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在思想和哲学方面的历史几乎就是一片空白，这在中国这个强调思辨，思想文化界人才辈出的国家可以说是仅见的，也说明了唐朝文化本身就属于中国文明五千年历史上的低端文明，唐诗是极少数唐朝在文化上还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资本，然而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是就是在这个唐朝还取得一些成就的文化领域，唐朝诗歌仍然经历了从开国到开元年间长达近百年的低潮期，被学术界称为初唐诗歌的百年徘徊，也就是说唐朝诗歌的成就的绝大部分是在唐朝衰落的中后期取得的，而在唐朝开国到其国力鼎盛的很长一段时期也就是被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这一过程中诗歌这一唐朝的唯一骄傲是处于空前的黑暗期，此阶段的唐朝完全担不起诗国的赞美，换而言之，大唐盛世并没有唐诗这块唯一的遮羞布来遮掩它文化的全面落后和苍白，所谓的大唐盛世在强大的外表下其内部其实是文化沙漠，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民富足其实都只存在在人们对唐朝虚幻的想像中，真相只有一个，大唐盛世不过是建立在短暂军事胜利的流沙基础上的空中楼阁，根本没有作为盛世基础所必须的繁荣的经济文化作为支撑。那么唐王朝文化长时间的衰败与萧条，原因究竟何在呢？
从唐开国到开元的近百年间，在唐诗发展的历史上初唐的时间最长，然而此阶段无论是唐诗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差的，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一流的诗人。这是专家对初唐诗歌的权威结论，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下面我仅以唐诗这最能代表唐文化的领域的百年徘徊来分析中国文化在“大唐盛世”中长期低迷的原因所在。
文化作为历史最重要的载体，唯有它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得到永恒，才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那么究竟为什么在政治相对稳定的“大唐盛世”生命力顽强的中国文明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李唐王朝特别是唐朝前期的李唐统治者根本不是汉民族的代表，而是彻头彻尾的蛮夷政权，其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是与汉民族根本对立的蛮夷文化，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压制和打击汉民族文化，并在相当程度上使汉民族蛮夷化造成的严重恶果。
对于李唐到底是不是汉民族政权，或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充满了争议，但令人遗憾的是争论往往局限在唐朝皇帝的血缘问题上，他们究竟是不是汉人，我想说其实在争论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区别民族血缘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文化上的仔细鉴别和分析，那么从文化上看李唐统
治者究竟是汉族还是蛮夷，答案显然只能将其归为蛮夷，即无论他血统上汉人还是胡人，他们及其周围的统治阶层都已彻底的胡化，他们本质上所表现出的野蛮和兽性与崇尚礼仪的汉民族是截然对立的。
首先想先从李唐统治者在婚姻风俗习惯上的“解放”说起。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对唐朝的开放，自由称颂不已，把唐朝妇女说成最幸福的中国古代女人，殊不知这正是唐朝统治者推行去胡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确有压迫妇女的一面，但它在礼仪方面对社会，对妇女的要求和道德上的约束无疑是中国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汉朝已基本成型的妇女道德规范在唐朝前期被以唐朝前期一大批无耻荒淫的公主为代表的权贵妇女阶层破坏的荡然无存，这种破坏原本就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愚昧无知，不知廉耻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中国传统的颠覆，是落后战胜先进，野蛮战胜文明，而决不是什么对妇女的解放，给予了中国古代的妇女自由，也不是唐朝统治者的开明，与进入现代文明后，充分尊重个人的选择和自由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妇女解放运动有本质的不同，根本不能等量齐观，而唐朝前期妇女能够广泛的干预政治，不过是少数民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留下的残余而已。当时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山东士族对李唐皇室的这种蛮夷表现的极端鄙视和后期唐朝统治者完成中国化后对这种蛮夷风俗的革除与摒弃，禁止妇女干政，对中国文化的回归，更证明了前期李唐统治者根本没有接受中国文化，而是蛮夷的铁证。借用朱子的一句话，李唐风俗本源于夷狄，至于闺门失礼不以为异。
其实遍览一下两唐书，观察一下李唐皇室的婚姻状况就可以看出李唐统治者哪还有一点所有汉民族的起码有的礼仪廉耻之心，唐朝公主就是淫荡的代名词，唐宪宗娶她的亲表姨，乱伦乱辈分的婚姻层出不穷，那位唐朝最伟大的皇帝李世民在杀兄弑弟之后，将弟媳收归己有，历代虽然汉族统治者皇室手足相残的事不少，但罕有李世民这样的无耻作为。这样一个时时刻刻表现出蛮夷特征的统治集团如果将其算作汉王朝的一员，我不知道算不算对祖宗的诬蔑和不敬，如果算他们又那里表现出丝毫的汉民族性呢。
再说令一方面，唐朝政权的构成情况就能说唐前期是一个汉民族政权吗，在所谓民族平等的大旗下，李唐统治者大规模任用少数民族为官，然而抛开李唐统治者本身这个最大的蛮族群体不算，当时中国文化与精英的代表性的群体山东士族确受到了全面的压制，士族作为从东汉出现的一个政治群体，它垄断了仕途，将广大的寒门知识分子排除在政权之
外，自然是极不公平的，其本身的逐渐腐朽也注定了它注定要淡出历史的舞台，但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士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它所凭借的是家族文化上的优势，而不是门第，在西晋以后五胡乱华，中华文化遭遇空前劫难的时期，中华文化虽历经摧残而没有断绝，高门士族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隋唐时代，中原士族和南方士人是中国文化的精英分子，在和平时期或者说假设汉政权存在，他们理因得到重要，但正是这位李世民这位宣传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皇帝恰恰对这一群体充满了敌意和排斥，前期李唐统治阶层的成员极少出自这一群体，不仅如此，李世民对山东高门的敌意与恐惧常见诸于史书，如禁止臣下与山东高门通婚，修订《氏族志》强行压低山东士族的地位。这所有种种的行为让人不得不想起那个标榜“满汉一家”的朝代却屡兴文字狱，摧残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探究唐朝统治者的心理（仅以李世民为例）不难发现他们与清朝统治者（康熙，乾隆）极其相似，其本身文化，素质远落后于他们所统治的汉民族，他们却不愿放弃其身上的落后本质，千方百计的拒绝汉化，想保留自己身上野蛮，愚昧的劣根性，但是他们又极其不情愿的看到他们与汉民族的巨大差距，内心陷入了极度的自卑和黑暗，只能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利对汉民族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摧残，然而表面仍然做足了面子工程，已掩盖其政策的实质。
说了这么多，其实已不言自明唐王朝的统治者代表的究竟是蛮夷，还是广大的汉族，其所推行的文化是在破坏汉文化还是发展汉文化，在这样一个表面伪装推行文治，实则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体系进行毒害的政权下，唐诗也好唐文化也罢，它的萧条也就不难理解其原因所在。这种情况直到一个极偶然的历史事件，武则天这一关陇蛮族集团边缘人物的后代为了其夺权的野心，与关陇蛮族集团发生激烈的斗争，而改变了对汉民族精英的代表，山东始祖，南方士人的压制政策才发生了变化，关陇蛮族集团的内耗彻底削弱了它的实力，最终走向式微，而李唐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最终顺应了潮流完成了中国化，局面才有所改变。唐诗也才迎来了它的高潮，唐朝文化的低潮才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