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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个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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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4 思想火炬

本公众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北京习风堂联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2016年4、5月间,习近平总书记同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及在“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一课题,始终摆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的突出的位置上。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围绕科技创新这个核心、着力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前进中的难题,为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的三个目标,即“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奋斗。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用制度的眼光审视世界科技发展史,并不能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代表先进,社会主义公有制代表落后的结论。一个有力的相反事实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其科技水平曾长期比肩美国,而社会主义中国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培养出了屠呦呦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大家。我们在这一领域,应当抱有足够的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制度在科技发展领域体现的优越性,内在地包含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宝和“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实践表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应用中所能带来的收益,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对于中国这样希冀在新科技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

的后发国家,借科技进步的东风加快发展自己,是一个重要的路径。“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具有“法宝”的功效,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用“新五化并联发展”的方法把科技方面落后世界“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完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好科技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德国近年来成功地推动“工业4.0战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丢掉自己的好传统。二是基于绝大多数关键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无法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条件下,我国一些重大科技项目如国防科技、航天科技、大飞机、高铁等,需要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进行协同创新,这也离不开国家作用的发挥。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巴黎统筹委员会”运行时期,苏联仍然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科技进步成就,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由于产权归属全民,在理论上落实政府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公有制企业是能够排除各种利益干扰,进而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包括科技发展规划在内的产业规划。这也是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的一条重要理由。

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越性,是指导思想的先进和治理能力的高超。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体制追求的“利润至上”原则对于推动科技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使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了“人才黑洞”。然而,我国在建设科技强国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在于,其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手段,而且可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来推动科技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重视科技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作家多次强调科技在生产力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突出位置。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9月进一步指出,“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性质迥异,二者的国家治理模式也相应存在显著差别。在笔者看来,在科技发展史上,如果没有苏共中央对发展科技的高度重视,苏联就不可能在美苏两国几乎同时公布发射卫星计划后领先于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领取诺贝尔奖时发表的致辞中也提到了毛

泽东同志“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精神对其开展青蒿素研究的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早日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大有裨益。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围绕科技创新这个核心

在世界科技史上,一些如今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有力地抓住了几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自身综合国力的快速跃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方略中,出现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与“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与“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在时间上的“双重叠”现象。怎样如期实现国家科技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两大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给出了答案。他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在能够被称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按照“大国”的思路来制定自身包括科技发展战略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小国与大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取向,实然地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小国因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不高、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等原因,对于科技创新的需求相较于大国而言往往要少很多。换而言之,大国要想保持自身发展优势,在科技上就“不得不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际上,没有核心技术的优势就没有政治上的强势”。今天的舆论场上,有一些人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做法颇有微词,其偏颇之处就在于缺乏对此类问

题分析的“大国视角”。李瑞环同志在一篇哲学著作中写到,“要想红旗不落地,卫星必须早上天”,很难想象中国如果不靠自力更生取得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哪里能在今天拥有与自身体量相般配的国际地位。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C919国产大飞机时批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浅显却又必须明确的道理。

“凡事要学会抓主要矛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深刻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抓对、抓好主要矛盾,对于解决问题而言,起到的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的功效。科技创新的功效不仅体现在发展的实践方面,即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重要讲话中所言能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发展理念”中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落实,还体现在发展的理论方面,即促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取得新发展。近年来,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国际互联网的容量、速度、价格因科技创新得以优化,这非常有利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工具更好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有利于全世界的人们从价值观上倡导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为社会大众所共享。一言以蔽之,科技创新正在使共产主义这种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不是相反,为此创新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考虑到科技创新的

因素。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以改革精神破解难题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一刻也不能离开改革,必须坚持用改革的精神、改革的办法来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改革的作用,在于为科技创新注入活力、增添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切实践活动都必须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我国在这一领域下一步的改革重点要落实在“更加重视发挥人的作用”与“更多地培育三控型民族企业”(控股、控牌、控技)这两个方面。

“重物轻人”甚至于“见物不见人”的落后观念,长久以来束缚着我国科技事业的更好发展,久而久之就会演变为一种体制性障碍。在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征程上,仅仅把关注的目光停留在科研成果、科技产品的数量上是远远不够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以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为指导,培养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且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大军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破除一切不利于科研人员成长成才的观念障碍和体制束缚,是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在“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提高人员费用比例”“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办法管理教学科研人员”“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等一系

列具体措施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根本、问题的关键,赢得了广大科技战线工作者的衷心拥护。用改革搬走障碍,需要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在思想上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让人才的活力在又一个科学的春天里竞相迸发。

从长远看,正影响着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我国“三控型民族企业”的稀缺。近年来,一些国有科技企业在“改制”的声浪中丢掉自己的核心技术、一些民营科技企业也面临着被本行业外资巨头吞并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外资已经掌控了我国多个如“苏泊尔”“大宝”“南孚”等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民族品牌,这是导致我国经济供给侧仍相对薄弱的一个原因。有分析认为,2015年末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为数众多的消费者认为国内没有生产中高端消费品的能力,购买此类商品只能“海淘”。这是一个上升到经济政策层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加以解决。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应当拥有一大批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掌握自有产权、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民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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