况。况且，在许霆案中，也难以认为银行存在过错。
第二，对犯罪人有利的社会舆论，不是减轻处罚的根据。初审法官倘若预料到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后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就会想方设法判处较轻的刑罚。全案事实表明，社会舆论的确影响了对许霆的量刑。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量刑要以社会舆论为根据，并不意味着有利于犯罪人的社会舆论，是减轻处罚的根据。在许霆案中，社会舆论认为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过重，是因为人们对许霆犯罪动因的“理解”。换言之，对许霆有利的社会舆论，表明认定许霆的期待可能性减少是正当的、合适的。另一方面，对许霆有利的社会舆论表明，即使对许霆减轻处罚，也能发挥恢复法秩序的效果，因而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减少。所以，社会舆论只是引起法官斟酌被告人是否具有减轻处罚根据的线索。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法官必须对社会舆论进行分析。例如，社会舆论是否建立在对案件真实情况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社会舆论是否建立在对刑法条文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社会舆论是基于何种理由得出结论；如此等等。无论如何，应当特殊慎重对待网上议论，不可认为网上议论都是民意的真实反映。其次，法官不可能在量刑前，就量刑问题进行社会舆论调查，所以，法官必须不断地了解社会一般人的价值感与法感情。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法官尤其要注意一般人观念变化的迅速性。
第三，刑法的谦抑性，不是减轻处罚的独立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个案都首先考虑、判断能否按照民法处理，只有当民法的处理不能令人满意时，才适用刑法，也不意味着对任何刑事案件都首先考虑减免刑罚。换言之，虽然刑法的谦抑性既是立法原理，也是指导司法工作人员解释刑法、适用刑法的原理，但它不是处理个案的规则。一旦解释者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做出了合理解释，那么，对于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就应当以犯罪论处；一旦行为构成特定的犯罪，就要根据刑法的规定量刑。如果将刑法的谦抑性作为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必然导致量刑的恣意性和刑法的不安定性，必然影响报应的正义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如果直接将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减轻处罚的根据，则对任何犯罪都可以减轻处罚，这显然不妥当。
二、减轻处罚的意识
有的国家刑法规定，法官可以酌定减轻刑罚，不需要经过上级核准。例如，日本刑法第66条规定：“有值得酌量的犯罪情节时，可以减轻刑罚。”在这种立法例之下，法官减轻刑罚成为相当容易的事情。我国旧刑法第59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
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在旧刑法时代，酌定减轻处罚的可能性较大，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行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于是，减轻处罚成为程序相当复杂的事情，这就导致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范围小。尽管如此，法官还是应当具有只要符合条件就减轻处罚的意识。
第一，法官应当意识到，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重，适当减轻处罚，有利于刑罚朝着合理方面发展。刑罚的完善总是随着刑罚的宽大程度一起并进。“在公民享有巨大自由的地方，……公民也将生活在一种更高的富裕水平之中；他的心灵将会更为轻松愉快，他的幻想将会更为动人，而刑罚将能够在严厉方面有所松驰，又不丧失其效果。”⑽刑罚处罚程度由重到轻，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表现与必然结果。但“轻刑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法官们应当牢记量刑的总体趋势必然朝着轻缓方向发展。在法定刑较重的立法例之下，尤其是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减轻处罚顺应刑罚的发展趋势。
第二，法官应当意识到，重刑不是抑止犯罪的有效手段，也不一定具有报应的正义性。一方面，当今的报应观念，已不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等同报应法”，而是强调由社会关系的应有状态决定刑罚与犯罪的等价性。所以，报应的基准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预防犯罪也不依赖重刑。对于具有一定规范意识的人而言，轻微的刑罚就足以使其对犯罪产生反对动机；对于冲动犯或者基于侥幸心理犯罪的人而言，再重的刑罚也难以起到抑止作用。即使对故意杀人罪的预防，也不依赖于死刑与其他重刑。正如德国学者所言：“谋杀诚然是最严重的犯罪，但不能由此得出谋杀者具有特别危险的结论。事态恰好相反。被释放的谋杀者再犯罪的现象，极为罕见，而且这也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大多数的谋杀者，绝对不是倾向犯，也不是职业犯罪者，完全是在特殊的、几乎不能反复的状况下杀人的冲突犯。”⑾事实上，各国的故意杀人发案率一直都相对稳定，与该国刑罚的轻重没有关系；如日本法官习惯于减轻处罚，其刑罚远远轻于美国刑罚，但美国的杀人罪发案率远远高于日本。⑿
第三，法官应当意识到，不能用刑罚解决不应由刑罚解决的问题。例如，犯罪发生后，形成了三种关系：在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中，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间人，而是需要进行恢复性司法；在国家与被害人的关系中，国家应当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使被害人得到国家的补偿；在国家与被告人的关系中，国家必须公正地处罚被告人，而不是将被害人的要求加于被告人。法官不能混淆三者的关系，将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使被害人康复的使命，无形地转变为对被告人的严厉处罚。换言之，对被告人的严厉处罚，虽能满足被害人暂时的情绪，却不能使被害人得到真正的补偿。这种报复观念不是限制了刑罚，而是加重了刑罚，与当今的报应刑观念格格不入。
