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的历史
（一）清末法制变革前的中，国民法在清末法制变革以前，中国民法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刑法是相当发达的，它的科学性和周密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法却远没有刑法那样发达，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和严密的体系，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各朝代都制订有法典，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之规定，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调整之，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综观中国古代民法，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2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法法典化极不发达，与罗马法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相去甚远；③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
造成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政治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专制政体将立法的重点主要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上，封建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封建统治者无视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便民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2）经济原因。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下，“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统治者也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致使商品交换极为贫乏和简单，这就严重抑制了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民法的发展。
（3）思想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严重限制了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正当要求，甚至鄙视“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对作为权利之法的民法自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从而为中国民法的发展设置了严重的思想障碍。
（4）文化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以宗法制为核心，宗法制的内在精神就是区分人们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原则。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极不发达，这就使得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民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二）清末法制变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法
清末法制变革后，中国民法开始走上了法典化的进程。可以说，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开端。清末法制变革以引进西方先进法律，进行法典化运动为基本特点，其结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对中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开端。这部仿效德、日民法典而制订的民法典草案尽管因辛亥革命而没有正式颁行，但对中国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法典的修订工作也没有中断，但起草工作进展缓慢。1925年，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由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完成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称为《民法修正案》，又称《第二次民律草案》。这部民法草案曾经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在司法中作为法理加以引用，但终因没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成为正式民法典。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后，即着手起草民法典，并于1929年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民法起草委员会依“民法各编立法原则”，经两午完成民
法典的整个起草工作，并分编公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民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民法典被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除，现仅在台湾省适用。
总结这一时期中国民法的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民法法典化是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坎坷的发展历程，但始终没有放弃民法法典化的工作，因此，应当说中国是有民法法典化传统的。
（2）吸收先进法制是民法科学化的保证。在中国历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中，都十分重视吸收国外先进的民法理论和立法经验。《大清民律草案》就十分“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吸收了许多大陆法系的民法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中华民国民法》也着重参考了德国、日本、瑞士的民事立法经验，并参考了苏俄民法典和泰国民法典。1（3）保持固有法制传统是民法生命力的源泉。中国历史上的几部民法草案及民法典都特别注重国情、民情，以“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因此，在起草《大清民律草案》时，因亲属、继承二编“关涉礼教”；故没有聘请日本学者起草，而由‘中国人自己编订，足见立法者对中国固有法传统的重视。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民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也开始了现代中国民事立法史的新篇章。我国曾于1954年和1962年进行了两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并分别制定了两个民法草案，但这两个民法草案都因政治运动而夭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纠正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而，民法典的制定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组成了民法起草小组，开始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至1982年5月，先后四易其稿。此后，由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民事立法采取了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针。在这一立法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制定了大量的民事单行法，如《经济合同法》、《继承法》、《专利法》、《商标法》等。鉴于民事立法中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制度不宜由单行法分别规定，因此，1986年又制定了具有民事基本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此后，又陆续制定了诸多民事单行法。
通过新中国民法的发展史，我们不仅要看到成绩，同时也要总结经验教训。
（1）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民法。新中国的民法发展史表明，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几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提倡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一旦商品经济关系遭到破坏，民事立法工作便夭折。因此，民法与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为新中国的民法发展史所证明，也是世界各国民法发展史所揭示的共同规律。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法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必须以民法为保障，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2（2）保障人权必须有民法。人权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其首要的是人身权，人身权是最为重要的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是享有其它权利的基础。新中国的民法发展史表明，没有民法，人权就很难得到实现和保障。因此，保障人权，促进人权的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民法制度，必须促进民法的正确实施。
