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的商业模式及发展方向
大多智库宣称自己是非盈利组织，而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似乎两者又产生了冲突。其实非盈利性主要体现为三点：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利润不能用于成员间的分配与分红；组织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成私人资产。众多智库不一定是以企业形态存在的，但从价值创造的逻辑角度来说是一样的。因此，本文依然沿用商业模式这个词，从较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和研究中国智库作为组织存在，其价值创造的逻辑。
中国智库的要素组合
关于商业模式的要素组合存在着众多观点，本文将智库商业模式划分为资源、组织、产品和盈利四大要素，以上海社科院2013年的智库排名为主要参考，结合其他知名智库，对中国智库的商业模式进行归纳总结。当然，其商业模式体现为以某种要素模式为主，模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集。
（一）中国智库的资源模式
1.依附模式
主要指智库依附于某一组织，智库运转的所需的全部资源都由其提供，相应地，智库的产出也由其消费的一种资源模式，主要见于高校、官方智库、一些大型企业的附属研究机构和政府、事业单位的附属研究部门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依附模式的典型代表，它直属于国务院，主要为国务院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根据其2012年度的决算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度收入的超过60%来自于财政拨款。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于其官方背景，树立了强大的品牌资源，在人才招揽、政策影响方面都具有长足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依附模式的主要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设立，在设立之初就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时至今日财政拨款依然是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其2012年的决算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年收入约20亿元，其中财政拨款约15亿元。
2.优势资源模式
主要指智库率先抢占某些稀缺资源的一种模式，主要见于一些半官方背景的智库和知名的民间智库。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我国较为著名的民间智库，由茅于轼、张曙光、
盛洪等人于1993年组建。其发起人凭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个人号召力使得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创立之初就拥有了强大的品牌资源、人力资源。根据《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冯兴元表示，他加入天则经济研究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茅于轼的号召力。 相似的还有21世纪教育研究所，其理事成员包括徐小平、陈丹青、熊丙奇等知名人物，这些人或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能为其带来品牌资源。或是本身就具备很强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能提供科研资源。例如新民教育讲坛就邀请到了包括经济学家汤敏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
3.资源共享模式
主要指智库与其他一些组织共享资源的一种模式，主要见于一些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
高校智库与高校不同，它并非高校本身，而是由高校组建，或是由基金会、企业赞助组建。这些智库借由高校的影响力获取人力资源，有时高校中的教授直接在智库中从事研究。借助智库这一平台，高校、基金会可以将自身的资源转化为政策建议。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重阳投资管理公司联合创办。重阳研究院依托人民大学的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任重阳研究院院长。而其理事会成员、研究团队也吸收了前政府官员、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包括重阳公司在内的众多研究人员。
（二）中国智库的产品模式
1.委托模式
委托模式即智库受政府或企业委托，依据其要求，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出具研究报告或专著等。智库接受委托而形成的研究报告与咨询公司的咨询报告类似，只不过从选题角度而言，智库的选题相对宏观，大至国家，小至产业，较少为某一具体的公司或是公司的具体业务提供咨询。
委托模式的收入来源清晰，谁受益谁支付，由发出委托的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提供研究所需的各种费用。然而，委托模式也可能有违智库的独立性原则。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并非所有智库都一定是独立的，但对于标榜自身坚守独立性原则的智库而言，接受企业委托的课题难免使得结论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信服。而其选题又大多集中于宏观或中观层面，以此为依据制定出的政策可能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采取委托模式的典型代表有中国众多的官方智库，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
2.拳头产品模式
拳头产品模式即智库通过少数产品迅速打开市场，提升知名度的模式，这些产品在开展研究时不一定是源于接受某一组织的委托。
拳头产品模式的代表是兰德公司，这家公司通过朝鲜战争的研究报告一炮走红。在中国，拳头产品模式的典型代表有胡润研究院。胡润研究院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智库排名中位列民间智库第四，胡润研究院的代表作品是包括胡润百富榜在内的一系列排行榜，通过这些榜单，胡润研究院迅速提升了自身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三）中国智库的组织模式
1.职能部模式
职能部模式即智库存在一个正式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大多依据职能而形成职能部式的组织结构。中国的大部分智库属于职能部模式的组织结构。这些职能部门可分成研究部门与辅助部门两类，研究部门大多依照研究主题细分成不同的研究部，辅助部门则按照从事工作的不同划分为办公室、信息中心、对外宣传部门等。
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部门包括宏观经济研究部、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等研究部门；包括办公室、信息中心、国际合作局等行政辅助部门，也包括《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发展出版社等对外宣传部门。
2.应急组织模式
应急组织模式即智库不存在一个常设的组织形态，仅仅在存在突发事件之时成立。智库的研究人员都从其他组织抽调，在突发事件出现时组成专家组完成工作。智库的核心职能在于组织协调而非研发。 这种类型的智库设立大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研究方向，例如甘肃省成立由五大类专家组成的应急管理专家组，并出台《甘肃省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名单》，第一届专家组成员45 名，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综合管理5 大类26个领域。其中，自然灾害类12名，事故灾难类15名，公共卫生类6 名，社会安全类7 名，综合管理类5名。专家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推荐或自荐，经过初步考核后进入专家库。专家库成员经过二次考核进入专家组。专家组设置专家组组长一名，五个专业组设置专业组组长五名并设召集人一名，专业组实行组长负责制。
（四）中国智库的盈利模式
1.基础产品盈利模式
基础产品盈利模式即智库通过基础产品积累用户群并扩大影响力，但智库真正获得利润或收益的关键则在于辅助产品，对大多数智库而言
辅助产品通常为其他组织的赞助。
一些智库通过开办讲座、发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迅速提升影响力，而后通过接受企业或政府委托，或是通过开办培训班获得收入，或是通过企业赞助获得收入。例如胡润研究院获得收入的来源主要有四个部分，分别是发布胡润富豪榜的《胡润百富》杂志；胡润百富的项目活动，例如慈善晚宴等；相关书籍，例如《我和“百富榜”》；最后是企业的赞助，例如冠名费等。胡润研究院通过并不直接取得盈利的胡润百富榜单，提升了影响力，并带动了其他业务收入的增长。而早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的冠名费就突破千万。
再例如各高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通过招生、项目收入等获得利润，而研究本身并不能获得利润。
2.顾客解决方案模式
顾客解决方案模式即通过全方位了解顾客的需要，通过全面顾客解决方案推动智库产品的销售，而且通过解决方案获得溢价。
采取顾客解决方案模式代表性企业有零点咨询集团，该集团在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年中国智库排名中位列民间智库第一位。零点咨询在其关注的每一个研究行业下，都在三个层次上展开服务，分别是基础服务领域，包括专业调研，策略研究等；专业服务领域，包括互动营销、跨国投资等；第三是行动管理领域，包括青年公益、创业服务等。这三个层次的服务涵盖了不同顾客在不同阶段的需求，也得以持续地吸引顾客。
3.全价值链模式
