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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
引言 2
一、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情形 2
(一) 判决宣告前一人犯下数罪的并罚 3
(二) 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 3
(三) 判决宣告后刑罚没有执行完犯新罪的并罚 4
(四) 刑罚没有执行完犯新罪但又发现漏罪的并罚 4
二、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 4
(一) 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存在不足 4
(二) 异种自由刑并罚混乱 5
1、吸收说 6
2、逐一执行说 6
3、折算说 6
(三)附加刑的并罚缺乏操作性 7
1、罚金刑并罚的问题 7
2、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数罪并罚问题 7
3、关于没收财产刑的问题 7
4、数个附加刑为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数罪并罚问题 7
三、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完善 8
（一）改善我国数罪并罚的适用原则 8
（二）完善异种自由刑并罚制度 8
（三）完善附加刑并罚制度 9
（四）对同种漏罪做一罪重罪处罚 9
结论 10
参考文献 11
英文摘要 13
致谢 14
论中国刑法中数罪并罚的缺陷与纠正
摘 要：数罪并罚这一刑罚制度在中国刑法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主要适用于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下新罪的并罚、判决宣告以后发现漏罪的并罚、判决宣告后刑罚没有执行完毕又犯下新罪的并罚以及刑罚没有执行完毕犯下新罪且又发现漏罪的并罚这四种情形之中。然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不当、异种自由刑并罚混乱、附加刑的并罚缺乏操作性以及同种漏罪并罚有失公平等诸多问题。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从改善其适用原则、完善异种自由刑以及附加刑的并罚、对同种漏罪做一罪从重处罚等方面对其进行纠正，以期优化我国数罪并罚制度。
关键词 ：数罪并罚；限制加重；立法完善；附加刑；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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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俗来说数罪并罚即对行为人犯下多个罪刑进行合并处罚。本文根据目前有关资料的了解，数罪并罚这一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规定仅在第69、70、71条之中提及，仅仅用这三条来阐述数罪并罚这一制度。虽然在《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对关于数罪并罚制度的完善，但是数罪并罚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之中，仍然存在许多漏洞及不足之处。
世界各国在运用数罪并罚这一制度时所适用的原则，无外乎包括以下四种，也即吸收、并科、限制加重以及折中原则。然而由于各国不同的国情、风俗习惯、历史差异等，其对于数罪并罚制度所适用原则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例如：德国刑法典第53条第1款表示：“因犯数罪同时受审判，因而被判处数个有期自由刑或罚金刑的，应宣告总和刑。”是适用了并科原则；法国目前所适用的新刑法典中第132-5条表示：“自由刑是同一性质，且任何自由刑均与无期刑相混同。”则是适用了吸收原则；瑞士联
邦的刑法典中第68条第1款也有注明：“因一行为或数行为可能被判处数个自由刑的，法官可就其最严重的行为判处自由刑。”也是适用了吸收原则。[2]参照我国《刑法》第69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拟行的刑期。”可以看出我国适用数罪并罚原则是以限制加重原则为基本原则。
目前，我国《刑法》中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几项不足之处。首先，其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原则的规定已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其次，数罪并罚制度中关于异种自由刑并罚的规定不当，导致司法实践出现混乱；再者，数罪并罚制度中有关于附加刑的并罚在实际应用当中缺乏操作性；最后，关于同种漏罪并罚这项规定未免显失公平。根据以上所得出的漏洞，本文将针对以上出现的情形，通过相关案例阐述出来。并进一步提出改善数罪并罚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情形