（3）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有民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民法的宗旨，也是人们追求
的理想目标。民法担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发挥着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调节器的功能。3因此，可以说，没有民法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公平正义。在新中国的民法发展史上，民法被否定或不被重视时，独立民事主体的权利即私权就得不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就无法实现。
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
人类社会生活在公私两面，为国民一分子之社会生活面及为社会一分子之社会生活面。规律后者之法律，为私法。
台湾地区之法制采大陆法系之体例，法律采以法典、条文之方出之。私法中最重要者，乃民法典。
从事法学或法律工作者，大体有其共同观念，认为民法典之文字优美、内容合宜。此一观念当然同样存在于民法总则之看法上。
民法典之文字优美，从各种不同之法律条文比较观察，当应肯定之。然而，文字是否优美，并非绝对重要事项，仅止于相对重要而已。民法典之绝对重要事项，与其他法律条文并无两样，乃其内容是否合中妥切。
民法总则是否合中妥切，包括二问题，其一为民法总则现有规定是否妥切之探讨，其二为民法总则应以何种事项为其规律之内容。前者属于民法总则含义解释之问题，后者则为民法总则应有架构之问题。
曾世雄，学历：台湾大学法学学士，高等考试专门职业律师考试合格，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博士，西德富莱堡大学研究。经历：执行律师业务，服政府机关公职，作坮中大中兴辅仁教职，现职政大学法律学系、法学研究所教授。
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为中国民法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改革开放近30年来，民法逐渐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获得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事立法的继受目标逐渐多元化。
所谓“继受”，是指将外国的法
律制度移植到本国的立法中。自清朝末年民法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民事立法主要继受的是大陆法系的民法理念和制度。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法学对外国民法的继受，已呈现出目标多元化的现象，即在学习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基础上，兼采英美法系的制度，并着重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以新合同法为例，该法许多制度直接采自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如缔约过失、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等等。但新合同法将违约责任原则从过错责任改为严格责任，并规定预期违约、强制实际履行等制度，则是主动继受《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英美契约法的结果。
立法指导原则上更加开放和创新。以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为例，从该法条文本身可以看到以下的立法指导原则：一是贯彻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协调发展的所有权思想；二是坚持对合法财产的一体保护原则；三是严格限定公益目的，重构国家征收制度；四是建立统一的、与行政管理脱钩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五是总结农村改革经验，实现农地使用关系的物权化。物权法的这些指导原则表明，中国民法学力求将继受而来的民法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力求除旧布新、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并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理论。
更多地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设计法律制度。当前中国的民事立法，对于外国民法制度和理论不是盲信盲从，而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设计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例如新合同法，针对三角债问题，规定债权人代位权制度；针对债务人赖账问题，规定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针对拖欠工程款问题，规定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制度；等等。再如物权法，针对公权力的滥用问题，规定物权具有排他性效力，规定国家征收限于社会公益目的，规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等。
中国民法的未来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民法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主要是：
关于对民法自身的认识。对于什么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标，民法究竟是私法还是公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关系等问题，中国民法学界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关于民法的“本土化”。中国民法和民法学是从外国民法继受而来的。因此，如何实现外来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国民法学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继受外国法的过程中，既不能机械地盲目照搬外国的法律，也不能借口强调自己的国情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国民法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制定中国民法典。如今，合同法和物权法已经颁布，今后还将依次制定侵权行为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民法总则，之后再编纂民法典。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为编纂民法典准备了条件。中国的民法学者应本着一贯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的精神，继续深化民法研究，承担起国家、民族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中国民法学30年 关键词: 民法学//30年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法学的发展走过了恢复重建、加速发展和走 向成熟三个阶段。因应这一发展脉络, 中国民法学在研究重心、问题层次、研 究范式、研究风格、研究性质等方面实现了根本的转换。30年来, 民法学界取 得了诸如民法调整对象的“平等主体关系说”等众多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民法学的恢复重建阶段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止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 民法学界通过与法学界的论战, 创造性地廓清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恢复后 的中国民法学积极参与立法实践, 《民法通则》就蕴含了中国民法学界努力的 成果。这一民事基本法的出台也标志着民法的独立法部门和民法学的独立法学 科地位得到体制的确认, 民法学结束了为生存而战的。与此同时, 民法学界对 民法学基本范畴形成了一致的见解, 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上世纪九十 年代, 民法学开始了加速发展阶段。此一阶段中, 民法学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思路, 民法总论以及债权、物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分 论研究都有长足进展。国家逐步改变了以所有制形式作为民事立法框架的立法 模式, 在立法上初步实现了平等对待一切民事主体, 并结束了合同法的“三足 鼎立”局面, 统一了民事主体交易规则。本世纪至今是中国民法学走向成熟阶段。此一阶段, 民法学界的目标趋于一致, 即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 特色、经典地表现21世纪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冲突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学界倾力研究物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学界的积极推动下, 《物权法》已经出台, 侵权行为法也在制定之中。 回首30年的学术发展, 中国民法学走过了一条从服务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证成民法的独立法部门和民法学的独立法学科地位, 到紧密围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 论证民事主体独立性、自主性, 声张和扩充民事主 体权利之路；其论证逻辑实现了由以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功利需要为基到以人民的本来权利为凭之转换, 其发展模式完成了从被动适应社会前行的推动到主 动推进制度的变革。伴随着这一进程, 民法学科自主意识觉醒、独立性增强, 渐次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系统, 我们开始使用人、法人的概念, 而不再沿用公 民、单位等不能体现民法意蕴的概念；民法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整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回归之路, 我们开始努力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体系, 以本学科的视 角确定问题的所在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研究风格开始发生由单纯的、漫无边际的议论到主动地遵循方法论的转变；我们的研究范围渐次向纵深发展, 从单纯的关心具体制度安排, 到重视制度的运行实效和体系化效应以及制度生 成的法问题；我们的研究层次逐步提升和深化, 发生了从权利主张到权利实现、由宏大叙事到见微知著的跨越；我们开始自觉把持研究的性质, 从专注立法论, 到立法论与解释论并重, 特别是解释论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并注意采用