全价值链模式即通过在某一价值链上的全面渗透，取得价值链上大部分利润的模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年智库排名中位列民间智库第五位，主要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课题研究。其项目课题遍布教育研究的各个环节，包括提供与教育相关信息的《教育信息双周刊》；鼓励公众参与教育研究而提供资金支持的小额资助项目；与教育相关的研究，例如教育创新研究；对教育政策的建议，例如地方教育制度改革研究与教育政策研究；政策及研究结果的发布，例如《中国教育蓝皮书》
与“21世纪教育沙龙”。可以看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构建了一条从信息，到研究、政策，再到发布的教育研究的全价值链。
4.依附模式
与资源获取中的依附模式相对应，智库的资金来源为拨款，智库的产品也直接服务于相应的组织，并没有销售的环节。典型的机构有企业附属研究院和一些政府智库。
中国智库的商业模式
将上述各个要素进行分类组合（3种资源模式，2种组织模式，2种产品模式，4种盈利模式），可以组合出48种不同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中有的已经在实践中出现，有的尚未出现，有的并不可行。以下以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年的智库排名为例进行总结说明。
（一）党政军智库及地方社会科学院
这些智库大多为政府主导，采取依附模式的资源获取方式、委托模式的产品、职能部模式的组织机构和基础产品的盈利方式。中国大多数官方智库采取的是这种组合方式，这些智库没有资金的压力，不需要制定特殊的营销战略，有着一定的项目收入但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拨款。内部环境的稳定性使得智库人员可以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智库的大部分资金也可以用于研究。但其缺点也十分突出，没有生存压力的智库容易产生官僚化、效率低下等弊端。
（二）高校智库
这些智库虽然也由政府提供大部分资金，但依附色彩并没有社会科学院与官方智库浓厚，高校凭借着招生、培训等获取了大量收入。高校智库的优势在于资源来源稳定，科研力量雄厚，相比官方智库有着一定的独立性；但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高校智库也失去了官方智库与官方联系紧密的渠道。此外，由于缺乏生存的压力，一些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也可能与市场需求脱节。
（三）民间智库
民间智库商业模式种类较多，由于缺乏政府资金的直接支持，民间智库大多表现为掌握某些优质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品牌资源、研究资源或是政策资源等。其产品模式有的以接受政府或企业咨询为主，有的则有着自身的品牌项目，以此提升影响力并进而获得收入。这些民间智库都有着清晰的组织形态，采取职能部式的组织模式。在盈利模式方面，有的通过咨询项目获得收入，有的通过企业冠名获得收入，有的通过在研究领域的全面铺开获得收入。
这些民间智库的优势在于独立性较强，能够自主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而且由于其必须自主取得收入，民间智库的课题大多贴近社会与实践的需要。这些民间智库或有着一定的官方背景（有些智库本身就是半官方智库），或有着强大的品牌优势，能取得较好的发展；但对于某些其他民间智库而言，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也并不拥有强大的资源，往往容易陷入生存困境之中。
（四）其他智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排名只给出了党政军智库、
地方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这四种类型。现实中依然存在一些智库具有自身独特的商业模式，如专家组型智库和高校附属型智库。 基于价值网络的智库商业模式
（一）中国智库商业模式的主要问题
从上述对智库商业模式的分析，基于立足全球化的价值网络角度考虑，整体中国智库商业模式主要存在如下不足：
1.市场化程度不足。中国智库
中95%是官方智库，5%的民间智库，因此整体上行政化色彩浓厚，市场化程度不足。与国际的一些智库相比，中国的大部分智库缺乏市场化运作的经验和能力，其资源获取依靠政府（或企业），其产品也直接服务于政府（或企业）。例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其营业收入中45%来自公司或个人捐赠，29%来自于基金会捐赠，7%来自出版物收入，只有4%来自于政府资助。缺乏了政府的支持，这些智库对市场的变化极为敏感，所有的研究也必须紧紧贴合实际。此外，许多智库财务上不是独立核算，更难以判断智库是否实现了可持续经营、难以评判智库的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益。
2.国际化程度不足。世界上许多知名智库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自身的业务，有的采取设立办事处和分支机构方式涉足，有的采取并购等方式建立战略联盟，这使得他们的业务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海外。例如法国欧罗普基咨询公司的目标顾客60%来自于海外，巴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业务三分之二是对外的。在全球联系日趋紧密的背景下，全球化帮助智库参与到全球价值网络中，也能使得智库更加深刻地理解本国的问题。整体而言，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不足，偏重于眼光向内而非眼光向外，视野逼仄。
3.高端化程度不足。智库的
商业模式从更高级的价值网络角度看，存在如下不足。
一是资源共享深度不足。资源共享模式能够较好地提高智库的运作效率和组织间的协同效应，但目前中国智库的商业模式在资源共享上主要集中于资金和人员层面，对于更深层次的信息、价值共享有所不足，这使得智库之间相对地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同时智库和企业、政府之间联系不足，智库的产品难以直接推向顾客，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
二是产品特色不鲜明。中国众多智库缺乏核心产品，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突出，很多机构想走规模化、“大而全”路线。实际上自身核心竞争能力不足，也就是说“差异化”、特色化程度不足，导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三是组织模式柔化不充分。大部分中国智库采取职能部、科层制的
组织模式，有着清晰的组织形态与组织边界。虽然这种模式有着权责清晰、职能明确等优点，但作为以思想产品为主要产出的智库而言，相对柔化的组织模式，如成立的虚拟组织等等，或者是实体职能组织与虚拟组织的结合等，能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研究人员的能动性，提高智库运行效率。
四是盈利模式单一。中国非官方的智库，其大部分盈利模式局限于课题或咨询项目本身，以咨询项目获取收益，只有少数智库的产品在价值链上有所延伸。盈利模式单一是有限的资源获取模式、僵硬的组织模式和单一的产品模式的延伸，从而使得智库自身的发展和视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就是将智库纳入到价值网络的思考格局之中，提高智库与价值网络上各节点企业的交互作用，并融合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等外部世界大的发展趋势，从而使自身获得更高级化的模式状态。
（二）基于价值网络的要素组合
1.深化资源共享模式
首先智库与智库之间可以进行更广泛的资源共享。智库之间不仅是竞争关系，也可以是竞合关系，乃至合作关系，尤其对于以公共利益为诉求的智库而言更是如此。对某些以依附模式为主要资源获取方式的智库而言，资源共享也是发展的方向之一。政府以及设有研究机构的企业可以将共同的职能剥离出来，成立负担组织、协调功能的组织，以此作为智库间协作的中枢。
其次智库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协作可以更加深入。企业不仅为智库提供赞助，也可以将其与智库的合作深入到信息、价值层面。企业提供的基于实践的信息可以为智库的选题提供建议，而智库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为全产业提供帮助。这样能够规避单纯依靠企业赞助，从而使智库独立性丧失或独立性不足的问题。
2.保留核心能力的组织结构
智库的资源既然从各个组织获取，相应地，智库也不必保留职能部式的组织结构。例如，有些智库自身可以只承担最为核心的组织、协调功能，或部分具有核心能力的职能，成立虚拟和实际结合的组织结构，并从其他各个其他组织中获取相应资源，通过整合创造价值。这种类型的智库可以保留行政部门或部分研究部门，而其他研究部门可以相应地设立于各个组织中，或者部门人员可以采取“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原则，去向社会各个机构重新整合组成新的部门。
3.针对性的产品模式
由于智库渗透于价值网络之中，智库虽然不直接接受某一企业委托，却能够通过在价值网络中获取的信息，清晰地把握需求，从而形成有针对性的、自身创造的产品。在没有委托的前提下，智库不会受到企业利益的左右，从而能够独立地形成研究结论；而由于智库准确地把握了需求，也不会由于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而产生过多的营销费用，使得智库将许多的资源浪费于交易形成上。
4.基于网络的盈利模式
智库的产品可以不必要深入到全部的价值网络，智库的利润也不必渗透在价值网络的每一环节。由于智库对于全球价值网络有着全面的把握，对于信息、资源有着高度的整合，因此智库能够发现并打通价值网络中尚未打通的关节，以提高价值网络的帕累托改进为主要方向，其产出也可以服务于整个价值网络。智库并不为价值网络中某一具体的公司服务，这使得智库区别于咨询公司，同样也规避了智库独立性不足的问题。
总而言之，基于价值网络的智库商业模式，其全部资源来源于价值网络，组织结构及成员分散于价值网络，产品服务于价值网络，最后智库从价值网络中获得盈利开始新的循环。
基于价值网络的智库商业模式提高了交易效率，明确了智库独立的地位，也彰显了智库自身的价值与追求，是未来中国智库发展的一个核心方向。在全球化浪潮、网络化生存，乃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基于价值网络的中国智库商业模式塑造，显得尤为现实和迫切。