对许霆案各方观点的评析 提要许霆案的判决虽已生效，但对于许霆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讨论仍在继续。对许霆行为性质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认识本案的关键之所在。本文拟从许霆的行为性质出发，对许霆案各方观点做一个简要评析，以期对本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盗窃罪；不当得利；信用卡诈骗罪 一、对支持许霆无罪几个观点的评析 （一）不当得利说。该观点认为，许霆使用自己合法有效的银行借记卡与银行形成的是民事合同关系，其恶意取款行为与银行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其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我们知道，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在取得不当利益之前，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而造成不当得利事实出现的原因在于受害人主观上的疏忽和过错。即受益人获得不当得利是被动的，而非积极实施获益行为，如采取主动的行为去额外从他人之处获取利益，则不能认定为不当得利。本案中，许霆利用机器故障，通过主动“取款”而实施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其系主动实施了使财物脱离合法占有人控制的行为，因而其行为不符合民法中不当得利的要求。 （二）诱惑犯罪说。即认为许霆之行为是自动取款机诱惑人犯罪，因此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不知持此观点的人是不是受了“诱惑侦查”理论的启发，从而认为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诱发了许霆的犯意”。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诱惑侦查”中的“犯意诱发型”之所以成为被告人免责事由，是因为警察人为地促使了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这一理论是要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手段问题，而并非是用来解决刑法中罪与非罪的问题。故而“诱惑犯罪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不免打上问号。且诱惑，是使用手段使人认识模糊而做坏事，应当是一种有意而为的行为，机器没有认识，怎么可能有意使用手段让人做坏事呢？银行并无诱使他人犯罪的意图，仅仅是对ATM机疏于管理从而在客观上给他人创造了犯罪的可乘之机。 同时，上述观点在逻辑上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在刑法中，许多犯罪都存有“特别巨大的诱惑”，很多行为人正是因为抵挡不了这些“诱惑”才会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从而走上违法或犯罪的道路。且在财产性犯罪中财产数额越大，行为人面对的诱惑就越大，其受诱惑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按照此逻辑其就越不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也与现实生活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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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霆案件即将再判。我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事情的进展。认为除广东高院是明事理的外，其他各方都有一定的误差。观点如下： 1、许霆有一个错。 2、银行有三个错。 3、广州中院有一个错。 4、检察院也许无错，但不能再错。 详述如下： 1、A TM机的地位： 1、A TM机的设置是银行经过论证可行、批准后而设置的，是代替人工、为提高效率而设置的机器。这点本人不用多说。 2、公民和银行的存取款合约：公民在银行存取款是一项合约，是经过双方审查后进行的。这点也不用本人多说。 3、A TM机的结构和操作程序。 （1）A TM机的结构：主要分储钱柜、控制机构（程序）和外操作平台组成。其中储钱柜就是金库，非有权人从中拿钱就是偷或抢，这点不容质疑。控制机构由银行或A TM机生产商掌控。外平台可由平民个人操作。 （2）取（存）款操作顺序：任何人都可以进入A TM机；都可以正常按键盘和其他键。本行为不构成违规或犯罪。这点是明确的。 （3）任何人插入银行卡，A TM机要么拒绝、要么认证，验证确认后输入密码，取款输入金额，正常情况下A TM机就会吐出所取的钞票，否则不会出钞。 4、取款行为可能会碰到的情形：A TM机吞卡、不出钞、少出钞（出钞数少于卡内扣款数）、多出钞（出钞数多于卡内扣款数）、取到假币等情况。 2、存取款合约： 有权利的公民都可以到银行开卡、开折。都履行了银行要求的一定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都是按照银行的要求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银行提供了格式合同。就本人知道的而言，尚无一个公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要求银行同意开卡或按自己的意愿操作。就该合同而言，除了有银行的名称鉴章以外，主要的是公民的姓名、地址、联系方法等基本条款外，并无要求顾客到代替银行人工的A TM机取款的要求，更无A TM机可能碰到的情况的操作说明。
“许霆案”案例分析 （姓名：杨理学号：51） 【案件背景】 2006年4月21日22时许，被告人许霆伙同同案人郭安山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的广州市商业银行离行式单台柜员机提款。当被告人许霆用自己的广州市商业银行银行卡（该卡内余额170多元）提取工资时，发现银行系统出现错误，即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分171次恶意从该柜员机取款共175000元。得手后携款潜逃，赃款被用光。 【案件审判】 2007年11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将“许霆案”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同年12月，“许霆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议。2008年1月14日，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以盗窃罪判处许霆5年有期徒刑，罚金人民币2万元，并退赔其从银行ATM机上取出的现金。 【综合分析】
纵观“许霆案”的整个案情，主要应解决如下几个争议： 第一，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罪与非罪） 第二，如果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应该如何定罪法院所认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否正确（此罪与彼罪） 第三，一审判决为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量刑是否合理（罪轻与罪重） 首先，对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争议，认为其无罪的观点有三种：一 种观点认为无罪许霆恶意取款的行为是由于银行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导致，后果应由银行承担。但ATM机故障只是许霆恶意取款行为的诱因，导致其产生贪念，乘机作案，所以该案中不能仅以银行的过错为由免去对许霆的归责。另一种观点认为许霆从取款机里所得的多余钱款属于不当得利，基于银行疏忽的一种额外给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动取款机出现故障使许霆不能正常取款，属于无效交易。但从许霆在第一次取款后的多次取款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已产生非法占有钱财的主观故意，许霆多次恶意取款的行为已然构成犯罪。 对于“许霆案”的定罪问题，除一审判决将许霆的行为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之外，还存在异议。如许霆的辩护律师认为，（无罪）ATM机出错就是银行的错，银行在有足够时间追回款项的条件下没有