当前，民法学界对制定民法典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立法机关也将制定民法典列入立法规划之中。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事立法的完善，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总结中国民法的历史，剖析中国民法的现状，对中国民法的未来作一展望。一、中国民法的历史（一）清末法制变革前的中，国民法在清末法制变革以前，中国民法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刑法是相当发达的，它的科学性和周密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法却远没有刑法那样发达，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和严密的体系，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各朝代都制订有法典，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之规定，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调整之，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综观中国古代民法，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2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法法典化极不发达，与罗马法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相去甚远；③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造成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治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专制政体将立法的重点主要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上，封建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封建统治者无视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便民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2）经济原因。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下，“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统治者也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致使商品交换极为贫乏和简单，这就严重抑制了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民法的发展。（3）思想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严重限制了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正当要求，甚至鄙视“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对作为权利之法的民法自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从而为中国民法的发展设置了严重的思想障碍。（4）文化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以宗法制为核心，宗法制的内在精神就是区分人们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原则。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极不发达，这就使得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民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二）清末法制变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法清末法制变革后，中国民法开始走上了法典化的进程。可以说，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开端。清末法制变革以引进西方先进法律，进行法典化运动为基本特点，其结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对中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开端。这部仿效德、日民法典而制订的民法典草案尽管因辛亥革命而没有正式颁行，但对中国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法典的修订工作也没有中断，但起草工作进展缓慢。1925年，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由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完成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称为《民法修正案》，又称《第二次民律草案》。这部民法草案曾经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在司法中作为法理加以引用，但终因没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成为正式民法典。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后，即着手起草民法典，并于1929年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民法起草委员会依“民法各编立法原则”，经两午完成民法典的整个起草工作，并分编公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民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民法典被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除，现仅在台湾省适用。 [!--empirenews.page--] 总结这一时期中国民法的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民法法典化是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坎坷的发展历程，但始终没有放弃民法法典化的工作，因此，应当说中国是有民法法典化传统的。（2）吸收先进法制是民法科学化的保证。在中国历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中，都十分重视吸收国外先进的民法理论和立法经验。《大清民律草案》就十分“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吸收了许多大陆法系的民法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中华民国民法》也着重参考了德国、日本、瑞士的民事立法经验，并参考了苏俄民法典和泰国民法典。1（3）保持固有法制传统是民法生命力的源泉。
《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读后感 《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一书，是由美国著名的法学家艾伦·沃森先生写的一本享誉世界的民法方面的经典书籍。在这本巨著里，作者以法律史学家的功力，以比较法学家的视野，探究了那些导致法律演变的因素和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过程。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并没是有简单地堆砌史料，而是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和归纳，发掘其中的意义脉络，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民法法系的形成及发展图景。全书共分十二章，每一章，作者都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就一项内容进行介绍与论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艾伦·沃森先生那广博的知识，独特的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无不让人折服. 在大多数人眼里，民法法系的法律制度都是由罗马法派生而来的，而作者则认为大多数民法法系国家的重要法律部门以及这些法律部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完全不是从罗马法规范中衍生而来的。