近五年中国房地产发展变化 2016年 巴曙松：中国房地产行业还在收缩的大趋势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和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是并存的，所以没有改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库存量过大，以消化库存为主，整个行业还在收缩的大趋势。 观点地产网讯：4月12日消息，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在深圳出席活动时表示，目前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和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是并存的，所以没有改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库存量过大，以消化库存为主，整个行业还在收缩的大趋势。 巴曙松指出，即使是一线城市，房地产的新屋销售和新开工面积之间的传导周期越来越长，这是典型的行业在逐步收缩的趋势。 关于近期部分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巴曙松认为，跟这些一线城市长期供应不足有关，如，与一线城市长期土地供应不足，容积率定得偏低，对于人员流动趋势判断没有充足的预见性等，都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改变不了整个房地产行业逐步在往下回落的趋势。 对此，他提出建议要化弊为利，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划，其中强调城市土地建设。 他表示，房价上涨的城市基本上是老百姓用自己的货币选票选出的中心城市。下一步配套的改革要变成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比如深圳，如果地价上涨让很多制造环节在深圳有压力，就应该主动迁到东莞、惠州。相应的，深圳和东莞、惠州的地铁、城际的交通、生活的便利就要打破原来的土地制度、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制度，要有城市群的布局规划大格局。 巴曙松总结称，要把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压力顺势引导成建设未来城市群的正面发展动力。 2015年 2015年中国房地产现状分析：走上转型之路 目前，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从2015年中国房地产现状分析情况
新周刊2009014期封面 我们时代最聪明的大脑，在哪里？ 谁为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利用过去、把握现在、铺垫未来？ 我们当然首选政府。其次是汇聚集体智慧的群策群议机构。再次是社会各界的意见领袖。 在意见领袖中，智库(Think Tank)是中国长期缺失的一种类型。 身份独立、价值中立、研究专业、决策科学，是智库的立身之本。表面上看，中国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多家。而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有1777个。 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和商业型机构，冒“智库”之名，透支了意见领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库为诉求的民间智库，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维艰。 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语)在公共决策议题上，群策群议是不够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的重要性因中国人屡屡失策而凸显。 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基于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国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中国迫切需要智库，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 《新周刊》采访了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其主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新周刊》求教于多家全球顶级智库。《新周刊》解读了市长和省长们偏爱“洋顾问”的现象，并调查出“谁是最值得中国公众信赖的意见领袖？”。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曹思源、北京奥运会安保方案《鱼钩与长矛》提供人高志凯、从为老板谋到为城市谋的“丙方”王志纲、深圳的“理想主义”智库因特虎，也直面《新周刊》道出中国“智库”的成长命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
中国民间(社会)智囊团的发展前景良好在我国古代, 历朝历代的君主基本上都有“军师”、“谋士”、“师爷”，尽管称谓不同，但是职能都是为君主献言建策。诸葛亮、刘伯温等足智多谋，几乎家喻户晓。这些神秘的人物“多智而近妖”，搅动时政风云，被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无疑，现代思想库有别于中国古代的谋士。 智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组织机构，20世纪初期才在欧美萌芽，尤其是在一战后在美国兴起、壮大。 第一、从起源来看，民间智囊团的产生是适应时代的需求，它是建立在旧事物基础上的新事物，它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其发展成螺旋状上升的态势。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内部的思想资源不足，客观上需要外部资源进行补充，而决策科学化对智囊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仅靠体制内智库往往难以满足政府的要求，因此，一些民间智库应运而生。民营研究机构是改革时代的产物，是中国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民间研究机构的诞生也与社会的大环境和大气候有关。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高潮，借着这股浪潮，一批体制内学者勇敢地走出政府大门，投身于市场。 第二、从发展历程来看，民间智库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其发展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回顾民间智库发展的第一个活跃期，当时，即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迈开步伐，国民经济较快发展，民间智库也有了一定的生存土壤。那时，一些有识之士大胆地从体制内走出来，创办了一批民间智库，并开始活跃在各个领域。比如，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创办北京四通经济研究所的曹思源在 90 年代初办起了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1992 年，袁岳创建了北京零点调查研究中心；再如，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与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的研究员张曙光、盛洪等组建了挂在北京丰台区科协名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 从 2003 年开始，民间智库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民间智库继续探索发展形式，注册新的智囊机构，如 2003 年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与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等人在北京组建了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2004 年政治学学者刘军宁等成立了北京九鼎公共事务所，等等；另一方面，到了 2005 年，为了规范企业名称，国家工商总局要求研究中心和研究所重新进行注册，于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北京视野经济研究中心等先后注销，有些智囊机构停止了活动，而有些则以新的公司名称进入的新的发展时期。 例如：金思达咨询公司后来在工商局注册成“北京视野咨询中心”，针对民营经济提出的“小狗经济”理论，着重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并为地方政府进行咨询服务。 再如，2009 年 11 月，南方民间智库正式成立，该智库属南方都市报与奥一网联合多位民间思想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智库聚合了珠三角、南方民间的有识之士，力图成为南方民间思想的集散地，发挥民间智慧优势，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平台，集纳草根阶层的舆论，集合民众的真知灼见，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南方民间智库也是2011年成功注册的中国第一家以“民间智库”为明确名称的民办非营利组织。 第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壮大，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
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模式比较 关于《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模式比较》，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内容摘要：按照品牌形态的演变规律，目前我国的城市品牌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青岛模式、大连模式和东南沿海模式。这三种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它们各自发展的初始驱动力、条件、结果等都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城市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关键词：城市品牌产业品牌城市竞争力 从城市竞争的角度看，品牌形态的演变是一个从产品品牌到产业品牌、再到城市品牌的发展过程。其中，产品品牌始终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根基和最终落脚点。如果没有产品品牌，再好的