《斑马线上的中国》读后感 《斑马线上的中国》读后感 《斑马线上的中国》,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老师。网上对这本书的主流评价是：这是一本非常好的普法读本,用语温和、说理透彻、言简意赅。 该书选取醉驾入刑、医患关系、孙志刚案、呼格案、许霆案等热点事件,包罗普通人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在探究中国法治来龙去脉中,带领读者超越有限的个人经验,审视时代积弊根源,探索法治生活的种种可能。读完,除感叹作者对中国法治十年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合乎人性的见解外,更对书中微言大义拍手称快。诚如书中所言“斑马线上遵守规则的程度,代表了国民尊重法治的程度。揆情度理,凡是以法治为核心价值、为生活方式的地方,国民井然有序、守信有礼;凡是崇尚机变权宜的社会,只要人群聚集,便犹如流民般蜂拥挤占,先得为快。” 以斑马线观照中国法治,具体而生动：斑马线已经画好,而行人和驾驶者却总是为自己的便宜随意践踏,行人放着百米开外的人行横道不走,偏要翻越隔离护栏,冒着车辆贴身呼啸而过的危险,也要在马路中央等候良久;驾驶者则赶着最后一两秒绿灯,轻点油门瞬间冲过斑马线,降低自己空间和时间成本,礼让行人变成一纸空谈。这背后的“拉锯战”般的博弈过程,按照囚徒困境理论,不遵守交通秩序,个体
收益都会变大,于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交通秩序,最终导致交通混乱,安全事故频发,反而没有大家都遵守交通秩序时的收益高。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约定规则来保证每个人的最终决策,从个人最优的纳什均衡点转变为集体最优点。 按照这个理论,在如此完备的交通法律规则之下,我们斑马线上的中国特色就应该所剩无几,但现实却是不尽如人意。只能说明,规则被人为破坏,违规行为未受到应有的处罚,导致规则不受待见。书中精辟的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一万次法治宣传,也禁不起一次对规则的凌驾。”提出要想整饬斑马线上的乱象,必须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 其实,所有的惩罚都是有损法律提升幸福这一目的的,之所以被允许,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危害。我们之所以要求严格执法,也是基于贯彻法律的可预测性特征,让人们最大限度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明白这个后果不仅是被书写在纸面上,更是公正地被执行在每次执法过程中,尤其是在程序和形式上。在作者看来,国家机关在法治图景中承担着较个人更为重大的责任。 因此“司法机关的忠诚应该首先献给法律”。这种忠诚,作者作了两方面的解释：一是要对司法机关有合理的期待,不能赋予其太多与法律无关的使命,社会效果虽不得不考虑,但首要考虑的还是维护
许霆案简要分析 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这一案件时至今日仍旧争论颇多，主要围绕在许霆案中许霆到底有没有犯罪、最轻或罪重。许霆案最终是以盗窃罪判处许霆5年有期徒刑，并处以2万块罚金。 我个人的观点是许霆有罪，但不构成盗窃，应当以诈骗罪论处，判的轻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而许霆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首先，他肯定不属于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等。 其次法院认定，许霆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这一点实际上争议很多，根据法学家甘正培解释说，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主观上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保管者或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的行为。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已被当场发觉、是否事后马上被发觉、是否因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留下身份识别标志而事后被发觉等等，均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 实际上ATM机经银行授权后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并得到了银行的承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对一的交换行为，尽管ATM机没有智能系统，无法等值认定，但其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和自主行为的，这就如同一个人和一位脑部暂时不正常的人进行了不对等的交易，你只能说，这个交易是主观的欺骗行为从而认定这场交易不成立，而不能认定这就是盗窃，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我个人认为“秘密窃取”这一点是不成立的。所以以盗窃罪来对许霆定罪是不合适的。 本案中还有一个着力点在于ATM机算不算金融机构，在本案中，法庭认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鉴于许霆恶意取款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行为，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许霆犯罪主观恶性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我觉得这个也存在一定的争论，首先就是ATM机是不是金融机构，我个人
[案例7] 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发布时间：2009/9/13 阅读：1266次 案例分析题： 案例1 我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某某与某过取得联系后，以出国治并为名，提出申请到该国，经批准出国后，他向该国提出政治避难，公开声明与我国脱离‘‘政治关系’’，并发表诽谤和供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诽谤和侮辱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假如构成犯罪，构成什麽罪？ 案例2 被告人某某从国外探亲到某地以后，刻印关于某某地区不属于中国的领土和要求该地区独立的大量传单、信件广为散发，致使受其影响的五十余人非法集会两次，造方面成严重后果。请问：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假如构成犯罪，构成什麽罪？ 案例3 1、背景材料 （1）大学生A在某电脑市场买了价值一千多元的配件，用了没多久就出毛病了，存储的资料也丢失了。内行人说这是假货，建议他找经销商双倍索赔。而经销商却不承认是自己买出的，而他怎么也找不到购货凭证，后来想起来是“当时随手就扔了”。 （2）大学生B暑假在某公司当推销员，辛辛苦苦地干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拿到一分钱的报酬，而且还得按“合同”约定“买”下尚未推销完的部分产品，而他签合同是“根本就没认真看”。 问：运用法律思维的相关知识回答： （1）为什么在大学生身边经常会遇到这些事情？ （2）假若你遇到此类问题该如何处理？
