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
论述历史问题的方法很多，这里我主要采用对比的方法从中国和资本主义两个方面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认识。
马克思终生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他的观点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根据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根本特点，它的产生和维持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所需要的充分条件是，“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产生的。封建社会后期，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开拓，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状况规律的作用下，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削弱，行会中的规章条例趋于解体，这就引起了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产生了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其次，生产过程服从市场，产品的出路也依靠市场，换言之，市场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
第三，资本和被雇佣者的结合，要求生产过程的自由和产品流通的自由，要求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作，以保障公平竞争，反对和拒斥贵族特权经济和超经济强制。所以，市场经济又被称为自由经济和法律经济。
上述三个基本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恰恰是难以满足这些“充分必要条件”的。
政治制度上，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开始，历朝统治者通过不断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形成了一种地方服从中央，君王“大家长”形式的封建制度，而这样的制度模式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抑制。无论是新的思想的产生，亦或是新的经济制度的形成，都难以挣出封建集权制度的框架。无论是封建鼎盛时期的唐朝，还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宋朝，亦或是更后期的明清，政府对商业的限制都是极其严格的。从固定的交易场所、交易时间、交易对象上，以及商业税收都严加规定，而且地方对中央的高度服从，导致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不够，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而到近代以后，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将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他们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他们的原料生产场地以及商品倾销的市场。因此，他们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通过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殖民体系内。而此时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不但要受到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还要受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力量软弱。在之后的几次运动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民族资本主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说明了其并不能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因此资本主义要在当时的中国发展，并不具备良好的市场条件和自由贸易的基础。
思想文化上，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并成熟于一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儒家文化佛、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首先，儒家的“义利观”使以逐利为特色的工商业行为很难获得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在精神方面已有重大变化，不再耻谈逐利求富，但从整体上，“义”“利”对立至今仍然是积淀于我民族心态最深层的观念之一，尤其是在“士”组成的主流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农本社会。在这个以稳定为追求目标的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等级构成社会的主干。
西周后期，封建体制国家权力的衰落，使官方的受教育人才减少，而科层制的出现又大
量需要人才。我们虽说是诸子百家，但是追寻诸子百家的思想来源，其实都是周代的历史和实践。这也导致了周代的宗法观念相传至今。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儒家，道家，墨家，都不能适应当时的动荡和冲突，而唯有法家战争机器式政府，适应当时的战争局面，能够更好的实现中央集权，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而法家改革导致的国家权力空前强化，也反过来压缩了中国哲学和商业力量的发展空间，使得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没有发展质的改变。在中国，“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从早期的管仲、申不害到稍晚的商鞅、韩非、李斯皆是如此。对于专门提供国家政策建议和指导政治手段运用的学派及其实践者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当时中国抑商时代的特征明显，农业提供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军事力量的有效运用；而商业对此贡献甚微，其趋利的流动性又会影响国家对资源的有效调度。作为春秋战国时代优秀的学派，法家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当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毫不迟疑地提出明确政策并坚决有效地加以贯彻。
经济制度上，中国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在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就变成了一种阻碍。如前所说，商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必备条件，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必然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必然受到各种干预，如大量的赋税、重农抑商政策等。而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对资本主义而言，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其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人民意志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不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曾被视为医治中国贫穷落后的良方。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甚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志士仁人都热心地提倡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相反，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的侵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社会主义俄国的支持、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然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欢迎。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读后感 读了毛主席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篇文章之后，顿觉毛主席高瞻远瞩，对国家未来的判断相当正确。但现如今中国的国有经济也在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极端走去，国家掌控了大部分的国家经济领域，这些庞大的国有经济在获得巨大的利润同时却没有把钱用于为国家的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这也让现在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为此，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怀着为国为民的心态深刻地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探讨，从而找出解决社会矛盾之道。 