民法法系是指这样一种法系，在该法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的全部或部分内容都当作属地法，或至少被当做直接的具有最高效力的强制力，或者指从这一法系派生而出的其他法系。只有那些在优士丁尼《民法大全》产生之后的又深受其影响的国家才属于真正的民法法系国家。 缔造了一个民法法系的《民法大全》，在属于民法法系的国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和强制力，《民法大全》由《优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罗马新律》组成，《优士丁尼法典》汇集了从2世纪初的哈德良到优士丁尼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包括全部皇帝法令在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按照标题或章节名称分门别类进行编排，每个标题又按年代顺序编排。《学说编纂》汇集法学家们的各种学说，它与《法典》的不同是它是解释法律的大杂烩，是罗马鼎盛时期时的产物。《法学阶梯》是一门法学基础理论教科书，它的体例结构系统而完善，在17、18世纪的属地法理论中，它们的整体形式和结构无不体现着该《法学阶梯》的思想，即使在后来各个法学家们编纂的《法学阶梯》里，也都是以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为蓝本，即使它在体例编排上不够完善，却也没有一个能超越它。《罗马新律》大多是有关公共事务或基督教会事务的规定，它的地位和前面三部的地位无法相提并论的，它主要起补充《民法大全》的作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815391502.html, 我国古代民商法的发展历程 作者：陈晓薇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8年第21期 摘要：中国古代时期便出现了规范意义上的民商法，其中主要以刑法为主，是一种封建保守得法律体系。本文将简要论述古代民商法萌芽发展阶段的现状，并简要分析初步发展及快速发展时期民商法的主要特征。中国古代民商法的完善发展阶段明初时期、清朝时期和鸦片战争时期。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旨在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时期的民商法的发展特征及发展历程，旨在为现阶段民商法的完善发展提供宝贵意见。 关键词：古代；民商法；发展历程 引言 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相关的法律部门针对我国古代民商法历史发函的趋势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在古代时期民商法的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而刑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时期民商法的发展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现阶段民商法已经被法律学术界重点研究对象。随着我国社会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发展，法律专业人员针对民商法的研究不断深化发展，针对民商法在古代时期的地位及发展历程分析，民商法在古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快速发展以及完善阶段时期。 一、古代民商法萌芽阶段 中国古代民商法的发展中萌芽时期为古代的先秦时期，在先秦时期中人类逐渐拥有了私有的财产权，商品的交换形成能够带动财产流动发展的经济形式，因此民商法律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先秦时期人们将民商法的内容刻制在铜器之上，被人们成为金文民商法。在先秦时期的民商法是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之下壮大发展，周天子的统治不仅是在领土之中，其中诸侯之间产生的民商纠纷也会进行处置，根据先秦时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西周时期的礼法制度与民商法之间的作用基本相同。秦国的商鞅变法是通过结合社会的实际需求以及当时阶段的社会生产现状进行整改，人们逐渐认识到法的重要地位，因此法律体系中不再单纯的以刑法为主要内容，到了秦朝完善民商法律，其中包含《关市律》、《金布律》以及《天律》等。 二、古代民商法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 汉朝在统治政权之后主要是以秦朝的《秦律》为法律基础，继而完善制定出《九章律》，形成了汉朝法律的核心内容。在汉代时期的的《开皇律》属于民商法的范围，而《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时期中民商法中质量最高得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在条目及篇目之中大量的借鉴了隋朝时期的《开皇律》，更加注重以礼仪教义进行治国，而刑法和制裁只能是辅佐治国的一种手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中日两国在法制改革的方向上,均以大量移植西方近代民法作为推动民法近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固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但在法制改革目的、司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两国却又存在巨大差异。比较和总结其中的异同,将对法制的现代化带来启迪。 关键词: 法律移植/民法典/民事立法一、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概览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至今依然闪耀着灿烂的辉煌,中国历史上也无数次经历过极度昌盛的时期,但法律传统中重刑轻民的特点妨碍了中国在中世纪引进外国民法及在本土滋生自己的民法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的治外法权才使中国人感到有制订自己的法典和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必要。 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及其统治者普遍认识到富国强民的途径不仅仅在于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变革。1898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以法律改革为核心的变革运动。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于是,以法律移植为基调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回顾中国的法制历史,《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无疑是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开端。它是在参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中国第一部民法法典文献。“这一草案不仅在民国民法典颁行前得到了实际的施行,并成为此后中国民法典起草制定的基础。”[1]标志着中国民法在法典化和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修律工作就是大量利用了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法典成就。从此,中国新的法律制度逐渐走进以罗马法体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这种历史现象,和中国法律传统对成文法的偏爱不无关联。另外,这也是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国民法从日本民法中也受益多多[2]。中 “五权政治”等思想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三民主义”、 国民政府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中,立法院负责法律的制定。1929年,立法院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开始编纂民法典, 1930年完成并予以公布,这就是《中华民国民法》。《中华民国民法》共5编29章1225条,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颁布实施的民法典,而且它以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法典为楷模,着重参考了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同时亦吸收了日本民法、法国民法以及苏俄民法和泰国民法的经验。《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完成。在日本,情况较中国而言略为复杂。虽然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明治初年到1890年的“旧民法”期间,却先后出现了《民法决议七十九条》（1871年7月）、《皇国民法暂行规则》（ 1872年7 月）、《民法暂行法则》（1872年10月）等民法典编纂草案。这些草案多为民法的部分或者片断,既不系统,亦不完整,故均不能作为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开端。而相比之下, 1890年的“旧民法”则具备了民法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征,将其视为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开端无疑是更为妥当的。“旧民法”被延期实施后,明治政府立即成立法典调查会,任命梅谦次郎、富井政章、穗积陈重三位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为起草委员,在“旧民法”的基础上编纂新民法典[3]。这部在“旧民法”基础上完成的民法典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颁布实施的民法典,而且该法典另经多次修正,一直沿用至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明治民法”的完成,标志着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完成。