案例4 2005年10月底，入学不久的小赵向同宿舍的小周借了500元，约定两个月后归还。随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都没有再提起此事。2008年11月，已经大四的小周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要求小赵还钱，遭到小赵拒绝。小周想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这笔钱。 请问：法院是否支持小周的诉讼请求？为什么？ 案例5 材料：由于未按合同约定规还来自银行的国家助学贷款，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区的23名本科生被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告上法庭。银行要求解除双方借款合同，并要求学生归还所借款项的本金和利息。2005年12月28日，北京市昌平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结合实际，利用你所学过的原理进行分析。 案例6 甲给个体户乙写信，要求他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送来2万元钱，否则放火烧毁他的养鸡场。甲的这一行为构成什么罪？ 案例7 某甲（男）与某乙（女）合谋骗钱，某甲把某乙“卖”给他人为妻，得款后二人潜逃，甲、乙二人是否都构成犯罪，为什么？ 案例8 假设某甲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1996年2月15日刑满释放。2000年2月5日又盗窃公共财物8000余元，对某甲是否以累犯处罚？ 案例9 孔某被李某追打，被逼无路可逃，顺手拿起街边食品摊上的切面刀向李某砍
“许霆案”的反思 4月17日晚七点半，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在国际会议厅为我们奉上一场题为“‘许霆案’审理的启示”的精彩讲座。讲座上，贺教授分别从法律制度的确定性、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判例法体系建立的可能性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此案件的见解，他深入浅出的分析、旁征博引的说理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引得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贺教授认为首要启示是重视法律制度的确定性。他从语言构造开始说起，说“法律概念处于不清晰状态，会导致人民处于不安定不可预知的状态”。联系案件来说，他认为司法者该深入解读立法者的意图，“法官对法律的解读得使法律仍能有效调整已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而对于司法与传媒的关系，贺教授用“唇齿相依、唇寒齿亡”八个字来形容。通过对众多案例的分析，贺教授希望传媒能够“像一面镜子，无所谓价值偏好地反应各方的声音”，维护好司法的独立性。 最后，贺教授表示，现在我们进入判例时代，法律不能因地域或时间的差异而不统一，人们的命运“不能取决于偶然的因素”。我们要从制度上去努力，要“驾驭自己的命运”。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事情的经过。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1元，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许霆潜逃一年后被抓获，以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许父对一审判决不服，筹钱20万准备继续上诉。他认为，“这就像路边捡了别人的钱一样―――就算花了别人多给的钱，还了不就没事了嘛，怎么是秘密窃取，又怎么非法占有了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有专家、网友组成两派阵营——挺霆方与倒霆方进行激辩。倒霆方认为许霆恶意取款构成盗窃罪，判重刑无不妥！而挺霆方则认为许霆恶意取款不是盗窃，是不当得利，并且量型过重！双方就问题的关键点:ATM 机是否是金融机构？银行是否有责任？许霆恶取款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是否量刑适当？是民事还是刑事责任进行了讨论。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
许霆案案情简介 2006年初，24岁的许霆来到广州打工，成为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名保安。4月21日晚上10点左右，下班后的许霆与同事郭安山来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面的自动柜员取款机旁，用自己的工资卡取钱，原本只想取一百元钱的许霆，无意中将一百元按成了一千元，取款机竟然真的吐出了一千元钱，十分奇怪的许霆再次把卡插进取款机，查询自己的余额，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余额竟然只少了一块钱，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决定再试试看，反复50多次后，卡中只有170多元余额的许霆，一口气从自动柜员取款机里取出了5万5千元。 回到宿舍后，两个人就商量该怎么办?报警或者报银行，郭安山就说，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反正不拿白不拿。 22日凌晨1点左右，许霆和郭安山再次来到自动柜员取款机前，许霆用自己的工资卡再次连续取款102次，银行卡里原本只有170多元的许霆，一共在自动柜员取款机上取出了17万5千元，他的同事郭安山则取款1万8千元。 然而，取了这么多不属于自己的钱，许霆并没有
马上逃跑，22日上午9点，他照常到高院上班，他当时的心态是这个钱不是我的，但是银行肯定第二天会发现的，发现了他肯定会来人，来人就把这个钱还给他就没事了。 22日的一天平静的过去了，没有人来找许霆。23日，本不该许霆值班，但是许霆仍然在值班室呆了一天，等待广州市商业银行找上门来，结果又是平安无事。谁知道到了星期一上午也没动静，许霆就说那你银行都不要钱我就走了，他就把钱打包后，坐长途汽车准备回家。 从2006年4月22日凌晨，许霆在自动柜员机上取走17万5千元，到4月24日下午3点许霆离开广州，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个小时，但许霆却没有等来银行追款的人，这一下让许霆有了侥幸心理，以为银行确实没发现他取钱的事。于是，他和同事郭安山各自踏上了回家之路，他哪知道，自己这时候其实已经迈上了一条逃亡路。 4月24日下午3点，许霆离开单位，背着这17万5千元，坐上了回山西老家的长途汽车。就在许霆离开广州的同时，广州市商业银行发现了这台自动取款机的异常情况，根据许霆办卡的记录，很快查到了许霆。
