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政策
（党课讲稿）
前言
我们来学习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内容。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国经济取得了预期的成果。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2020年经济工作的主体做法、框架、手段和措施，并且提出改革的基本要求、目标和相关设想。
今天主要讲四方面内容：第一，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三方面表现；第二，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风险点；第三，2020年中国“稳”字当头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2020年宏观调控主要政策措施。
一、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三方面表现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对2019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和我国迎难而上取得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进行了全面回顾。对此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作出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判断。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来看，当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
三方面因素是高度叠加的。
第一是周期性问题。周期性问题首先体现在三驾马车的运行上。第一驾马车是消费。从现状看，消费增长明显乏力，在2019年前十一个月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属于中低速运行状态。从增速看，是21世纪以来消费增速最慢的一段时期。从构成看，现在的商品构成中很难有一件商品可以有效地支撑中国的消费增长，甚至连化妆品、日用品等都无法在2019年前十一个月内的每个月都做到统领消费增长。总体来讲，我们缺乏主导性和长期支撑性的商品。从消费渠道看，实体零售业最主要的消费渠道是专卖店、百货店和超市等相关业态，但除超市外，百货店的销售额增长在2019年前三季度只有1.5%，专卖店的销售额增长也只有1.4%，而同期的CPI则高达2.5%，换句话说，如果扣除了CPI因素，百货店和专卖店这两个渠道的销售额增长，实际上是负值。从超市的情况看，2019年前三季度的增速达到7%，速度不算慢，但超市的销售额增长跟现在的开店补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换句话说，超市的增长与超市开店数量的迅速扩大是有关联的。
综上所述，现在规模以上的零售渠道所能够带来的消费增长的贡献明显乏力。所以，我们必须对消费做一个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消费增速不理想，它将持续多长时间，在2020年，这个原因是否将影响消费的正常增长？
看组数据，2018年末，我国居民宏观杠杆率达到60.4%，这
个数字是历史新高。债务总规模大约是55.5万亿元，预计2019年全年需要偿还的债务利息高达3万亿左右，如果我们把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假定为8%，按照城镇人口的收入乘以城镇常住人口的数量再乘以8%的年收入增长，那么2019年城镇居民的新增收入规模应该在2.6万亿以上，换句话说，其实新增收入还低于当年需要偿还的债务利息的规模，差4千亿左右。即使居民债务不再发生任何改变，居民收入仍然按8%的速度增加，我们大约还要两年时间才可以使年度新增收入规模达到或超过3万亿。
按现状预测，2020年消费总体仍然将处于中低速运行状态，而导致中低速运行状态的重要原因是居民债务的过快增加，而居民债务的过快增加其核心是房地产投资活动的过快增长。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对消费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所以在2020年居民杠杆不宜增加。
再引申一步，从现状看，2020年简单的收入增长无力改变当前消费中低速增长的情况。同时，面对债务压力，居民的消费规模进入预算硬约束阶段，所谓预算硬约束阶段，就是一个月有多少钱用于消费是一个固定值，这样增加A商品的消费，就会相应减少B商品的消费，在此情况下，在2020年对消费的拉动政策中，以下两条政策需要审慎使用：一是简单的收入增长型政策，比如，大规模的消费券提供计划，这很难有效增加消费增长，因为居民的消费受到债务利息的挤压，很难将收入的增加有效地传递到消费上。二是消费补贴计划，比如，家电补贴、汽车补贴等，
因为补贴计划在导致A产品消费增加的同时，相应会减少B产品的消费，所以，这时候的消费补贴计划不是扩大消费的有效手段。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工业投资，二是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房地产投资。这三类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0%，它们决定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基本规模、方向、速度和质量。在2019年的前十一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总体维持在5.2%上，增速不快，对GDP的贡献不强。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结构中，来自工业投资的增速只占3.7%。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只占2.5%。目前，我国对制造业投资高度重视，因为中国经济是否实现了稳增长，关键在于制造业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再看基础设施投资。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称，在201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之前，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明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这样就使得2019年地方政府发债的时间更早。从规模看，如果集中在前三季度，2019年比2018年多发债高达1.7万亿上下。
按理来讲，新增发的1.7万亿债务，可以在前三季度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的小高潮，但实际上，2019年前十一个月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只有4%，总体情况与2018年相差无几。之所以会出现投资增速起不来的情况，最大的原因跟地方政府的项目库管理有关系。在地方政府的项目库里，绝大部分在库项目都是公益性或
者准公益性项目，很难有效地使用专项债的资金，这样就使得专项债券的应用范围以及对社会资金的带动和撬动能力都受到影响。