二、中日民法近代化的比较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的影响不容忽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是近代沟通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桥梁[4]。之所以如此评价,固然与两国在各自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传统法制等方面的相似或相同密切相关。（一）中日民法近代化的共同之处1. 以公权力推进中日两国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决定了近代法制不可能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无论是清末的法制改革,抑或日本明治政府大规模的立法运动,政府的公权始终是中日民法近代化的基本推动力量。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国政府收回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之我见 从清末变法修律到今天，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民法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有相当多的人持肯定说，即中国古代存在民法；也有一部分人持否定说，即中国古代不存在民法。 我国古代法律体系呈现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民刑不分”的特点，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到“大凡半文明的国家的法律多半是刑法多而民法少”，一些日本学者据此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法。但中国法学界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是有民法的。 民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尚书孔氏传》曾记载：咎单, 臣名, 主土地之官, 作明居民法一篇亡。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一部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但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规范却真实地存在着。中国自秦朝以来，历朝律、令、诏、例中的户婚田宅等有关特定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即为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根据民法论者研究考证, 中国古代的民事立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初创阶段, 《秦律》标志着我国封建民法的初步确立, 从隋开始封建立法进入确立时期, 《唐律》则标志着我国古代民法已形成自己的体系。比如说, 《唐律》十二篇中, 除捕亡、断狱两篇与民事没有直接关系外, 其他各篇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民事问题, 其中尤以户婚、杂律、厩库等篇为重, 内容包括户籍、婚姻、收养、继承、家庭财产、田宅、钱债、买卖等。 但是，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是不存在民法的。我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特点表明：中国古代法律规范，
无论律、令、诏还是例, 都具有明显的刑法性, 其中虽然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皇权，稳固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因而要靠刑罚来调整和制裁, 属于刑法规范。另外，民法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产物，倡导自由平等，权利本位。而在中国古代，官本位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人民只是义务主体，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平等，因此，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民法。 梁启超是主张中国古代没有民法的较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我国法律界最不幸者,私法部分全付阙如之一事也”。“此所以法令虽如牛毛,而民法竟如麟角。”之后，王伯琦提出:由于民法所规范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中不够发达,国家倾向以刑罚维持社会秩序。“谓吾国在清末以前,无民事法之可言,谅无大谬”。美国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法文化也有一种基本的看法：既然中国法律传统中政治自由权利不发达，而此种自由，乃是英美现代民法的根本缺乏这种传统,便不可能具备现代型的民法。为此,美国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并无"真正的"民法可言。 一直以来，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持己见，但在学术界，肯定说慢慢占据主流地位。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是有民法存在的。虽然我国古代法律体系呈现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特点，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是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规范存在的。只是中国古代推崇“重刑主义”的思想，刑法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其他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刑法规范中。但这并不能证明中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①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第一部标志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民法草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诞生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吹响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号角，《大清民律草案》则开启了中国固有法制向近现代法制变革的端倪。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民法及民法学自清末到1949年之前、②1949年至今60年③及改革开放以后30年④三种不同分期皆有研究，但是，研究百年中国民法史的文章并不多见。 百年中国民法史跌宕起伏，既是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浩瀚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法百年史归其一点，就是为完成一部中国民法典而奋斗的历史，①因此，反思百年中国民法无疑应以历次民法典起草为路径。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民法法典化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究其原因，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下文的分析拟将百年中国民法史分为三个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法治观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重要的民法草案或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情况为依托，通过串联地标性的立法活动来述说百年中国民法史，并探究其背后的得失，说明民法典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此突出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展望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国特色与文化
内涵。 一、1911一1949:初期的移植与实践 (一)《大清民律草案》 在西方，“法律通常是尾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③但在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却超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清史稿?刑法志》在述及清末变法时说：“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一日，沈家本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谓：“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彼时，无论朝廷谕令，抑或大臣之上疏、奏折、议论，凡论及修律，“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此属通过法权统一，以维护主权的燃眉之举，中国近代法制亦因此而发轫。⑤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即在此背景下于1911年诞生。 收回治外法权之所以成为效法西洋制定民法的动因，是认为中国古代无近代西洋意义上的民法，中国古律无法与彼时西洋之法对话。“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因此，“拟请敕下修律大臣，斟