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重大变化。自上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经过了46年后，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轰然坍塌而结束。而资本主义阵营方面，在似乎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之后，还没有来得及陶醉，就又陷入一系列经济危机之中。先是1997年发生的，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亚洲金融危机，接着又在2008年爆发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美国次贷危机，连带整个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欧洲各发达国家及整个世界处于经济大危机的恐惧之中。危难中，刚刚兴高采烈宣布“历史终结”，马克思主义已经湮灭的人们，又不得不在垃圾堆里刨找被他们扔进去的马克思的书籍，从里面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真是构成了一幅绝妙的世事讽刺画。现在，又有不少人开始急急忙忙地宣布，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完蛋了。还有不少人坚守资本主义的教条，打死也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完蛋，反而说，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没有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贯彻资本主义的教条，在执行中打了折扣造成的。 当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书籍，当我们重新阅读亚当．斯密、李斯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书籍，当我们
一、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中国，这三个基本条件形成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中国封建社会从明朝中后期就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自然经济的牢固性，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所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沦为西方列强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具体的表现是，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入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买洋纱织布，或者直接买洋布，从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与此同时，生计日益艰难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境地，这就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枯萎了。那时候，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并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刺激下产生的。欧风美雨使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逐渐瓦解，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开辟出一定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是，近代中国却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由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近代机器工业的正常道路。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机器工业无法首先由民间资本投资创办起步，而是由一些中央与地方的封建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倡办新式机器工业，从而拉开了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序幕。然后，一部分商人、买办、官僚开始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相对于洋务派创办的官营企业的国家资本而言，他们被称为私营资本企业，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那时候，在中国大地上，资本主义存在着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式。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占比重较大，本国资本占比重较小；在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占比重很大，又呈畸形发展状况，民族资本占比重很小，实力薄弱。 二、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政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近现代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的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而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官僚资本本身又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化大生产，它集中了一定的现代化设备和科技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在全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 周良書 2011年09月28日09:43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清查沒收官僚資本及敵偽戰犯財 產物資的布告 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官僚資本是指國民黨統治時期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通過權力獲取暴利而積累起巨大財富的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曾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庭，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1927年，國民黨南京政權建立。從此，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為代表的四大家族開始瘋狂的聚斂錢財。他們依靠帝國主義的扶助，憑借其得天獨厚的政治、軍事權力，通過販賣軍火、發行公債、征收苛捐雜稅、濫發紙幣、壟斷物資、囤貨居奇哄抬物價等各種非法手段，迅速集中了大量錢財，並牢牢控制住國家的經濟命脈。四大家族之所以能如此猖狂，能緊抓國家經濟命脈，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軍事資源﹔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壟斷了中國的金融業。
首先，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作了深层次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生产关系不同 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主要属于少数资本家所有的，而社会主义的产资料主要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集体所有和合作所有，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公有制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我们的公有制为主导，达到了总体经济控制的目的。但公有制为主体，并不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在根本目的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相同的。 2、经济体制不同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国家在关键的市场领域和市场环节保持足够的控制力和调节能力。这与西方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国家予以总体协助和支持的经济模式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并有独特的优势。 3、政治制度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或“议会制”，表面上讲自由、民主、平等，实质上是由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谋求对其有利的政策和制度。 4、思想文化不同 思想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其意识形态主张绝对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个人利益至上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核心。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国的体制改革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僵化定义中解放出来，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对的调整和突破，其本质仍然是社会主义。