其实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的运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增速达到10.2%，但房地产投资的背后，依然面临着房地产投资热情高涨，房价不稳定性较强，以及在运行中，房地产领域的杠杆相对较高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所以，在2020年，我们要继续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来强化房地产及房地产市场的功能，使它能够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居住的需要，建老百姓满意的房子，建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预计在2020年，房地产投资的压力将会加大，较2019年可能会有所下滑，这就需要在2020年强化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力度和有效的投融资组织方式的实施。
第三驾马车是出口。从2019年前十一个月的情况看，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达到28.5万亿元人民币，全年预计将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同期增长2.4%，其中，出口15.55万亿元，增长4.5%，进口12.95万亿元，与2018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是，如果从时间分布的情况来看，上半年的进出口形势好于下半年的进出口形势，特别是出口形势，在7、8、9三个月，出口形势的下滑压力较大，10月份、11月份出口形势有所回暖，但是在出口交货值这个指标上，并不支撑出口形势回暖的结论，所以，出口形势的压力下半年是要大于上半年的。
从出口的主要地理结构看，我国与东盟的贸易在显著上升，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地理多元化在发展，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对美国的出口转变为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的方式来开展和进行。
欣喜的是，在2019年末，中美两国完成了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的磋商，形成了第一阶段的谈判成果。在第一阶段情况下，中国出口美国的化工化纤类商品，其大约价值1900亿美元，这批商品不再被额外地征收附加关税。而已于2019年9月1日所实施的类似于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价值1100亿美元的商品的附加关税由15%下调到7.5%，还有原来被征收25%关税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不仅不加征到30%，并且在25%的基础上减半征收。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对于提振贸易信心，有效扩大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对附加值较高、产业链较长的商品，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并且，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是用扩大进口的方式来适当减少贸易顺差，维护贸易平衡，而不是限制出口的方式。在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成果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坚持面向未来，共同合作，形成共赢的目标，2020年出口形势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观。
除了三驾马车外，还有一个周期性因素是关于实体经济运行的。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看，总体呈现了小幅回暖的情况，但距
离我们的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2019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比10月份加快1.5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2019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个月增长0.78%。这说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在加快，总体呈现出改善，但是从2019年1月-11月的情况看，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只有5.6%，而GDP预计的增速可能在6.1%左右，工业增加值的总体情况是低于GDP的增速水平的，对于GDP的直接拉动贡献相对较弱。
2019年11月，我国工业企业的产销率是98%，总体维持在正常的局面，但是，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呈下降趋势，1到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5万亿多一点，同比下降了2.9%，如果单从10月份的情况来看，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9.9%，这个降幅是比较显著的。所以，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复苏，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接下来，分析一下结构性问题。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通货膨胀。从通货膨胀的表现看，是由猪肉产品带动的，但是猪肉产品只是本轮通胀的导火索。那么，什么是构成通胀的真正内在原因？从现状看，也许是实体经济对利润的追求，中国实体经济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已经非常低了，只有百分之五点几，实体经济从2003年到现在，主营业务利润率持续下滑，而维持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因为企业都持有一定的土地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前段时间，有人简单地梳理了中国上市企业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情况，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上市公司持有大约1.35万
亿的房地产投资，也就是说，因为房地产、土地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企业财产溢价型收入增长还不错。但是，从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土地、房地产价格在主要的一、二线城市中并没有增长，这就使得实体经济的收入状况只能依靠经营型收入来源，而经营型收入的利润率水平又很低，稍有不慎就很难抵御当前的风险冲击。
所以，实体经济迫切需要提高现有的利润水平，而提高利润水平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就是涨价。但是，实体经济的涨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微企业是没有资格调价的，只有大企业才能调价，小微企业只能相应的跟进而已。从市场结构看，大企业往往愿意利用市场的下行期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除非大企业也面临同样成本因素的困扰，使得它们发现扩大市场占有率已无力抵御当前利润总额的下行，才会选择涨价。