城市品牌也不可能维持长久。产业品牌是城市竞争力的支柱。事实表明，仅仅拥有一两个产品品牌对城市竞争力作用不大，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以优秀品牌为龙头的产业品牌的支撑。除非采取特定的宣传措施或者品牌的知名度高、竞争力强，否则不会因为单个品牌记住某座城市，一般只有当一批品牌产生，并形成产业品牌时，才会引起人们对该城市的注意。 城市品牌则是品牌发展的最高形态，随着一批品牌产品上升为产业品牌，人们会形成对该城市的品牌认知，这种品牌认知来源于产品品牌和产业品牌所传递的信息，包括产品和产业本身的信息。城市品牌一旦形成，就会加剧城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功能，并反作用于产品品牌和产业品牌，因此，城市品牌的终极目的是为产品品牌和产业品牌服务。 我国城市品牌的发展模式 现实中，品牌形态的演变过程不一定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展，经济萌芽的种子有可能从产品开始、也可能从产业集群开始、或者发韧于政府的推动。按照品牌形态的演变，目前我国的城市品牌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青岛模式、大连模式和东南沿海模式。 青岛模式的发展道路是从产品品牌入手，通过品牌产品的示范效应带动其他产品品牌的发展，或者吸引外来投资，逐渐形成
TTCSP：2019全球智库报告（270页）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在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等全球近150个城市发布。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和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等数十家国际知名智库的负责人以及TTCSP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参加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发布会活动，就国际合作、知识和政策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转型时代应对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等话题进行研讨。 《报告》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人工智能(AI)等新兴科技正在改变着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给全球智库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对智库提出了转型要求。 新兴技术既可能有利于革新和增强世界范围的研究工作，亦可能会边缘化智库的作用，智库面临新兴科技带来的挑战或风险有：AI造成的偏见问题会使智库通过数据驱动型研究来改善全球治理的方式受阻；敏感数据处理不当会使智库名誉受损；新兴技术对工作场所和领导能力多样化的需求在增加等。 因此，《报告》建议：智库必须经历一场商业模式的演变，利用好智库的研究成果；智库在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其他新兴技术工具进行预测分析的同时必须要兼顾其技术能力、多样性以及偏见意识等方面；要注意存在潜在的“AI 歧视”下的利益相关群体，保证更多声音被听到；人工智能没有国界，因此智库间需要合作。 《报告》显示，全球智库整体增长，欧洲和北美仍为全球智库最多聚集地，TTCSP全球智库数据库中列出的所有8248家智库中，美国仍以1871家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印度智库数量为509家，中国有507家，位居第三。中国多家智库入选全球顶级智库分类排名，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在“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百强榜单”中，共有27家中国智库上榜。
进入世纪以来，国内地房地产市场日趋火爆，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地财富奇迹，在很多地区，房地产业甚至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地支柱.在这种大地风潮之下，人们纷纷涌向房地产领域，不论之前做过何种工作，仿佛一旦进入房地产就可以资产翻倍.然而，经过几年盲目地火爆之后，房地产市场地泡沫不断增大，国家和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些调控措施不断出台，房地产市场终于开始逐渐回归理性.那么，国内房地产业未来地趋势又是如何，当房地产企业不再暴利之后，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如有些人所想地那样彻底崩盘亦或是逐步走下坡路呢？本文认为对这个问题地思考将有助于今后房地产市场地规范化发展.虽然在过去地几年中房地产市场展现出了不完善地一面，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内作为有着刚性住房需求地房地产业依然会继续稳定地发展下去，而本文地研究在理论上金额以指导我们今后更好地完善这个产业.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现状 房地产投资状况 从目前国内房地产地经济来源分析，房地产投资依然呈现出不断增长地态势，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比重也比较大.这种投资一方面来自国内民间资本地投入，另一方面就是国际投资.其中前者是主要投资来源，占到国内房地产市场投资总额地绝大部分，年这一比例约在左右，而从增长速度来看，除了年有较小回落，年至年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状态，年随着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地出台，这一数据又逐渐开始归落.从投资结构来看，投资对象则逐渐由商业营业用房转向住宅投资.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房地产开发状况 根据中国房地产协会地统计数据，国内房地产开发整体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新开工面积增多，竣工面积增速减缓.随着国内对房地产市场政策地一些改变，一些开放商对土地地囤积情况逐渐向使用过渡，开工情况增加很多，但是为了保证足够地利益，往往故意要求施工单位减缓进度，导致竣工面积地增长很缓慢.二是拆迁规模受到遏制，但土地控制形势依然严峻.随着房地产开发不断出现地负面拆迁新闻，国家也对此越来越重视，相继出台了若干文件用于规范拆迁规模和方式，但是土地使用依然难以得到控制，这其中既有开放商地想法，也有地方政府地授意，而且开发过程中屡屡出现经济问题.国家审计署发布地《个市县年至年土地管理及土地资金审计结果》，列举了个市县在土地出让、征用及相关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一些不合规、不规范地问题，实际情况可能远不止如此.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年联合召开地电视电话会议中，通报了年月至年月全国“未报即用”违法用地清查整改情况，个省（区、市）不同程度存在“未报即用”违法用地现象，其中包括一些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至今年月日，全国共清理“未报即用”违法用地案件宗，涉及土地总面积万亩，其中耕地面积万亩.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房地产销售状况 从房地产市场地销售情况来看，销售量呈现出一定地波动，从年至年，销售量不断增加，即使在年中间有过短暂回落，但是从全年来看，销售量仍然是增加地，国家统计局公布地数据显示，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首度超过亿平方米.尽管面临严厉地楼市调控，商品房开发投资全年同比增速仍然达到.但是这一情况到年随着国家调控地坚决执行而发生了改变，数据报道年房地产市场相比年下降了左右，且这一比例依然在继续增加中.但是房地产销售价格和销售量有所不同，虽然调控力度很大，但是房价近年来依然处于高位运行，虽然在个别地区稍有回落，但是不具代表性，从全国范围来看，房地产价格依然较高.从房地产市场地需求来看，受中国城镇化运动地影响以及年轻人落户城市地主观意愿，房地产地刚性需求依然很强，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地因素就是投资性购房热度依然不减.中国城镇化是目前世界上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大规模地城镇化，在“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已经到了，规模是非常巨大地，这场城镇化运动也使中国人地生活发生了非常深刻地变化，也直接
《中国智库》十大名师简介 一、毕研韬 基本信息 男，祖籍山东，传播学者。 现为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奇正传播有限公司董事主席、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https://www.doczj.com/doc/e05001499.html, 特约记者、Global Voices Online作者、GUI亚洲事务秘书。 教育背景 先后在【中国】曲阜师范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学习。 作品统计 已出版著作10部14卷，并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英国、美国、德国报刊发表各类文章480余篇。 研究兴趣 国际传播、政治传播、文本分析 主讲课程 传播学概论、舆论学原理、国际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网络传播学、传播统计学、广告文案写作、广告效果研究