一则由“许霆案”引发银行自助设备管理问题的案例启示 作者：光明支行陈冬雪 一、案例经过 ATM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这三个简单的英文字母，在最近一段时间热得发烫，由“许霆案”引发的围绕在自助柜员机上的恶意取款事件的讨论至今滔滔不绝。由于ATM机出错，许霆于2006年4月21日晚10时，到广州市商业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2007年5月22日，许霆在他出差经过宝鸡火车站时，被公安民警抓获。2007年6月4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正式对许霆进行刑事拘留， 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今年3月31日下午，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 二、案例分析 这是一则典型的ATM恶意取款案例。针对这一案件有两种解读。一是来自个人道德标准方面，许霆利用银行的过失，公开地获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从而构成了本人犯罪。二是透过许霆案所引发的银行自助设备管理问题。对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应当考虑案件偶然中的必然性。简而言之，只有透过许霆案，去审视整个银行自助设备管理问题，才是作为一名银行从业者更加应该关注的根本问题。 三、案例启示
陈兴良：许霆案的法理分析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 编者按：许霆案是近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与争论的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不少民众与学者都卷入其中发表见解，而且分歧还很大。各种意见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论自然不同，然而，法院终归要依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该案作出定论。在许霆案的争论中，可以看到我国法律规定乃至司法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我们首先应在法律的理性与轨道上来看待，然后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公正。这正是人民法院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许霆案的审理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说，许霆案的激辩将会起到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作用。 就许霆案而言，适用特殊减轻的理由有三：一是银行明显存在过错。这一过错虽然不能成为许霆无罪的理由，却可以成为适用特殊减轻的根据。二是违法程度较轻。许霆是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窃取财物，这和采用破坏自动取款机甚至非法潜入金融机构的盗窃行为相比，客观违法程度较轻。三是责任程度较轻。银行的过错产生了巨大的金钱诱惑，从而诱发了许霆的犯罪。从期待可能性上来说，由于存在着自动取款机故障这一附随状况而使得期待可能性程度有所降低，由此可以减轻许霆的责任。 许霆案在原一审判决以后，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以盗窃金融机构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质疑之声鹊起。我以为，许霆案的原一审判决结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量刑过重。假如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的数额不是17万元而是71万元，对其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被公众的认同程度就会高得多。除因量刑过重而产生对该案定罪的质疑，当然也因为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这一行为本身具有某种特殊性。因此，排除公众对许霆案判决结果的质疑，首先应当对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进行法理上的分析，其次才是考虑在量刑上如何依法采取补救措施。 对于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主要存在无罪与有罪两种观点，需要分别加以法理分析。 无罪的观点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银行过错说，即以银行的过错否定许霆行为的有罪性。在本案中，银行确实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是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因而使自动取款机的款项处于一种疏于管理的状态。但银行过错只是许霆犯罪的诱因，它为许霆盗窃易于得手提供了某种条件，但并不能由此否认许霆行为的犯罪性。因为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但款项仍然在取款机里，不能认为银行丧失了对款项的占有。正如同我出门忘记关门，使小偷利用大门洞开之机而窃取财物的行为同样构成盗窃一样，我的疏忽不能成为小偷无罪的理由。二是银行溢付说，认为许霆提出银行卡中的款项是银行溢付的结果，并非许霆盗窃之所得。溢付是交付方基于疏忽的一种额外给付，这种给付也是收受方所未曾预料到的。因此，收受方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予以收取。在许霆取款过程中，第一次下达100元取款指令，获款1000元，额外的900元可以说是一种溢付，即不当得利。但在此后许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170次恶意取款，由此而非法占有的17万元款项则不是溢付，而是许霆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盗窃之所得。三是无效交易说，认为许霆以本人的银行卡在自动取款机上正常取款，只不过自动取款机出现故障给付了额外的款项，这种交易是无效的，但不能由此否认取款行为本身是一种正常的交易行为。这里涉及对行为之正常与异常的理解。我认为，在刑法中，正常与异常的区分是相对的，尤其要看行为是受何种主观意图所分配。例如，医生甲经诊断发现病人乙有感冒症状，遂给乙开感冒药，这一开药行为是正常的治疗行为。但如果甲知道
观许霆案感想 2013年6月3日课堂上，老师在多媒体上播放了有关许霆案的相关视频。该案件讲述的是许霆在广州商业银行ATM机上取款。卡中只有170几元的许霆，本来准备取100元，可因为操作失误，不小心点了1000元整。而ATM机因升级出现故障，便吐钞1000元，但卡中只扣了1元。许霆见状，便重复该操作65次，共取钞65000元。第二天，许霆又来到该ATM机，将卡中剩余的钱用该操作取完。共计17.5万元整。 该案件在广州中院进行一审判决，判决结果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该判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大多民众认为量刑过重，也有部分民众认为该事件中许霆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在我看来，许霆案件中许霆虽然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犯罪。该案件中主要责任应该在于银行。许霆并不算主观意义上的盗窃，他只是在发现银行A TM机出现故障多吐钞时，拿了自己不该拿的部分。就相当于一个人丢了钱，被他捡到了，他虽然知道失主是谁，但没有第一时间将钱归还失主。这只能说他这人在道德方面出了问题，并不能说他有罪啊。更何况，当银行找到他后，他便将这笔钱归还了。这件事应该到此就结束了。 可一审判决中认为他的行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并判其无期徒刑。如果非要在这件事上进行追究责任的话，那银行是否应该承担诱导他人犯罪的责任呢？ 