论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阶级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不断地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的尝试，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特殊国情，以及资产阶级的弱点和缺陷，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救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关键词：资政新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资本主义 正文：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战后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占领了庞大的清帝国半壁江山。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日渐腐败，终于导致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残杀。领导集团分裂后，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决定让他出来辅政，封他为干王，让他总理全国政事，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洪仁玕写
出《资政新篇》一书，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资政新篇》提出应当在中国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制造火车、轮船，鼓励民间开发矿业，开办银行，主张同外国自由通商，反对闭关自守。洪仁玕认为古今没有不变的道理，“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资政新篇》首先提出“审势”、“立法”的思想，详细阐述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英、法、美，不仅指出了它们“技艺精巧”，跟强调了政教体制的“善法”。他沉痛地说：正是由于不知变通，中国在世界上也沦为被欺凌的弱国，大声疾呼必须一改传统老路，学习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 《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它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开了先河，堪称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但它并没有付诸实施，根本原因是，太平天国缺乏实施《资政新篇》这一政治纲领所必需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江浙地区，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这里的自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有三个对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官僚资本主义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对象之一。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相反，它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只是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大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民族资本主义，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是争取的对象。另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却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之一。 官僚资本的演变，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定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案例：孔祥熙敛财 通过案例，我们看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孔祥熙的敛财发家过程，他依靠政治特权，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巧取豪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使自己暴富的同时却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孔祥熙的发家史完整地勾勒出官僚资本主义的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和腐朽性，印证了毛泽东对官僚资本主义特性的分析。 总结，官僚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反动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它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镇压革命，压迫民主自由，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对象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郑思达5093709143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成就举世瞩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曾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现象和问题在国内出现，这时候就有西方学者说我们中国人搞的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走的还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发展的经济都是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这和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特色”，主要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向“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领下继续开拓创新。但它也引用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经营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依据中国国情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需要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但是我们也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加入进来，搞市场经济，像现在的股市是过去中国没有的，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本质还是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的大型企业、煤铁石油等关系国家命脉的企业都是公有制的，而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属于私有制的。所以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运行操作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同。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我们的公有制为主导，达到了总体经济控制的目的。公有制为主体，并不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在根本目的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相同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也不相同。