我国对于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模式可以从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中得出，其是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并科以及吸收原则为辅的模式所制定的。在这种模式之下，我国在司法实践当中运用数罪并罚这一制度之时无外乎体现在四种情形之中:在判决宣告以前，一行为人犯下数罪的并罚;在判决宣告之后，发现一行为人有漏罪的并罚;在已经完成判决宣告且刑罚执行完毕以前，一行为人又犯下新罪的并罚;刑罚尚且未执行完毕，一行为人犯下新罪且又发现其有漏罪的并罚。[4]
(一)判决宣告前一人犯下数罪的并罚
这种司法实践情形是四种情形之中最简便的情形，也可以理解为在对于一行为人犯下的数罪加以并罚的时候，仅仅是将其所犯下的数罪分别进行定罪量刑之后，再根据宣告刑的不同之处，采用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并科和吸收原则为辅的模式来确定罪犯应该承担的刑罚责任。在适用这几项原则之时，要意识到不同的宣告刑需适用不同的原则，例如:不同的主刑在运用数罪并罚之时，应采用吸收以及限制加重原则；并科原则则应该在主刑与附加刑之间加以适用。
(二)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
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一犯罪行为人进行数罪并罚的时候关键是采用了“先并后减”的这种方法。此种方法主要体现在:其一，漏罪必须是在罪犯在被执行旧罪刑罚的时候发现的，而且被发现的犯罪行为人的漏罪是应当于判决以前就已经生成了，其漏罪和已在处罚中的旧罪都是具有危险性的犯罪，对社会治安与和谐会造成较坏的影响，因此，在司法人员审判漏罪之时
，不可以因为其旧罪或程序上的问题等对罪犯从轻处罚，又因漏罪是在旧罪的判决发生了法律效力之后才被发现的，所以也应有其他相关的惩罚规定；其二，在旧罪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的“先并后减”是应该先对漏罪进行判决之后，再将其与旧罪进行并罚，最后，则需要依据我国《刑法》中的第69条中的规定，对犯人作出判决，而对犯罪人实施的刑罚则是应在新判决减去已经实施过的刑罚基础上进行执行。
(三)判决宣告后刑罚没有执行完犯新罪的并罚
对于犯人于判决宣告后，且于刑罚执行完毕之前犯下新罪的情况实行并罚时，是用“先减后并”这种方法。此种情况可以参照我国《刑法典》第71条之中的规定，在对犯人进行数罪并罚之时，是将其没有执行完的刑罚与新罪所判下的刑罚一起根据我国《刑法》第69条中的规定再进行并罚。运用“先减后并”此种方法，首先还应注意到时间的问题，即犯新罪是于旧罪判决宣告之后，执行完毕之前发生的;其次还应注意到此种新罪，其性质可以与旧罪相同，也可以不相同，但无论新、旧罪性质相同与否，都需对新罪做出判决，再与旧罪进行并罚。
(四)刑罚没有执行完犯新罪但又发现漏罪的并罚
关于一犯人在其刑罚没有执行完犯下新罪，又发现漏罪的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在理论学界中，存在三种观点:其一，先对一犯罪者所构成的新罪以及其所构成的漏罪分开定罪量刑之后，再将其新罪和旧罪宣告刑罚与前罪中没有执行的罪行按照我国《刑法》第69条中的相关规定，决定犯人应承担的刑罚责任；其二，先将新罪与漏罪进行并罚之后，参照我国《刑法》第69条中的内容，将前述刑罚与旧罪进行并罚;其三，将新罪与漏罪进行并罚，再“先减后并”减去旧罪中已经执行完毕的刑罚，然后参照我国《刑法》中第69条的内容，将对于一犯罪者尚且未执行的刑罚与新罪和旧罪之间的刑罚来实行并罚。[4]
二、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
(一)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存在不足
凭据我国《刑法》当中的第69条关于对数罪并罚制度的规制能够看出，当下我国的数罪并罚这一制度所依据的原则是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中心原则，而辅以吸收以及并科原则。但因该条规中对于“以上”、“以下”的说法没有一个定数，导致在实践中缺少确切的标准，从而令法官有时会无所适从，更甚者则会因为被给予过大的自由量刑的权利，从而产生腐败现象。不利于刑罚的公平、公正与社会的稳定。而且，倘若一人犯下多个除却无期徒刑与死刑的数罪，该犯罪者被抓获后，凭据限制加重原则来做出判决的话，相比
于那些累犯来说，会判的较轻，显失了法律的公平性，也会令罪犯产生侥幸心理，钻法律空缺。[17]