二、戴旭 空军某部上校、军事战略专家、军事评论员。 先后在空军地空导弹飞行学院任导航台长、新闻干事。毕业于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和空军政治学院，发表过军事学术专著、政论和军事评论文章百余篇，以见解独到、思想敏锐、观点尖锐、文风犀利、语言生动见长。 三、孙岩 中国东方歌舞团舞蹈艺术部教员，国家一级指导，舞蹈艺术家，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文化部支部副主任。曾随团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和文化交流。 四、王金岭 基本信息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摄影师。 研究方向 有效沟通、国际关系 主讲课程：中国周边安全态势 任职 1、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部长； 2、中国未来研究会大战略研究分会副会长； 3、三略研究院院长； 4、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5、中国智库[网]总编辑； 6、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酒史与酒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级委员； 7、中国台湾新世纪形象学院高级讲师。 五、朱松春 基本信息 毕业于重庆大学，1962年清华大学进修后调中央专委办工作，从事国防尖端事业。70年代作为科技秘书协助国务院领导工作，后调军事科学院任研究员、总工程师。 任职 曾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应用技术学院院长、北京科教文研究院院长等职。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专家、北京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人文大学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长期参与数十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分析论证工作。 现为北京<三略观察>国际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三略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国智库网>高级顾问。 科研成果 著有《科学决策全书》、《实用决策科学》、《军事运筹学》、《系统工程与领导》、《系统思维与现代组织管理》等20余部，论文200余篇。 六、李海涛 男,1967年出生,军事学硕士,退役海军大校，<三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探究 学院： 专业： 2011年6月15日
目录 摘要 (1) 文章背景 (1) 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关系 (2) 直辖市之争：口水战背后的发展模式之辩 (4) 交通治堵：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伤与痛 (6) 结语 (9) 参考文献 (9)
中国城市发展典型问题探究 摘要：中国的城市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诸如交通拥堵、发展不均衡、农村萎缩、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城市化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本文通过对城市发展中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旨在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进行探究。 关键词：城市化土地制度直辖市之争发展模式交通治堵 2010年的中国上海世博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届世博会，以城市发展为主题，通过190个国家和56个国际组织的先进城市发展案例，探讨了与城市相关的多元文化融合、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本届世博会的目标即提高公众对“城市时代”各种忧患意识的理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提供解决方案。“城市时代”概念的提出，更加明晰了城市发展对于一个社会乃至国家的重要性。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古代中国无论是在城镇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战国时代始，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建立都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增长。而西方的城镇化同样初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以及手工业商业的繁荣，而由资本的萌芽和工业化的到来崛起，进入蓬勃繁盛的时代。然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文明来说，由于历朝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作用，始终未能出现工业城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1] 放眼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只用30年便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2010年12月19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3.28%（按城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不得不可谓一个奇迹。然而，在高城市化率的背后，是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诸如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等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催生了新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智库的商业模式及发展方向 大多智库宣称自己是非盈利组织，而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似乎两者又产生了冲突。其实非盈利性主要体现为三点：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利润不能用于成员间的分配与分红；组织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成私人资产。众多智库不一定是以企业形态存在的，但从价值创造的逻辑角度来说是一样的。因此，本文依然沿用商业模式这个词，从较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和研究中国智库作为组织存在，其价值创造的逻辑。 中国智库的要素组合 关于商业模式的要素组合存在着众多观点，本文将智库商业模式划分为资源、组织、产品和盈利四大要素，以上海社科院2013年的智库排名为主要参考，结合其他知名智库，对中国智库的商业模式进行归纳总结。当然，其商业模式体现为以某种要素模式为主，模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集。 （一）中国智库的资源模式 1.依附模式 主要指智库依附于某一组织，智库运转的所需的全部资源都由其提供，相应地，智库的产出也由其消费的一种资源模式，主要见于高校、官方智库、一些大型企业的附属研究
机构和政府、事业单位的附属研究部门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依附模式的典型代表，它直属于国务院，主要为国务院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根据其2012年度的决算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度收入的超过60%来自于财政拨款。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于其官方背景，树立了强大的品牌资源，在人才招揽、政策影响方面都具有长足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依附模式的主要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设立，在设立之初就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时至今日财政拨款依然是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其2012年的决算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年收入约20亿元，其中财政拨款约15亿元。 2.优势资源模式 主要指智库率先抢占某些稀缺资源的一种模式，主要见于一些半官方背景的智库和知名的民间智库。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我国较为著名的民间智库，由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人于1993年组建。其发起人凭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个人号召力使得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创立之初就拥有了强大的品牌资源、人力资源。根据《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冯兴元表示，他加入天则经济研究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茅于轼的号召