浅谈中国当前的“官僚主义”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感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方面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新官僚主义十分猖獗，官僚资本的肆意运作使下层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因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就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向其请教而引发了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与研究。《官僚研究》的出版使王亚南先生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启者。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学术性较强与晦涩难懂的言辞使得阅读过程中不乏困惑与烦闷，但作者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深入系统地分析也引发了我对当前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王亚南先生在开篇就阐明官僚政治有技术性与社会性之分，当官僚政治作为一种体制而言，其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剥夺普通民众的权利与自由，这种官僚政治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作为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在任何设官而立的社会都能存在，诸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有所交代，一味的应付了事、推卸责任等等。”从这一立论来看中国当前的官僚政治，我忽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措辞，只能说当前的中国官僚政治是绝对不能只称为技术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首先，在经济方面，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官僚政治是建立在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统治者阶层剥夺被统治者阶层剩余劳动或部分必要劳动的生产关系之下，一旦此种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或不复存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将不能继续推行下去。但是王在介绍西方官僚政治时也提到了西方官僚政治产生于封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其经济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集中于以皇权为首的贵族中，由此走向贵族官僚化的道路。这说明官僚政治的产生不一定只能以地主经济为基础，而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两千多年来所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和贯彻性难保其不会在当前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继续残存并可能达到发展的地步，而不是经过一场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能彻底消除的。 其次，在政治方面，王先生在分析社会体制层面的官僚政治中提到，政治权力全部掌控在官僚手中，官僚们能随意侵夺公众的权利与自由。我们来看看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第一，属于体制层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宪法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而设立，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发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国家发布重大方针政策的表决工具，而每次表决的高度一致性又着实让人觉得滑稽，我们抛开人民选出的代表是否为人民这一层面不说，就人大本身而言，它有决定国家所有重大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权力吗？我想应该没有吧。这又怎么能说是权力掌握在了普通民众手中，又怎么能说官僚政治体制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我们的官员们中不乏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来为自身牟取暴利、提升政治地位甚至对知识的占有，贪污腐败现象随处可见，官二代中“我爸是李刚”、“火箭速度提升为副县长”等事件为代表扰乱着我们的神经，央企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隐性福利，国有企业改革中暴漏出的巨大负债也让我们唏嘘不已。我不相信这只是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结果。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力没有真正下放于民，官僚阶层过度膨胀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 最后，在思想文化方面，王先生指出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天道观念和纲常伦理”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统治创造了合理性，并且经过从西汉至清末的各种
论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论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从当前中国金融改制说开去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又一次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曾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的凯恩思主义失灵，西方国家统治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开始寻找新的“灵丹妙药 ”，既然凯恩思主义不灵了，于是，与凯恩思主义针锋相对的新自由主义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被凯恩斯主义压制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随着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相继上台，新自由主义便彻底取代凯恩思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新指南。而新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核心便是鼓吹全球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帝国强权和受其控制的WTO、IFM、WB等国际组织，大肆鼓吹、强力推行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政策，为跨国垄断资本建立全球经济殖民体系鸣锣开道，提供“贴心”服务，为全世界不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社会的破坏力，让全世界人民为经济危机“埋单”。经过近三十年的纵横捭阖，全球化已占据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完全主导地位，俨然为历史发展潮流。尤其是随着苏东剧变和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政策
的推行，西方列强建立全球经济殖民体系、转嫁经济危机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全球各国以金融体系为核心的经济命脉已基本被牢牢地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在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金融体系不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成为最后的经济稳定器、社会之海的定海神针（只有极少数自主抵制资本全球体系的国家，如朝鲜、古巴除外）。因为西方列强全球化，建立全球经济殖民体系的首要目标和策略核心，便是从作为国民经济核心的金融体系下手，只要控制金融体系，便可以轻松地操纵各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一旦暴发，必然会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国家的极大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强迫不发达国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金融管制，纵容金融投机，则是西方列强控制不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墨西哥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动乱，等等无数的事实，便是明证。相对于上述国家而言，具有13亿人口、政治社会危机四伏的当代中国，若发生金融危机，后果的可怕性将是上述金融危机所不可比拟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将荡然无存，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国家将进入长期混乱当中，政治、社会将发生激烈的动荡，民族分裂势力将急剧增强，中华民族将真正又一次面临分裂的境地。那么，是否如中国政府及受其控制的主流媒体所大肆鼓吹的那样，中国发生社会危机，尤其是发生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西方政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个步骤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 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发展缓慢 内因: 封建制度的百般阻挠,中国封建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百日维新在皇上的亲点中拉开序幕，但终不能牵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能撼动他们的地位。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传统思想:封建上层建筑的作用，在西方，重商主义政策是１６－１８世纪欧洲盛行的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他们认为金银富足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因此，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这些政策，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实力，但是客观上有助于资本的积累，促进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且，在一些时期，这种政策规定十分严格。 在古代主要是秦朝以前商人的地位还是可以的,自从秦开始,主要是在商鞅开始新政就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那些士大夫认为商人只获不劳,不能给国家带来实质性的增强--主要是指在物质上尤其是粮食布匹,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到了汉以后这种思想得到加强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些抑商政策 1.商鞅变法:重农抑商,盐铁官营,重征商税. 2.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严禁商人置 地. 3.汉武帝:实行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私人工商业者再也 无法和国家抗衡) 4.明清:重征商税,严厉限制民间对外贸易. 对中国抑商思想的分析 一.主要原因：