被告者樊某因施行抢劫构成抢劫罪而被法院判为有期徒刑七年，除却其已经犯下的抢劫罪，樊某还因犯下盗窃罪而被法院判下有期徒刑六个月。法官凭据数罪并罚做出对樊某执行有期徒刑的判决为七年六个月。法院在二审期间，对于此案件的定性、事实、证据以及对个案的量刑都没有争论，但由于《刑法》中69条适用的限制加重原则“以上”、“以下”是否包含本数的问题，导致对樊某七年六个月的决定刑期产生了分歧。有些人认为由于“限制”二字，则不应包含本数;部分学者则认为凭据《刑法》中第99条:“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而应按照《刑法》所规定加以执行。很明显看来，第二种见解展现出了法律的权威性，樊某七年六个月的刑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由于七年六个月的刑期是符合刑期总和以内的，若按照可包含本数的说法来判定，则樊某被判为有期徒刑七年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来，相比于二次犯罪来说，处罚又显失公平。七年六个月的刑期又体现不出“限制加重”原则。因此，就我国《刑法》中第六十九条而言，“以上”、“以下”不应涵盖本数。[11] 对于樊某的处罚应在七年以上，七年六个月以下之间，根据犯罪人认错态度酌情判决。刑罚主要目的与精神就是为了避免犯罪，保障社会稳定，改造罪犯，使罪犯重新做人。法官对于樊某的判决若在七年以上，七年六个月以下(不包含本数)之间，再根据樊某认错态度来衡量的话，也能够于一定的范围上产生教育、改良的效果。
(二)异种自由刑并罚混乱
据有关资料了解，我国关于异种自由刑并罚的处理方式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为吸收说，也就是把异种自由刑中的较重的刑罚来吸收掉较轻的刑罚，在执行时，只执行吸收后的重刑即可;第二种为分别执行说，这种学说主张将异种自由刑的刑罚分别逐一执行;第三种为折算说，就是说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异种自由刑合计为同一种自由刑再加以执行，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异种自由刑折抵成罚金，再进行余下的刑期。[13]
就上述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不足以解决我国目前异种自由刑并罚混乱的现象。
1、吸收说
此学说的宗旨为重刑吸取轻刑，只施行重刑。此法对于主刑之中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是可以采取的，但若是对于主刑为有期徒刑来说，采取吸收说不利于我国的长久治安，也不能体现出法律的权威。不仅如此，还会导致“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现象。[18] 如:犯罪人甲犯下某一项罪，
从而获判八年的有期徒刑，犯罪人乙犯下某两项罪，分别获判八年的有期徒刑，九个月拘役，按照吸收原则，甲、乙都执行了八年有期徒刑，如此一来，甲既犯下一罪要被执行八年刑期，乙比甲多犯下罪责，也是被执行八年刑期，甲或可能会心理得不到平衡，为了得到更多不法利益，去犯下数罪。所以，吸收说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混乱的局面。
2、逐一执行说
主张对所有判下的不同种刑罚按照次序分别执行。这种方式看似简单便捷，但在实际执行中又有很大的难度，也会浪费更多的人力，且“数罪并罚”所讲究的便是“并罚”，若按次序挨个执行，则“数罪并罚”就显得无甚意义。因此，该学说也有很大的漏洞之处。
3、折算说
主张将一种自由刑先按一定标准折算为罚金，再执行之后的同种自由刑。这种学说既避免了吸收说中“重罪轻罚”之嫌，也克服了分别执行说中的执行难度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对于这个“一定标准”，在学界中还是有很大的争论，且将刑期折算为罚金，违背了我国法律的公正严明性，不是使社会安定的良策。因此，对于处理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混乱的局面还有待商榷。
目前就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第四条对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相关规定中的内容来看，其对于拘役和有期徒刑所采取的是吸收原则，此种方法看似没有漏洞，但在实际运用当中却有违“罪刑相适应”以及“一罪一罚”等原则，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对于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采用的是分别执行的方法，且不说分别执行不符合数罪并罚制度的要求，就从其执行的机关不同来看，无疑是增加了司法实践的难度，在实际应用当中浪费司法资源。因此我国刑法中关于异种自由刑的并罚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与调整。[8]
(三)附加刑的并罚缺乏操作性
我国刑法中第69条有确切表示犯罪人获判的数个刑罚之中若含附加刑的，附加刑依然需要执行。但是该条仅体现出数罪并罚中有一条被判处附加刑该如何处罚的规定，却没有对多条附加刑如何进行处罚和执行做出详细的规定。
1、罚金刑并罚的问题
尽管仅就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的规定》内容当中有对于罚金并罚的规定，然而其中却没有包含对每一个罪犯的每个罪责中的罚金额度以及额度中总罚金额度，其能否超过这一罪犯的全部财产额度的明确指示。倘若对一犯人判处的罚金额度超出此罪犯全部财产，就会与我国刑法的立法本意相背离，也有害于社会的和谐稳定。[15]
2、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数罪并罚问题
若是以罪犯有获判多个被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