人资社科 Human Resources & Social Sciences 荆棘丛中的绽放： 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动因、障碍与对策 黄旭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摘要：本文从民间智库发展的动因入手，对影响民间智库发展的障碍进行分析，探讨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对策,期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可行对策。 关键词：中国民间；智库；动因；障碍；对策 当前，民间智库是时代焦点之一。这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者对政策提供服务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是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对接，理性地代表社会声音。 一、推动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动因 作为一种政策研究平台，智库通过运用专业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将个体化形式存在的思想和智慧资源进行汇聚、整合，并嵌入在政治结构之中，已在现代各国决策实践中所需的决策服务机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当下，伴随中国体制的深入改革，除长期一家独大的政府智库之外，民间智库也应运而生。 （一）国际发展动因 纵观各国的社会发展,不难发现民间智库的兴起和大发展均引起了其社会的较大变化。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 世界各国非营利性的民间智库进入迅猛发展时期, 在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推使各国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 美国总统在制定决策之时会大量咨询体制之外的专家、学者。诸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等政策分析组织。 （二）国内发展动因 1.思想基础。启蒙运动的盛行，奠定了理性精神的主导地位，科学也因此在社会中确立了地位及权威，人类至此进入了一个科学化的时代。正因为处在这个时代，不仅科学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得到了尊重，专家的作用和地位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这些都说明了民间智库这一自觉的理性行为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育成熟下诞生，其成长和繁荣需要现实社会中的理性精神、科学权威、社会意识乃至具体实践作为坚实后盾。 2.决策需求。推动民间智库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必定离不开现今环境下的决策需求。尤其是决策议题和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多元，政策制定越来越依赖于智库所提供的专业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咨询服务。基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点，相较于政府智库，民间智库把握身份特别、机制独特、敢于创新及善于整合等优势不断完善自身，日渐成为决策咨询服务市场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3.制度空间。 处在“体制内”，政府智库则能“盛强、壮大”，而处在“体制外”，民间智库就只能“瘦弱、渺小”，鲜明地对比表明了现代公共决策机制亟待建立，计划体制下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决策模式亟需改变，依旧充当着决策研究领域的主要机制的行政权力亟需替换。鉴此，中国在现代决策理论指导下，建立和完善公共决策机制，从而在宏观层面上形成民间智库与政府智库同台竞争的格局，以建构现代决策自身发展所需的开放型的智库网络。 4.政治文化。要想立足于社会，就要靠自身的能力，这就表明在社会这一层面上应建设一种以能力为主导的能力型社会。从变革和建设新的政治文化入着手，营造规范有序的思想氛围，培育公民有序参与决策的能力，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引导政治体系乃至整个社会摒除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关系”文化，推崇并逐步建立“能力”文化。也就是说，彻底破除以“官本位”、“关系”论英雄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为民间智库的发展建筑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5.资源结构。现如今，归咎影响民间智库发展的关键问题，无非民间智库与政府智库两者间是否存在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这其中具体涵括了民间智库是否具有同政府智库对称、互补的专家资源及能力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在内在的资源结构关系层面，为进一步提高民间智库的资源获取和资源整合能力、为民间智库和政府智库的合作与竞相发展提供条件，中国改革创新决策机制，在制度上为民间智库的发展壮大创造结构性空间。 二、影响当代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障碍 时代的变革促使新兴产物的兴起繁荣，民间智库的生成发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但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民间智库仍处于起步阶段，不成熟的体制及不健全的保障下，民间智库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一）法人地位模糊，难以注册 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智库与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我国的法人组织管理不够完善，从《民法通则》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法人形式的相关规定，从而导致民间智库没有正式明确的归属。一些民间智库被迫到工商部门按照企业来注册，这迫使其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工商行政、税务等部门的监管，如果不登记、不注册，则会不时面临着政府相关部门的清理整顿。 （二）资金来源相对稳定性及多元性匮乏 拥有长期稳定的多渠道的资金来源，是推动国外民间智库成熟发展的有力支撑。但放之国内的民间智库，无论是捐款资助，还是合同协议，一律入账为空。于此，一些民间智库不得不选择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橄榄枝”。如此一来，更加大了政府对民间智库的猜忌。缺少稳定性及多元性的资金来源，必然影响民间智库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其研究的长久性和结果的可信度。 （三）信息渠道落后，数据失真严重 当下，我国的信息系统水平低、处理技术落后、信息互通难度大，这无疑是智库生存下来所要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更为关键的，由于目前的信息公开不透明，为维护小集团利益，许多政府部门或多对民间智库持不信任态度，故而将信息保密扩大化，亦或经常故意掩盖甚至编造虚假信息。 （四）专职的高端管理人才极其匮乏 高水平的智库需拥有专业人才，才能产出和提供高质量的决 >才智/338
中国城市发展现状及展望 打开中国的政区地图，全国现有设市城市655个。按照行政区划，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包括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县级城市368个（包括63个省辖的县级市）。此外，有建制镇19 234个。以不重复计算为原则，这655个城市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52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54.3%。《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指出，全国的城乡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为26.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55个城市的城区建成区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全国的县城镇和同类居民点建成区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其余建制镇建成区面积为2.84万平方公里；城区、县城镇和其余建制镇合计，共有建成区面积7.74万平方公里。由此可知，中国的城镇建成区占国土总面积的0.8%，中国的乡村和独立工矿用地占国土面积的2.0%。 从现实的国情出发，按照行政许可，这655个城市市长的服务和管理，应能统筹城乡。为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城乡规划，应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以往那种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规划管理制度和建设实施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0年来，我国城市数量的发展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较快发展阶段，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上升到1982年的245个，平均每年增加13个；二是快速增长阶段，1996年城市总数达到666个，平均每年增加30个；三是平稳调整阶段，1997年的城市总数为668个，之后至2008年末，全国共有城市655个。近年来城市数量逐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撤（县级）市设（市辖）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由于量大面广，我国广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人口总量仍将继续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同时，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各大城市也将继续成为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接纳地。