不要忘记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训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国家资本主义”忽然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到了现在，美国的评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逐渐集中。对中国国企的抨击开始日趋凌厉。前“美国中国商会”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近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可以说即是一本重要的批评之作。 近代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发展而有国企，因此我对国企的正当性并不怀疑。在社会主义思想史里，1896年德国社民党创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即首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早期只是个抽象概念，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国家资本主义”才成为事实，因此西方人都将俄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滥觞。 只是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在国家资本主义上也是个先行者。清朝末年，由于中国积弱，同光中兴的时代，遂出现自强西化的运动，兴起了一种官督民办的企业，它是由政府出资、官僚办理的企业。举凡造船造舰、钢铁桥墩、电报、航运、银行等均属之，并因此而形成庞大的官僚资产及官办阶级。由于他们是用国家的资本及特权为自己做生意，因而产生了许多富豪官僚，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家族、两江总督周馥家族都是代表。 清末自强洋务运动的官僚资本主义，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近代中国学术界对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很少做经济史的研究。尽管如此，人们仍知道官僚资本主义养出一批官僚巨富，他们贪腐成性，
由清末的许多笔记札记，我们已知道这些豪门子女，他们赌起钱来，都是黄金整条整条地押注，手上则拿着整叠的房地契当赌本。清末民初上海的畸形繁荣，有一大半都和官僚资本主义有关。但这种官僚资本家真的懂经济和科技吗？却又未必。当年李鸿章即承认“江南制造局”做的简单洋枪，打土匪或许有用，但只要一面对外敌即完全无用，清末的北洋舰队相当落后，一到甲午海战，立即溃不成军。 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俄国革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它在俄国革命成功的初期的确发挥了作用，俄国的国防工业纵使到了今天，仍和美国难分轩轾；中国在太空、深海及尖端卫星科技上进步神速，我认为是受到俄国相当大的影响。 但中国另外一部分情况，我则认为是受到清末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它以内部的垄断为主，由于它以特权为靠山，因此所涉利益庞大，很容易养成贪腐的习性；其次则是官办的企业，由于特权的保护，成本便宜，因此名目上的利润会灌水，显得偏高，但实质的利润却极低；第三则是官办企业，容易从国家身上得到资金的援助，官办企业会有投资过度，扭曲国家资源的配置等重大弊病。麦健陆在新书里指出，中国国企乃是一种投入驱动的成长，而不是生产力带动的成长；国企由于资金获得容易，都用这种容易的资金来炒房，排挤掉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也扩大了资金的错置。 最近，我读了麦健陆的新作。我对美国人抨击中国国企在海外兼并扩张，抨击中国国企对外国企业有太强的抵抗力等，其实并不是那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首先给大家看一个表格。。。这是2011年15个大国GDP及其增长率的对比排名表。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官方的有关GDP的表，我们不能看了这个表以后，就自大的以为我们能在2021年超过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桂冠，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的高增长，再加上北京、上海、广州等现代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然而更多的数据，更明显的事实表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 下面我将通过中国和日本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但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日本现代经济制度、金融制度、法律体系、现代企业制度等已经相当完善成熟，而且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尽管目前由于财政困难导致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基础并未动摇。而我国的现代经济制度正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要达到覆盖全社会的程度尚需时日。 ●从发展阶段看，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差距，国内市场处于饱和状态。我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城市化率仅为46%，而且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我国的农民购买力太低，广大的农村市场还没有完成启动。 ●从产业结构上看，日本早已形成发达国家型的产业结构，不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第一产业已经下降至5%以下，第三产业接近60%。而我国现在农业就业人口仍占50%左右，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0%左右。 ●从增长模式看，目前我国增长模式还比较粗放，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设备投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引西方侧目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大国总体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让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计划来决定经济产出。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扰乱了这种共识，看看太阳能大亨朱共山的崛起历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2007年，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主要材料多晶硅出现短缺，威胁到中国刚刚兴起的太阳能产业。当时多晶硅价格飙升，2008年涨价到每公斤450美元，一年之内涨了10倍。外国公司主导了多晶硅的生产，并把高成本转嫁给中国。 北京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把国内多晶硅供应的开发列为全国重点任务。大量资金从国有企业和银行涌进多晶硅生产商，地方政府加快了新建工厂的审批流程。 在西方，多晶硅工厂要经过冗长的审批，得花数年时间才能建起来。朱共山为建厂筹资10亿美元后，不到15个月即开工生产。仅几年时间，他就打造了世界最大的多晶硅生产企业之一：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GCL-Poly Energy Holding Ltd.)。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以7.10亿美元购买了保利协鑫20%的股权。今天中国生产着世界约四分之一的多晶硅，并控制着全球太阳能设备成品约一半的市场。 西方对中国的愤怒主要集中于北京的低汇率政策。在上周末于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对这种政策大加抨击。朱共山跃升世界前列让人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是详尽而多面的，并在多个领域对美国和其他大国构成了挑战。 中国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是让国有龙头企业和其他全国龙头企业大力获取先进技术，同时按有利于出口企业的方向管理汇率。它利用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把廉价资金导入国内各个产业，并导入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石油和矿产是中国维持高速增长所需要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状态的产物。它的领导人并不认为市场是优越的，他们认为，国家权力才是维持稳定和增长、进而维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关键。 它所表现出来的办事效率，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榜样，特别是在西方很多国家的公众对市场效力、政治家能力的信心出现动摇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以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贸易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谈判。她说，中国和俄罗斯等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强国崛起，正在削弱已经成熟的战后贸易体系。巴尔舍夫斯基