大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因素有三个：一是用能成本，二是租金成本，三是用工成本。中央和国务院对上述三个成本都作出过相应的针对性安排和要求。
虽然我们在各方面都做了良好的政策准备，但是在总体防范中还是没有防住“猪”的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所带来的压力和风险问题。猪价的快速上行，从而带动其他的肉禽蛋奶的价格上行，导致了生活成本的提高，加剧了2020年用工成本。于是，在表面上看是成本推进性通胀，但是实际上企业的着力点往往不是降低成本，而是传导价格，因为整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企业都
不容易，所以，企业更加愿意通过传导价格的方式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都活得轻松一点。
那么，在这种体系下，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化解和解决变得更为棘手。另外，当前的通胀问题如果除掉猪的因素，实际上表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特征。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中国的M2是GDP 的2.2倍左右，而M2是GDP的2.2倍的时候，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的特征，之所以表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特征，说明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比较典型的结构性失衡，面对这种结构性失衡，我们要解决的是失衡本身，而不是基于失衡继续投放大规模的货币。
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调整了房地产市场，资金一旦从房地产市场外流，则会伴随着货币周转速度的提高，随着货币周转速度的提高则相应地会带来价格指数的增长，进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风险。因此，在房地产调控的同时，还要大力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权市场、债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资金一方面有效地恢复应有的周转速度，发挥其流动性的职能。另一方面，使它能够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从而有效地平抑通货膨胀的风险，并为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支撑。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产业结构。近年来，中国新兴了一大批产业，比如，人工智能、3D打印等。但是，上述的新兴产业与存量产业、传统产业、主导产业的结合度并不高。这就使得新兴产
业的带动力、传导力都有不足。
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区域结构。在总体的运行中，城市群的理念仍未得到完全有效地贯彻，我们要将城市群向下推进，要强化城市之间的联动性、互补性。每一个城市不要求成为全功能型城市，但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联、互补、相关的效应，却可以使城市之间形成良好的带动效应和互补关系，使得整个城市群是完整的、有效的，使整个城市群的运行与需求、要素配置、经济发展是高度匹配的。
此外，在区域的发展结构中，还要形成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相关带动，这种带动可以通过辐射效应来发展，也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效应来发展，还可以通过制度的复制效应来发展。在上述领域，应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载体，探索上述的辐射效应。
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城乡结构。大家知道，随着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以及推进新兴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得到了良好改善，但是从现状来看，依然存在城乡之间结构上的三大不足：第一大不足是要素流向。虽然现在的城市要素反向流入农村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对比农村优质要素流入城市的情况来看，城市的反向流入仍然显得微不足道。这需要进一步放宽中国省会等以下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管理，使得要素能够根据自身生产专长、专业性来实现城乡之间的有效流动。
第二大不足是产权体系失衡。尽管农村地区的产权和现代产
权体系建设在不断地提升和发展，但从现代产权的构成情况看，现代产权体系及产权市场最集中的地区仍然是城市，产权类型最丰富、法律保护最清晰的产权依然是城市产权。农村产权尽管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特别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还有农民农业承包用地的产权发展和产权运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程序性的障碍和不足，在产权的后续管理工作中，仍然表现出法律上的相关措施和相关认定的不足。
第三大不足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失衡。尽管基本公共服务在很多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但是这些均等化实施的成本并不一致。在农村地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本往往要高于城市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附加一些额外的安排和要求。比如，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往往会存在寄宿制的问题，所以会带来技术成本的增长。另外，也可能会带来校车通勤的现实需求，从而相应地带来通勤成本的增长和变化。
关于上述的成本增长，我们需要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下，强化实质公平，而不是形式公平，在这个过程中，为农村地区的要素成长，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提升，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和条件。这些是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接下来，分析体制性问题。体制性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财税体制问题。财税体制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是税权的划分以及税收收入的实际分享情况是否合理。比如，在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