论我国民法的发展历程 【内容提要】我国的民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最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和婚姻法；在国民经济恢复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都有相应的民事立法；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事立法有了很大发展，使民事立法系统化了。新的民法典正在加紧起草过程中。 【摘要题】立法研究 【关键词】民法/建构/发展/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民事立法在废除了国民党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不同时期的情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一、新中国建立后最先颁布的两部大法 为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废除封建制度，需要制定法律来巩固胜利成果。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党和政府在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于1950年6月28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立法主旨在于“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 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等等。该法颁布后，在广大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冬，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基 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政务院于1950年10月又通过了《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该规定废除了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 民欠地主的一切债务。 为破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1日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国开始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部婚姻法是党领导中国广大 劳动人民长期反封建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反封建斗争经验的成果之一， 它为以后婚姻法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工商业与房屋的民事立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党为彻底清除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颁布了大量的民事法律和法规。为了加强国营的经营管理工作，保护国民财产，1951年政务院和有关部门先后通过了《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关于国营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及《国营资金核定暂行办法》等，确立了
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天津卷） 文综历史试题 文科综合共300分，考试用时150分钟。 历史试卷分为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第Ⅰ卷1至3页，第Ⅱ卷4至6页，共100分。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并在规定位置粘贴考试用条形码。答卷时，考生务必将答案涂写在答题卡上，答在试卷上的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 第Ⅰ卷 注意事项： 1．每题选出答案后，用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2．本卷共11题，每题4分，共44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早在明末清初，诸先贤就曾将传统时代一切政治体制的弊病悉归之于‘一家一姓’的君主专制……但若认定传统政治制度仅仅是因君主‘私天下’而造就一切，君主制能维持两千余年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哑谜’。事实上，支撑中国君主制长期存活的社会机制极为复杂，而且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内还长期有效。”这段论述意在强调 A．君主专制存在诸多弊病 B．君主专制制度根深蒂固 C．君主制长期存在的原因无法解释 D．君主制的存在有其特定历史条件 答案：D 2．史载，清代“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佛山镇至汉口镇……由汉口镇至朱仙镇……朱仙镇最为繁夥，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其中朱仙镇和景德镇位于右图中 A．①②B．①③C．②③D．②④ 答案：B
3．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宣扬因信仰而得救。他倡导的改革运动得到农民、手工工匠、下层僧侣的支持，推动了宗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王公贵族为扩大自身政治权力，也纷纷建立其辖区官方教会。这主要说明宗教改革 A．使社会各阶层有了共同目标B．扩大了世俗贵族权力 C．有利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D．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答案：C 4．1821～1850年，清代史籍著述出现重大变化：由校勘古籍转向研究本朝掌故，寻求经世之道；随着边患加剧，着意边疆地理研究；伴随西方殖民者东来，重视研究外国史地，译介西方书刊。这种变化主要反映了人们 A．关注社会现实及世界形势 B．改变了传统治史方法 C．转向对本朝边疆史地研究 D．挣脱了文字狱的枷锁 答案：A 5．19世纪后，许多国家尤其沿海国家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但近代中国发展海军并未真正认识这一世界大潮，而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本能反应，呈现出“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状态。这体现出近代中国 A．自觉意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 B．主动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C．发展海军呈现被动和短视现象 D．发展海军顺应历史大潮 答案：C 6．1830年，英国正式启用第一条商业铁路，十年后公布火车时刻表。因为火车比马车快太多，所以各地时间的微小差异就造成了巨大困扰。1880年，英国首次立法规定全国的时刻表都须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就要求人们依据人工的时钟而非依据当地日升日落周期来过生活。这段材料重在说明 A．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化 B．技术发展对人类生活有所制约 C．时间的精确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 D．统一的时间有利于国家管理 答案：B
中国民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当前，民法学界对制定民法典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立法机关也将制定民法典列入立法规划之中。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事立法的完善，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总结中国民法的历史，剖析中国民法的现状，对中国民法的未来作一展望。 一、中国民法的历史 清末法制变革前的中，国民法在清末法制变革以前，中国民法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刑法是相当发达的，它的科学性和周密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法却远没有刑法那样发达，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和严密的体系，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各朝代都制订有法典，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之规定，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调整之，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