国企的问题是采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 现在国企问题，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垄断企业吗？美国的跨国托拉斯垄断企业远远比中国厉害，它已经是国际性的垄断了。为什么现在一些精英非要盯住国有企业不放呢？ 中国国企的问题，不是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采用了官僚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和使用了贪腐高管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优秀的效率最高的制度。 中共1949年从蒋介石资本主义政府那接收的旧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虽然有美国和西方的封锁，蒋介石特务的破坏，朝鲜战争的干扰，但是，中国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建设发展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与现代化农业体系的繁荣强大的国家。不仅取得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美做战的胜利，也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核潜艇”。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果。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跟着美国和西方后面爬行，能行吗？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体制，生产资料、资源、资本归国家掌控，不许私有制乱说乱动与干扰，中央政府才能集中力量用最高的效率办大事。 例如，在1950年建国初期，能迅速解决蒋介石政府在20多年里，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人民吃饭穿衣的大问题。回复振兴国民经济，打赢抗美援朝之战，自力更生搞好生产建设。在前30年内，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两弹一星核潜艇人造卫星，三峡水电。后30年里又举办了世界2008十届奥运会，抢救灾区，天宫一号对接成功。例如，1998年南方大水灾；2008年汶川大地震；就能统一指挥，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军队及时赶到现场，集中力量抗灾救灾，使人民迅速得到救助与安置。这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直到十六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在苏湖地区的丝织工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结构开始出现转型。对比当时的世界形势，中国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表明此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同西方国家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走向资本主义。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没有选择中国，还是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 （一）古代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束缚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前期，它的实行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着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成为必然，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消极方面成了主要方面。明朝统治者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 （二）社会阶级矛盾不凸显，推翻强大的封建势力没有动力源泉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官本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科举制度又为贫苦的农民阶级提供了公平的翻身机会，这并不同于西方贵族与平民身份的世袭，阶级之间完全没有流动的可能。加之商人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国家又没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使得商人的钱财大部分还是流向封建统治者的手中，而商人也愿意花钱买官变身成为地主阶级，古代中国的阶级矛盾从未凸显过，推翻强大的封建势力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阶级基础。 （三）“闭关锁国”和“禁海”未赶上世界工业发展大潮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相继实行闭关锁国和禁海的政策，固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脱离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大潮，妄自尊大，拒接海外贸易往来。最终导致了与世界经济发展脱轨，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开始发展本国经济来巩固强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并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随后中国逐渐沦陷为西方国家廉价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和产品、资本输出对象。资本主义又一次选择了中国。于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演变，农业文明开始向近代工业文明演变。经济决定政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来看。中国还是无法选择资本主义。 （一）兴起：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封建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外商企业的刺激、示范和洋务派军用工业尤其是民用工业的诱导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兴起。早期著名的企业主要有“三厂一坊”。到甲午战争前，实存的商办近代企业260家，大部分是轻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近代商办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买办手工业主），他们已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虽然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但它毕竟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实力薄弱，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又对它们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它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 （二）初步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