城市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其“撤县设区”、“撤乡设镇”和“乡镇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仍将继续，县级市的数量还会减少，部分县级市将有可能“升格”为省辖市。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调整反映出地方中心城市“做大做强”的强烈意愿，以及由上一级行政单位统一协调区域城乡发展、争取优质资源的态势。 2 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在工业化推动下，通过城镇数量增加和城镇规模扩大，所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长期滞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可以预计，在2020—2030年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跟上世界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大量、广泛的人口流动，正在模糊经典的西方城市化概念，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05001499.html, 智库成果如何评价 作者：胡岩 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05期 摘要：[目的/意义]近年来，智库评价体系不断出现。成果评价是智库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代表性智库评价体系在智库成果上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智库及其研究人员提高自身成果的影响力，也有助于智库评价体系自身的不断完善。[方法/过程]通过对4个代表性智库评价体系有关成果评价的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智库成果评价的改进方向。[结果/结论]各代表性智库评价体系在成果类型、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流程等问题上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同时在成果评价中又都坚持将影响力作为核心指标。未来的智库成果评价体系应注意进一步区分不同的成果类型，完善针对不同成果类型的指标体系并适当提高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各项指标的权重，应注意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 关键词：智库成果评价体系影响力论文著作报告 分类号：C932.2 DOI： 10.19318/https://www.doczj.com/doc/e05001499.html,ki.issn.2096-1634.2018.05.04 1 引言 近年来，国内智库发展迅猛，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影响力也不断提高。同时，各种类型的专门从事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也开始出现，其中，有不少机构还构建了自己的智库评价体系，并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智库排名。涉及中国智库评价的代表性评价项目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中国智库报告》（简称“上海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简称“社科院报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简称“四川报告”）、南京大学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课题组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简称“南大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的《全球智库报告》（简称“宾大报告”），等等。各种评价报告的出现，使人们对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各个智库的发展也发挥着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报告都构建了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流程、方法以及具体结果上也各不相同[1-2]。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评价体系中，尽管对智库的人才、管理、经费等指标都有涉及，但对智库成果的评价却占据着最大的比重。本文对有代表性的几种智库评价报告的成果评价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有助于智库了解各大报告在成果评价方面的指标体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各方面发展水平并最终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也希望能够为智库成果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一些借鉴，使它们更好地服务于智库建设。 对智库评价的相关研究已有很多，这些研究对当前国内外智库评价的现状[3-4]、智库评价的指标体系[5-6]，智库评价的方法流程[7]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加深了人们对智库评价
2020年中国商业地产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1、中国商业地产投资：占比趋于下降 商业地产，是指用于各种零售、餐饮、娱乐、健身服务、休闲等经营用途的房地产形式，从经营模式、功能和用途上区别于普通住宅、公寓、写字楼、别墅等房地产形式。商业地产用途广泛，其中包括酒店、商场、超市、便利店、购物中心、商务楼、特色商业街、会展中心等。 我国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最普遍的商业房地产项目就是大型购物中心。购物中心的地产开发模式起源于商业地产模式，在房地产领域，购物中心的开发与经营与商业地产开发与经营相通。 2019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2194亿元，同比增长9.9%，2020年1-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3484亿元，同比增长5.6%。
2015-2020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办公楼与商业营业用房投资总额及占比呈下降趋势。2019年我国132194亿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商业地产投资即办公楼与商业营业用房投资额分别为6163亿元和13226亿元，商业地产投资总额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4.67%，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 2015-2020年商业地产新开工面积及占比同样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商业地产新开工面积占比由2015年的18.84%下降至2020年1-7月份的11.09%，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
2、中国商业地产租赁市场：需求下降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商业地产投资的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居民生产生活受限、消费活动减少，商业地产市场面临挑战;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商铺租金指数对全国重点城市主要商业街和典型购物中心商铺租赁样本的调查数据，在样本商业街中，租金环比上涨的商业街占12.1%，租金环比下跌的商业街占83.3%，4.5%的商业街租金与上期持平;在样本商圈(购物中心)中，租金环比
《全球智库报告》（中文版）发布我国6家智库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前百位 1月22日，作为中国的唯一授权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全球同步发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中文版），这是该成果中文版在我国第一次正式发布。同时，我国首份《中国智库报告》出炉，该报告首次公布了全国智库影响力排行榜。 《2013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位居全球顶尖智库前10位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兰德公司、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根据《2013全球智库报告》，2013年我国共有6家智库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列中、印、日、韩地区顶尖智库前20名的我国有7家，分别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分别进入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能源政策、环境、外交政策、卫生政策、国防、国际政策等专业研究领域顶尖智库排行。有25家智库进入特殊成就顶尖智库排行。