综观中国古代民法，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2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法法典化极不发达，与罗马法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相去甚远；③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 造成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政治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专制政体将立法的重点主要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 治上，封建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封建统治者无视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便民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经济原因。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下，“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统治者也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致使商品交换极为贫乏和简单，这就严重抑制了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 对象的民法的发展。 思想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
从近现代民法的变迁看我国民法的任务 摘要：19世纪到20世纪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以此为基础，民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如民法的社会化、去法典化以及自由法运动的兴起等等。我国民法应当从这些变化中汲取有益的经验，通过制定一部具有开放性的民法典来实现我国民法的体系化、科学化。 关键词：民法本位民法法典化概念法学 众所周知，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社会剧烈变迁的阶段，在世界范围的大视野下，资本主义由自由发展到垄断再到国家垄断、生产力迅猛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各种社会运动不断涌现，这些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了法律的变迁。作为“万法之母”的民法，其变化更是具有突出的意义。 一、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变迁 所谓近代民法是指经过17 、18 世纪的发展,于19 世纪欧洲各国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体系，其中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最为典型；而现代民法则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延续和发展，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民法的变化过程体现在许多方面，下面仅撷取其中比较突出的方面予以比较分析：（一）由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
近代民法是在粉碎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调整各种新型个人关系的法律，其突出特点是“由身份到契约”的反封建性质，在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中，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因而近代民法是个人本位的法。另外，近代民法以权利为出发点，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否定了只注重个人义务的封建社会的法观念，因此近代民法又是权利本位的法。与此相对应，近代民法确立了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原则。 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分强调权利成了不符合社会正义的事情。因为权利是法律所赋予一个人的自由，对于权利人来讲，他有行使权利的自由也有不行使的自由。在某些情况下，权利人不当的行使权力将会造成一种不正义，即“权利滥用”，另一方面，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也会发生诸如浪费社会资源的弊端。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因而现代各国民法大多有以下两种规定：一是禁止权利滥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二是强制行使权利，即权利的义务性。而民法的三大原则也有了修正，体现为所有权绝对的限制、契约自由的限制以及无过错责任的采用，这是现代民法社会本位的集中体现。[1] （二）从法典中心主义到“去法典化”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具有制定法典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都处于领土分裂、法制分散的状况。这个时期,法典被看作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也是法制统一的工具。因此，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大
传统观念与民法结构：再论中国古代民法的价值 在我国古代，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即以惩罚性的思维立法。对此，现今西方式民法体系以及观念同我国古代社会具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本文中，将就中国古代民法的价值进行一定的研究。一、引言 我国古代是否有民法，一直是行业当中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具有民间习惯的乡规民约以及儒家学说正是我国民法的渊源。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国家正式颁布的律典当中，具有着民法相关内容，且认为古代民法并不发达。上述争论之所以存在，正是现今人们往往以西方方式对中国传统法进行划分的结果。在该种情况下，对该类问题的意义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 二、古代民法结构界定 结构，即是一种组合排列的形式，是对世界运动状态以及存在状态进行表达的术语，也正是人们以主观视角看待客观世界的形态。古代民法结构，即是对我国古代民法体系进行描述的体系，即我国古代民法规则存在以及民法存在状态的形式。从当代民法理论可以了解到，民事法条以及民法规在法典当中存在的形式将对民法整体结构产生影响，而这也正是民法学研究当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我们为什么对古代民法结构进行关注的目标以及重点原因。对于刑事民法来说，其即使指具有一定内容结构以及编排体例的法典，同其对应的正是实质民法，是对人身、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规范总称。除了国家正式颁布律典当中具有较多的民事规范之外，在民间习惯当中，也具有着较为
广泛的民事规则生存空间。很多研究人员在同我国现有民法体系进行参照的情况下，从古代民事习惯当中对财产法同古代契约法相关制度进行了梳理，这即表明，从我国民间习惯当中对我国古代的民事规则进行寻找并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此来看，如一些学者所认可的那样，中国古代民法实际上是两种结构并存：一种是外在形式为律令格式的国家法领域，另一种则是以礼制、家法族规和乡俗民约等形式存在于民间自治领域。两者相比，后者具有更多的形式，但无论对于哪一种形式，都不能够将其称之为是一种预设较为完备的体系化规范，而针对我国古代民法这两种存在形式原因的探讨，也成为了“我国古代是否有民法”争论之后的热点问题。 三、民法结构体现的智慧 （一）义利观 民法同“利”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此，在对我国古代民法智慧进行考察时，古人对“利”的理解可以说是一项重点的考察内容。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该种情况下，耻于言利成为了当时非常基本的道德戒律。而“义”又往往同“利”结合在一起，以此成为我国古代人生观以及意识层面的核心观念。对于义利观来说，即正是我国古人对利以及义这两者的基本看法，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重点内容。重义轻利、以道取利是我国古代较为普遍的义利观，在儒家思想中，其强调从头到尾都需要将宗法伦理利益方在一切物质至上，即以义制利益。 义利观的存在，对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非常明显的内容，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法律变迁 2011-10-08 16:50:16 高汉成 如果说1901-1911年的晚清"新政"，是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中试图挽救其衰亡命运而在政治制度领域所进行的改良努力，那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改变政体的政治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创立。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是从1902年晚清法律改革开始的。在1901年清朝最高统治者明确向西方学习、肯定西方文化的价值后，为了鼓励、推动新政的展开，西方列强和国内的改革派迅速就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达成了共识。这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成了法律改革的旗帜。在立法方面，为了"以商兴国"鼓励商业发展，首先制定商事法律，1903-1907年包括《公司律》、《破产律》在内的商事法律颁布并制定了一批鼓励投资实业、建立工厂的实业奖励法规、促进行业发展的行会组织法规；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宪法；1908年《钦定行政纲目》颁布，明确规定了君主立宪政体的行政原则；1911年《钦定大清刑律》颁布，《大清民律》也完成起草工作。在司法改革方面，建立了新的诉讼制度和司法机构。在诉讼制度上改变了民、刑不分的传统，区分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确立了平等、公开、公正审判原则以及律师辩护、陪审制度。司法机构改革改变了司法与行政合一、司法不独立的传统，出现了司法机构和审判机构的分立。地方设立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高等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晚清法律改革以日本、德国为榜样，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传统的中华法系被废弃，初步建立了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在内的全新部门法律体系和标榜"司法独立"、"平等、公开、公正审判"原则的司法系统。