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四大家族利用经济政治势力，开始垄断全国的工商业和农产品购销。商业方面有孔家的“祥记商行”及其它七、八个大商行，专门经营颜料、煤油等货物。宋家的中国棉业公司，操纵全国的花、纱、布市场；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洋米j进口；国货联营公司，垄断了全国国货和洋货的买卖。陈家在各地也有商行。蒋介石虽然不直接出面作商业老板，但也插足于孔、宋家族所建立的商业系统之中。工矿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是执行四大家族独占全国资源和垄断国家工业的组织机构。四大家族还利用加资和改组的方式，或利用债务关系，控制了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在农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地产，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和高利贷主。四大家族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抽调壮丁和无偿地征用土地等方法剥削和掠夺农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敌伪的各种金融机构、物资、贸易公司、商行和庞大工业企业等资产，其总值达80亿美元，使官僚资本大大膨胀。但是，被四大家族接收的敌伪资产，有2/3的工厂没有开工，却将大量资本投入到不得人心的内战中去。为了进一步垄断全国财富，提供内战经费，官僚资本主义加紧对人民的掠夺，他们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第一，强征田赋，搜刮粮食。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凡曾陷敌各省区，豁免本年度田赋1年；后方各省区豁免明年田赋1年”。可是，本年收复区名义上豁免田赋，事实上各省仍在追缴军粮，有的地方豁免一年（1945年）而追补以前7年，有的地方索性把8年的旧田赋一起索回。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决定加紧催缴产粮征实，组织“督征团”，分赴各地农村“督征”。第二，摊派苛捐杂税。抗战结束后，全国工商业负担的杂税名目繁多，捐款奇重。计有营业税、营业牌照税、印花税、统税、盈利所得税、过分利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财产出卖税、商场营业税、马路摊贩营业税、公共市场税、交易税、筵席税等等，被老百姓戏称为“民国万税”。1947年10月《大公报》曾刊登对一家小肥皂厂的调查：该厂申报资本为200万元，而每季度负担的税负竟达680万元，相当于注册资本的2.3倍。1946年3月22日《大公报》记载：“老百姓从乡里挑一两斗米到镇市上卖，须交进口税；要买点布下乡回家做衣服，也要交出口税。”《四川经济月刊》说：四川有名有目的捐税共为240税。国统区民众除了征实征借的负担外，还要负担一百多种摊派。1946年11月14日《解放日报》载：“9月份南通城内居民每人负担军费近4000元，城关区和平乡每月负担建立碉堡特别费1200万元。”《民变武装》中载：“1947年3月，河南驻蒋军110万，国民党政府只给约30万人的粮食，其余都由当地农民负担。”第三，通货膨胀，举募内债。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急剧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弥补赤字的唯一办法，就是滥发纸币，其通货发行额十分惊人。抗战前法币发行额为14亿元，1947年4月激增到16万亿元以上，1948年竟达660万亿元。通过大量发行法币，四大家族夺取了大量黄金、美钞、银元。此外，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主义还举募内债，掠夺财富。1947年3月短期库券美金3亿元，又发行美金公债1亿元。一副破罐子破摔、捞了就跑的模样。第四，实施独占统制政策，建立和扩大垄断组织。抗战结束后，四大家族继续实施战时独占统制政策，更加扩大垄断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中国渔业公司和华北盐业公司等官僚统制垄断机构。中纺公司在1946年就独占了全国49%的纱锭、68%的织布机，独占国产和进口原料如棉花和羊毛等。此外，他们还操纵进出口贸易的长江、扬子江等公司，进一步掠夺和集中全国财富。第五，进行垄断投机活动，攫取人民财富。四大家族操纵金融工具，套购外汇，买卖黄金，从中牟利。1946年1月下旬，陈立夫以“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董事长”资格，按20元法币兑换1美元的官价外汇率，预购外汇119万美元。3月4日，美汇每元的官价提升到法币2020元，陈立夫一转手获暴利按官价为23.8亿元，按黑市价为35.4亿元，四大家族存在美国的大量美金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弄到手的。四大家族又通过贸易垄断，贱买贵卖，大发横财。如，1946年中国蚕丝总公司规定蚕茧价格为每担10万元，比成本费15万元少了5万元，实际收购价却在7万元以下，这就打击了蚕农，搜刮了巨额不义之财。四大家族又垄断了工业生产，不仅压制民族工商业，而且借机吞并。如，官办的燃料委员会独占煤炭，对官营工业平价配给，而民营工业不仅不能获得平价，而且根本没有获得供应的保障，不得不以比官价高2倍的价格从黑市购进。在天津，官僚资本的冀北电力公司垄断了电力供应，任意向民族工业敲诈勒索，并经常供电不足。不少民营企业纷纷破产，进而被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吞并。因此，1946年官僚资本在国统区所占比重为55%，到1947年增加到80%。这样，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已经集中了价值达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的巨大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曾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打败和侵入中国，中国内部又发生了历时14年最终归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才使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推动洋务运动，企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破灭。后来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维新变法，冀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通过推动自上而下的改良，以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结果只维持一百来天，就遭到保守派的残酷镇压而彻底失败。然后又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冀求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最终的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历史表明，无论是旧式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自强，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 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很多，但成效却很少。太平天国运动遭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洪秀全本人殉难，‘资政新篇’的主张也就无从实行了。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仅仅百日，即告失败。 一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所具有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中国没能发展成独立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并没有因国民党的执政而改变。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既没有兑现它所许诺的“平均地权”，也没实现它所声称的“发展民族工商业”，倒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具有封建性的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聚敛了大量财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对国民党政权的完全失望，使中国的普通民众和知识界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开辟新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甚至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也不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赞同，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 二是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新特点促使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要完成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实现自己的发展，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必须同时代进步潮流相适应。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决定了中国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信仰恐慌，使得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蒸蒸日上，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日本更是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选择和新的社会样板。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把苏联的成功归因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因此，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许多先进分子的共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