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些国外类似的案例： 在英国，一台A TM机发生故障，在顾客取款时会吐出双倍数额的现金，此消息不胫而走之后，很多人赶来提款。故障时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随后警方赶到现场，关闭了这台ATM机。银行方面表示，他们不会追讨多支付的钱，因为出错的是银行，顾客不必为此负责。 在美国，一名55岁男子也遇到类似案件，因A TM出现故障多吐了1543104元。他将这150万元都用在了赌桌上，当警方找到他时，他身上只有300元了。他因涉嫌“盗窃银行现金”罪名，将面对15个月刑责，并归还这些超领现金。 15个月VS无期徒刑，150万VS10.7万。难道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成都官员马万杰利用职务之便，在位期间谋取个人私利，共达641.49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在社会危害方面难道这个偶然事件比贪污受贿还要严重吗？难道只是因为许霆是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就应该要承受他不应该承受重罪吗？ 新闻1101班 叶文慧15号
广州中院释疑许霆为何被判5年有期徒刑 2008年03月31日 23:17:29 来源：新华网 2008年3月31日许霆案重审宣判：盗窃罪名依然成立改判有期徒刑5年许霆 在被告席上听法官宣读判决书(3月31日摄)。广受关注的许霆涉嫌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 出错盗窃一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31日15时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许 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许霆未退还的犯罪所得人 民币173826元。新华社发(罗伟雄摄)
许霆在被告席站立，听取法官宣读对其的判决结果(3月31日摄)。 新华网广州３月３１日电（记者郑天虹、肖文峰）备受社会关注的许霆案３１日在广州公开宣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但将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判处有期徒刑５年，并处罚金２万元。 广州中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甘正培针对社会公众热议的一些许霆案中的争议以及许霆为何获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在案件宣判后进行了公开的释法答疑。 许霆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 许霆使用自己的银行卡，输入密码，提取了１７万余元不属于自己的款项，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对盗窃罪规定的“秘密窃取”特征，成为本案的关键。 甘正培解释说，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盗窃罪中
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主观上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保管者或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的行为。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已被当场发觉、是否事后马上被发觉、是否因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留下身份识别标志而事后被发觉等等，均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 甘正培说，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程序升级出错之机，多次恶意取款，就是自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当场发觉。许霆在庭审时也供述称，明知其银行卡内仅有１７０余元，在第一次取款和查询后已意识到自动柜员机出现了异常，仍然连续１７０次取款１７４０００元，并认为“银行应该不知道”、“机器知道，人不知道”，这都证实了许霆实施取款行为时主观上自认为银行人员不能及时发现，符合“秘密窃取”的客观特征。 至于法院为何认定许霆为“盗窃金融机构”，甘正培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自动柜员机是银行对外提供客户自助金融服务的设备，机内储存的资金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因此，许霆盗窃柜员机内资金的行为依法当然属于“盗窃金融机构”。 为何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在盗窃后携款逃匿，案发后又没有退赃，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法院为何对许霆在
关于“蒲连升、王明成故意杀人宣告无罪案”、“许霆 盗窃案”的案例分析报告 一、蒲连升、王明成故意杀人宣告无罪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认定对别人实施“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对其进行刑法上的解释，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 李惠（安乐死的法律定义之思考，2002）认为：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从法律的角度说，应当具有以下特有属性： 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无法挽救的，并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临近死亡的病人。 2．实施安乐死措施的首要目的必须是为减轻和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事实痛苦。换言之，实施安乐死的动机必须是纯洁的、道德的。 3．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并需多次提出相关请求。也就是说，实施安乐死必须经过患者的诚恳请求，或者做出明白无疑的委托，并且患者是在知情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当然，该患者必须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 4．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能够达到使患者安然无痛苦离开人世的基本要求。 据此解释，该案件医生蒲连升的行为，首先病者身患重症“肝硬变腹水”，虽经治疗，但是身为主管医生和的蒲连升该医院院长均认为治疗无望，即其认为在该医院现有医疗条件下无法治疗成功。且患者疼痛难忍，高喊想死，证明其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确实难以忍受。这些因素说明其符合第一条属性。 其次，我们根据该案了解到，医生蒲连升在对病人家属要求安乐死之后的行为中，并未发现其动机的不纯洁性，也并无向病人家属索要财物等。因此符合第二条属性。 再次，医生蒲连升的一系列行为并不是病人自愿提出的，虽然病人喊着想死，但是并没有亲自表达想死的意思。而是病人的家属要求蒲连升这么做。假设病人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其是否能够被代表也值得商榷。从案件材料我们并没有找到病人委托他人表达自己希望安乐死的意思的证据。因此不符合第三条属性。