民法发展体现的特征 【摘要】：民法的特征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本文通过对民法的含义和民法与构建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的简述分析，揭示了民法发展所体现的一些主要特征。 【关键词】：民法；发展；特征 当代民法的特征主要反映在民法的部分整合内容具有独立性、民法针对人身权益方面的注重、民法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民法基本原则与具体制度之改变以及民法渊源等诸多方面，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自然也要反映此部分特征。[1]中国的民法典历经了建国初期三十年的停滞后，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逐渐开展起来，尤其是上世纪末期一九九二年的市场经济形式建起来之后，中国现代民法取得了迅速发展与完善，构成了拥有丰富特色的法典。 一、民法的含义 民法属于调谐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与人身的关系之法律，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均占有着关键的位置。“民法”一词具备的含义很多，要分别由实质与形式的两方面意义予以解释。形式意义方面的民法即民法典。实质意义方面的民法即所有调理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其中包括民法典与其他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尽管我国目前没有民法典，可有以民事基本法存在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以及许多的单行民事法律与法规，所以，我国尽管不具备形式意义方面的民法，可实质方面的民法是成形的。《民法通则》第二条由民法整合的对象与任务的视角，为民法归纳了一个定义，也就是我国民法是调协平等主体的公民相互间、法人相互间、公民同法人相互间之财产与人身的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我们目前所学习的民法，即实质意义方面广义方面的民法。 二、民法与构建市场经济的关系 法律属于用国家强制力作为特征之行为规范，其规定了人们于社会生活中之行为准则。所谓法律的整合对象，也就是被法律所调协的社会关系。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即法治经济，此则意味着市场经济的构建与完善同民法的支持分不开，与此同时，民法机制也要结合市场经济之内在需要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之运行规律。由历史方面来看，民法自始至终同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之发展密切联系；由民法内容来看，民法调理的财产关系客观上主要指财产的归属与流通二者之间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归属关系同样属于服务在财产交易关系方面的，而交易亦同样最终成为财产归属之转换。与之相适宜，构成了用调理财产所有与财产交换作为宗旨，由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和合同制度构成的存有内在联系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 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是民法典制定及其法律规定运用的最高原理，是对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理性认知和建构，是民法典制定中必须解决的基础性课题。在拟订民法典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确立中国民法典的五个基本理念。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严格实行任
意主义，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其次，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确认私力救济制度，完善公力救济制度，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再次，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最后，确认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畴内，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 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自主地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体现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仅影响着传统法制理念和精神，指导着法制建设，而且融入法律当中，成为中国伦理法的组成部分。随着秦汉之际中国逐步走向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法律观逐渐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它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这种义利法律观，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结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法治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儒家；传统；法律 (一)儒家思想与传统的二元法律结构 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经济为条件，中国农业社会是由许多个分散、独立的村庄和城镇组成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一宗一族就是一个小王国、小社会，各地风俗人情和习惯规则相差甚远，“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其生动写照。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习惯的多元化给中国法制统一带来极大的障碍。儒家义利观与二元法律结构的形成、法律普遍性的缺失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法律不具有一般性的、统一的规则，在一个国家里对人们行为的要求标准是不一致的，而是随地区文化的差异和习惯规则的差异而差异。 1.儒家的义务观与家族法规的地位 中国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没有像西方希腊、罗马那样发生奴隶主贵族的革命，而是由氏族首领直接转换为奴隶主贵族，因而宗法制度大量保留下来。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形成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官僚制度大大削弱了宗法制的政治功能，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虽己解体，但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仍然存在，并渗透到了封建法律当中。封建社会仍以家庭为基本构成单位，国家肯定了族长家长的治族理家之权，维护家长族长的特权，承认家训族规等习惯法的法律效力。 在中国封建法律体系中，家法族规地位十分突出，与国法互为补充，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儒家作为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学说，它推崇宗法制度，充分论证家国相通，君权和父权统一的合理性。儒家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齐而后国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渲染君主统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认为“国无二君，家无二尊”，“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故以孝事君则忠。始于西汉，在唐代最终完成的纳礼入律、一准乎礼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礼治社会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治论。儒家的义利观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在汉代，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礼治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为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学说体现了伦理法的家族本位，家法族规与国家法在维护纲常礼教精神上具有一致性。理学家朱熹亲自撰写家训、家规。清朝曾国藩用儒家学说治理湘军，也以家教严格、家法严谨而著称。宗族法作为宗族内的民事习惯法，与国法一起，共同起到支持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 2.家族法与国家法的对峙 二元法律结构是中国古代法律普遍胜缺失的重要体现。家族法与国家法互相补充、长期并存，家族法又因为具有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与国家法矛盾冲突，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