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简介图尔敏的论证模型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近80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图尔敏等（Toulmin）科学哲学家们发现，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一个新理论、新观点被接受，一个旧理论、旧观点被放弃，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论证过程。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完全将自己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很少，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将所有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很少。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论证，图尔敏等人提出了一些论证模型，发展了一套非形式逻辑体系。
图尔敏1922年出生于英国。1942年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后，从军投入二战。二战结束后，继续自己的学业，1948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本科阶段的数学和物理学学习为他的科学哲学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1959年赴美任教，定居美国，2009年去世。在托马斯·库恩之前，他首先使用了“范式（paradigm）”概念。后来，“范式”成为库恩著作和历史主义学派的
核心概念。图尔敏于2009年逝世。
1945-1947年，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图尔敏曾经向维特根斯坦学习逻辑学。罗素是维特根斯坦的老师和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人。在图尔敏论证模型中，可以看到从康德到罗素、再到维特根斯坦的人类认识发展轨迹。
德国学者普朗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普朗克科学定律”在科学界被广泛引用。“普朗克科学定律”是：“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对手、让他们看到光明而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的对手最后终于死掉了，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或许，在图尔敏和库恩二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都曾受到过普朗克的启发。
美国教育协会（AEC）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学会（NCME）共同组织编写的《教育测量》在业内被称为是“测量领域的《圣经》”。前3版分别于1951、1971和1989年出版。在2006年出版的《教育测量》（第4版）中，将图尔敏论证模型作为效度研究的基本模式。根据这种论证模式，效度研究被视为一种通过构造“理由（W）系统”和“理由（W）网络”对效度所进行的“论证（argument）”，效度研究被视为一种对测验分数做出可接受的（plausible）解释的过程。
图尔敏论证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将带来一场思维的革命。今天，广泛流行的思维方式形成于20世纪以前，是一种“真理——谬误”的简单思维方法，是一种“以标准检验真理”的简单论证逻辑。于是，围绕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罗斯福新政、毛泽东、合作化运动、1950年第二次援朝战争、遗产税征收、房产税征收、房产交易税征收，土地私有化、异地高考、农村学校撤并等许多问题，大量开打着没有多大意义的口水仗，不仅无助于认识的提高，更不能对决策产生具有积极意义的支持。基于图尔敏模式的论证，可以使科学研究真正有助于认识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图尔敏论证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将带来一场学习的革命。今天，在中国的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前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力。改变这种陈旧的学习方式，倡导研究性的学习，倡导基于图尔敏模型的论证，可以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拷贝的过程。
在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中包含资料（datum，D）、必要条件（backing，B）、理由（warrant，W）、限定（qualifer，Q）、例外（exception，E）和结论（claim，C）等6个基本要素。
论证的基本过程是：资料（D）和必要条件（B）共同构成了理由（W），在接受了例外（E）的反驳之后，经过限定（Q），使结论得以成立。下图给出了图尔敏的基本论证模型。
图图尔敏的论证模型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图尔敏的论证模型。
第一例
以“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否正确选择”为例。对于农业合作化，一些人坚定地肯定，任何事实都不会动摇这些人肯定农业合作化的看法。另一些人坚定地否定，任何事实也不会动摇这些人否定农业合作化的看法。
根据图尔敏的观点，论证不可能改变那些坚定分子。但是论证会使处于二者中间的不坚定分子感到某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plausible）。
2013年3月7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该刊记者周政华关于小岗村的报道，报道中说：“2012年，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西村创造的产值是13亿元，南街村是6亿元，而小岗村只有数百万元。”这是一个事实或资料（D）。
2012年，谢小庆先后走访了华西村、南街村和小岗村，他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指出，华西、南街不仅在共同富裕方面比小岗做得更好，在经济发展方
面也将小岗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也是一个事实或资料（D）。
仅仅根据这些事实和资料，并不能得出“农业合作化正确”的结论（C）。不仅不可能说服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也不足以说服许多不抱成见的旁观者。
为了从D得到C，还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B），例如：
1、华西、南街、小岗在中国的农村具有代表性；
2、华西、南街、小岗具有相似的自然条件；
3、华西、南街、小岗具有相似的发展基础；
4、华西、南街、小岗获得了同等程度的政府支持；
5、产值可以成为农村发展的评价标准（criterion）；