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 相关漫画 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随后提出上诉，2008年3月，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许霆再度上诉，2008年5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 半年多来深受社会各方关注的许霆最终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许霆案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是由许霆案所引发的思考却还
许霆案从一审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以许霆案为主题的文章实在是不在少数，如果我再老生重谈，既受制于现有文章的观点，又缺乏新意。我注意到，虽然有关许霆的文章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刑法谦抑性，但是少有专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对本案进行论述的，就算涉及谦抑性比较多的，也是仅仅从罪与非罪的角度来谈。而我个人认为，罪与非罪固然是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核心之核心，但是在适用刑法过程中，秉承谦抑的思想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因此我选择了从本案反思我国有关刑法的谦抑性问题，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 由文章的主题所限定，我的论文不再探讨本案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且以许霆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构成盗窃罪为基点，从本案一审到终审的过程和结果中进行刑法谦抑性的反思。 从立法的层面，许霆利用ATM机故障，窃取银行17万余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构成盗窃罪。但是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刑规定出现了断档现象，缺乏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梯度，造成了刑罚上的不衔接，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刑法谦抑性主义来说，这就是刑事立法还不够谨慎，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之前没有做足自我审视，导致刑法不能对犯罪人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这是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的。 如果单从数额来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学界普遍指责，该司法解释于1997年出台，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再加之广东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大省，以十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实在是显失公平。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谨慎不仅体现在初次制定上，也应当贯穿在法律的整个生命延续中。法律修改是广义上的立法活动之一，因此，当法律严重落后于生活现实时，就应当及时做出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此，我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目前仍保留了无期徒刑和死刑为例，作为我对部分刑事立法严重滞后的观点的支撑。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本身出现立法失误，有关司法解释又严重滞后，这二者是造成许霆案一审适用法律僵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司法适用也对本案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官适用法律称得上是循规蹈矩。但无期徒刑的判决恰恰是社会反响最强烈所在。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即使许霆的特殊情况不能与“政治、外交、国防”等原因相提并论，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依然是为许霆减刑最好的一条出路。可是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随意，将许霆第一次取款也视为盗窃，同时没有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造成对许霆的量刑与其犯罪情节出现巨大差别的难堪。倘若一审法官知道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对，我想那位法官定会想方设法为许霆减轻刑罚。 跟重审相比，一审判决有误，且判决书寥寥数语未详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时，不但没有详细说明核准理由，更将许霆第一次取款数额也算在了盗窃数额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司法工作者对待法律不认真、适用法律不谨慎的态度。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否定和道德贬损”的严厉程度是其他部门法不具有的，因此不但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保持谦抑，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在适用刑法时谦抑、谨慎。法律被制定出来仅仅是一些文字，被实际运用才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此有的时候，如何运用好法律可能比制定好的法律更重要、更需要技巧。对法学耳濡目染四年，法律的神圣性早已根植于我心，深入骨髓，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各种法律关系，法官应当始终秉持“公正、节制、谨慎、坚韧”的司法道德，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把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决，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更何况是如此严厉的刑法判决。 此外，我个人认为，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许霆的第二次取款也可以视为是不当得利。换位思考一下，取款人在正常取款100元时，取款机居然吐出了 1000元且账户上只被扣除了1元，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取款机可能出现故障了，但是ATM机出现故障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且第一次出钞出错不见得第二次、第三次也会出错，所以取款人可能会再次尝试以确定取款机是否真的出错，等到第二次取款机仍然出钞1000元，基本可以确定取款机确实出现故障了。因此许霆第二次取款可以视为是尝试，在第二次尝试之后，确定取款机出现故障，这才产生了非