中国未来几年的房地产发展趋势 六月二十六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三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樊钢：未来三十年中国仍将快速增长》。该文章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其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真实的；其二，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等背景因素的支持；其三，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长时期的增长（例如英国持续了七十年，美国持续了六十年等）；其四，由于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未来至少还存在三十年的快速增长空间。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少还有三十年的快速增长空间，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未来也至少还有三十年的增长空间，以下的若干理由应当足以说明这个推论。 1.经济成长：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多年呈两位数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发展、住房扩大、投资增加和流动性过剩。中国百姓的平均收入几乎每4年就会提升一倍，人们购房和投资的能力也随之增加，而对改变住房的量与质最为迫切的中产阶级的家庭数量更呈“崛起”之势； 2.支柱产业：以其对经济影响的比重和所拉动的相关行业的数量（超过90个）而言，房地产业已经是今后肯定还会长期是国家和大多数各类城市的重要支柱产业； 3.人口存量：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人，并且还在增长中。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家庭总量中，目前还有相当大的比例（约70%）尚未真正解决好住房问题； 4.人口增量：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量约有1,000万人，这是一个接近澳大利亚（其国土面积与中国接近）全国人口总量的数量，仅此人口增量所引起的每年住房增量约为1亿平方米（考虑了城市化比率）； 5.人口质量：中国的人口质量在发生改变。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人均寿命在增长（同1995年相比，当今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增长了近2岁），健康状况在提升，知识结构在改善，因而人们对所需住房的量和质的要求也在发生改变; 6.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对房地产市场有直接的影响，“银发族”已开始出现对家庭式居住和非家庭式居住等不同居住类型的选择； 7.换房需求：当前全球最大的建筑工地和住房市场都在中国。在激烈的竞争之下，居住产品正在不断地升级和换代，吸引着有条件的人们去投资。中国当前商品住房市场中最主要的结构是改善性需求，即换房居住的需求。尚有过半数的居民对现有的住房条件不满意。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约26平方米，此数并不大，还有提高的必要。而人均居住面积每提高1平方米，全国就会新增13亿平方米的住房需求； 8.第二套房：随着中产阶级和财富人群的发展（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公布了这一数据。），有能力购
1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模式概况 交通模式理论及最新进展反映了交通要素、交通结构及交通效率的主要特征。发达国家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相继制定出台了有关政策来引导城市交通规划和建设这些不同的交通发展政策形成了不同的交通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依赖小汽车发展的城市，发达国家如美国，小汽车拥有率和使用率都很高，但是已经越来越受到能源短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如泰国，虽然人均小汽车拥有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不少，但对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却不加任何限制，已大大超出路网及环境的承受能力。 第二类是小汽车与发达的轨道交通同步协调发展的城市，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大阪等，小汽车拥有率不低于北美城市，但是使用率很低，主要靠地铁来通勤。 第三类城市主要依赖公共交通，抑制小汽车增长和使用，以此来支持城市高密度发展，如新加坡、香港。 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交通模式。美国采取TOD模式和新都市主义，发挥交通先导的作用，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促进了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协调。英国伦敦采取设置公交车道、创造优先区域、鼓励停车换乘和中心区拥挤收费等措施，形成了一套发展公共交通的有效模式。 日本东京大力实施以轨道交通为中心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轨道交通成为绝大多数东京市民的首选，有效地缓解了交通拥挤现象。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通过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倡导建设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等，通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日益严峻的城市交通问题，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成为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 2 国内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发展概况 目前，我国城市交通管理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由交通、城建、市政、公安等部门对城市交通实施交叉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二是由交通部门对城乡道路运输实施一体化管理的模式；三是“一城一交”综合交通管理模式。
1一、美国的智库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智库，近十年来在全球化发展方向上迅速迈进，其中有不少经验对中国的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全球共有6305家智库，分布于169个国家，其中北美洲有1912家（占比30%），欧洲有1750家（占比28%），亚洲有1183家（占比19%）。 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根博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全球范围内的智库数量比十年前有了大幅增加，各类智库在促进国际间交流、搜集信息、制定和分析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北约等，也都逐渐认识到了智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智库的发展 与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相比，美国的智库起步比较晚，但在二战以后，美国智库的发展跃居世界首位。目前美国拥有1815家智库，数倍于英国的智库数量285家。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世界上智库最密集的城市，总共有393家智库。此外，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智库数量都超过100家。 尽管智库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各个不同政体的国家，却均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即如何保存智库的独立性和真实性，以便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科学和专业性意见。他认为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其突出，由于发展中国家智库资金有限，法律不健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智库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还十分有限。 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是多年来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也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1916年，罗伯特·布鲁金斯同其他改革家们一道，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学院，旨在推动高效治理，并用科学方法研究政策的制定。该学院分别于1922年和1924年成立经济研究所和研究生院，并在1927年将三家机构合并为一：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的最初资金来源于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些支持者们到现在仍然保持着与布鲁金斯的合作关系。 美国智库在发展早期就意识到在政策制定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也就有相应的考虑。“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是来自民间的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李成说，“布鲁金斯非常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基金管理运作，以确保各个研究项目的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