6、产值是农村发展的主要目标；
……等等。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必要条件（B）的单子。
只有当所有这些B都能够成立的时候，事实（D）才能成为支持结论（C）的理由（W）。仅仅靠D，不能构成W。
当D与B一道形成了W之后，在C被接受之前，还面临一系列例外（E）的反驳，例如：
1、合作化时期曾经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
2、合作化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3、华西、南街村民的自由受到限制；
4、华西、南街大量剥削外来雇工；
5、华西、南街有“能人”，并非各村都有“能人”；
6、自由比富足具有更高的价值；
7、“大锅饭”会影响生产积极性；
……等等。
我们同样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例外（E）的单子。
理由（W）可以经受住一些E的反驳。对于经受不住的E，需要对结论（C）进行限定（Q）。这些限定可能包括：
1、在村里有能人的情况下；
2、在将富足视为重要的发展目标的情况下；
……等等。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受到限定（Q）的结论（C）：在将富足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时，在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时，在村里有“能人“时，……合作化是正确的选择。
第二例
以“摸石头是否正确策略”为例。对于“摸石头”的策略，一些人坚定地肯定，任何事实都不会动摇这些人肯定“摸石头”策略的看法，如吴稼祥等。另
一些人坚定地否定，任何事实也不会动摇这些人否定“摸石头”策略的看法。
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中国的GDP为2164.62亿美元，人均GDP为226美元。2011年中国的GDP为69884.70亿美元，人均5184美元。GDP 增长幅度和人均GDP增长幅度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事实或资料（D）。
仅仅根据这个事实和资料，并不能得出“摸石头是正确策略”的结论（C）。不仅不可能说服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也不足以说服许多不抱成见的旁观者。
为了从D得到C，还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B），例如：
1、建桥是不可能的；
2、造船是不可能的；
3、租船是不可能的；
4、不会迷失过河的目标；
5、GDP增长可以反映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等等。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必要条件（B）的单子。
只有当所有这些B都能够成立的时候，事实（D）才能成为支持结论（C）的理由（W）。仅仅靠D，不能构成W。
当D与B一道形成了W之后，在C被接受之前，还面临一系列例外（E）的反驳，例如：
1、一些工人、雇农、佃农在“老板”面前失去了劳动者的尊严；
2、摸石头的过程中，“过河”的目标已经迷失。邓小平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会议上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文选》，第3卷，第110页）；
3、“过河”并不仅仅意味GDP的增长，还包括共同富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4、目标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还包括蓝色的天空，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安全健康的儿童成长环境；
……等等。
我们同样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例外（E）的单子。
理由（W）可以经受住一些E的反驳。对于经受不住的E，需要对结论（C）进行限定（Q）。这些限定可能包括：
1、在不考虑劳动者尊严的情况下
2、在不迷失目标的情况下；
2、在将GDP作为单一追求目标的情况下；
3、在不把“共同富裕”作为“过河”目标的情况下；
4、在不考虑生态环境的情况下；
……等等。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受到限定（Q）的结论（C）：在不考虑劳动者尊严的情况下，在不迷失目标的情况下，在将GDP作为单一目标的情况下，在不把“共同富裕”作为“过河”目标的情况下，在不考虑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在不考虑食
品安全的情况下，“摸石头”是正确的策略。
第三例
以“猫论”为例。对于“猫论”，一些人坚定地肯定，任何事实都不会动摇这些人肯定“猫论”的看法，如吴稼祥等。另一些人坚定地否定，任何事实也不会动摇这些人否定“猫论”的看法。
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中国的GDP为2164.62亿美元，人均GDP为226美元。2011年中国的GDP为69884.70亿美元，人均5184美元。GDP 增长幅度和人均GDP增长幅度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事实或资料（D）。
仅仅根据这个事实和资料，并不能得出“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结论（C）。不仅不可能说服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也不足以说服许多不抱成见的旁观者。
为了从D得到C，还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B），例如：
1、养猫的主要原因是抓耗子；
2、耗子就是GDP；
3、共同富裕不是耗子；
4、生态保护不是耗子；
5、食品安全不是耗子；
6、儿童健康不是耗子；
……等等。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必要条件（B）的单子。
只有当所有这些B都能够成立的时候，事实（D）才能成为支持结论（C）的理由（W）。仅仅靠D，不能构成W。
当D与B一道形成了W之后，在C被接受之前，还面临一系列例外（E）的反驳，例如：
1、一些居住在高层公寓没有“抓耗子”需要的家庭也在养猫；
2、猫市上猫的价格有高有低，价格并不是按照抓耗子的本领来确定的。
3、一些人出于情感的需要养猫；
4、一些人出于审美的需要养猫；
5、即使一些被虐对象不善于抓耗子，许多人也反感虐猫行为；
……等等。
我们同样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例外（E）的单子。
理由（W）可以经受住一些E的反驳。对于经受不住的E，需要对结论（C）进行限定（Q）。这些限定可能包括：
1、在抓耗子是养猫的唯一原因时；
2、在“抓耗子”是猫的唯一评价标准时；
3、在不把共同富裕作为“耗子”时；
4、在不把生态保护作为“耗子”时；
5、在不把食品安全作为“耗子”时；
6、在不把儿童健康作为耗子时；
……等等。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受到限定（Q）的结论（C）：在抓耗子是养猫的唯一原因时，在“抓耗子”是猫的唯一评价标准时，在不把共同富裕作为“耗子”时，在不把生态保护作为“耗子”时，在不把食品安全作为“耗子”时，在不把儿童健康作为耗子时，“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是成立的。