中外法学 P ek i ng U n i versity L aw Journa l V o.l 21,N o .1(2009)pp .30-56 许霆案的刑法学分析 张明楷* 由于种种原因,法学界对家喻户晓的许霆案的行为性质存在激烈争议。本文首先就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金融机构)予以论证;其次对许霆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诈骗罪、信用卡 诈骗罪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对许霆无罪的看法进行分析。 112一、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将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相互拉近和对比分析的过程。所以,怎样理解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怎样理解/盗窃0),以及如何归纳许霆案的事实,成为认识许霆案的重要问题。 (一)何谓盗窃? 我国刑法理论几乎没有争议地将盗窃罪定义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0 122显然,这一定义只是将/盗窃0解释为/秘密窃取0。 132但是,要求盗窃必须具有/秘密0性,是存在疑问的;这一定义也没有说明窃取对象的属性(财物由谁占有),更没有回答何谓/窃取0。 1.要求盗窃具有秘密性,是为了区分盗窃与抢夺(盗窃是秘密的,抢夺是公开的),但是,这种区别难以成立。 根据通说,/-秘密.是指行为人自认为没有被所有人、保管人发现。如果行为人已经明知被被害人发觉,公然将财物取走,不构成本罪(指盗窃罪)))引者注),而应认定为抢夺*112122132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于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与方法,参见张明楷:/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0,5法律适用62008年第9期。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5刑法学6,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566。 尽管根据这一定义,也可以得出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结论,但这一定义并不准确,导致不少人以许霆并未/秘密窃取0为由否认许霆的行为成立盗窃罪。所以,有必要重新定义盗窃罪。
·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还可以判处死刑。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 作者：王琳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元，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 从实际来看，许霆上诉与不上诉其实已无多大区别。如广州中院在宣判书中所陈述的：“经最高院批准，遂作出上述判决。”既然最高法院都已批准，就算许霆上诉到了广东省高级法院，又如何能推翻这一已经最高院批准的“一审重审”？更何况，根据之前的报道，广州中院本就经由广东高院“逐级请示”到最高法院的。如果广东高院对许霆案没有不同认识，根本就不会有“发回重审”，更不会同意广州中院的“逐级请示”。 民众关注许霆案，并非关注结果，而是关注这一个案的司法过程。由许霆案所引发的公共议题不仅包括罪与非罪，罪重或罪轻，更包括了平等保护、有效辩护、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罪刑相适应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进入重审程序之后，公众既担心司法能否打破“官不悔判”的潜规则，又隐忧于承受了舆论重压的法官们会否只顾迎合民意，而不顾手中所操持的是司法权柄，本应唯法是从。民意沸腾与独立审判的碰撞，会否令本就欠缺独立主张的司法再次失去其应有的品格，从而洞开民意干涉司法之管道。从理论上说，尊重民意与尊重法律并不必然存在着对立，它们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作为法官，如果硬要说对民意保持视而不见，这似乎强人所难。要的就是走在这样的钢丝绳上，能够心无二致，不为民意所左右。 许霆案一审之所以备受质疑，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判决书中缺乏对“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名”之所以成立的周详论证。公众期待再审判决，很大程度上也期待着一份能够动之以理、晓之以法的精典判词。尽管再审判决书的全文还有待法院和媒体披露，但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仍难以回应之前的舆论批评。据报道，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许霆构成盗窃罪，符合盗窃金融机构罪的主、客观要件。法院同时认为，许霆第一次取款1000元，是正常取款时，因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无意中提取的，所以不被法院认定为盗窃，而其余170次取款，自动柜员机在其银行账户上自动扣款的174元，也不被视为盗窃。因此，法院最后认定，许霆实际盗窃金额为人民币173826元。 不过这样的认定，仍让人犯疑。许霆取款171次，为何取出了17.5万元？同一个取款行为，为何多取的999元就是盗窃，被扣掉的1元就不是？因为ATM只划扣1元，那1元就成了“合法支取”，而999元就是“秘密窃取”？将许霆定罪时，ATM机是金融机构；而ATM 机响应许霆的恶意取款指令，却又不代表金融机构的意思表示。怎么ATM有时是金融机构，有时又不是？作为储户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许霆有按协议合法支取存款的义务，银行(ATM)是否也有按合同依约支付的责任？以及如何在法律上体现出银行的责任？这些问题都有待再审判决一一化解。如果仅仅是对备受质疑的一审裁判的从轻，那么一直未有共识的司法分歧仍将加诸再审判决———一个已成事实的佐证是，网络上对再审判决的质疑较之原审裁判，似乎愈加激烈。 更为关键的是，再审判决仍认定许霆盗窃罪名成立，且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依《刑法》的规定，这一罪状的最低刑为无期徒刑。这一刑罚的适用在我们看来，倒不应有多大争议———该争议的也许是立法本身，而不是司法。在制定法国家，法官本就只能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最高法院若认定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同样应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理由。所谓“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应针对许霆的行为，而不是许霆案备受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